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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 这个群体，每年“消失”5万人 [打印本页]

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2-3-14 18:33
标题: 这个群体，每年“消失”5万人
在广阔的农村地区，村医这一群体正在逐渐流失。
很长时间以来，村医都在农村医疗救治的第一线，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然而，这种作用正逐渐被削弱。据国家卫健委披露的数据，近年来，中国的村医群体正以每年5万人左右的数量不断缩减。
“近些年，村医流失严重，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待遇不好。”河南省某乡村村医陈晖（化名）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早在1993年，陈晖就成了当地的一名村医，至今他仍是这个村子唯一的医生。近30年的村医职业经历，让他感触最深的变化是，村医越来越难了。“本身待遇就不高，‘半医半农'的身份也很尴尬，还要承担一定的安全风险，因此人员‘断层'很严重。”
村医的相关问题一直是历届两会的热议话题，今年也不例外。中国新闻周刊注意到，两会期间，已有不少人大代表和政协委员对此发声，纷纷呼吁完善村医的补贴机制、解决村医养老难题、健全村医在职培训机制等。
“过去的村医大多是‘子承父业'，很多是祖祖辈辈都从事这份职业。”陈晖说，现在他认识的同行里，基本没有这种情况，年轻人都转行了。很多村子仅有1-2名村医，大都以四五十岁甚至更高龄的人群为主，二三十岁的村医很少。在离他不远的一个将近5万人口的小镇上，下面有19个行政村，共有二十多名村医，其中仅3-4名在40岁以下。
2021年7月13日，国家卫健委发布的《2020年我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2020年底，全国50.9万个行政村共设60.9万个村卫生室，相较上一年减少了7000个，相较3年前（2016年）则整整减少了3万个；平均每个村子卫生室人员数不足3人。
据中国新闻周刊不完全统计，2016年至2020年期间，乡村医生的数量持续下滑，这5年时间，从2016年的93.3万人下滑至2020年的74.7万人，减少18.6万人，其中2018年相较上一年大幅减少5.6万人，创下近几年的下降峰值。
全国人大代表、好医生药业集团董事长耿福能曾对村医人数锐减做过调研。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医老龄化现象较为普遍，40岁以上的乡村医生占了大多数，还有不少60岁以上的，每年都有村医因年龄原因退出工作；此外，由于待遇低、无编制、养老退休缺乏保障，使得一些年富力强的村医流失。
现在的村医大多以公卫服务为主，给村民看病只是工作的一小部分。整理门诊病例和药品记录、健康宣教、各种慢性疾病管理、每个月对贫困户进行家访（测量血压、血糖等指标）……这些也都在村医的工作范围之内。做了这么多年村医，陈晖基本上是24小时连轴转，无论多晚，只要有人来看病，都要及时接诊。
与此同时，村医工作强度大且考核要求高，基本没有抗医疗风险的能力，加上社会上普遍认为村医无前途，年轻的大中专医学院校毕业生不愿意进入村卫生室工作。
据报道，2020年5月18日，甘肃省卫健委在官网公示了一份2015年至2019年期间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的违约名单。在这份名单中，5年间共有251名农村订单定向医学生违约，占总违约人数65%。
河南省通许县、黑龙江省依兰县等地都曾曝出过村医集体辞职事件。2019年，河南朱砂镇36名村医因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贴迟迟未能发放，发出一封集体辞职信，这次“集体辞职”几乎涉及了朱砂镇下辖的所有村，该事件一度引发广泛的舆论关注和媒体报道。其实扩大范围来看，在村医每年平均5万人的流失数量背后，这只是一个缩影。
在医改以前，村卫生室的药品采购由村医自己做主，根据村里患者的使用情况，采购药品的范围广、品种多，医生的主要经济来源除了服务费，药品差价获得收入是村医的主要经济来源。
在国家基本药物制度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均等化政策推行后，村卫生室只能使用国家基本药物，村医因为在医疗体系中级别低，只能开少量的简单用药，无法再靠药品加成作为收入来源。
而这直接影响的就是村医的“钱袋子”。
目前村医收入主要来自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资金补助、药品零差价销售后的基本药品补助、村卫生室建设补助等。数据显示，大部分村医的年收入在2万元左右，还有部分村医月收入仅有400元，一年不到5000元。很多地方的村医没有基本工资或定额补助，只能依靠公卫经费、基药补助、诊疗费和务农来维持生计。
陈晖每个月收到的补贴费用会根据治病的人数有所变化，并不固定。“因为这些补助费用不足以支撑家庭生活开支，很多村医都是‘半医半农'，家里种了几亩地，出不了门，也就一直做下去了。刚毕业的年轻人不一定能养活得了一家人，这就导致更多的年轻人踏出这个行业。”他说。
“以前大部分的村医是赚钱的，如今全国大约60%的村医都达不到‘有钱可赚，有饭可吃'的水平，形势非常严峻。”医药专家史立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实行零差价售药后，村医的收入骤降，各项补贴也不能及时发放到位，两三个月、1年甚至2年拿不到工资，并不是新鲜事。
严格执行基药目录，也催生了另一个问题——很多地方出现“少药”现象。耿福能在调研中发现，基药药品数量少、质量参差不齐、药品价格异常变动导致村医用药过于局限，很多村医的设备还局限于听诊器、血压计、体温计这“老三样”，往往导致误诊漏诊。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乡村医生执业存在专业能力欠缺、基本医疗设施配备缺失等在内的多个问题。2013年出台的《关于进一步完善乡村医生养老政策提高乡村医生待遇的通知》中明确提出，严格医生依法进行乡村医生的准入管理，乡村医生必须具备执业证书或执业（助理）医师证书，并在卫生行政部门注册获得相关执业许可。
这意味着，如果村医不考证将会被淘汰。陈晖说，他认识的一名60多岁村医仍在学习，准备参加乡村全科医师考试。像他这样早在1992年就拿到乡村医师证的一批人，也需要重新统一考试。
“提升村医的专业技术能力非常必要。”史立臣说，目前村医整体的诊疗能力十分有限，对于医疗行业的前沿动态和重大医疗技术，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不了解。遇到一些重大疾病，村医基本上是让病人直接到县级、市级医院诊治。
不过，培训也并不总是那么行之有效。一些村医表示，有的培训方为了应付差事而草率为之，临床实用技术少，对村医诊疗帮助不大，导致村医不愿意参加培训。
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具有执业（助理）医师资格者占比仅26.4%，在西部仅19.5%，许多偏远贫困地区很少有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村医。耿福能在调研中发现，乡村医生队伍广泛存在学历较低，专业知识技能水平较低、技能配置不能满足临床所需的情况。
“因为受限于地域差异和医疗资源等客观因素，村医更多的是在一些常见病上发挥力量，例如指导高血压患者用药、肠炎、腹泻、腰腿疼痛等。”陈晖说。
今年50多岁的陈晖到65岁才能退休，退休后每月可以领取300元（国家最低生活标准）的补贴费用，一年下来才3600元。这对于需要养家糊口的村医来说，可以说是杯水车薪。
“现在需要让大批的村医先活下去，但现状是在很多农村地区，连最基本的补贴工资都保证不了。”史立臣说。
2020年，史立臣曾与一名西北地区的村医交流，这名村医当时表示，不奢望能保证每个月的工资，1年的工资到头来能发下来就不错了，养活一家人都费劲。后来这名村医从村医群体中退出，自己开了私人诊所。“这种情况并非个例。
去年11月10日，中国医科大学人文社科学院的吴华章等人发布过一项《我国乡村医生流失现状研究》的研究。这项对全国6省（江苏、福建、吉林、江西、陕西、云南）12县的村医队伍现状进行调研，每个省按经济发展水平高低选取2个县，一共调查了12个县。
在2554名在岗村医中，有离职意愿的共计1541人，占比60.3%，收入满意度是影响其离职意愿的重要因素。收入低、医患关系紧张、工作强度大则是导致离职的主要原因。另外，调查地区近5年村医流失499人，流失率为10.7%，且流出的村医中超过60%的人有初级及以上职称。
“政府村医管理政策体系的不完善是村医流失的根本原因。”研究人员指出，村卫生室既不能成为具有独立法人资格的卫生事业单位，也不能简单划为个体户。村卫生室下面的村医虽然负责整个村的医疗卫生服务，但政策上仍将其置于体制外，对其的劳务补偿也采用“补助”而非“工资”的形式发放，医保、养老等保障也由于无单位挂靠只能参照普通农民身份参保。这些都是导致村医对其待遇不满进而辞职的原因。
“政府应逐步将村医纳入体制内管理，多措并举切实提高村医收入。”该研究团队建议。
“如果村医的问题得不到有效保障和解决，直接伤害的将是整个农业人口的医疗保障问题。”在史立臣看来，中国基层医疗的“底盘”非常大，远超城市三甲医院的体量。从这个层面看，村医的存在对基层医疗的意义和价值很大。
史立臣认为，应该进一步明确村医的工作是什么，很多形式性的事务不应该被列为其工作事项，例如去各家各户一一登记填表等，这耗费了他们大量的有效时间。他建议，国家或地方医保局可以统筹整个村医群体的收入状态，统一发工资，让这些村医自负盈亏。此外，可以考虑逐步取消对基药目录和药品零差价的限制，这样才有利于盘活整个乡村医疗。
耿福能也呼吁，国家相关部门应明确乡村医生身份，让村医走出“半医半农”的尴尬境地；将取得执业（助理）医师资格的乡村医生纳入乡镇卫生院编制统一管理。提高村医基本工资待遇，从而吸引医学院校的毕业生进入村卫生室工作，为农村基层卫生事业注入新鲜血液，牢固农村基层卫生网“网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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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天涯过客 时间: 2022-3-14 18:39
“伯，你看我婆（方言，指奶奶）的手咋了，能给包扎下不？”
两个年轻人带着一位手受伤的奶奶走进诊所，章耀庆熟练地取出消毒用品，3分钟内就完成了消毒与包扎。结账时，章耀庆收取了1元钱。
“这包扎的材料费用不算吗？”年轻人问道。
“都乡里乡亲的，没多少钱。”章耀庆答。
章耀庆是陕西省某个行政村的村医，今年马上65岁。从15岁进入大队卫生室挣工分，到20世纪80年代包产到户的单干，再到本世纪初成为村上推举的乡村医生，章耀庆已经在村医这个岗位上做了整整50年。
在以半个世纪为计算单位的跨度中，以章耀庆为代表的一批乡村医生，几乎见证了农村医疗卫生事业翻天覆地的变化：从“赤脚医生”“卫生院”“乡村医生”等称谓的改变；到九十年代疫苗冷链的使用，让曾一度在农村地区盛行的天花、麻疹、小儿麻痹等传染病几乎灭绝；再到农村合作医疗的开展，让看不起病、因病返贫的人大大减少……
乡村医疗的振兴是乡村振兴的重点之一。随着我国医疗卫生水平的提高，乡村医疗条件也在逐渐改善。作为农村地区公共卫生服务的“网底”，乡村医生是中国医疗服务队最基础的一部分，被视作中国广阔农村地区亿万乡村居民健康的“守门人”。在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中，乡村医生作为农村防疫的中坚力量，其重要性更加凸显。
但与此同时，乡村医生流失加速也是不争的事实。根据国家卫健委公布的全国卫生健康事业发展统计公报，从2016年起至今，全国乡村医生数量分别为93.9万、90.1万、84.5万、79.2万，到2020年底下滑至74.7万。乡村医生正以平均每年近5万人的速度流失。
以章耀庆所在的乡镇为例，该镇目前在职的乡村医生仅有22人，最年轻的也已经40岁。眼见章耀庆快要退休，村卫生室至今还没找到接任的人。
章耀庆对时代财经感慨道，村里的娃娃越来越少，高龄老人越来越多。年轻人都在外务工，曾经卫生室里要忙到中午才可能吃上早饭，现在三五天才来一两位病人。
从国家到地方，近年来，与乡村医生相关的政策越来越完善，但具体执行的效果参差不齐。整体来看，如今的乡村医疗机构服务仍存在医生普遍老龄化、人才队伍青黄不接、待遇不稳定、大部分乡村医生诊疗水平有限等短板。
“目前，社会上对乡村医生这份职业的认知还不够全面，从业环境相对比较艰苦，还要能耐得住一定的寂寞，对年轻人的吸引力不够强。”陕西省宝鸡市卫生健康委员会分管基层卫生工作的相关人士告诉时代财经，要加强村医队伍建设，还需要国家和各级政府出台更加优惠的政策。比如制定符合岗位实际的聘用条件、优化聘用机制、提高村医待遇、建立人才激励机制和解决村医养老保障等。
在他看来，村医队伍很不容易，这个岗位确实很重要，尤其对于保障农村人群的健康来说，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我们也在尝试做更多的工作，希望能够随着国家出台更好的政策，并通过我们的不断努力，逐步解决当前存在的这些问题，为乡村医生发挥作用提供更加良好的工作环境，能给咱们的乡村群众提供更好的医疗健康服务。”该人士说。
早上八点，是村卫生室的开门时间。章耀庆早早打开大门，拿出听诊器和测压仪，要对村里有高血压、糖尿病等贫困户，做一遍巡诊工作。
章耀庆所在的村庄，位于省道边上，周边都是山。从省会出发，向西北行驶200余公里，才能到达。在这个人口将近1500人的村落，乡邻间多少都有些沾亲带故。时光流逝，章耀庆的称呼在村民口中，也从“小张”“张哥”，变成了“张伯”“大爷”。
山沟沟里的农民，不如平原或沿海地区的富裕。章耀庆记得20世纪70年代初刚加入卫生室时，很多药都是按片卖，“一包药也就几分钱”。可即便如此，当时还是有很多人付不起药钱，赊账的本上，密密麻麻记了一串。
随着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与农村合作医疗的普及，看不起病或者赊账的人越来越少。以往不舍得花钱看病的村民，变得越来越“惜命”。章耀庆最大的感受是村民对生病吃药这事越来越重视，“尤其巡诊一些老年人家，谁家能没有个大药袋？”
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是章耀庆近些年在农村地区接触到的排名前三的慢性病。“人们吃得好了，运动少了，‘富贵病'也就多咧。”章耀庆对时代财经说。
相对应的，以前农村常见的流行病，譬如麻疹、天花、白喉、小儿麻痹等，则随着疫苗冷链的普及，从多发到逐渐消失不见。
疫苗分为活性疫苗和灭活疫苗，常见的活性疫苗有水痘疫苗、甲肝疫苗、麻疹疫苗、脊髓灰质炎疫苗等。20世纪七八十年代，章耀庆经常会给儿童接种这些疫苗，有些孩子打了好多次，但效果甚微。流行病时不时地出现，因卫生或观念等因素，在村中传播得更为猖獗。
直到疫苗冷链的投入使用，章耀庆和他的村医同事们发现，疫苗起到的作用变得特别明显。20世纪末那几年，麻疹、乙脑、小儿麻痹等病症在村里几乎不见。其中，麻疹引发的小儿肺炎一度是村里的“儿童杀手”，但现在，章耀庆已有20余年没跟这个“恶魔”见面了。
以前农村常见的流行病，譬如麻疹、天花、白喉、小儿麻痹等，则随着疫苗冷链的普及，从多发到逐渐消失不见。图片来源：受访者提供
章耀庆所在的村庄位于山下，村民居住较为集中。比章耀庆年长8岁的王海国曾是山上另一个村的村医，村民多为独立门户，居住比较分散。
王海国对时代财经回忆道，自己年轻时出诊，从家中走到卫生室要好几公里。有村民叫他出诊时，隔着山沟喊几声，听到声响的王海国便背上医包急忙出诊去。
有深更半夜敲门叫看病的，也有需要走上十几公里山路的，这些经历对村医们来说，是不值一提的家常便饭。
目前，乡村医生队伍里80%以上都是本村村民，长期和村民们生活在同一片土地上，让他们更了解各家各户的实际情况。这也是老村医们不可取代的优势。
“乡村医生是农村群众健康的‘守门人'。”上述宝鸡市卫健委分管基层卫生工作的相关人士对时代财经说，“近年来，我们大力加强基层卫生健康工作和乡村医生队伍建设，全市广大乡村医生通过为群众提供基本医疗和基本公共卫生服务，解决了群众常见病、多发病的初诊治疗和慢病管理及预防保健问题，做到了‘小病不出村、健康有人管'，真正为农民群众筑起了一道预防疾病保障健康的防线。”
他表示，特别是在疫情防控中，乡村医生更有“消息树”的功能，起到了早发现早报告的作用，为疫情防控筑牢了广泛的基础防线。
2012年，原国家卫计委制定印发乡、村两级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分工方案。要求将40%左右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任务交由乡村医生承担，考核后按其实际工作量将相应的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拨付给乡村医生。
随着村卫生室公共服务职能的增加，督促60岁以上的村民体检，也属于14项公卫记录的工作职能。是否能将人数全部叫齐去体检，成为考核村医的指标之一。
要改变村民们固有的生活习惯，难度颇大。
提起催促老人们去做体检，章耀庆叹了口气，他告诉时代财经，农村老人们的思想观念特别难改变，“他们觉得体检查不出病，也不发几粒药，干嘛还要浪费时间去做这种免费体检”。
面对村民们的不解，章耀庆耐心劝导，时不时会做些健康教育的宣传，提醒村民关注健康。再遇到催促村民做体检的工作时，他依旧不厌其烦地挨家挨户上门做动员。
村里有户姓郭的人家，被叫去做体检时还在务工。可能是章耀庆平日的健康宣传起了作用，这位村民第二天就去了卫生院，随后被查出患有白血病。因为诊治及时，这位村民原本会被耽误而不可挽救的病情，也因此被控制下来。
除了要承担更多公共服务职能，村医的专业素养也面临更高的要求。2011年《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指导意见》曾要求，县级每年对村医开展免费培训2次，累积培训时间不少于2周，每年培训200学时。2013年，国务院出台政策严格乡村医生准入，按照规定新村医应当具备执业医师或执业助理医师资格，并定期开展考核，考核结果作为乡村医生执业注册和财政补助的主要依据。
多年的看病经验，加上相关培训次数的增加，章耀庆的诊断水平获得了上级医院专业医生的认可。
多年前的某个冬夜里，一位母亲趿着拖鞋穿着单衣，抱着高烧不退的孩子冲到章耀庆的卫生室求助，当时，孩子的身体已经出现抽搐。原本已经睡下的全家，都起来给章耀庆帮忙。在打了肌肉针、做了针灸后，终于等到了从市区来的救护车。
章耀庆记得，救护车来后，他将提前写下所用药品与救助措施的记录交给护士，又跟着一块到了市区医院，陪着家属熬了一夜。
接诊医生在了解处理措施后，当面夸赞章耀庆用药正确、处理得当。“幸好有你稳住病情，提前挂了液体，不然这个娃娃根本撑不到我们市区医院来。”
因为及时得到妥善的诊断救治，那位高烧的孩子没留下任何后遗症，回村后活蹦乱跳，现在已经是一名大学生。
这是令章耀庆觉得特别有成就感的事情。也正是这样职业生涯中的高光时刻，支撑着他在村医岗位上辛勤坚守与不断精进业务水平。章耀庆对时代财经说：“现在看到那个娃娃健健康康长这么大，就觉得在村医岗位一辈子，值得！”
随着移民搬迁和进城务工的人数增多，农村人口逐渐流失。村民少了，村医也后继乏人，“谁来接班”问题突出。
据国家卫健委数据，截至2018年底，从年龄结构看，45岁以上村医超过63%，55岁以上村医超过32%，34岁以下年龄村医仅占6.9%。
“老得走不动的，病得不能挪的，就都留了下来。”王海国对时代财经说。他曾经所在的村庄，与附近人数多些的另一个村合二为一。年纪大了的他选择退休，村上推举他考过资格证的儿子接了村医这个班。
与王海国同样由子女继承衣钵的，还有邻村的村医周鹏。他的女儿在经年累月的帮忙中，耳濡目染学习到不少医疗知识，在考下乡村医生职业证后，接棒父亲成为一名守在“健康扶贫”第一线的村医。
在这行里，有不少是因为祖辈在村中行医，承下家学渊源。但也有些例外，村医队伍中较年轻的胡小军，年轻时学过医，后外出打工。在2009年村中实在没人能接任村医时，村干部三番五请把他叫了回来。这一干，也马上有十来年。
村医补贴并不高，满打满算，一年下来也就两三万元。与在外务工的同龄人相比，胡小军的收入差得相当远。
“哪有村医不种地啊？”胡小军笑着对时代财经说。为了补贴家用，现在家中不仅种了地，他还兼任着村委会的一些事务。时不时就有电话找他，手机铃声响个不断。
全国政协委员、农工党宁夏区委会主委戴秀英在调研中发现，各地村医年平均年收人大多仅2万~3万元，远低于当地社会平均收入。在她对宁夏地区南部山区部分村庄的问卷调研中，大部分村医对收入并不满意。很多地方的村医都没有基本工资或定额补助，只能依靠公卫经费、基药补助、诊疗费和务农来维持生计。
日前，国家卫健委发布文件将基本药品补助人均补助标准由8元提高至10元，将2021年人均基本公共卫生服务经费补助标准提高到79元。
据了解，胡小军所在的乡镇，做建筑小工的日薪是180元/天，若是会些技能的大工，收入更可达到300元/天。村医平均每月1600~2500多元的收入，比起打零工的人，都少了一大截。
对于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里的“章耀庆们”来说，即便待遇不算高，但马马虎虎，一辈子已经这样过下来。但对于在外读过书、看过外面的世界的年轻人来说，这种待遇的吸引力显然不高。
吸引年轻人加入村医队伍难的问题，不仅是章耀庆和王海国等所在村庄面临的状况，西北西南地区甚至整个中国，都面临着相同的困难。
今年全国两会期间，有关提高待遇、村医入编等声音，也出现在多项提案议案中。
全国人大代表耿福能在建议中指出，解决编制问题，完善乡村医生的退出机制，提高基本工资待遇，要建立工资随工龄同步增长机制，解决乡村医生养老待遇保障问题。
贵州省黔西南州人大代表、普安县龙吟镇中心卫生院院长龙兴林也提出了相似的意见，他表示，待遇低、保障机制不健全，导致村级医疗人才缺失和在职村医辞职现象。建议州级每年拿出一定的编制，对优秀的村医实行定向招录，让扎根基层的医技人才有奔头、有盼头。
戴秀英则在接受媒体采访时指出，年轻人普遍不愿待在农村艰苦的环境，或者很难长期留驻岗位，吸引年轻人来当村医“不现实”，并非解决问题的长效机制，当务之急还是解决现有村医的养老等各项问题。
她建议，首先要完善村医的补贴机制。各地要落实《国务院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乡村医生队伍建设的实施意见》要求，真正确保各项补贴实实在在地发放到村医手中。其次解决各类村医养老难题。一方面推进有执业医师资格的村医按规定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另一方面对于年满60周岁的乡村医生，进一步提高她们的养老待遇，并逐步建立乡村医生退出机制。而对于已退休的村医，建议将固定养老补助和年限补助相结合，不仅保障所有退出村医都有领取补助的资格，还要让那些工作年限更高的村医获得更多补助。
对于村医队伍的未来，章耀庆觉得会越来越好。作为政策受益者，随着村医在“两会”中出现频次的增加与关注度的提高，2015年起，他的收入中增加了基本医疗服务补助1万元，还有基本公共服务卫生项目的补助。金额根据服务村落的人口数与考核来算，一年也有小一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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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俱往矣 时间: 2022-3-14 20:22
标题: 回复楼主天涯过客
村医就是当年的赤脚医生吧？
本帖来自微秘

作者: 倒数第一 时间: 2022-3-15 10:42
楼主这个有一点标题党，什么这个群体每年消失多少万人你这扯淡，很多的那个乡村医生最后转正了，比如我们这里的有好几个村里的医生后来变成卫生院的了按照这个说法是不是村医又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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