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如镜…蒋介石为何失去大陆（一）

暗中保护你

楼主 暗中保护你说：

1945年9月3日，蒋介石为纪念抗战胜利而巡视重庆市街，在当日的日记中，他这样写道：“沿途民众其发乎内心之一种情绪，对余所表示敬慕爱戴之精神，狂欢热烈，实非笔墨所能形容。”得意之情可谓跃然纸上。
然而，不过短短四年后，曾经踌躇满志的蒋介石在1949年11月28日即将撤离重庆前夕，却在日记中写道：“时至今日，由余养育完成之党国，而由余之手毁灭之，此情此景将何以堪？”
这两段同样出自蒋介石自己的记叙的文字，犹如电影镜头的快速切换，将一个曾经志得意满的国民政府领袖变幻成一个落寞悲凉的老人。对比之强烈颇具戏剧效果。
那么，在这两个镜头切换的中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这个问题虽历经数十年却一直被后人反复追问：国民党为什么在短短4年内就失去了中国？
国共内战的重重迷雾
研究三年内战书籍可谓汗牛充栋，但绝大多数观点都很难令人信服，因为其所列举的各种导致国民党败退的原因，几乎都可以在历史上找到反例。
“腐败论”与“内斗论”。
这是主流说法，实际上，历史上有比国民党政权更腐败的政权却并没有因此而跨台。中国的各个封建王朝哪个不腐败甚于当时的国民政府? 历史上有很多腐败的王朝却能坚持很长的时间。
最典型的是南明政权，腐败与内斗程度远远超过国民党政府，但是在满清的军事压力下还是坚持了几十年。也有人提出，国民党腐败再加上有中共这样的一样异己强大的反政府武装来挑战，跨台就是必然。
这有一定的道理，但历史不是这么简单。晚清同样腐败，也面临比当时的中共武装力量强大得不相上下的太平天国的挑战，为什么没有倒掉？国民党在仅仅3年多时间里就败得如此快如此彻底，实在是一个历史之谜。
“民心向背论”。
诚然，解放军在战争中得到广大人民的拥护，这让解放军作战时可以获得更好的后勤支持，更多的战场的情报——这对战争的胜利是有利因素，但是绝对不是决定性的因素。
因为，如果民心向背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那么，世界史上就不会有侵略战争。
“经济崩溃论”。
有一个观点很有市场。国民党政府为了弥补内战产生的巨额军费，大肆印钞，结果恶性通货膨胀不可抑制导致经济崩溃。
这个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是同样让人困惑——战争对双方都是对等的，如果战争对国民党政府要产生巨额军费，那么对中共也同样是吞金兽。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经济实力与潜力都要远超过中共，战争还基本是在解放区展开，对解放区经济的破坏要远超过相对稳定的国统区。这么有利的条件下为什么拼消耗的结果反而是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先崩溃？
国民党败得如此之快，甚至超过了毛泽东的估计。
在国军全面进攻阶段，看到华东苏北战场上中共粟裕部对国军连战皆捷，尤其是苏中七战七捷，让毛乐观估计，如果每月消灭国军5、6个旅，那么大概需要5年时间中共就会赢得全国政权。
在重点进攻阶段，国民党制定的三大战略目标，政治中心延安、军事根据地沂蒙山、关内后方的交通补给根据地胶东解放区被国军攻占，可以说国民党达到其内战军事胜利的顶点。
那个时候毛泽东等中共高层在胡宗南压力下在陕北的山沟里甚至找不到一处安全的宿营地，刘邓为了让在陕北的中共高层摆脱胡宗南的军事压力，千里跃进大别山，与华中白崇禧军事集团的外线作战，但却非常不顺利，中野12万人挺进中原，到1948年3月出大别山时，还不到7万，几乎损失过半。国民党占领胶东解放区的时候，毛估计胜利可能需要10多年的时间，甚至有了再不济就上山打游击的念头。
而仅仅1年后，三大战役一系列胜利，毛就估计推翻国民党政权大概只需要1年的时间了。
这个过程可以看出，即使是一线与国民党拼命厮杀的中共高层，在大部分时间里也没预计到国民党政权会如此迅速的崩溃。
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国民党迅速失掉了大陆？
本文将从经济的角度来研讨这段不可思议的历史——什么是不做死就不会死。
宋子文
谈国民党政府内战经济，接受过全套美式教育，哈弗大学经济学硕士毕业并且获得哥伦比亚大学博士学位的宋子文先生就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此公1944年担任行政院长，1947年因为严重的经济危机以及黄金风潮而下台。此间风风雨雨，不仅是宋氏政治生涯由盛而衰的历史，更勾画出国民党政府经济由高峰而急速向下坠落的轨迹。
经济的快速崩溃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决定性因素，宋国舅也堪称国民党政府失败的第一罪人。
这里多罗嗦一句。美国在与满清签订《辛丑条约》后，将条约中的部分赔款支助中国教育包括对赴美留学生给与补助。这是被高晓松长期吹嘘作为美国对中国好的证据。
这其实是美国对华文化渗透战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培养中国精英阶层对美的好感，甚至培养一批亲美派是美国既定的战略。
不要小看这个战略的威力，这位宋子文先生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产生的一个接受美国全套教育与理念的亲美派代表，下面我们将看到，这位亲美派执政后美国佬将捞到多大的利益。
1945年6月25日，宋子文在重庆宣誓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此公上台就“出手不凡”，直接向民间掠夺黄金。
抗战时国民党政府向民间推行了一项“法币折合黄金存款”业务，这项存款是用法币按照中央银行黄金牌价折合存入，到期可取得黄金。
当时推行这项存款对收缩流动性、控制通货膨胀发挥了重要作用，因为黄金在乱世的保值功能强，老百姓纷纷将闲钱存入银行指望到期能获得黄金。据统计，该项存款达到624亿法币。到了45年6月，这项存款大部分即将到期，该国民党政府给老百姓兑现黄金了。
宋子文却出台了“黄金购户四成捐献办法”的法令，以抗战为名勒令购买黄金客户以及“法币折合黄金存款”客户将其应兑现黄金一律扣减4成作为捐献！此法令截止到1946年，共从民间掠夺黄金达到820468两。
这尼玛什么政府法令？！！
见过无耻的，但还没见过这样无耻的！
捐献基本前提是靠民众自愿，有这样直接在民众存款中直接扣除的吗?还是扣除4成！这与赤裸裸的抢劫有什么区别？这么一个混账法令出台让外界怎么看到你国民党政府的公信力与形象？
宋子文先生干的混账事还远不止这项，后面做的一件比一件混账，一件比一件匪夷所思。
话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政府颇有些家底。1945年底，国民党政府中央银行的外汇黄金储备达到历史最高峰；折合美金达到85805万美金（其中黄金约568万盎司），另外，接收日伪资产也让国民党政府发了大财，这个数字后世估计大致在4亿——8亿美金。
如此雄厚的家底是国民党政府下决心军事剿共最大的依仗，蒋介石在纪念国父演说中就公然宣称；“本党的力量比起二十几年前，已经大过好几十倍，”后又在六届二中全会上表示：“目前财政足以支撑军事作战两年有余。”
46年6月，内战爆发，国民党政府发动全面进攻。仅仅打了半年，虽然军事上节节胜利，但是后方经济危机爆发，国军被迫由全面进攻转为重点进攻——必须强调的是，过去历史中往往一边倒的认为国民党军事战略的调整是因为全面进攻中部队损失过大。
诚然全面进攻中国民党损失100多万军队，但是只要军费有保障，人员的损失很容易补充。1946年6月国军正规军86个军（师），248个师（旅），总兵力约200万人，直到1947年12月,国民党军(正规军)依然保持着104个整编师(军)279个旅的编制,总兵力还是198万人，军力并没有下降（被歼灭的大都是地方杂牌部队，核心5大主力以及次5大主力基本保持完整）。
但是财政危机让军费不得不大幅度削减，于是前线军事策略只得随着经济坠落的轨迹节节调整——由重点进攻到全面防御，到重点防御。48年7月金圆券币制改革失败，国民党政府财政崩溃，解放军立刻在军事上总摊牌——三大战役后，国民党政权已经无力回天。
下面，让我们来看看，这个号称经济专家、理财能手的宋子文先生如何在短短两年内将国民党政府十几亿美金的家底折腾得精光的！
匪夷所思的币值汇率

抗战胜利，经济上面临主要任务除了接收日伪资产，就是恢复全国的经济次序。
这里就有一个统一货币的问题。国统区使用法币，而沦陷区使用中储券。中储券是伪币当然要废除，那么怎样确定法币与中储券的兑换比率呢？这个实际上市场已经有了结论——按照国统区与沦陷区物价比例计算，两者的比率大致是1：30——1：50。
如果参照这个比率再由官方确认一个合理的数值，沦陷区的经济次序很快就可以恢复——要知道，当时的沦陷区囊括了中国腹心最精华的部分，如果这个部分被国民党政府接收后能迅速恢复经济次序，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将大为提升。
但是！国民党行政院与财政部官员们却偏偏要折腾！1945年9月27日，财政部公布法币与伪币兑换比率居然是1：200！
国统区民众特别是官员自然是欣喜若狂，而沦陷区民众则是晴天霹雳，因为一夜之间，大多数民众已经倾家破产！试想，假设97香港回归，中央政府突然出台法令，废除港币，人民币兑港币为1:4。估计不出3个月香港就成臭港，因为大陆人民没有谁会放过这个发财机会，很短的时间内香港除了垃圾什么都不会留下。
于是国统区官员、民众铺天盖地拥进沦陷区抢购物资——结果沦陷区经济一片混乱，物价一日三迁，让绝大多数沦陷区民众由对国民党政府的拥护立刻变成对国民党政府的极度憎恨!
以黄金为例，抗战胜利时昆明（国统区）的金价折合法币65000元1两，而到了南京（沦陷区），因为国民党财政部奇葩的汇率政策导致黄金价格才10000元1两！其他的物资包括棉纱、丝绸、煤炭、粮食……沦陷区的价格都只有云南、四川的四、五分之一。
这么严重不对称的物价，让所有人都对物价有了强烈上涨的预期。于是有钱有关系的大肆收购沦陷区物资炒作，没钱没关系的也拼命购买物资囤积。
结果，抗战刚刚胜利，沦陷区先就陷入混乱。
这么一个脑残政策出台，带来三个后果。
其一，沦陷区经济混乱，各种生产迟迟无法组织，更加剧了物资短缺，让大型城市不仅没有增加国民党政府的实力，反倒因为要给各种人员发放巨额补贴，成为财政的负担；
其二，人心丧尽！抗战胜利后，沦陷区人民是“想中央，盼中央，”结果呢？“中央来了更遭殃。”国民党行政院财政部用一个币值汇率政策就将所有沦陷区人民推到自己的对立面！
其三，因为币值差异，导致后方到沦陷区大肆抢购物资，加上沦陷区生产无法组织，物资短缺，使物价开始难以控制——好吧，国民党政府给自己生生弄出一个恶性通货膨胀！
本来抗战胜利，为国民党政府创造了一个良好的经济局面。以物价为例，因为沦陷区的接收，法币使用范围扩大，加上抗战胜利民众对未来物资短缺的心理得以消除，一度使全国特别是沦陷区物价急剧下降。
当时重庆物价指数10月较8月下降1/3，黄金价格为高峰时1/5，美元兑换价格也下降40%。而在沦陷区以上海为例，物价指数9月较8月下降36%，黄金与中储券的比价只达到高峰时1/6。
结果财政部法币与伪币1：200兑换比率政策一出，形势顿时逆转。
11月起，从沦陷区波及全国的物价重新上涨，12月全国物价已经恢复到8月水平，而在沦陷区情况更为严峻，以上海为例，11月物价较9月上涨达到1.87倍，涨幅超过抗战最严峻的时期！
哈佛大学经济系高才生、财经专家宋子文先生，生生为自己造了一个远比中共更可怕的对手：恶性通货膨胀。从此，这个对手就一直成为悬在国民党政府头上的的达摩克斯之剑。48年剑锋落下，国民党政府轰然倒地——所谓的三大战役的胜利不过是解放军在国民党政府倒地后再踏上了一只脚。
1948年，上海市民把一麻袋钞票放到人力车上
请看次条《历史入境——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二）》

暗中保护你

沙发 暗中保护你说：
历史如镜，蒋介石为何失去大陆(二))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滑向深渊：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接受过美式全套教育，对美国的自由经济很是向往的宋子文先生在抗战胜利主政后就迫不及待实行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正是这个恶政彻底断送了国民党政府的命运。  何为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  简单的说就是开放金融市场，将法币汇率与美元捆绑。同时开放上海黄金市场，无限制出售黄金来稳定币值。  另外就是向美国商品敞开国门——当时国民政府关税本来就很低，宋子文先生不但不想办法提高关税，或者设置非关税壁垒来保护民族产业，反而大幅度提高法币的汇率来迎合美国资本的需要，大量进口美国货——美其名曰让国产商品与美国商品公平竞争。  按：上面的手段大家看上去是不是很眼熟？没错，上面宋子文先生做的正是当下美国对华的诉求——开放金融市场，拆除关税与非关税壁垒，大量购买美国商品，让美国商品与国产商品“公平竞争”，这些诉求大多数中国政府都无法接受，所以，美帝就发动贸易战。  为什么中国政府不接受这些要求？公知们天天造谣说，开放金融、拆除关税壁垒会“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下面我们就来看看，70年前，宋氏这么干了后，当时的老百姓是否“过上了好日子”  我该怎么来评价这个金融开放的经济自由化政策呢？  话说历史上执政者不是没出过败家子，但国舅这样的败家子纵观古今中外只此一家！以中央大义名分加绝对权力，即使在经济领域也有无数货币工具、政策工具可以使用，国舅爷的办法偏偏是最笨最愚蠢的办法！  首先，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仅需要一个稳定的政治环境，而且还需要政府具有强大的干预经济的能力。很可惜，宋子文政府两者都不具备。  以宋氏地位不可能没有预见到国共必有一战。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大致是从1946年3月开始实施，标志性事件就是1946年2月25日，国防最高委员会通过《开放外汇市场案》，这个时间，国共内战已经一触即发。  既然战争迟早要爆发，那么实行金融开放以及经济自由化政策不是在鼓励民间踊跃投机吗？关于战争期间为什么投机市场会活跃，推荐大家看一本书茅盾的《子夜》。这本书形象的描绘了一个雄心勃勃希望在民族工业领域作一番事业的企业家如何一步步沉沦为金融市场的投机者。  战争必然带来物价波动，政府第一该做的是严厉打击投机而不是相反。战争本来就为投机创造了丰富的机会，如果投机可以获取暴利，那么谁愿意去老实巴交的生产？这么简单的道理国舅爷这个财经专家怎么不明白？？？  再看看国舅爷三大稳定物价的举措。  开放金融市场，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好吧，一旦法币贬值——不管是因为金融投机还是物资短缺，那么就只能政府买单，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美国商品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进口物资需要外汇，好吧，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开放上海黄金市场，以出售黄金来回笼货币——还是用国民党政府家底——外汇与黄金储备买单！  这个政策仅仅实行一年就带来严重的后果。  首先是金融投机盛行。  在一个物价飞涨的时代，任何人都希望找到可靠的渠道保护自己的财富。好吧，现在国民党政府给大家提供了一个最好的机会——买黄金。于是大量的资金狂潮般涌进上海。（与前段时间炒房潮有点类似，不同的是，中国政府用了各种手段来打击投机买房，而宋政府却放任自流）  有权有势的军政长官，更是动用关系大量抢购黄金。各地银行也纷纷抢做上海汇款，甚至有包机运送现款到上海抢购黄金。    上海抢购黄金风潮  比如当时徐州并非工商码头，而是军事重镇。但银行钱庄却纷纷到徐州开设分行，将军饷套出来做黄金投机生意。当时甚至有这样的奇观，中央银行由南京向北运输钞票（主要是军饷）的运钞专车，有时竟出现行至半途即调转车头原车南开的怪事（实际直接开往上海）。  黄金投机如此剧烈，宋子文当局竟无任何应对措施——比如控制银根等等——反倒以支持“生产”的名义下令中央银行发放所谓的“生产贷款”，而这些“生产贷款”绝大多数都落到权贵们开设的空头公司名下。  这些公司拿到贷款立刻就去抢购黄金。例如有工厂早晨从中央银行领取所谓“生产贷款”的巨额支票，来不及通过交换所兑换，就直接在市场上抢购中央银行抛出的黄金，因而中央银行抛售黄金的收款中，竟然发现自己当天上午所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这么危险的信号宋子文当局依然熟视无睹，继续自决堤防，大量发放生产贷款，据统计，在1947年仅春节前几天就发放650亿生产贷款！    当时各地流向上海资金高达6000亿加上上海2000亿游资——不算生产贷款，光是涌到上海投机黄金的资金就有8000亿。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与法币的挂牌价大致是4000元/条，那么简单的算术就可以计算出，要全部吃下这些游资要2亿条黄金，就算是一半也要1亿条，1条黄金按10克计算1亿条黄金就是2000万两，2亿条黄金就是4000万两，而国民党中央银行黄金储备最高时也没有超过1000万两。  宋国舅只要稍微做一下算术题就应该知道，手里那点黄金储备根本就无法平息汹涌的黄金投机潮。  但是，宋国舅不仅算术水平糟糕，还偏偏妄自尊大，目空一切。  宋子文在担任行政院长之初就放出狂言：“我们的政策，不一定将所有的黄金都脱售，但是无论如何，政府有力量在手，就是黄金一项， 也就可以控制金融。”  谁知道其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政策执行还不到1年，到1947年元月黄金价格已经有控制不住的趋势。    中央银行虽然每日抛售金条，但是黄金涨风不但不能平息，上涨幅度反而越来越大，涨风越来越凶。  最后上海库存黄金用完，更租用中航运输飞机，将重庆的库存金条也运来救急，但是在庞大的抢购黄金资金面前，运来的黄金如同杯水车薪无济于事。最后央行抛出的黄金越来越少——在1月30日这一天抛售的黄金还有19000条，而整个2月的上半个月，一共只抛售10900条。  央行捉襟见肘的情况已经很明显了，而嗅觉灵敏的黄金投机商们已经觉察到央行库存黄金快要见底的信息，特别是抢购黄金中发现重庆印钞厂的印记。于是市面恐慌，掀起抢购黄金的高潮。  2月15日，不见棺材不落泪的宋子文终于认输，宣布央行停止抛售黄金。顿时，上海黄金市场变成只有黑市，没有牌价。  于是民众集中抢购黄金与物资。没有黄金支撑的法币就是一张废纸！黄金一停售，物价立刻狂涨。  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568万盎司的黄金储备减少了331万盎司——大半家底没有了，物价也没控制住，成了双输的局面！  现在，我们来看看，宋子文先生第二个举措：钉住法币与美元的比价，向美国开放市场，刺激进口贸易，以进口物资以及出售接收日伪的物资供应市场。  这个举措简单的说就是高估法币币值+低关税来刺激进口。1946年3月4日南京正式开放外汇市场，把法币的对外汇率定为1美元兑换2020元法币， 中央银行奉命无限制买卖外汇！  以当时国内的物价上涨程度来说，法币的对外价值被严重高估。（美国佬还没要求，宋国舅就自己把法币汇率升上去了，真是美式教育的好学生啊，吐槽中国政府外汇管制政策的，看看下面不管制外汇的后果）  好吧，宋子文先生又创造了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空前壮举——全世界没有一个国家这么干过！因为高估本国货币币值+低关税来刺激进口会带来一个非常严重的后果，对本国生产企业将是致命的打击！  这个政策一出台，大量外国货（主要是美国货）潮水般涌进中国：从汽油到汽车，从电灯到电影，从面粉布匹到棉纱白糖，从口红丝袜到领带皮鞋，甚至铁钉和香烟都是USA制造！国内民营企业几乎无法生存，纷纷倒闭——大量民族企业倒闭的后果就是大量工人、职员失业，城市次序失控。老百姓连饭碗都丢了，还能“过上好日子吗”？  另一方面，自主产业纷纷倒闭，必然导致税收锐减，政府财政收支恶化。   财政收支恶化，教育费用锐减，大学生反饥饿反内战游行  当全民都开始使用美国货的时候，大家知道这是一个什么概念？美国货要用国家外汇来换，美国货盛行相当于老百姓吃穿用度都在用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这么干别说是民国，就是美国也扛不了几天啊！  按：以美元全球储备货币的地位的美国都受不了巨大的贸易赤字，都要向全世界大打贸易战，宋子文先生居然认为国民党政府可以这么干！  一边在疯狂支出外汇，而另一边外汇收入却基本停滞。  原因很简单，刺激进口贸易的政策一实行，出口因汇率高估，不敷成本，而处于完全停止状态，外汇有出无进，国际收支急剧恶化，外汇储备逐渐枯竭——1946年外贸入超猛增为47430万美金！好吧，将近5亿美元的外汇储备又没有了。  看到这样的局面，宋子文先生又慌了手脚，终于在1947年2月5日，颁布了“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即自2月16日起，对出口货物结汇时，对其出口价格给予百分之百的补助；对于进口货物，则依海关征税价格再征收百分之五的附加税。  但是对于机器、棉花、米麦、煤油等美国对华大宗出口商品，为了讨好美国，则免征附加税——现在才想起保护民族产业？晚了！  即使这样委曲求全，美国老爷依然不答应。  鼓励出口法令一出台，美国驻沪领事馆当即以书面通知国民党政府各轮船公司，明确提出国民党政府的出口津贴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以及美国海关税则有冲突，所以，领取国民党政府津贴的货物到达美国后将特别课税——也就是说，你国民政府对出口商品补贴多少，美国政府将加征多少。（看看，美国佬加征关税完全是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什么公平贸易借口全是扯淡）  当时中国进出口贸易完全被美国垄断，美国强硬的反对，宋子文这个鼓励出口的法令也就无疾而终。  出口打不开局面，进口却依然无法控制，虽然国民党政府大量出售了日伪资产来平衡收支，但是到1947年3月国民党政府外汇储备减少了45372万美金！  换句话说，国民党政府在抗战胜利时8.5亿美元的家底，被宋氏一年就亏空5亿多美元，剩余家底不到2亿！如果加上出售日伪资产、物资的收益，宋氏花掉的将达到7—8亿美金！要知道46年一年的军费也不过1亿多美金！  美军垫款案 宋氏败家行为，莫过于“美军垫款案”为甚。  1942年，为了支持国民党政府抗战，中美签订“中美互助协议”。该协议规定，美军驻华费用由国民党政府垫支，最后由美国买单。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只支付了2.5亿美元。  1946年8月，美国派人来华与宋协商垫支费用问题，宋竟然私自答应，将美国在太平洋各岛上的剩余物资作价抵偿这笔巨额费用。因此，国民党政府不仅没有得到应当得到的巨额美元外汇现款，反倒承受巨大的损失。  如前所述，截止到1944年，国民党政府共为美军垫支费用按照国民党政府官方汇率牌价折合25亿美元。而美国以法币价值高估为借口只认账2.5亿美元（美国大量出口中国物资时怎么不提法币高估？）。  国民党政府已经吃亏很大。可是，从1945年到1946年8月为止，国民党政府又为美军垫付1300亿法币，这时仅由美国声称价值8亿美元的实际上等于废品的剩余物资抵账，国民党政府反倒要为这些废品支付巨额美元外汇的运输费用。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宋氏在抗战胜利后主导的几大政策，通俗点讲，法币对伪币汇率政策就是说：“去抢沦陷区吧！”，金融自由化政策更神奇：“来抢国库吧！”，出口补贴政策美国大爷不答应，宋内阁忍气吞声也就罢了，“美军垫款案”白纸黑字板上钉钉的可以获得美元外汇的事情，偏偏宋国舅要倒贴运费收回来一堆破铜烂铁！  这就是这个经济专家、理财圣手在抗战胜利后1年内干的几件大事！多大的家当也经不起国舅爷如此折腾啊！  套一句很俗的话就是；国舅爷起了我军想起而未能起的作用；干了我军想干却未能干的事情！  最奇葩的是，宋氏花掉7—8亿美金居然还没能平衡国民党政府开支，稳定住物价，军费与政府开支是靠印钞票来维持。  45年8月，法币发行量不过5569亿元，到了47年2月，法币发行量已经达到48378亿元，货币超发已经突破8倍！货币超发自然引发物价飞涨。  8年抗战那么艰苦的时期，国统区物价指数不过超过法币发行倍数的22.5%，而战后一年则物价指数超过货币发行倍数111.5%。并且这一差距还在不断扩大，恶性通货膨胀已经无法抑制。  1945年9月100法币可以买2只鸡，1946年1月只能买2个鸡蛋，到了3月份就只能买两粒煤球了。内战还没爆发，法币已经开始已惊人速度贬值。这个原因除了经济政策严重失误没有第二个解释。  内战一爆发，军费开支巨大，加上错误的经济政策——两个因素一叠加，法币贬值速度更为惊人。  据《凄风苦雨中的民国经济》记载。100元法币在不同年代的购买力如下：  1937年 可买牛两头  1941年 可买猪一头  1945年 可买鱼一条  1946年 可买鸡蛋一个  1947年 可买油条1/5根  1948年 可买大米两粒  1949年 可买1粒米的千分之2.45  家底被亏掉大半，还带来经济危机。  正是后方的经济危机，蒋介石不得不在前线军事节节胜利的有利形势下被迫将全面进攻调整为重点进攻。  为什么宋氏是国民党政府失掉大陆的第一罪人？  前面已经分析过，宋氏最无能的还不仅仅是1年时间亏空掉国民党政府大半个家底（至少是7-8亿美金）。最让人无语的是这7-8亿美元政府没用上，老百姓没用上，军队也没用上（政府与军队费用靠印钞来维持，老百姓白白被通胀掠夺），那么，这7-8亿美金那里去了？很简单，被金融投机者与美国商人（巨额入超）拿走了。（美式文化渗透培养亲美派获得巨大的成功）  如果，我们假设另一种可能。比如，把宋氏换成孔氏担任行政院长（44年前就是孔氏主政），历史会出现怎样的变化？  孔氏虽然平庸，但是老成持重，即使不能指望孔氏能振兴经济，但守住家底是没有问题的。  8年抗战，国民党政府偏安西南，那么艰苦的情况下（大半个国家沦陷，收入锐减，还要养军数百万作战），国民党政府还是撑过来了，财政不仅没有崩溃，到胜利时还攒下殷实的家底——孔氏居功甚伟。  如果45年后继续是孔氏主政，情况就严重了。很难相信平庸持重孔氏会推行激进冒险的经济政策。  所以，第一，法币与伪币1：200的昏招大概不会出台，第二以孔氏持重的性格，不可能在明知道内战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搞什么金融开放与经济自由化。  以国民党政府近9亿美金加上出售日伪资产可望达到13——15亿美金的家底，就算当时国民党政府收入仅能支撑政府日常开支，军费全靠家底；那么，首先印钞可以避免，通胀就可以控制，国统区人心得以稳定；最关键的是军费一年不到2亿美金，十几亿美金家底足以支撑国民党政府7-8年。  如果这样，情况就变得相当严峻。  战争主要在解放区展开，真要是战争能够拉锯7—8年，胜负先不论，解放区经济必然要遭受毁灭性打击。  举一个例子，30年代张国焘徐向前在川北建立根据地后，面临四川军阀多次围攻，虽然每次战争红军都取得胜利，但是战争在川北苏区反复拉锯把根据地也打成废墟，最后红四方面军不得不放弃根据地跟随一方面军长征。  所以，国民党政府如果能坚持7-8年，战争结果很可能是另一种局面。  据《中华民国史史料长编》，蒋介石在1949年退守台湾后，在国民党七大报告中，对宋氏公开批评：“民国三十六年间，行政院宋院长擅自动用中央银行改革币制的基金，打破了政府改革币制的基本政策，于是经济就在通货恶性膨胀的情势下，游资走向投机垄断，正当的企业不能生存，中产阶级流于没落。社会心理日倾浮动之中，经济崩溃的狂澜，就无法挽救。这是大陆经济总崩溃最重要的环节。”  蒋介石总算是明白过来，可惜悔之晚矣。  以史为鉴，大家明白中国政府为什么硬怼美国贸易战了吧。另外，大家也可以看出宣传美帝是为中国老百姓谋福利的公知有多么混账！    下一篇给大家讲述48——49年上海的金融战争，这场金融战争几乎就决定了中国未来的命运。面对同一批投机商人，为什么蒋介石金圆券币制改革就大败亏输，而中共却能在“两白一黑”战争中大获全胜——这个案例将非常生动的说明了，迷信美国那套自由金融理论还真不如中共那套“土办法”实用。

暗中保护你

板凳 暗中保护你说：
历史如镜，上海金融战争国民党篇…《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这是近20年可以同时在大陆、台湾出版的现代史书籍。该书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本文摘录自经济篇，与其它角度相比，经济的溃败对于国民党政权才是致命的一击。  本篇主要讲述在上海的两场金融战争，作战双方分别是1948年国民党VS投资商，1950年中共VS投资商；是的，48年国民党与50年中共面对的几乎是统一批对手，结果也大相径庭。从这两场战争过程与结果来看，中共对经济与国家治理的理解与执行力与国民党真不是一个档次。     （大陆版&台湾版，《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可在亚马逊、当当等购买）  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  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经济战争（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  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经济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制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云五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  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    俞鸿钧  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  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  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  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  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  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  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  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  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  1948年9月12日，上海街头出现一场诡异的出殡——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的老头，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棺盖上向围观市民发表演说，老头滔滔不绝地大声痛斥囤积倒卖的邪恶行径，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圆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肥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囤积倒卖的罪证。在灵车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牌子，大书“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诡异的出殡  这场精心策划的出殡游行出自蒋经国本人的创意，通过戏剧化表演来强化游行宣传的效果。  10月，蒋组织规模更宏大的——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除了游行宣传，蒋经国还在上海街头设立“建议箱”。鼓励民众检举不法商家。告发属实者将获得没收的金银外汇以及囤积物资价值的3成作为奖励。加上街头四处传唱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蒋经国在上海的造势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十分成功。  管制层面  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刑峻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  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  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  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  到28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更了解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  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也发布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对违令大商人蒋经国毫不软手，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大批违反禁令的商人，被蒋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  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高压，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因为前方军费开支巨大，导致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商人们还收买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以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更严重的是，由于商品限价，生产企业无利可图。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政治高压下不敢停工——蒋经国杀气腾腾声称，停工企业一律没收，逼迫生产企业不得不将产品亏本出售。当生产企业只能亏本出售产品时，国民党的金圆券改制已经面临重大危机。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搜刮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组织则缺乏基本的重视。  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托词歇业，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  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扬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  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  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扬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扬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  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  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这两项规定等于承认币改失败。  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  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  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  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  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上海人民挤兑黄金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  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  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五百万元金圆券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  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  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  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  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 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政权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收刮了大量金银。  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又缺乏国际承认的中共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这是近20年可以同时在大陆、台湾出版的现代史书籍。该书从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层面分析了国民党失败的原因。本文摘录自经济篇，与其它角度相比，经济的溃败对于国民党政权才是致命的一击。  本篇主要讲述在上海的两场金融战争，作战双方分别是1948年国民党VS投资商，1950年中共VS投资商；是的，48年国民党与50年中共面对的几乎是统一批对手，结果也大相径庭。从这两场战争过程与结果来看，中共对经济与国家治理的理解与执行力与国民党真不是一个档次。     （大陆版&台湾版，《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可在亚马逊、当当等购买）  1948年及1950年，民国经济中心上海发生了两件大事。这两件大事对当时中国国运影响是决定性的，其重要性怎么评估都不过分。  其一，为国民党政府以上海为主战场的金圆券改制；  其二，则是中共入主上海后主导的经济战争（银元、大米、棉纱、煤炭战争）。  这两件大事中博奕双方对抗之激烈，动用资源的规模之巨大不亚于一场规模宏大的战争。这两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结局也迥然不同。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惨败，而中共经济战争大获全胜。两场战争的结局基本也决定了国共双方在大陆的命运。  现在，首先让我们来回顾一下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的过程。  金圆券改制是国民党政府在经济即将崩溃前的最后一搏。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的成功，国民党政府倾尽全力其力度不亚于打一场决定国运的战争，但是，由于其财经指导思想上的根本错误，加上前线军事上的失利以及日益恶化的经济形势，导致其金圆券改革以惨败收场。  1948年5月，国民政府“行宪国大”后，蒋介石就职总统，改任翁文灏为行政院长。翁任命王云五为财政部长，俞鸿钧为中央银行总裁。蒋介石决定进行币制改革，并将此赌注压到翁文灏内阁头上。自此，金圆券进入紧锣密鼓的筹划之中。  王云五执掌财政，引起国民政府内外一阵喧哗。    王云五  王本是商务印书馆的大出版商，于中国文教事业多有贡献，被誉为“学问界恩人”。1946年1月，以无党派人士参加政协会议，被蒋介石任命为经济部长。翁文灏上台后，蒋介石原拟仍由俞鸿钧任财政部长，但俞此前刚就任中央银行总裁，与原总裁张嘉正办理交接手续，蒋介石遂嘱翁文灏自己物色财长。  翁与王云五平素私交不错，又鉴于王在行政院副院长任内研究过财政，于是选其掌财。王云五自称起始无意此职，“在固辞不获之后，惟一的诱惑使我勉允担任此席，就是对于改革币制之憧憬。”  各界人士对此任命颇感惊奇，认为王云五与财政金融素少渊源，仅凭其商务的管理经验，堪当财政重责？“学问界恩人”与“学问界达人”有本质区别吧！所以，不但媒介对王大加嘲讽，国民政府立法院也对其持不信任态度。  翁内阁组成后，蒋介石对王云五和俞鸿钧都作了币制改革的指示，要他们分别组织专家研究，拿出具体方案。最后的结果却出人意料，蒋否决了俞鸿钧计划，而采纳了王云五方案。  当时俞鸿钧在上海指定了一个4人研究小组，成员有中央银行稽核处长兼上海金融管理局长李立侠、南开大学经济系教授兼中央银行顾问吴大业、中央银行经济研究处副处长方善佳、汉口金融管理局长林崇镛（后接替李立侠上海金融管理局长之职）。    俞鸿钧  4人小组一致认为：在内战继续进行的情况下，币制不宜作根本性改革，如果骤然一改，就会垮得更快。鉴于财政收支差额太大，可在不改变法币本位的基础上，另由中央银行一种称为金圆的货币，作为买卖外汇及缴纳税收之用，不在市面上流通。用此办法，大致使收入提高到相当于支出的40％到50％。俞鸿钧予以首肯，并令4人小组拟定了具体方案。  尔后，俞携此方案赴南京请示蒋介石，满以为会得到大加赞赏，却不料立即遭到否诀，蒋认为这一方案不能应付当时的局面。俞回到上海对4人小组说，看来蒋要采用财政部的方案了。   客观的评价，俞鸿钧4人小组的金圆方案是对日益恶化的国民党经济形势的一种“徐徐调理”的方案。  而蒋介石不懂经济，觉得“调理”太慢，偏要用“立竿见影”的虎狼之药，这对沉疴已深的经济体是个非常危险的选择。  王云五就职财长，踌躇满志，迅即秘密投入到币改计划的研究中去，自称“无日不是念兹在兹”。  他首先分别问议财政部的主管人员，令其检呈有关币改的旧案和意见。为了保守秘密，不使财部人员知晓这些做法与币改有关系，王云五故意作出只听取意见的样子，不表示个人看法。他还对秘书处资料室所剪贴保存的历年国内关于币改的七、八十种资料，一一阅读和归纳。  费尽一番心思后，王认为“改革币制，一方面固然必须尽力搜求获得可能控制的发行准备金，他方面还须配合其他种种措施。所谓配合的措施，便是关于平衡国内收支，平衡国际收支以及管制经济金融等事项。”为此，他亲自草拟了一道《改革币制平抑物价平衡国内及国际收支的联合方案》。  1948年7月7日，王云五将此案送交翁文灏，二人没有分歧，随即于次日谒见蒋介石。蒋原则上表示同意，但为慎重起见，又指定俞鸿钧及专家严家淦、刘攻芸、徐柏园（注：严家淦时任台湾财政厅长，刘攻芸为中央银行副总裁，徐柏圆为财政部次长），与翁文灏、王云五一起再加研究，草拟具体办法。  至此，作为财政部次长的徐柏园才知道顶头上司王云五竟有这样一个亲自操刀的方案。24日，翁文颢在广播电台发表讲话，称当局正在筹划削减通货膨胀的办法，但未公开具体内容。  7月9日至28日间，翁文灏、王云五、俞鸿钧及3位专家对王云五案进行了数次讨论，仅作了少许修改。29日，一同前往浙江旅游圣地莫干山，晋见在此疗养的蒋介石。  蒋说：“王云五所拟金圆券方案，设法挽救财政，收集金银、外币，管制物价，都是必要的措施。”他问俞鸿钧印刷新钞票能否赶得上，俞说：“新印金圆券已来不及，但中央银行尚存有新印的钞票，数量足够应用。可以先用飞机密运各中心市场以便总统命令发表后，就作为金圆券发行。”蒋嘱各位先行准备，等候决定。  8月19日下午3时，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讨论币改方案。王云五不是国民党员，按例不能与会，但会议需要他对改革币制作一说明，故破例出席。会上，币改方案略加修正通过。  下午6时，行政院会议继续讨论已在国民党中政会上通过的币改方案，经过4个小时的讨论予以通过。当晚，蒋介石以总统名义发布《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行政院以全文交广播播放。  20日，国民党中央机关报《中央日报》及其他有影响的大报，都刊发了这一命令。同时，又公布了《金圆券发行办法》等4项办法。将“紧急处分令”和各种办法综合起来，其主要内容有4项：  第一，金圆券每元法定合纯金0.22217公分，由中央银行发行，面额分为1元、5元、10元、50元、100元五种。发行总额以20亿元为限。  第二、金圆券1元折合法币300万元，折合东北流通券30万元。（注：东北流通券是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中央银行在东北发行的纸币。金圆券发行后，限期收回。）  第三，私人不得持有黄金、白银和外汇，限期于9月30日以前收兑黄金、白银、银币和外国币券，违反规定不于限期内兑换者，一律没收。  第四，全国各地各种物品及劳务价格应照1948年8月19日以前的水平冻结。  以上4点不难看出国民党政府改制金圆券的基本思路：首先，强制冻结物价，然后以行政命令强行收取民间黄金与外汇。按照王云五的设想，货币发行不是要贵重金属与外汇作为基础吗？如果在民间能收取足够的黄金与外汇，那么，金圆券就有了坚实的基础，币值一稳定自然物价就能稳定。  8月20日当天，金圆券发行准备监理会宣告成立，负责监督检查金圆券的发行及准备情形。蒋介石与王云五召见上海工商界、金融界巨头20余人，希望他们支持财经命令。翁文灏在行政院也邀请京沪工商界、金融界人士座谈，希望协力执行各项办法。  21日，蒋介石命令各大都市派遣经济督导员，监督各地执行政策，派俞鸿钧为上海区经济管制督导员、蒋经国协助督导（注：蒋经国名副实正。上海是中国财金中枢。财经命令能否得以实施，于上海关系甚大。蒋介石派太子亲赴上海督导，足见其用心良苦）；张厉生为天津区经济管制督导员，王抚洲协助督导；宋子文（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为广州区经济管制督导员，霍宝树协助督导。  为了保证金圆券改制成功，行政院经济管制委员会下设三大机构，分别是物资调节委员会、检查委员会、物价审议委员会。  金圆券能否改制成功，上海这个金融中心是关键，为此蒋太子亲赴上海坐镇。  其中检查委员会是重中之重，由蒋经国亲自负责。  为了保证金圆券发行在上海成功，蒋经国很是花了一番力气。  组织层面  调动戡乱建国总队第二、四、五大队到上海，以此为基础，在上海招收15000人（大部分为青年学生）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  在上海成立“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干部培训班”，培训经管干部。  调“中正学社”五人领导小组前往上海，作为蒋太子指挥机构协助统筹指挥。  动员与宣传层面  1948年9月12日，上海街头出现一场诡异的出殡——一个头戴瓜皮小帽，穿着长衫的老头，从棺材里爬出来，站在棺盖上向围观市民发表演说，老头滔滔不绝地大声痛斥囤积倒卖的邪恶行径，每痛斥一声，他脸上夸张的圆片眼镜和胡子都会滑稽地抖动一下。他的手里紧紧抓着一条香烟，两块肥皂，几盒手表，一捆布——那是他的陪葬品，也是象征囤积倒卖的罪证。在灵车前面是一块巨大的牌子，大书“谁危害金圆信用，咱们就砍他的头”     诡异的出殡  这场精心策划的出殡游行出自蒋经国本人的创意，通过戏剧化表演来强化游行宣传的效果。  10月，蒋组织规模更宏大的——10万人大检阅。参加者包括军人、警察、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上海各行业公会以及各界人士。检阅后举行全市示威游行。沿途高呼口号“打倒奸商”、“不准囤积居奇”、“不准抗拒不卖”，口号声振天地，为金圆券改制大肆造势。  除了游行宣传，蒋经国还在上海街头设立“建议箱”。鼓励民众检举不法商家。告发属实者将获得没收的金银外汇以及囤积物资价值的3成作为奖励。加上街头四处传唱的“两只老虎，两只老虎”的“打虎歌”，蒋经国在上海的造势宣传可谓铺天盖地十分成功。  管制层面  在上海各行业都派遣督导员坐镇监督。  将大上海青年服务总队在上海各个交通路口设置多个检查站，检查过往车辆、行人是否携带违禁物资与金银。  另由经检大队搜集情报、检查仓库、登记物资，防止商人囤积居奇。  蒋氏父子甚至亲自出马，威逼金融单位与工商界交出金银与外汇。  9月6日，蒋介石在南京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上发表杀气腾腾讲话：“目前尚有一个问题，即商业银行对于政府法令尚存观望态度，其所保留之黄金、白银及外汇，仍未遵照政府的规定移交于中央银行……届时如再虚与委蛇，观望延拓，那政府只有依法处理，不得不采取进一步的措置予以严厉的制裁。”  蒋经国在上海直接约谈金融界、工商界人士，胁迫其申报登记资产，交出金银外汇。煤炭大王、火柴大王刘鸿生对所属企业负责人说：“蒋太子满脸杀气，向工商界人物大发雷霆。他是什么都干得出来的，不敷衍不行啊，要防他下毒手！”  刘氏企业被迫忍痛交出黄金800条（每条合10两），美钞230万元、银元数千枚。上海商业储蓄银行总经理陈光甫，曾为国民政府赴美奔波借款，颇受蒋介石赏识，此时也不得不向中央银行移存现金外汇114万美元。金城银行总经理周作民不敢住在家里，几乎每晚换个地方，后装病住在虹桥疗养院，“警察局曾派人来行要周具结，非经批准，不准擅离上海，当将具结书送到医院，由周鉴字，此外别无举动。”  严刑峻法  约谈之后就是杀鸡骇猴：  财政部秘书因泄露机密罪被判刑。  与孙科有关系的林王公司经理王春哲以私逃外汇罪，被处以死刑；  淞沪警备司令部科长张尼亚、大队长戚再玉以贪污舞弊罪被枪决。  申新纺织总经理荣鸿元、美丰证券公司总经理韦伯祥、中国水泥公司常务董事胡国梁、申新纱厂大老板荣鸿元等一大批工商界人士以私逃外汇、窝藏黄金罪，逮捕入狱。  在多重手段下，金圆券改制一开始颇有“奇效”。  老百姓害怕“违者没收”或被投入监牢，只好将金银外币向银行兑换金圆券。  8月23日金圆券发行的第一天，上海、南京、杭州等地银行，前往兑换者颇多。为此，俞鸿钧特打电话向王云五表示祝贺。  25日，据上海《大公报》报道，各行收兑工作更为紧张，在外滩中央银行门前：“有许多人早晨六、七时排队，到下午一、二时还没有兑到。交通和中国农民银行挤兑的人也不少，交通银行只兑一百号就截止，中国银行则因24日所发号码未及全部兑清，今日起暂不再发新号码。  央行今日起虽委托大陆、盐业等行代兑黄金，但因准备手续关系，大陆等银行并未开始收兑。因此中央银行兑金者更为拥挤，门警用尽力气还不容易维持秩序。”  到28日金圆券发行一周时，已有金银外币折合2720余万美元兑换成金圆券。在此过程中，也发生了一些麻烦，如常因黄金成色发生纠纷，收兑工作受到影响；又因金圆券未注明“金圆”字样，有些市民认为这可能是以前没有发行的法币，于是对金圆将来的发行数额表示怀疑；原来作为法币辅币的旧镍币，现改作金圆券辅币行使，百姓真伪难辨，争端迭起。  普通百姓，多迫于压力，能按规定办事，轮到工商、金融资本家，他们虽然比普通百姓更了解国民党政府经济危机的内幕，对金圆券的前途忧心重重，但是在蒋经国杀气腾腾的威逼下，不得不表面表示妥协。  国民政府在强制收兑金银外汇的同时，又强迫冻结物价，禁止囤积居奇。  9月9日，行政院特别公布了《实施取缔日用重要物品囤积居奇办法补充要点》，规定“各地工厂商号所存储之成品及货品，如不尽量供应市销或超过八·一九限价，以居奇论。”  蒋经国在上海也发布命令：商店即使无货，也不准关门。如若暗中抬价，则将没收封存。对违令大商人蒋经国毫不软手，米商万墨林、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纸商詹沛霖等大批违反禁令的商人，被蒋以囤积居奇或投机倒把罪，逮捕入狱。  大多数上海市民对于蒋氏之'铁腕'政策咸为称快。蒋经国博得“打虎英雄”称号。  由于国民党政府的政治高压，普通百姓和工商金融资本家的被迫就范，竟使资金市场与商品市场在币制改革后的40天里，出现了“奇迹”，如收兑金银外汇取得了一定进展，利率有所下降，商品价格也多控制在金圆券发行前的水平。  但这是政治“铁拳”与病体经济较量所产生的成效，带有相当程度的虚假性，其隐伏的巨大危机是显而易见的。  首先因为前方军费开支巨大，导致金圆券发行额超出预期计划。在前半个月内就多发行了8千余万元，以致立法委员皮德中在立法会议上感叹：“这不是通货膨胀是什么？”  其次是商品市场上，物价虽稳，却是有市无货。商人们寻找一切机会躲藏商品，减少亏损。一些商人为逃货物登记，甚至宁肯多付数倍的运费，让货物留在车皮内，让火车像一个活动仓库似的在上海附近的无锡、镇江等处漫游。同时，商人们还收买流氓和无业游民，在市面上抢购日用必需品，以期造成心理上的恐慌，以逼迫国民党政府放弃限价政策。  更严重的是，由于商品限价，生产企业无利可图。虽然在国民党政府政治高压下不敢停工——蒋经国杀气腾腾声称，停工企业一律没收，逼迫生产企业不得不将产品亏本出售。当生产企业只能亏本出售产品时，国民党的金圆券改制已经面临重大危机。  纵观国民党政府金圆券改制政策，其有一个致命的缺陷——对搜刮黄金白银与外汇过于关注，而物资生产、物资组织则缺乏基本的重视。  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社会，不管是稳定物价还是稳定经济——物资供应才是根本，才是王道。货币不管是纸质货币还是贵重金属甚至外汇，没有物资做保障一切都是浮云——国民党高层至死都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其金圆券改制纵有铁腕高压，也注定了失败的结局。  政治高压下，商户虽不敢涨价，但是却可以不进货来对抗。于是，商品市场愈见枯竭，北平所有粮食店油盐店均空空如洗，不按照官价购不到一切，即按黑价亦无觅处。上海商店纷纷托词歇业，民众赖以生活之食粮肉类均无法购置，以致造成人心空前恐慌。  这时民众还把希望寄托在“打虎英雄”蒋经国身上。  北京《新生报》发表社论：“我们希望当局再创打虎纪录，借人头，平物价。”但蒋经国也乏术可用了。他在10月6日的日记中写道：“一切都在做黑市买卖，”“一般中产阶级，因为买不到东西而怨恨，工人因小菜涨价而表示不满，现在到了四面楚歌的时候。”  至此，金圆券改制已经失败，国民党当局只是差个承认失败的台阶了。这个台阶就是著名的扬子案。  以孔祥熙之子孔令侃为董事长的扬子建业公司，囤积物资举上海皆知。蒋经国迫于压力，下令查封该公司所有仓库。打开杨子公司仓库发现，其中土特产、棉纱、日用品、钢管、大米等应有尽有，堆得满坑满谷。  众目睽睽下，都在看蒋经国怎么办这个案子。  孔令侃向姨妈宋美龄求援，宋又请蒋介石为孔放绿灯。蒋介石匆忙从东北前线赶到上海，立刻召小蒋觐见，父子一番密谈，最后由老蒋承担一切责任下令小蒋放人。时人都评价蒋介石“不爱江山爱美人”，蒋经国反倒成为悲剧英雄，被迫辞职离沪。  其实，就算办了扬子公司也挽救不了金圆券的命运。  扬子案后国民党行政院终于认输。  10月26日调整八·一九限价，规定：“如系国产货品，按产地收购价格或原料价格予以调整。进口货按进口成本调整。”  28日，又决定粮食可自由买卖，货物可计本定价，这两项规定等于承认币改失败。  11月1日，颁布了《改善经济管制补充办法》，正式宣告放弃限价政策。  3日，翁文灏内阁总辞职。行政院长由孙科继任，财政部长由徐堪接任。但王云五并未过度沮丧，他引以自豪的是：为蒋介石政权搜刮了2亿美元的金银外汇，否则，台湾恐怕要吃香蕉皮了！就此角度而言，王氏的确“功不可没”。  截至11月9日，金圆券已发行19亿余元，与法定20亿元限额非常接近。俞鸿钧密电蒋介石：军政费增加极巨，请尽快放宽发行限额。  11日，行政院公布《修正金圆券发行办法》，《修正人民所存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决定取消金圆券发行最高限额；准许人民持有外币，银行开始可以流通；金圆券存入中央银行一年后，可折提黄金或银币；对外汇率由原来1美金折合4金圆券增至20金圆券。  11月20日，中央银行开始办理存款兑换金银业务，并委托中交农三行同时办理。  自此，各存兑处人潮如涌，万头攒动，争相挤兑。在上海，许多人头一天晚上露宿在黄浦江边划船上，以待次日破晓到银行优先抢兑。  12月23日，约10万人挤兑黄金，因拥挤不堪，导致7人死亡，105人受伤。俞鸿钧因此被免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由刘芸接替。     上海人民挤兑黄金  金圆券发行限额放开后，顿成一泻千里之势。  到11月底，发行32亿元，12月底达到81亿元。许多地方发生严重钞荒，向中央银行告急，中央银行又向财政部诉苦：“近来国库支出激增，券源短绌，供应时虞不及。各地方需要券料，虽经竭力设法运济，仍患绠短汲深，无以解决困难。”  到1949年4月，金圆券发行总额升至5万亿元，5月更增至67万亿元，6月竟达到130万亿元，为1948年8月底的24万多倍。票额也越来越大，从100元、500元、1000 元、5000元到1万元、5万元、10万元，乃至50万元、100万元的大钞，相继印行，以致有人说当时国统区百业凋零，唯印钞业“欣欣向荣，一枝独秀”。   五百万元金圆券  金圆券贬值之速，已经不是早晚市价不同，而是按钟点计算了。  机关职员领工资拿到金圆券后，马上就换成银元、美钞或黄金，如果稍有延迟，即要蒙受贬值损失。有时一个办公室十来个人，管生活的人领取工资后，先不发给本人，而是先跑到市场换成银元、港币或美钞，再来按人分发。  普通百姓也是如此，拿到金圆券马上就兑换金银或抢购东西。抢购风潮、抢米风潮一浪高过一浪，据统计，全国有40多个城市出现抢米风潮，参加群众17万人。上海抢米风潮一天曾涉及27处。许多商店的店主、店员破天荒地说自己的商品质量不好，劝阻顾客别买，顾客哪管那么多，见什么买什么，上海小花园一带的女鞋，连清朝以来几十年最老式的不论大脚小脚穿的各种鞋都被抢购一空。  到1949年5月，金圆券已买不到什么东西了，500万元只能和1948年9月的1元买等量的商品。上海大米每石卖金圆券4.4亿元，若以每石米320万粒计，买1粒就要130多元。金圆券发行10个月的贬值速度，比法币发行14年的贬值速度快得多。  许多地区干脆拒用金圆券了。  中央银行桂林、柳州、梧州、南宁、康定、宝鸡、吉安、南昌、哈密、兰州等地分行先后电陈总部：“各该地市面及机关行使银元，拒用金圆券。”  连部队也不要金圆券了，西北军政长官张治中电陈：5月份发出薪饷金券，各部队以市场拒收，均原封退还。他请求财政部改发银元，以免运送金圆券徒增机费负担。  中国人民解放军4月23日占领南京，5月27日攻取上海，6月5日下令禁止金圆券流通。  国民政府逃往广州后，仍继续发行金圆券，但“多数地方已不通用，即在少数尚能通用之城市，其价值亦逐日惨跌，几同废纸。”甚至广州所有交易非港币莫属，金圆券则完全拒用。鉴于恢复金圆券之信用殆不可能，改革币制似已无可避免，广州国民政府重演故伎，于7月3日停发金圆券，改行银元券（注：一种更短命的纸币， 1949年11月30日停发）， 发行仅10个月的金圆券就此收场。  蒋介石在1948年10月曾声称：“共产党最怕两件事，一个是世界大战，而明年大战就可爆发；再一个是改革币制，稳定经济。”事实证明，世界大战爆发只是蒋介石的一厢情愿，而金圆券改制不过是国民党经济奄奄一息使用的一剂虎狼药。此药不仅没能挽救国民党的经济，反而加速了国民党政权的毁灭。此药一下，国民党政权已经生机断绝。  金圆券唯一的作用，只是为国民党政权败退台湾收刮了大量金银。  据中央银行统计，全国在金圆券改制期间共收黄金1677000两，美元49851000元，港币86097000元，银元23564000元，白银8881000两，这些金银与外汇后来绝大部分都运到台湾。  国民党搜刮的金银外汇大部份来自于城市中产阶级与升斗小民。由于金圆券改制失败。民众用真金白银换回来的只是一堆废纸。仅此一项可以想象民众对国民党政权的愤怒！  国民党政府在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遭遇惨败，那么中共呢？没有什么外汇储备又缺乏国际承认的中共又用什么手段来赢得上海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的胜利？

暗中保护你

地板 暗中保护你说：
历史如镜，上海金融战争中共篇…1949年解放军百万雄师突破长江天险，席卷江南。国民党兵败如山倒，很快撤到台湾。中共虽然占据大陆，但是接手的国统区实在是一个烂摊子。  因为国民党金圆券改制的失败，整个国统区经济形势一片混乱。  农业减产，工厂倒闭，交通梗阻，物资奇缺，物价飞涨，失业众多。一九四九年夏季的特大洪水灾害，更使经济困难局面雪上加霜。全国生产，同历史上最高生产水平相比，工业总产值下降一半，其中重工业下降70%，轻工业下降30%，农业大约下降25%，粮食总产量仅为2250亿斤。人均国民收入只有27美元，相当于亚洲国家平均值的2/3。  在国民党治下尝到投机甜头的投机商们更是瞧不起中共。  他们甚至公开放出言论：“共产党军事一百分，政治八十分，经济是零分。”  为了控制物价，稳定经济形势，中共派遣党内财经第一人陈云前往上海主持财经工作，一场经济领域的“淮海战役”再次在上海拉开帷幕。    陈云  银元之战 1949年5月人民解放军进占上海后，投机资本家凭借他们掌握的足以扰乱金融物价的经济实力，用黄金、银元、美钞把人民币排斥在上海市场之外。  军管会颁布外汇管理办法后，投机分子便把投机的重点集中在了银元上面。在他们的操纵下，银元价格在短短10多天的时间内上涨近两倍。    银元暴涨带动了整个物价的上涨，批发物价指数猛涨两倍多，人民生活必需品大米价格上涨2.24倍，棉纱上涨1.49倍。南京路四大私营百货公司率先用银元标价，其他商店也闻风仿效，使人民币的信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为了稳住市场，人民政府曾采取了抛售银元的办法。但银元抛出后，全被投机分子吃进去了，没有稳住市场。银元投机反而越来越猖狂。当时上海的证卷交易所本来已命令停业，实际上却没有停，成了半公开的银元投机指挥所，每天麇集几千人在那里。充斥在大街小巷的银元贩子更多，一九四九年六月五日这一天有两万人，六月八日发展到八万人。    上海街头银元贩子  以当时中共的实力，与投机商们拼金银数量是拼不过的。所以，中共立刻改变策略。  银元之战策略：不陪你下棋，我直接掀翻桌子。  6月10日，上海市军管会派出军警力量，于上午10时查封了银元市场的大本营——证券大楼。同时，多管齐下，强推人民币进入上海市场：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包括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验资，像平津一样，通令各私人银行查验资金；开放各解放区间的汇兑，以老区比较坚强的货币阵地，支持南方新占领的货币阵地，使人民币在上海开始站稳脚跟。  这样，政治和经济两种手段相互配合，不到一个月的时间，猖狂的银元风波即被平息下去。  让人民币进入上海容易，但是控制物价却很难。国民党政府用了4年时间，耗尽自己所有的黄金外汇储备都没控制住飞涨的物价。中共这个没有多少黄金与外汇储备的新生政权能迅速控制物价吗？请看更精彩米粮、棉纱、煤炭之战（又称两白一黑战争）。  两白一黑战争 棉布米粮之战：中共组织体制的惊人威力。  当时投机资本实力很强，银元之战还没有伤其根本，为了避免打击，他们将投机从金融领域转向商品流通领域，迅速掀起了又一轮物价猛涨狂潮。  从6月中旬到7月下旬的一个多月中，上海的投机商乘国民党残敌对中共政权实行武装封锁、捣乱和一些地区遭受水灾、风灾之机，砸下巨资炒作米粮、棉纱等，以米价带头，纱布跟进，带动物价全面上涨。上海米价猛涨4倍，纱价上涨1倍，同时又影响到整个华东和华北、中南等地。7月平均物价比6月上涨1.8倍。  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主持召开了华东、华北、华中、东北、西北五个大区的财经会议，商讨解决上海和全国面临的严峻经济形势。陈云提出，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的关键，是抓住“两白一黑”(即大米、纱布、煤炭)。“两白一黑”中的关键又是大米和纱布，“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乱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在会上，他要求加紧调运大米和棉花，设好防线，警惕新的物价涨风。上海会议后，8、9两个月，全国物价虽呈平稳态势，但投机势力却在积蓄力量，酝酿一场新的风暴。  与此同时，中共也在调兵遣将，准备粉碎投机商们的经济攻势。  11月13日，陈云发布十二道密令：  一、以沪津两地7月底物价平均指数为标准，力求只涨2倍或2.2倍。  二、东北自11月15日至30日，须每日运粮1000万到1200万斤入关，以应付平津需要。东北及平津贸易公司须全力保证装卸车，铁道部则应保证空车回拨。  三、为保证汉口及湖北湖南纱布供应，派钱之光先到上海，后去汉口，适当调整两地纱布存量，以便行动。同时催促华中棉花东运。  四、由西北财委派员将陇海路沿线积存纱布尽速运至西安。  五、财政部须自11月16至30日于德石路北及平原省，拨交贸易部2.1亿斤公粮，以应付棉产区粮食销售  六、人民银行总行及各主要分行自电到日起，除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认为特殊需要而批准者外，其他贷款一律暂停。在此期内，应按约收回贷款。何时解禁，听候命令。  七、各大城市应将几种能起收缩银根作用的税收，于11月25日左右开征。  八、工矿投资及收购资金，除中财委认可者外，由各大区财委负责，自此电到达日起一律暂停支付。  九、中财委及各大区财委对各地军费(除去仓库建筑等)应全部拨付，不得如压。请当地党政军当局叮嘱部队后勤负责同志，不得投入商业活动。  十、地方经费中，凡属可以迟发半月或20天者，均应延续半月或20天。  十一、各地贸易公司，除必须应付销售者外，暂时不宜将主要物资大量抛售，应从各方调集主要物资于主要地，并力争于11月25日(至迟30日)完成；暂定11月底、12月初于全国各主要城市一齐抛售。为了解各地准备情况及避免抛售中此起披落，各地带将准备情况报告中财委，以便大体上统一行动日期。  十二、对于投机商人，应在此次行动中给以适当教训。为此，(甲)在抢购风盛时，我应乘机将冷货呆货抛给投机商，但不要给其主要物。(乙)等到收缩银报、物价平衡，商人吐出主要物资时，我应乘机买进。  十二道密令归根结底无非两条，其一，最大程度收缩银根；其二，最大程度调集物资。对比国民党金圆券改制——将搜刮金银与外汇，以政治高压打击囤积居奇作为主要手段——双方对经济的认识简直不是一个档次！  国民党认为，只要有足够的金银与外汇，就能稳定物价，就能稳定经济形势。而中共却能一针见血的认识到“我掌握多少（物资），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  认识上的差异自然导致方法与手段的差异，方法与手段的差异自然导致不同的结局。  陈云十二道密令一下，中共庞大而严密的组织体系迅速运转起来，从全国范围调集物资。以粮食为例，四川就调集4亿斤到上海，东北每天运输1000万斤粮食入关，还有华北、华中、山东等解放区也源源不断运送粮食到各大城市。  这次动员范围之广、调动物资之巨已经远远超过淮海战役的规模。  截止到11月底，中共调集的粮食不下50亿斤（打淮海战役调集的粮食才10亿斤），国营中纺公司掌握的棉纱和棉布达全国产量的一半，人民银行吸收了8000亿社会游资，投机商已经深陷重围而不自知，他们将大难临头了！  手握巨额物资后，中共开始动手了。  11月20日开始，上海、北京、天津、汉口等大城市的国营贸易公司开始陆续出售棉纱。投机商一看又有棉纱放出，不管价钱多少，一窝蜂地扑上来吃进。这次国营公司在出售棉纱的同时，居然在逐步提高价格，向黑市价格靠拢。  国营公司又出售又涨价的举措让投机商们莫名其妙——政府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难道也想利用涨价套利？他们没想到这是陈云使出的“引蛇出洞”之计，引诱投机商把手里的资金全部拿出来。  投机商根据过去的经验判断，紧俏商品一天就能涨好几轮，不但可以应付拆借利息，更可以获得暴利。他们也顾不得多想国营公司涨价的动机，不惜一切疯狂吃进，兜里的钞票却在不知不觉中被吸干了。银行贷不到款，就借高利贷，甚至不惜每天支付50%，甚至100%的惊人利息！  11月24日，总体物价水平到达7月底的2.2倍，这正是陈云定下的物价目标，在此价格水平上，中共通过严密计算，手里掌握的物资和市场上流通的货币量相当，中共发起总攻的决战时刻来到了！  多罗嗦一句——宋国舅手中只有几百万两黄金就敢放出狂言——政府仅靠抛售黄金就能稳定金融；而中共手握数十亿斤大米与半个中国棉纱产量，还要严密计算是否与市场上流通的货币相等，直到手中物资绝对大于投资商手中可能得到的全部现金才开始动手，双方的差距真不是一点半点！  11月25日，在各大城市，国营贸易公司同时抛售纱布，并不断地调低价格。投机商开始还敢接招，继续吃进。但国营公司的物资铺天盖地无穷无尽，不仅越抛越多，后续调运的纱布整车整车通宵达旦的拉进各大城市。各个国营商店囤积的纱布堆成山一样，你敢买？砸也砸死你！  面对中共动员的压倒性的物资力量，投机商绝望了，开始抛售自己手中的纱布，抛风一起，纱价应声而跌，棉纱市场行情如雪崩一般一泻而下！上海的纱布价格一天之内下降一半，投机商血本无归。  但是陈云并不收手，紧接着出台三条狠追猛打的措施：第一，所有国营企业的钱一律存入银行，不向私营银行和资本家企业贷款。第二，规定私营工厂不准关门，而且要照发工人工资。第三，加紧征税，还规定税金不能迟缴，迟缴一天，就得罚应税金额的3%。  三条夺命令一出，不仅参与纱布投机的资本家纷纷破产，连带许多私营钱庄也因此而大量倒闭。  棉纱之战赢得十分漂亮。  著名金融家、时任中财委顾问的章乃器，曾经十分叹服陈云对反击投机商的时机拿捏：“在那紧要关头，像我们这班知识分子就难免要犯主观主义的急性病。我那时曾经一再建议早点下手，对市场施用压力。然而，财经工作的负责人却是那样得沉着、坚定，认为依据通货数量和物资数量的对比，时机尚未成熟，应该再多准备一些实力。同时，不妨再从市场阵地撤退若干步，以便争取主动，进行反攻。事后的实际告诉我们，这种策略是完全正确的。经济上的反攻从11月中旬开始，以五福布为例，11月13日的行市是每匹12.6万元，比较10月31日的5.5万元，已经涨起一倍多。那就是说，倘使反攻提早半个月，两匹布吸收货币回笼的能力，就抵不了半个月以后的一匹。譬如用兵，在敌人深入到达了于我绝对有利的地形之后，一师兵就可以发挥出来两师兵的力量，就有把握可以克敌制胜了。”  棉纱之战后是米粮之战。  上海春节后有粮价看涨的老规律，投机商在棉纱之战后大伤元气，最后决定在米粮上生死一搏。于是投机商们在春节前夕向粮食市场进军，他们筹集资金，大量囤积粮食，能买多少大米就买下多少，然后等待粮价飞涨。  但是，投机商们再次打错算盘。  为了准备上海的米粮之战，中共在上海已经囤积了足够上海人吃1年半的粮食。春节过后，投机商惊恐的发现——粮食价格不但没有上涨，反而连续下跌！  为什么粮价不涨反跌？原因很简单，上海突然冒出一批国营粮店，一口气抛售了2亿多斤大米，2亿斤大米啊！那就是一座米山！这座米山直接砸穿了投机商们的口袋。事实上这还不是中共的全部底牌，为了打赢米粮之战，中共准备了20座这样的米山！    上海军管会各粮库大米堆积如山  两战全败，投机商们血本无归。上海、天津许多投机商纷纷跳楼自杀，大量私营批发商、私人钱庄倒闭，中共用经济手段干净彻底消灭了这批投机食利阶层。上海与全国物价一下子稳定下来。  上海工商界有人曾感叹说：“6月银元风潮，中共是用政治力量压下去的，此次则仅用经济力量就能稳住，是上海工商界所料不到。”  中共在经济领域的成就，连国外经济学家都赞叹不已，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美国著名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就曾言“谁能解释中国在建国初期治理通货膨胀的成就，就足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能解释”已经可以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了，那么实际操作者呢？该给个什么奖？                                                         中共在经济领域获得两白一黑战争的胜利，归根结底是其粮本位体制与严密的组织体系的胜利。    按：中共体制是对经济具有强大的干预能力，建国之初在通胀治理就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几十年执政磨练国家治理已经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所以，在中国与政府对着干搞投机是没有好下场的。  对应中央反复强调的“房住不炒”，有些人就是不相信，各种加杠杆继续炒房，最后一定会碰得头破血流的。

暗中保护你

5楼 暗中保护你说：
蒋公，天下何人不通共……伟大领袖曾经总结过为什么我党能取得革命斗争的胜利——主要有三件法宝：武装斗争、党的建设、统一战线。  前两者我们暂且按下不表，今天就讲讲统一战线。  统一战线就是我党的统战工作，可能一般的小白对我党的统战工作理解就是与党外人士吃吃喝喝，合影照相发一下朋友圈——以后历史记载就是一大堆照片，最多注明一下左起第N个就是某某某。  其实这些都是表象，我党的统战工作是非常厉害的，蒋公在转进台湾之后，在反思自己的失败时就有一句感叹流传甚广：  “天下何人不通共！”  蒋公这句名言就是对我党统战工作最好的评价。  先讲讲历史。  1  国共内战的隐秘战线  国民党政府为什么在短短三年时间里迅速溃败，原因当然有很多，其中我党无孔不入的统战工作绝对是一个重要的因素。  举几个例子，让大家开开眼界。  胡宗南打延安大家知道吧，1946年胡宗南集中23万大军攻击我党中央驻地延安，当时整个陕北地区我军只有2万余人，面对国民党军队十倍的军事压力，伟大领袖镇静自若，毅然留在陕北与敌人周旋。那么，问题来了，伟大领袖做出这样的决策有何底气呢？  底气就是情报。  胡宗南的机要秘书熊向晖就是地下党员，所有胡宗南能看到的军事计划、机密情报以及胡宗南所有的部署、命令，伟大领袖都能及时得到一份备份。所以，虽然伟大领袖留在陕北看上去危若累卵，其实却是泰山之安。  再来一个。  莱芜战役是华野在山东战场的一场大胜仗。李仙洲集团两个军五万六千人的部队被华野三天全部消灭。事后王耀武骂了一句名言：“整整五万人三天就没了，就是五万头猪共军也不可能在三天抓完！”（这句名言后来在电视剧《亮剑》被楚云飞盗版了）  那么，我军为什么能干净彻底的在三天内全歼李仙洲集团呢？  呃，李仙洲集团有我们的内线。这个内线还不是一般人，时任国军46军中将军长韩练成——就是我党的秘密地下党员。李仙洲集团一共就两个军，一个是73军，一个是46军，两个核心部下有一个就是白皮红心的地下党。  韩练成在国民党系统潜伏很久，曾经还在军阀混战的战场上救过蒋介石的命，所以，虽然出身是西北军系统，却深得蒋介石信赖。  在莱芜战役中韩练成就是我军的神助攻。  李仙洲集团在莱芜已经发现华野主力有向莱芜运动合围的迹象，军事会议上讨论应对办法，当时就有两种意见，一个是撤，李仙洲与73军军长都倾向这个意见，而韩练成坚决要求留下来固守，找了各种理由拖延扯皮，整整拖了两天时间。  等到华野包围圈都快合拢了，李仙洲终于下定决心要跑了，韩练成虽然勉强同意了撤的意见，但是临到出发时突然就“消失了”！李仙洲急得满头大汗，派人去找韩练成，结果到处找不到，又折腾2个多小时，没办法，李仙洲就只有带着一个73军和一个没有军长的46军狼狈逃窜。  结果突围过程中没有了军长的46军一片混乱，反倒拖累了73军作战。被华野在野外以轻微的代价全歼了李仙洲集团。  最后一个是最经典的。  当时国民党军事体制是这样的，国防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一线将领负责执行作战计划。而国防部负责制定作战计划的第三厅厅长郭汝槐就是地下党员，郭汝槐的上级——时任国防部次长刘斐也是地下党。  呃，国民党与我军主要的作战计划其实大多是我党党员制定，然后由我党党员批准实施。  所以国民党军队老是吃败仗其实一点不冤，相当于两个人打牌，我不仅能看你的牌，还能指挥你怎么出牌——你能打赢才是见了鬼。  以著名的淮海战役为例。  淮海战役国民党军队是怎么陷入被动局面的？原因就是黄百韬兵团被围，打乱了国民党的整体部署。   黄百韬  那么，黄兵团是怎么被围的呢？  这就是国民党国防部第三厅厅长郭汝槐精心挖的一个大坑。  当时驻防海州的国民党第44军要撤退，具体撤退有两条线路，一条是走海运，虽然时间耗时多一点但是很安全，另一条是走陆路，虽然耗时要短一些但是不安全。  郭汝槐就找到黄百韬谈条件，如果你能掩护44军走陆路，我就去说服顾总长，让44军归你指挥。  一个带兵将领能拒绝增加一个军部队的诱惑吗？  当然不能！  黄百韬就在国防部会议上极力主张让44军走陆路，承诺第7兵团主力会在新安镇等待掩护44军撤退。  当然，黄百韬也有自己的算盘——在新安镇停留虽然有点危险，但是北面还有第二靖绥区几万人马顶着，即使华野主力南下，第二靖绥区的部队至少也能给他几天预警时间。  因为一线将领坚持，然后郭汝槐也在旁边帮腔，刘斐也配合敲边鼓，最后国防部就确定让44军走陆路，让黄兵团负责接应。  谁知一实施这个计划情况突变！  首先是第二靖绥区司令冯治安突然莫名其妙的被调到南京扯皮，留下两个负责的副司令都是地下党，华野主力南下，两个副司令立刻率部队起义，我军一点都没耽搁就直扑黄兵团，等到黄百韬如梦初醒带部队想跑时，已经晚了，最后跑到碾庄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大家看了以上案例有何感觉？  是不是我党的渗透手段太厉害了？难怪蒋公会仰天长叹：天下何人不通共！  2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49年建国之后，我党的统战传统并没有丢下，而是发展到全世界。数十年苦心经营，兔子在全球统战工作上取得丰硕的成果。这个我们后面来谈。  改革开放之初，当时中国推动的经济转型面临着现实的难题。  要将前三十年建立的以重工业为主的工业体系向轻工业转型，就需要资金，需要设备与技术，需要高水平的工程师与技术人员。  这一切都需要获得国外的支持与帮助。  但是，其他国家凭啥给你资金与技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交往本质就是利益的交换，我们想要的很多，但是能付出的很少——其实也真是拿不出来。  怎么办？  还是那句话，只要思想不滑坡，办法总比困难多。  国家之间不好打交道，那么，就先与政要个人搞好关系！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突然成为官媒最热的词语。  南方周末的记者方可成就曾经检索了1949年——2010年的《人民日报》并加以统计，在60余年的时间里，人民日报公开称呼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一共有601人，这601人遍布五大洲123个国家——说“中国老友”遍天下一点都不夸张。  在77年以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数量比较少，主要都是对中国有过贡献的国外民间人士，79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出现爆炸式增长，而且主要集中在外国政要。  大家知道“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多的是那个国家吗？  估计很多人都想不到，“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最多的是日本，达到111人，接近20%。  知道为什么是日本吗？因为改革开放前20年，日本是对中国输出资金最多的国家！包括无偿援助、免息以及贴息贷款前前后后达到4000多亿人民币，这笔资金帮了我们大忙。同时，日本也是前20年对华技术输出最多的国家。我们的制造业起步，很多都是日本的技术。  “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排名第二的是美国，包括基辛格、尼克松、福特都获得这个称号，这个也可以理解——在上个世纪80年代，中美关系是最好的时期。  有趣的是，南方周末的记者同时以“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为关键词检索我们官媒报道，发现按照“伤害”次数排名，第一与第二的还是日本与美国。  更有意思的是，苏联一度还是中国的盟友，结果没有一个人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直到苏联解体后，历任俄罗斯领导人包括叶利钦、普京等等都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中国老友”数量排名3、4、5是英法德三国。这没办法，改革开放之初，我们太需要西方发达国家的帮助了。  自2003年开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个短语在《人民日报》出现的频次骤减，从每年“中国老友”亮相50次，降到20次左右，进入2011年后，“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就只出现了2次——这代表着中国国力逐渐增强后，外交方式的转型，从过去注重私交转向更注重国与国之间的正式的关系。  所以我们外交部又发明出一套专用词语来描述与不同国家的关系——包括伙伴、合作伙伴、战略合作伙伴、全面战略合作伙伴，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等等。  估计因为“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次数太多了，过去中国老友最多的日美两国现在反而是与中国关系最远的两个国家。  日本是“战略互惠”关系，不仅连朋友都没得做，连“伙伴”都算不上。美国是“建设性的战略伙伴”关系，这个“伙伴”加上“建设性”与正儿八经的“伙伴”差别就大了——相当于姨太太与太太的区别。  中国老友遍天下不仅仅因为中国统战工作了得，最主要原因还是我们做人厚道，只要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那是几十年如一日待遇不变啊。  比如首先与中国建交的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后来下台后被日本政坛冷落，闷闷不乐的田中来中国散心，中国依然按照外国首相规格接待，我们主要领导人纷纷请田中吃饭聊天，新闻媒体也隆重报道。日本政坛发现下了台的田中在中国还能这么红，又为田中积聚了不少人气。   周总理和田中角荣  最有趣的是基辛格。这哥们因为中美建交出力很大，所以我们很承他的情，让基辛格也成为“中国人民的老朋友”。   周总理和辛基格  每次基辛格来华，中央领导人再忙也会抽空接待。这哥们脑子很灵光，利用这个待遇居然做起了生意。  这个生意就叫“基辛格访华之旅”，只要付给基辛格一笔钱，基辛格到中国就带着他引荐给中央领导。这个“基辛格访华之旅”一开张就生意火爆，欧美跨国公司巨头纷纷慷慨解囊，能有一个私人场合结识中国领导人，这种机会太难得了。  搞得基辛格只要手头紧就往中国跑，跑一次就是几十万美元的收益，天下哪有比这个更轻松的生意？  我们的中央领导也厚道，明知道基辛格借此敛财，但是考虑到他“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身份，每次还是出面来接待基辛格，对于基辛格引荐的跨国公司巨头也能以礼相待。  从上个世纪70年代到当下，基辛格之旅贯穿了半个世纪，基老收钱收得手软，对于中国人的厚道，基老其实心里也是门清。所以，去年中美爆发贸易战，基老虽然已经96岁的高龄，也挣扎着坐飞机专程跑到中国提醒我们——对美国不要抱不切实际的幻想——“中美关系已经回不到过去了”。  下面让大家见识一下“中国人民的老朋友”的作用。  3  低调中国的潜实力  很多人看新闻，总有一种感觉，美国朋友多，中国朋友少，在国际上我们好像总是势单力薄。其实大家不知道，这是兔子故意低调，我兔在国际上苦心统战多年，潜实力深不可测——很多关系只会在关键时刻动用。  举两个例子。  一个是中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这个案例很多人出来给我抬杠，这里就详细讲一讲。  首先给大家贴一段安理会职责的科普文。   安理会职责  请注意几个关键，1.安理会职责包括向联大提出建议接纳新成员国，终止成员国的权利与开出成员国；2.联大的决议没有法律效力！它只是一种建议。  当时中国的情况很特殊，代表中国窃取联合国会员国席位以及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是台湾蒋介石政权，理论上台湾政权也是五常之一，有一票否决权。  那么，怎么把中华人民共和国弄进来，再把台湾踢走呢？  理论上这个权利属于安理会，但是安理会上会讨论肯定会被台湾一票否定掉，所以，最后四常就换了一个名义，把中国加入联合国变成“是否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席位”的议题——避开了走安理会程序被台湾一票否决掉，让联大来投票决定。其实就是四常默认共同放弃了所有五常的否决权。  1971年9月2日，美国联合日本等一票小兄弟专门向联合国提交了针对中国的《关于重要问题的决议草案》和《关于代表权问题的决议草案》。这个交给联大投票表决的草案其实就两点内容，1.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2.同时不剥夺中华民国的联合国代表权资格。  美国的意图很清楚，虽然要将中国拉进联合国五常，但是不愿意剥夺台湾在联合国会员国的资格，本质就是搞两个中国。  中国当然不会同意美国搞“两个中国”，所以让阿尔巴尼亚等十几个国家针锋相对提出一个提案，与美国提案不同的是，阿尔巴尼亚的提案不仅要恢复中国所有联合国席位，同时也要把台湾踢出联合国。  所以，当时联大的交锋焦点其实就是踢不踢台湾的问题，不管哪个提案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都可以入常（但是任何一个提案不过半数，中国也无法恢复联合国席位）。  最后联大通过阿尔巴尼亚提案，理论上联大议案没有法律意义，台湾可以不执行。但是最后又偏偏变成有约束力的决议，蒋介石代表不得不黯然离开联合国。这就是四常合伙欺负台湾，活生生把台湾的一票否决权废掉。  所以，我才在过去的文章说，中国能恢复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绝对是四常达成默契的，有一个不同意都不行。  以上是这个事件的大背景，下面我来讲讲联大的投票。  1971年联合国会员国有131个，过半数就要66票。1970年阿尔巴尼亚的提案就在联大表决过一次，当时只得了51票，71年中国新建交9个国家，满打满算中国最多能有60票，过不了半数。  所以，美国人觉得很有把握让阿尔巴尼亚的提案过不了，基辛格还担心我们有情绪专门跑到北京来安抚，基老对周总理解释：美国今年将支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但是不同意从联大驱逐台湾，在尼克松访华前，如果美国听任台湾被联合国驱逐，将使尼克松总统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  老谋深算的基辛格敢说上述的话，原因是美国提前也做了工作，当时拍着胸口保证要对阿尔巴尼亚议案投反对票的国家已经超过66个。  所以，基辛格私下里信心满满对我们外交部部长乔冠华说：我估计你们今年还进不了联合国，明年尼克松总统访华了，你们就能进去了。  在这个历史关键时刻，我兔把数十年苦心统战潜伏的力量全拿出来了。  1971年10月25日，联大表决，阿尔巴尼亚提案竟然获得了76票赞成！比66票还整整多了10票，比美国事先估计最多会有60票赞同多了16票！反对票竟然只有35票。    当时美国佬都懵了，为什么事先信誓旦旦要投反对票的一大批国家全倒戈了？很多还是美国的铁杆盟友！以美国关系最铁的欧洲为例，整个欧洲投反对票只有一个马其顿，其余几十个国家不是投赞成票就是弃权票！  70年代我们的国家还很穷，在国际交往中根本拿不出足够的利益让这么多国家在关键时刻支持我们——特别是还可能触怒美国的情况下。出现这种神奇的大逆转，只能说明我兔统战工作真的太厉害了！  天下何人不通共！蒋公此言不虚也。  现在大家明白了吗？关键棋子平时是不会动用的，只有在关键时刻我兔才会拿出来一锤定音！想想国共战争中我党在国民党军政两线埋下的暗棋，那个不是在关键时刻发挥了重要作用？  再来一个。  2013年9月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要单独建群玩啊，所以美国非常忌惮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在各种场合百般阻扰。中美真正的交锋是在亚投行这个焦点上。  2014年，中国宣布成立亚投行，并且广撒英雄帖，动员各国参与。  与此同时美国开动自己的国家机器全力阻扰其他国家参与，那时美国还是奥黑当总统，没有当下川普这样搞的天怒人怨，所以，那时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还是很大的。  但是，我兔的统战工作在这个关键时刻再现威力。  4月亚投行成立，当时就有27国加入，到了十月，这个数字变成57个国家——其中欧盟28个国家来了一半，G20集团来了14个，金砖五国全部到场。截止到2019年，亚投行成员国已经达到97个。一带一路倡议国家超过120个。  联合国一共才196个国家，现在，好像，不加入一带一路反而成了少数派啊！  美国你实力强大又如何？玩谋略搞统战兔子分分钟整得你没脾气。  4  掺沙子的G20  我之前说过，二战之后国际事务主要在联合国框架内运行。但是五常的一票否决权却对美国形成很大的制约。特别是1971年中国恢复常任理事国的席位之后，美国佬为了遏制中国与苏联手里的一票否决权，就打起了小算盘。  1975年11月，美、英、德、法、日、意六大工业国成立了六国集团。次年加拿大加入，形成了G7集团。  这个G7成立之后就凌驾于联合国之上，相当于搞了一个联合国特别长老会，什么国际大事，首先就是G7内部协商，达成一致后就拿到联合国去通过——而且基本都能过。  虽然中国与苏联理论上有一票否决权，但如果不涉及自身的重大利益，这个一票否决权是不敢轻易动用的，因为一旦动用，就相当于同时得罪了西方一票最发达国家。  90年代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成立。1994年美国就来找中俄商量，要不你们也加入G7把，我们搞一个G7+2，或者直接就是G9，以后国际上的大事都在这里商议。  美国佬的建议其实是挖了一个坑，等着中俄跳进去。  当时中国就一口拒绝了，美国人这点伎俩还能逃过兔子的眼睛？  俄罗斯却屁颠颠的跳进坑里——俄罗斯当时的领导人叶利钦天天酗酒，脑子经常不清醒。  中国不加入G7，不代表中国甘愿自己在国际事务上被边缘化，然后中国就发出呼吁，国际事务不能由发达国家说了算，应该让发展中国家参政议政！  中国这么振臂一呼，立刻应者云集。美国没办法，只能同意中国的提议——将G7这个长老会扩大化，1999年，以G7为基础，吸收了13个国家参与（主要是发展中国家）搞了一个G20。  这就是中国的智慧，我不参与你的G7，我要绑这13个国家参与，搞一个G20。  为什么说这是中国人的智慧呢？  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遭遇。  俄罗斯除了G20多参加了一个G7，捞到什么好处吗？屁都没有！不仅如此，俄罗斯参加G7后不久就觉得自己上当了，G7会议上，西方一票国家同气连声，几乎就穿一条裤子，俄罗斯但凡有点不同意见，立马就会被美国组织6个小伙伴搞批斗会，俄罗斯环顾左右，连个帮腔的都没有！  现在俄罗斯才明白中国为什么一开始就坚决反对加入G7——美国佬搞一个组织客客气气请你去参加——你以为是请你去吃肉啊！最后俄罗斯干脆就退出了G7。  所以中国拉着一大票国家搞了个G20——这是掺沙子；国家数量一多，我兔正好发挥自己搞统战合纵连横的优势。  现在G20已经成为讨论国际事务的主要平台，G7反而被边缘化。  5  天下何人不通共！  最后讲述一段历史，真事。  中国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需要一种很关键的设备——静电质子加速器。当时中国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跑到美国希望买到这个设备的零部件，正常渠道是不可能买到的。  关键时刻，赵忠尧得到一位慈祥的美国物理教授的帮助，意外的获得了这些零部件，赵忠尧带回国后组装出中国第一台静电质子加速器，为原子弹的研发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这还没完，这位教授生了一个儿子与两个女儿，儿子叫J.G。J.G.上学是教授一个兄弟资助的，所以，教授与他兄弟一家人关系特别好，教授兄弟的儿子很崇拜自己这个科学家叔叔，小时候经常跑去叔叔家里玩，思想上受他叔叔很大的影响。  当然直接传承教授优秀品质还是J.G.，他一直与赵忠尧老师保持密切的联系，据赵老师回忆，上个世纪80年代，J.G.还牵线帮助我们401研究所从美国买了一套串列式静电加速器。  大家看了这段历史有何感觉？  我觉得这位教授怎么也算得上“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吧。  甚至教授一家人堪称满门忠烈啊！  可惜，教授可能这辈子也没有获得这个官方荣誉。  呃，随便说一下，教授那个受他影响很大的侄儿，名叫唐纳德.特朗普，就是当下的美国总统。  这位美国教授名字就John G Trump。   教授照片  天下何人不通共？  以上文章部分内容引用自：  《基辛格回忆录》  新浪网：《记著名的核物理学家赵忠尧》  我的作品《蒋介石为什么失去大陆》

暗中保护你

6楼 暗中保护你说：
百年国运史，谁能自带主角光环？中国有句古话：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这句话讲的运气对个人命运的影响——运气来了，老天爷都在帮你，运气不顺，就是盖世英雄也是悲催的结局。  个人如此，国家也是如此。国运来了，一个国家就蒸蒸日上，生机勃勃；国运去了，国家就日薄西山，迅速衰亡。  今天给大家讲的就是两个社会主义国家在100年历史中不同的国运。当我们站在一个很高的角度来观察中苏两国的历史时，你就会发现，冥冥之中有一种气数决定着不同国家的命运。  首先，我们来讲讲苏联。   1  苏联：红星的上升与坠亡  1918年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夺取政权，建立了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从意识形态的领域而论，这是一个崭新的国家，与西方列国有本质的区别——传统的统治阶级被打倒，皇冠落地，贵族被流放，无产阶级掌握了政权。  所以，这个国家在成立之初就被西方各国极端敌视，被认为是西方列强的生死大敌。  苏维埃政权成立不久，一次世界大战就结束了，协约国甚至还来不及分赃就迫不及待要把这个红色政权扼杀在摇篮中。包括美国、英国、法国、日本等十四个国家纠集了20多万军队武装入侵苏联，与此同时，西方各国还出钱出军资煽动原沙皇军事将领率领数十万军队发动叛乱。  新生的苏维埃政权只有5万红军，在内忧外患孤立无援的恶劣局面下，苏联红军却越战越勇，不仅击败了外国干涉军，而且将高尔扎克、邓尼金等白匪军打得溃不成军。    1920年，在平定国内的叛乱之后，苏联红军开始向欧洲进军，势若破竹直接打到华沙城下，整个欧洲的贵族与资本家都在红军的铁蹄下瑟瑟发抖，可惜在华沙城下，强弩之末的红军被波兰人逆袭，苏维埃政权就这样第一次丧失了解放整个欧洲的机会。  1930年欧美爆发经济危机，苏联利用这个机会大肆收购欧洲破产资本家的机器设备与技术，通过这次抄底，苏联完成了自己的工业化建设。  苏联国运的转折是二次世界大战。  法西斯德国在其军事力量达到顶峰之际，动员了整个欧洲的人力物力向苏联发动了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攻击，五年卫国战争，苏联经过艰苦卓绝的战斗赢得了最后的胜利，但是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1939年卫国战争之前，整个苏联人口约为1.6亿人，1939——1940年苏联吞并了波罗的海三国以及波兰的东部地区，人口增加到1.8亿。然后在卫国战争中，苏联红军共死亡916.48万人，平民死亡1740万人，总体死亡2660万人（俄罗斯近年公布的数据），苏联总共才1.8亿人，光是死亡就有2660万人，战后苏联全国的成年男子有一多半不死就残。  问题的严重性还不仅仅是上述的死亡数字。  军队是死伤最惨重的群体，这个群体的主要年龄是20后出生的小伙子，由于战争伤亡太大，20后的年轻人后来基本上打光了，所以，苏联后期不得不动员更多的老人与妇女参军。  更要命的是一线政工人员的损失。  在卫国战争中后期，苏联统帅部专门下发文件到各个部队，一线政委禁止带头冲锋。  为什么？  因为一线政委的损失太大了，大得都找不到替代者。  苏联红军政委具有极高的政治觉悟，德军抓获红军政委都是直接枪决，不接受投降，而苏联红军政委也几乎不会投降，因为他们有最坚强的意志以及最勇敢的牺牲精神。面对德国军队巨大的军事压力，红军政委是激励一线部队士气的源泉。    苏联红军政委冲锋图  看到了吗？士兵都是在匍匐前进的时候，只有政委才会第一个站起来，向战士们高呼：“同志们，冲啊！为了祖国，为了斯大林！”政委的手枪上系着长长的红色带子，那是红色的信仰。  按：因为对红色政权的仇视，西方社会对苏联的描述极尽抹黑与扭曲，制造了各种耸人听闻的谣言，包括列宁有梅毒，包括苏联搞共产共妻，包括对苏联政委的污蔑——红军政委是督战队，拿着枪逼迫红军战士冲锋等等。上述一张普通战地记者拍摄的照片，就足以粉碎这些谣言！  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虽然取得了胜利，其实已经是元气大伤，不仅是因为死亡几千万，伤残几千万；更重要的是，在20后这个年龄层的人群出现了系统性的断层，特别是在政府与党委部门，优秀的20后政工干部出现了集体断层。  按：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美国仁川登陆后，最初中苏约定由苏联出动空军，中国出动陆军参战，临到出兵的前夜，斯大林突然反悔不愿出动空军。  这种反复无常的行为过去让我很看不起斯大林，后来我研究历史才明白，斯大林不愿直接与美国爆发冲突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5年卫国战争，苏联成年男人一大半非死即残，20后这个年龄层都拼光了，这个时候，斯大林怎么敢冒着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与美军直接冲突？他总得给自己的国家留下一点种子啊。  最后是毛主席依然拍板，没有苏联空军我们也要参战，当周总理向斯大林通报这个大无畏的决策时，斯大林当场就流泪了。  英勇的中国志愿军气势如虹地将如日中天的美军从鸭绿江打到38线，打出了军威与国威，将自甲午以降中华民族百年郁结之气一扫而空，同时也赢得了苏联发自内心的敬重，所以才有了著名的156工程的援助，苏联几乎是白送了我们一个重工业体系。  政府与党委20后年轻人集体断层在几十年后就逐渐呈现越来越严重的后果。    苏联历届领导人出生年份与执政年龄  大家看看，从60年代开始到1985年，苏联最高领导人都是00后与10后，85年接班的戈尔巴乔夫是30后，中间20后没有了！  苏联不仅最高领导人如此，整个体制管理层也是如此。  苏共23大，中央委员连任为80%，到1976年的25大，连任率达到90%，1981年2月召开的26大，选出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成员都是25大原班人马，其中政治局成员平均年龄为70岁，书记处为68岁，1978年——1981年两届州党代表大会期间，156个州委书记只换了5人，1974年——1981年，80多名政府部长也只换了14人。  大家知道上述数据说明什么吗？  说明从70年代到85年期间，苏联进入“老人政治”。  为什么出现“老人政治”？  原因很简单，体制内的年龄层出现了严重断层，上面是一群60——70岁的老头子，下面是一群20——30岁的毛头年轻人，其中最重要的40——50岁这个年龄层（也就是20后出生的人）的中坚力量出现系统性缺失！  这就太要命了！  老人不放心把权力交给20——30来岁的年轻人，毕竟经验与阅历都不够，所以只能在老人之间交接。因为没有合适的接班人，勃列日列夫一干就是18年，临死前没办法，只能把总书记交给68岁的安德罗波夫，安德罗波夫干了两年心力交瘁就扛不住，还是没有合适的接班人，只能把担子交给已经73岁的契尔年科，契尔年科干了一年就病死，现在好歹有个30后的戈尔巴乔夫能接班了。  啥叫运去英雄不自由？  这就是！  堂堂苏维埃社会主义大国，在关键时刻，有整整15年找不到一个年龄合适的接班人！  按：不要给我扯什么苏联2亿人不可能没有一个20后的人，优秀人才需要足够的数量厚度，没有厚度就没有基础，如同14亿中国人找不出11个会踢球的足球队员一个道理。  苏联从70年代到85年贯穿15年的老人政治不仅让苏联那段时间政治僵化、官僚主义严重，最致命的是恰恰错过了70年代经济转型的良机！  这才是苏联解体、红旗落地的根本原因。  为什么70年代是苏联经济转型的良机？  简单的说一下工业化的路径规律。  后发国家工业化有两条路径。一个是先轻工后重工，这基本是一条不归路。全世界100多个发展中国家，凡是走这条路的没有一个能走出来。  比如越南就是这样典型。最近两年由于中美贸易摩擦，加上越南低廉的人工成本，表面上很多制造业都向越南转移。但是仔细分析越南的经济数据，我都觉得很可怜。  2018年越南最大的产业是纺织业，纺织业出口达到370亿美元，是不是很可观？但是越南为了这370亿美元的出口不得不进口236亿美元的原材料。对！你没看错，越南发展的纺织业绝大部分原材料都靠进口。  进口哪些原材料？  一个是服装的附属品，包括纽扣、拉链、各种挂件等等。不要小看这些小玩意，没有一个强大的重工业与化工业基础，你就搞不定这些五金件。呃，这个产业基本是被中国垄断，2017年我们光是服装附属品出口就达到1500亿美元，比纺织品出口金额还高。  一个染料布匹。说起来棉布生产很容易，但是染料却是这个产业的高端产业，相当于电子产业的芯片。    染料  80年代我们搞纺织业时，染料也是被国外垄断，一吨普通染料10万元起，一吨高端染料50万元起，简直就是趴在我们身上吸血。  后来我们自己搞研发，掌握了染料技术，一下子将染料价格干到1万元以下，把境外的染料企业搞得纷纷破产——发达国家的粉碎机外号就是这么来的。  现在我们基本垄断了全球70%以上的染料产能，一些关键中间体原料甚至垄断了90%以上。垄断了染料产能，我们就垄断了染色布匹的市场，全球所有搞纺织业的国家都得向我们进口染色布匹。  你看看，我们向越南出口236亿美元的纺织原材料能做到10%以上的利润，而越南出口370亿美元，扣除原材料成本、人工、厂房、水电、物流、税收之后（还要承担环境污染的代价），最多也只有5%的利润，啥是血汗工厂？这就是！  不仅利润低，而且根本看不到前途。这票先轻工后重工的国家是没有产业升级的希望的。  另一条路就是先重工后轻工，苏联、中国就是走的这条路，这是一条正确的工业化道路，也是一条艰苦的道路。  因为重工业投资大、周期长，所以前期不可能搞市场经济，通过民营资本来实现，只能通过国家的力量整合全国的资源来做，所以，前期计划经济就是必然——必须把所有的资源集中起来把重工业、化工业做起来。  但是工业化的过程需要资本不断投入，需要产业不断升级，后发国家不可能学习西方列强通过掠夺殖民地实现资本积累。  所以，在重工业初步实现之后，就必须经济转型，通过市场经济来发展轻工业，轻工业起来之后再带动重工业升级，如此交替循环逐步实现产业升级。  70年代苏联重工业已经发展到巅峰，比较典型的就是军工产业、航天产业在全球都是数一数二，但是轻工业却是一个渣——计划经济模式下，轻工业是发展不起来的。这个时候就必须要搞经济转型。  但是，在这个关键时期，苏联却因为40——50岁干部的集体断层而陷入老人政治的僵化政治局面，所以错过了这个转型的关键期。  你看看，因为惨烈的卫国战争，苏联拼光了自己20后最优秀的年轻人，导致70年代之后整整15年体制内出现年龄层系统性缺失，直接错过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从此，苏联的国运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  1985年戈尔巴乔夫接任苏共总书记，这个30后的领导人突然执掌一个庞大的国家显得稚嫩而不知所措。  戈尔巴乔夫虽然意识到国家已经出现严重的问题，但是却不知如何着手解决。在西方舆论的忽悠下，戈尔巴乔夫首先推动的却是政治体制改革，先是提倡“新思维”，然后体制改革逐渐全盘西化，苏共的执政地位在这种改革中被严重削弱。  僵化的经济模式、混乱的政治生态直接导致了严重的后果，85年之后苏联经济断崖式下跌。    1980——1990苏联历年GDP  1991年苏联已经病入膏肓，然后才有了819体制内的建制派在绝境中回光返照的反击，最后被叶利钦轻松击溃，1991年12月25日，戈尔巴乔夫宣布辞职，苏联解体，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轰然倒地，国际共运遭受重创，读史到此令人唏嘘不已。  俄罗斯取代苏联后，西方国家信誓旦旦的承诺——只要俄罗斯按照西方那套制度进行全面彻底的改造，西方国家将给予俄罗斯巨额的经济援助。  叶利钦居然轻信了西方国家的承诺！  你看看，从70年代开始，苏联国运出现转折点，然后这个国家命运就江河日下一泻千里，苏联解体已经让这个国家命运坠入深渊，但是屋漏偏逢连夜雨，这个国家因为叶利钦轻信了西方的承诺，还将继续沉沦。  中国有票公知拼命宣称，只要中国走西方那条道路就能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让我们来看看俄罗斯全盘西化后的遭遇。  叶利钦将一个美国经济学家萨克斯直接任命为政府总理，让这个美国人操刀对这个国家进行“休克疗法”的手术。  所谓的“休克疗法”本质就是彻底私有化。包括废掉国企，放弃政府对公共产品的补贴，放开价格管制，放开汇率管制，实现完全的“贸易自由”，——总而言之一句话，政府彻底退出市场，让市场自己激发活力来重整经济。  我们公知带路党常常恶毒的攻击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攻击政府对经济干预太多，攻击国企效率低下，宣扬只要搞彻底的私有化，国家的经济将会更好。  这些蛊惑人心的观点也就是骗骗不读书的脑残，稍微学习过俄罗斯历史的就应该知道，在1992年俄罗斯就是完全按照公知带路党这套理论做了一场实验，结果怎么样呢？  结果就是国民经济彻底崩溃！   杰弗里·萨克斯 休克疗法本质不仅摧毁了俄罗斯的经济，更为重要的是，还摧毁了前苏联花费几十年时间建立的重工业体系，从而让俄罗斯永远丧失了制造业转型，掌握现代制造业的机会，彻底打断了俄罗斯的脊梁。  俄罗斯全盘照搬西方模式搞改革，学得不能再彻底了——连操盘手都是美国人，结果带来的却是整个国家坠入深渊！  那么，在俄罗斯经济奄奄一息的时候，以美英为首的西方国家兑现了它们之前给予俄罗斯经济援助的承诺吗？  没有！一分钱也没给。  不仅如此，西方国家还用北约东扩，吸纳了一批前苏联的东欧小兄弟，步步压缩俄罗斯的战略空间，美国还操纵欧佩克强行压制石油价格——直到1999年，国际油价就没有超过20美元。  几重打击下，俄罗斯经济一蹶不振，在上个世纪80年代前苏联最辉煌的时期，苏联的GDP曾经达到美国的70%，全盘西化后俄罗斯在90年代末GDP只相当于美国的10%。    1990——1999年俄罗斯历年GDP  经济崩溃的背后就是普通人的苦难。  有学者统计，因为经济崩溃生活水平急剧下降，俄罗斯死亡率急剧攀升，相比苏联解体前正常的死亡率，1990年——1999年俄罗斯多死了整整500万人！俄罗斯人口才1.3亿人，500万人的死亡率相当于人口比例的4%，差不多等于打了一场大型战争。  让中国全盘西化吗？  14亿人如果同样死亡率提高4%，就有5000万人丢掉生命。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俄罗斯全盘学习西方那套制度，却没有被西方接纳，反而被西方落井下石整得国家都差点毁灭？  原因很简单，俄罗斯你是大国！大国就是投降西方也不会接纳你，只会想尽一切办法把你彻底整死！如果是日韩这类小国，也许美国可以接纳你当狗腿子，俄罗斯是不行的，一旦崛起就是美国的战略对手！  俄罗斯的遭遇大家有何感受？  大国博弈是没资格投降的！永远不要指望投降就能让美国放你一马，美国只会借着你投降步步紧逼，直到你四分五裂再也不能对美国产生威胁为止！  按：去年中国硬怼美国贸易战，中国某些公知带路党公然提出“早日投降可以避免更大的损失”。这些投降论的观点简直是其心可诛。以中国的体量与经济规模，就算投降美国会放过你？要知道奥巴马就在公开场合演讲说过——“让14亿中国人过上美国与澳大利亚中产阶级的生活就是一场灾难”。  请记住，中国如果投降拱手让人任意宰割，就一定是整个国家与民族沦入万劫不复的深渊！俄罗斯就是前车之鉴。  写完了苏联的历史，我们再来看看中国。  从国运的角度，近几十年中国与苏联完全是不同的境遇。   2  中国：国运护佑一路崛起  苏联在70年代错过了经济转型的关键时间窗口，而中国恰恰在这个时间窗口启动了改革开放的伟大事业。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上小平同志吹响了改革开放的号角。    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的小平同志  那一年小平同志74岁。  一个74岁的老人能以莫大的政治勇气来推动一个大国进行全面的政治经济转型是非常了不起的，同样，小平同志能开启这个伟大的事业也是因为手下有一大批40——50岁年富力强的中坚力量。  小平同志有句名言：路线确定了，干部就是决定性因素。没有这帮40——50岁年富力强的干部，小平同志就是有心改革也找不到可靠的执行者，这就是中苏国运的差别。  小平同志被誉为我们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是因为他的远见。  在经济转型的过程，小平同志确定了两个基本原则：  第一，要坚持改革开放！  第二，要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  后来的历史证明，这两大原则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发挥了关键性作用。  坚持改革开放：就是不因循守旧，以创新包容的态度来应对国际国内变化的形势；  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中国才不会乱！  后来几十年的历史证明，这两条原则简直就是中国社会的定海神针！小平同志的智慧与远见让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从毛主席到小平同志以及周总理等一大批我党的高级领导人——中华民族在民族危亡之际突然涌现出一大批雄才大略的人杰，大家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  这个国家国运来了！  告诉大家一个基本规律，一个民族的崛起，一个国家国运昌盛的时候，一定会首先涌现出一大批杰出的英才。比如日本国运最好的时期是明治时代，那个时代伊藤博文、西乡隆盛 、大久保利通 、木户孝允等等都是日本百年未见的英杰。  满清能够以辽东一个野蛮部落而入主中原，也是突然涌现出包括皇太极、康熙、雍正、乾隆这些雄才大略的君主。  苏联为什么倒下，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斯大林之后，苏联领导人就没有出现一个真正的雄杰，而我们自毛主席以降，真正是英杰辈出，将星如云。  对比中苏历史，真是造化弄人，让人感慨万千。  80年代我们刚一改开就遇到最好的时代。  因为有苏联这个敌人，我们与西方国家渡过了一段难得的蜜月期，然后又承接了日本带有战争赔偿性质的资本援助与产业转移，经济转型虽有波折却大体顺利。  90年苏联突然崩溃，国际形势为之一变。  按理说，在苏联解体、东欧变色之后，我们就应该独自承受美国的战略压力，但是国运来了挡都挡不住，从90年开始，中国开启了一种开挂的崛起模式——每每在关键节点上，总会发生一些不可思议的事件转移了美国的战略注意力。  第一个跳出来的是萨达姆。    萨达姆  1990年8月萨达姆入侵伊拉克，并且兵临沙特。中东是美国的钱袋子，这个麻烦是一定要处理的。1991年1月17日，美国联合多国部队对伊拉克发动突袭，2月27日，美国重创伊拉克军队，并且宣布解放了科威特，当日午夜停火。  海湾战争迅速胜利让美国信心大增，几个月之后苏联崩溃，全球从两极对抗变成美国一家独大，美国在全球的影响力达到顶峰。  90年代一方面美国野心膨胀，希望摄取全球霸权，另一方面中国则拼命韬光养晦——90年代因为中国少报GDP就被世界银行查处了2次。所以，美国根本就没把中国当做一个潜在的对手，相反，美国加大了对全球与地区事务的干涉力度，把自己的战略资源胡椒面一样全球乱撒——包括对波黑、索马里、海地等地区事务的干涉，实施北约东扩，制裁与武力打击伊拉克，发动科索沃战争。  在美国洋洋自得充当着世界警察的角色的时候，中国一边韬光养晦拼命发展经济，另一方面则极力避免与美国发生冲突，表现出很强的忍耐力。  93年银河号事件，我们忍了；  96年台海危机，我们咬着牙撑过去了；  99年美国轰炸我大使馆，我们再次忍耐；  就这样我们得到了整整10年的战略发展时间。  1990年我们GDP是1.8万亿，2000年我们GDP已经达到10万亿，十年增长了5倍多，全球排名第六，中国经济的快速增长引起了美国的警觉。  2001年小布什当选美国总统，此人一上任就公开提出，美国有三个敌人，一个是伊拉克，一个是俄罗斯，一个就是中国。  2001年4月1日，美国一架侦察机在我专属经济区与我一架战斗机相撞，飞行员王伟壮烈牺牲。  南海撞机事件之后，美国正式提出重返亚太战略——美国的战略重心眼看就要向亚洲转移。  在这个危急的时刻，不可思议的事件再次出现了。  2001年9月11日，本拉登策划组织了震惊全球的911事件！全世界几十亿人通过电视画面目瞪口呆看着两架波音飞机狠狠的撞在世贸大厦双子塔上。   911事件 啥是国运？  这就是！  911事件再次改变了国际局势。美国调整了自己的战略部署，将战略重心从亚太转向中东与阿富汗，为了赢得中国在全球反恐事务中的合作，美国将中国定位从敌人调整为有缺点的合作伙伴。  2001年11月，中国加入世贸！  与此同时，美国倾举国之力在阿富汗、在伊拉克发动了两场战争。  2006年美国干掉了萨达姆，重创了塔利班，本拉登穷途末路已经不再是美国的威胁。这一年美国再次把注意力转向中国。  为什么中国再次吸引美国的战略注意力，无他，因为中国发展太快了！  2006年我们GDP增长达到10.4%，相比2000年，中国GDP再翻一倍达到21.7万亿人民币，中国出口跃居世界第三，对美贸易顺差达到1442亿美元。中国迅猛增长的势头让美国感到严重的威胁。  然后，美国开始对中国下手了。  2006年美国参议院通过一项决议，这项决议要求人民币今年必须“明显升值”，否则就将对中国商品加征27.5%的关税！  2006年12月，中美两国进行了第一次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其实所谓的“对话”就是美方单方面强硬要求人民币必须快速升值。  当时中美气氛紧张，形势非常严峻。如果2006年中美爆发贸易战，那时我们将付出非常惨重的代价。  给大家看一组数据。    历年出口占GDP比例  看到没有，2006年我们出口在GDP占比达到64%！，如果中美谈崩，美国很可能发动一票欧盟的伙伴对中国群殴，届时我们的经济将遭遇重创。所以，那时我们管理层就看清了一个现实——我们的经济增长不能过于依赖出口，否则别人可以随时卡你脖子！  但是调结构需要时间，在此之前，我们必须忍耐。  其实早在2005年7月21日，在美国强大的压力下，中国政府作出了人民币升值的决定，到2006年12月底，人民币升值达到2615个基点，人民币对美元汇率达到7.8元。人民币升值了美国就罢手了吗？没有！美国不重创中国经济是绝不甘休的。  2007年，在美国逼迫下人民币升值开始加速，与此同时美国操纵国际油价一路攀升，2007年达到创记录的140美元一桶的天价！然后美国又操纵大豆价格从2006年到2008年整整涨了3倍。  原油价格大涨叠加大豆价格暴涨，给我们带来巨大的输入型通胀，2007年我们通胀指数一路飙升，最高点超过5%，那一年猪肉价格从十来元迅速涨到二十几元一斤，几乎是举国震动；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升值太快也重创了我们出口。  双重影响下，到了2008年5月，中国经济已经出现明显的失速的迹象。    很多人不了解当时的形势，不知道我们面临着美国极大的战略压力。  首先，当时我们GDP中出口占比较大，如果人民币升值太快，出口就急剧锐减，对经济造成很大的负面影响；如果我们让汇率升值速度放慢，美国就要直接出手整我们——那时我们的经济结构是承受不了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27.5%关税的；  虽然理论上本币升值有利于进口，但是国际大宗产品的定价权掌握在美国手里，在国际需要没有大的变化的情况下，国际粮价（主要是大豆）2年内涨3倍，石油价格涨了一倍多，铁矿石价格翻番——  这些都是针对我们这个大豆、石油、铁矿石最大的进口国来的，本币那点升值幅度远远无法抵消国际大宗产品上涨的幅度。  输入型通胀又制约我们货币政策，货币政策紧缩对经济将造成更大的负面影响。  内忧外患之际，不可思议的事件又一次发生了！  2008年8月，美国突然爆发金融危机！    美国四大投行之一雷曼兄弟破产  美国经济遭受重创！  真是国运护身，天佑中华！  美国后院起火，已经顾不得再次整我们。  国际大宗产品暴跌，输入型通胀危机解除。虽然出口锐减，但是我们已经可以从容应对，然后就有那个著名的“四万亿”救市。  我们稳住经济基本盘，利用美国金融危机争取的时间窗口拼命的调结构扩内需。到2012年，出口占GDP比重已经从最高点的64.24%降低到45%左右，整整降低了近20个百分点。  2011年美国击毙本拉登，2012年奥巴马再次实施重返亚太战略。可惜，奥巴马虽然连任却只是一个跛脚的总统，国会两院掌握在共和党手里，因为两党政治撕逼的惯性，加上院外集团的游说，奥巴马始终无法集中足够的资源来遏制中国发展。  2014年我们祭出一带一路战略，就是针对美国重返亚太的对策——你从东边来，我往西边去。一带一路、亚投行、丝绸之路基金——已经颇具实力的中国手段灵活、花样翻新席卷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参与。  然后奥巴马又搞了一个环太平洋协议（TTP）,一个环大西洋协议（TTIP）。这一招非常狠毒，目的就是联合全球主要经济体另起炉灶，把世贸组织架空，从而将中国排斥在全球贸易圈之外。  如果真让奥巴马把这两个事搞成了，对中国经济的冲击将远远超过后来的中美贸易战。  但是国运护身的中国再现锦鲤体质。  不可思议的事件再次发生了！  2015年先是国会两党撕逼，共和党议员纷纷投票支持TPP协议，反倒是奥巴马所属的民主党议员抽风——认为这个协议应该加入更多的人权条款，从而投票否定了这个协议。  奥巴马估计要吐血三升。  2016年好不容易等这个协议国会批准了，奥巴马任期又到了，希拉里同学摩拳擦掌准备接过奥巴马的担子……  等等！川普一板砖拍倒希拉里逆袭成为美国总统。  2017年1月，川普上台第一件事就废掉了这个TPP协议！    川普废掉TPP协议  废掉这个曾经当着几千名流疯狂羞辱自己的奥巴马的政治遗产，川普心里一定很爽；  不过，我们心里更爽啊！   3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从苏联解体到2018年，整整28年的时间，全球头号超级大国对于意识形态唯一的对手中国就没有正儿八经的腾出手打压过一次！  眼睁睁的看着中国经济一飞冲天，从1990年GDP1.8万亿增长到2018年的90万亿！28年顺风顺水的增长了50倍！  这个过程美国几次三番都很想整我们。  然并卵，每到关键时刻总有一些刺头跳出来捣乱——萨达姆、米洛舍维奇、本拉登……等美国好不容易把这些刺头灭掉，国内总是要发生一些幺蛾子事件——金融危机、国会撕逼、川普逆袭……  讲真，上述事件与我们一点关系都没有……  呃，我们只是自带主角光环。  主角光环就是主角会遇到危险，但是主角总能化险为夷。  假如把中国崛起的历史改编成一部电视剧，估计在豆瓣评分不会超过3分——无数人会疯狂吐槽打差评：太假了！简直不合常理！编剧给主角开了太多金手指！反派大boss怎么老是在关键时刻抽风？  呃，我觉得不合理。  但是，历史就是这样离奇。  时来天地皆同力！国运护身，老天爷都要帮我们，我们也没办法啊（摊手）。  找了一张图，大家感受一下中国崛起之路。    中印历年GDP比较  说实话，92年蛰伏之前，是龙是虫，谁也不知道，但是腾飞之后差别就出来的，印度这曲线顶多算一只偶尔扑腾几下的母鸡，而中国这曲线活脱脱就是一条真龙啊！  美国的悲剧在于，92年龙抬头的时候它不重视，等到2001年龙腾身的时候出来一个本拉登，2008年龙双爪击地准备一飞冲天之际，美国又爆发了金融危机。时至今日，中国这条巨龙已经飞龙在天，不可阻挡了。  很多人经常来问我，为什么我对中华民族的崛起充满信心？  不谈我们的制度优势、道路优势，就看着这几十年国运趋势，谁能挡得住？  打麻将我不怕牌技精湛的老手，只怕那些手气爆棚的生手——尼玛，我连13张牌都没看清楚，他就停牌自摸了！推倒牌一看，还TM是清一色！  最近我一直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为什么中国崛起之路国运昌盛？我觉得很大可能就是历史赋予中华民族更大的责任，让中华民族带领全人类走出地球，冲出太阳系，将人类文明撒向更广阔的星系。  这个担子太沉重，美国不过一个移民国家，文化与底蕴都不够，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也只有勤劳、勇敢、智慧的中华民族，这个贯穿人类5000历史的伟大文明才能承担这个让人类社会走出地球的责任。  但是，历史上中华民族领先全球的时期太多了，所以，上帝才让欧洲人率先爬上工业文明的科技树，让我们历经近代百年的磨难，磋磨一下民族的韧性，然后才气运护佑，让我们一飞冲天。  加油吧，诸君！  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

暗中保护你

7楼 暗中保护你说：
自己为自己顶贴，借此机会提供给喜欢阅读历史的坛友们…
本楼来自 掌中世界安卓版

白开水。

8楼 白开水。说：
闲暇给楼主顶贴。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汉阳兵工厂

9楼 汉阳兵工厂说：回复7楼暗中保护你
辛苦了，节日快乐
本帖来自微秘

最浪漫的小雨

10楼 最浪漫的小雨说：
不管是什么主意吧。资本和经济才是立国之本。在说两党吧，一个是理想化一个是现实化不择手段。一个喜欢老百姓富强，一个让农民敲骨吸髓。只有敲骨吸髓才有跟外国交换的资本。要不什么都没有。
本帖来自微秘

暗中保护你

11楼 暗中保护你说：回 9楼汉阳兵工厂说
谢谢，同样祝你国庆中秋双节快乐！转发这几篇文章的确很不容易，我都换了两部手机才成功把这几篇文章转过来，安卓10.0的手机剪贴板很坑爹的，操作实在是太累…
本楼来自 掌中世界安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