媒体：年轻人初婚年龄推迟 这个难题如何破解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近日，全国多地民政部门陆续公布了2021年婚姻登记数据，其中有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是，初婚平均年龄普遍推迟。下面是两个例子： 　　其一，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初婚平均年龄分别为男31.89岁，女30.73岁。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 　　其二，2021年湖北省襄阳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与2016年的29.41和27.27岁相比，5年里推迟了近6岁和近7岁。 　　在许多人的印象中，一、二线城市居民的初婚年龄推迟不足为奇，因为一、二线城市聚集了不少高学历青年，再加之房价的原因，因而一、二线城市居民初婚年龄推迟符合大众的认知。 　　但襄阳市并非一、二线城市，男性的平均初婚年龄已经是如此之高，出乎了人们的意料。安徽省也是如此，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都突破30岁，这是一个值得重视的新现象。 　　目前，我国的三、四线城市和农村地区的出生率普遍高于一、二线城市，如果初婚年龄推迟这种现象蔓延到三、四线城市甚至广大农村地区，势必会导致我国的出生率进一步下降。因而，这一现象值得警惕。 ▲吉林省通化县大安镇湖上村，农村青年们正在举行结婚仪式。图/IC photo 　　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为何推迟？ 　　年轻人初婚平均年龄推迟，不外乎以下几个原因：年轻人受教育年份延长，房价压力与就业压力大，以及婚姻观念转变。 　　特别是婚姻观念的转变，更加深刻地影响当今年轻人的婚育观念。如今很多年轻人更加独立，受教育程度普遍更高，他们更愿意追求自身价值的实现。 　　当前，许多年轻人由于忙于求学和事业，婚恋意愿下降，在这些年轻人看来，“男大当婚，女大当嫁”这种传统观念已经不合时宜，越来越多的年轻人不再认为结婚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这也是我国单身成年人口不断增加的原因。 　　2020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我国平均家庭规模只有2.62人，比2010年下降了0.48人。平均家庭规模缩小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单身家庭不断增多。 　　值得注意的是，初婚平均年龄推迟，并不是中国的独有现象，而是许多发达国家的普遍现象。 　　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2019年主要发达国家的平均初婚年龄如下：日本男性31.2岁，女性29.6岁；韩国男性33.4岁，女性30.6岁；美国男性29.8岁，女性28岁；欧盟27国平均初婚年龄为男性33.3岁，女性30.7岁。 　　再加上我国的出生人口绝大多数是婚内生育，非婚生育的情况很少，因此生育情况与结婚密切相关。 ▲刚出生的婴儿。图/新华社 　　初婚年龄推迟应引起足够重视 　　初婚年龄推迟的直接后果是出生人口下降和生育率下降。无论是男性还是女性，初婚年龄每推迟一岁，会直接影响到人口的出生率。 　　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仅为1062万，出生率和出生人口双双创下1949年以来新低，背后的原因是与初婚年龄推迟分不开的。 　　以安徽省为例，去年9月，安徽省司法厅印发《关于征询社会公众对意见的公告》称：“我省出生人口连续4年减少，人口形势极为严峻。据安徽省全员人口数据库统计，2017年至2021年我省出生人口分别为98.4万、86.5万、76.6万、64.5万、53万（预测），年增长率分别为-12.1%、-11.4%、-15.8%、-17.8%，整体呈断崖式下降趋势。” 　　安徽是我国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因为江浙沪经济发达，而安徽经济相对落后。安徽省统计局发布的数据显示，安徽净流出人口在2010年-2019年一直占全省户籍人口的一成以上，这还不包括省内流动人口。由于外出务工人员数量巨大，而结婚会面临置业、养育子女等现实压力，这也是初婚年龄推迟的原因之一。 　　初婚年龄推迟的另一个后果是初婚人数和结婚率双双下降。根据民政部数据，我国结婚率在2013年为9.9‰，随后逐年下降，2020年结婚率下降到5.8‰。我国初婚人数在2013年达到2385.96万人的峰值后持续下降，2020年下降到1228.6万人，比2013年下降48.5%。 　　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婚姻是夫妻双方的结合。对于社会来说，长期和谐的婚姻家庭关系有助于社会稳定。 　　因此，婚姻问题既是家事也是国事，既事关民生幸福与社会稳定，也与促进我国人口的长期均衡发展息息相关，初婚平均年龄频频推迟，亟须引起社会各方的重视。 　　政府部门也需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提升年轻人的结婚意愿，包括坚持“房住不炒”，出台与之相配套的政策遏制房价过快上涨，以及创造条件提供更多工作岗位，减轻年轻人就业压力。只有切实降低年轻人的结婚成本，方能提升年轻人的结婚意愿。这是利国利民的千秋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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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沙发 天涯过客说：
据第一财经报道，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季报数据显示，2021年我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2020年跌破900万对大关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
根据报道，这也创下了1986年（民政部网站公布有1986年以来的数据）以来的新低，仅为2013年最高峰的56.6%。
历年结婚登记对数。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广东和河南均为59.1万对
并列第一
结婚人数快速下降，与适婚人群总量减少有关。从近四十年数据看，我国出生人口在经历1987年这一近40年的最高峰之后，连续多年下行。也就是说，随着“95后”乃至00后进入到婚育阶段，处于适婚年龄的年轻人数量也在下降。
另一方面，这也跟年轻人尤其是“90后”初婚年龄大幅推迟有关。数据显示，2008年以后安徽初婚年龄逐渐上升，从一开始的26岁左右到现在已突破30岁。根据贺丹、张许颖、庄亚儿等人的一项研究《2006～2016年中国生育状况报告——基于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抽样调查数据分析》显示，女性的初婚年龄从2006年的23.6岁上升到2016年的26.3岁，10年间上升了2.7岁。
在结婚人数下降的同时，单身群体正不断壮大，单身经济也随之崛起，对包括房地产、家电等行业都产生巨大影响。
分省份来看，有10个省份结婚人数达到或超过30万对，分别是河南、广东、四川、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湖南、云南，其中河南、广东和四川均超过50万对，广东和河南均为59.1万对，并列第一。
总体上看，各地结婚登记人数多少，与各地的人口总量尤其是户籍人口总量有关，其中河南是户籍人口第一大省，广东常住人口最多，且年龄结构较为年轻。结婚人数多，也意味着接下来这两省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名列前茅。
31省份2021年婚姻大数据。图片来源：第一财经
多地初婚年龄推迟
此前，多地2021年婚姻大数据相继出炉，初婚年龄推迟的现象十分明显。
杭州2021年结婚登记人数，比上年增加2135对。杭州市民政局工作人员说：“一方面杭州是人才流入地，且大部分是适婚年轻人；另一方面我省实行婚姻登记全省通办，很多人感觉方便，且在杭州登记，还能留下美好的回忆。”
杭州去年男女结婚年龄比前一年略有推迟。男性初婚平均年龄28.5岁、女性27.1岁，与去年相比分别晚0.2岁、0.3岁。
在湖南岳阳，2021年全市共有24672对情侣喜提“红本本”。2017年，该市共有39271对男女办理结婚登记，2018年35329对，2019年31545对，2020年29194对，结婚登记人数逐年减少。从年龄看，男性初婚登记平均年龄29.2岁，女性初婚登记平均年龄26.3岁。
在浙江温州，2021年办理结婚登记的新人共有37027对（含跨区域办理结婚登记2483对），平均初婚年龄男性为29.1岁，女性为26.7岁，男性比上一年推迟0.4岁，女性比上一年平均推迟0.3岁。
在湖北襄阳，2021年度男女初婚的平均年纪男性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2016年襄阳男女初婚的平均年纪为29.41和27.27岁，相比之下，5年里推迟了近5岁。襄阳日报评论称，难怪为人父母者如此着急了。所以，互相理解，也许才是和谐相处的不二法门。
多地离婚登记数量大幅下降
去年有个热点话题是“离婚冷静期”。2021年1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正式实施，当事人离婚申请30天后，只要夫妻双方中有一方反悔，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离婚冷静期”的实施以及婚姻辅导的有效开展，减少了冲动离婚的发生。
2021年江苏全省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240435对，当年完成离婚登记134943对，占离婚登记申请总数的56.12%；87635对离婚申请在冷静期内主动撤回或逾期未办理视为撤回，占比36.45%；17857对因处于离婚冷静期或登记发证期，尚未办结，跨年至2022年继续办理。
也就是说，去年江苏近四成离婚申请在冷静期撤回。
图片来源：江苏民政
在安徽合肥，2021年共有16851对夫妻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这一数据与2020年同期的34591对相比降幅超过51%。
安徽阜阳也出现离婚数据较大幅度下降。据阜阳市民政局介绍，2021年全市办理离婚登记14105对，与2020年的28148对相比，减少了整整一半。以颍州区为例，去年1月份，离婚登记数为0，因为民法典去年1月实施，中间要经过30天的冷静期。2月份离婚登记为74对，相比往年同期有所下降。
在湖南岳阳，2020年有15856对夫妻办理离婚手续，而2021年为8259对，离婚总量减少7597对，降幅达48%。
在湖北十堰，2021年，全市有4600多对夫妻分道扬镳。但值得一提的是，自2021年实行“离婚冷静期”后，近5年来离婚人数首次出现骤减情况。
在浙江温州，2021年全市共受理离婚申请19762对，冷静期结束后未办理离婚手续的有9774对，实际办理离婚手续9988对，比上一年减少5547对。
在温州鹿城区婚姻登记处婚姻调解室辅导老师徐兰琴看来，不少前来办理离婚登记的夫妻都属于冲动型离婚，这时，离婚冷静期政策与婚姻辅导就派上了用场。“这几天，我就接触过这么一对夫妻，新年复工第一天吵闹着来离婚，一问原来是鸡毛蒜皮的小事，妻子认为丈夫生活大手大脚，年货买得太多，丈夫觉得妻子太过强势。经过我们一个小时的疏导，两口子最后手牵手回家了。”
人们常说婚姻有七年之痒，意思是爱情在七年后，会进入一段危险时期，婚姻也容易亮起红灯，那么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呢？
杭州民政部门数据显示，2021年，男性离婚平均年龄40.3岁，女性离婚平均年龄37.9岁；婚龄6-9年的离婚数为最高，占总比的23.92%，婚龄在10-15年的占20.27%。
浙江温州的数据则显示，去年男性离婚平均年龄40.6岁，女性离婚平均年龄37.8岁；婚龄10-15年的离婚数为最高，占总比的24.72%，婚龄在6-9年的占22.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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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扇子

板凳 小扇子说：
解决不了房价问题，解决不了娶媳妇贵的问题。解决不了男女比例问题。那这个问题就姐解决不了。晚婚晚育有什么不好呢？我反正是听晚婚晚育的教育很有道理。让早婚早育我是转不过弯儿来的。 中国人我觉得还是太多了。
人满为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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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扇子

地板 小扇子说：
人口多了对房地产和靠廉价劳动力的工厂资本家有利。对穷人脱贫致富是不利的。人口红利是资本家的红利。对于劳苦大众就意味着自己的劳动不值钱。只有人少了。人力成本才会高普通人工资才会高。这样才会解决贫困问题。否则劳动力过剩那是永远都脱不了平的。我们想要过上发达国家人的生活，就必须人口降下来。以前看过说地球减少到6亿人是最合理的。现代人对自然资源的掠夺是很厉害的。人多了三个地球都养活不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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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恋雪

5楼 梅恋雪说：
有钱自然多生无所谓， 没钱都是累赘， 婚姻晚一些也可以接受， 其实一对夫妻一到2个刚好了， 所以生多了， 钱都不够用， 我们这里生四个的人家简直孩子就是受罪， 十七八就去到外面工作去了， 连高中都不上， 反而一个孩子或者2个孩子大部分基础学历就是大学和大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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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乾坤

6楼 朗朗乾坤说：
孩子少点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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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扇子

7楼 小扇子说：回6楼朗朗乾坤
对孩子少了才有钱去培养。补课费可是很贵的。一对一才有好效果。每小时都是上百的学费哦。学业余爱好也是要花钱的。钢琴了跳舞了 唱歌了乐器了都要学的。甚至还要学骑马等高端的。如果生一大堆。那吃的营养都是问题。就别培养了。脑子再好也无法数值教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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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未来的我

8楼 预知未来的我说：回复7楼小扇子
现在很多孩子什么都会，好像什么都不行啊。很多大学毕业还是在家里成为啃老族的。很多孩子洗衣服做饭都没有学会啊。不过叫外卖还是没有问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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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未来不是梦

9楼 我的未来不是梦说：
主要的还是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太大，房价太高，买了房子贷款十几年，天天想房贷快还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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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知未来的我

10楼 预知未来的我说：回复9楼我的未来不是梦
现在的年轻人不依靠父母是买不起房子的。也就是想结婚还是需要双方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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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朗乾坤

11楼 朗朗乾坤说：回9楼我的未来不是梦
然后下一代还要买房子，因为产权只有70年，所以，房子、教育、医疗，就是人的一辈子，我说的是普通人啊，特殊天才不再其中。什么都不是咱的。有时候都后悔开店。

小扇子

12楼 小扇子说：
老林话现在生孩子也不庚趟了。等20多年后人就又多了又需要减少了。长久来看还是人少了才会走向发达国家。才会消灭平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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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13楼 天涯过客说：
3月18日，民政部最新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较上一年下降6.09%。
这是继2019年跌破1000万对大关、2020年跌破900万大关之后，结婚登记数据再次跌破800万对大关，仅为2013年最高峰期（1327.4万对）的57%。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广东、河南结婚人数并列第一，均为59.1万对。从31个省份数据看，结婚对数前十的省份分别是广东/河南、四川、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湖南、云南和贵州。
2021年中国结婚登记数据为763.6万对  图源：视觉中国
此外，受离婚冷静期影响，2021年全年离婚人数为213.9万对，较上一年下降42.7%。
从离婚人数看，位居前十的省份是河南、四川、广东、江苏、山东、安徽、河北、湖北、湖南、辽宁/浙江（备注：辽宁与浙江并列第十）。其中，河南省2021年离婚人数最多，达到15.2万对，其次是四川，有14.7万对夫妻登记离婚。
广东、河南结婚人数并列第一
广东、河南结婚人数较多与人口基数大有关。
其中，河南是户籍人口第一大省，2020年户籍人口达到1.15亿，多于9941万的常住人口；广东则是常住人口最多的省份，2020年常住人口达到1.26亿，且年龄结构较为年轻。
结婚人数多，意味着接下来这两省的出生人口数量也会名列前茅。以2021年为例，2021年广东、河南的出生人口分别为118.31万人和79.3万人，位居全国前列。
对比这两个人口大省2021年婚姻数据可发现，广东和河南的结婚人数相比上一年均出现下滑，降幅分别为6.64%、5.44%。
不仅是广东和河南，从全国来看，多数省份结婚率也普遍下降。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2021年仅新疆、山西结婚登记人数相对上一年呈现增长态势，增幅分别为13.04%和3.24%。西藏、宁夏、吉林3省份的结婚登记人数与上一年持平。
其余26个省份的结婚人数皆呈现下降态势。其中，湖南的结婚人数相较上一年降幅最大，为15.64%。
结婚人数呈现下降的态势，与适合结婚的年龄段人口整体减少有关。国家卫健委今年1月公布的数据显示，“十三五”时期，20-34岁女性年均减少340万，2021年相比2020年减少了473万。
此外，也有分析认为，生育、养育、教育成本较高，导致人们的生育意愿降低，进而对于婚姻的需求也随之降低。
值得一提的是，多地初婚年龄越来越晚。
日前，湖北省襄阳市民政局公布，2021年该市男性平均初婚年龄为35.23岁，女性为33.96岁，5年时间分别推迟了近6岁和近7岁。
安徽省民政厅也称，2021年安徽省结婚登记平均年龄为33.31岁，其中初婚平均年龄突破了30岁，其中男31.89岁，女30.73岁。
3月15日，时代周报记者走访相亲角发现，相亲婚恋市场出现“男多女少”的特点。“皇帝不急太监急，都三十好几了，还催不动”，“瞒着孩子也要来相亲，再拖下去成剩女了”，不少家长对儿女的婚姻问题表示担心。
上海、河北离婚人数降低一半
2021年完成离婚登记的人数也迎来降幅，相比上一年减少了超四成。
离婚人数最多的同样是人口大省河南，达到15.2万对；其次是四川14.7万对；广东则以14.5万对位居第三。
时代周报记者梳理发现，离婚人数下降超过40%的省份多达20个，其中上海降幅最大，为51.67%；其次是河北（-50.73%）、天津（-49.28%），降幅都在一半左右。
譬如，上海2021年共有2.9万对夫妻在民政部门办理了离婚登记。这一数据与2020年同期的6.0万对相比，降幅超过一半；河北去年共有 10.1万对夫妻办理了离婚登记，与 2020 年同期的20.5万对相比，降幅超过一半。
多地离婚登记数量大幅下降与离婚冷静期的实施有关。
2021年1月1日起，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实施，离婚登记正式设置30天的冷静期。即当事人离婚申请30天后，只要夫妻双方中有一方反悔，未亲自到婚姻登记机关申请离婚的，视为撤回离婚登记申请。
2021年1月1日起，离婚冷静期实施  图源：视觉中国
以合肥市为例，合肥市民政局的数据显示，2021年1至11月，合肥申请离婚的数量有30107对（12月申请的最早需要在次年1月办理），但最终办理离婚的只有16851对，约44%的离婚申请者经过冷静期，主动或被动撤回离婚申请。
山东滨州市民政局则称，冷静期实行后，提出离婚申请人数不降反增--2021年全市共受理离婚登记申请9000余件，比冷静期实行前离婚登记总量还多。但经过冷静期和婚姻家庭辅导服务的介入，最终离婚登记办结量为4690件，远低于9000余件的申请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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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14楼 天涯过客说：
分娩量的降低使孕妇会越来越向顶尖三甲医院集中，而基层医院将受到最直接的冲击，生育率下降，产科“卷起来了”
3月7日，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人头攒动。各个科室门前都排着队，唯独妇产科的等候区只坐着两个人。当记者询问孕妇建档名额是否紧张时，分诊台护士说名额很充裕，但提醒记者慎重考虑，因为该院产科“随时”会被撤销，将并入另一所医院。至于为何撤销产科，她没有透露更多信息，只说妇科仍将保留。
北京市第一中西医结合医院东坝院区原名东坝医院，于2012年更名。一位妇产领域专家对《中国新闻周刊》透露，东坝医院的妇产科曾经很辉煌，年分娩量一度达到三五千，这个数据在2014~2016年期间掉到了1800左右，但在去年跳水到不足150，缩水九成。
经历“产科危机”的不止东坝一家。北京恒和医院是一家二级高端私立医院，但近年来产科病人数量下降，运行不下去，将被民营妇产科头部医院和睦家兼并。据知情人士透露，眼下收购处于已“订婚”但还没“领证”的阶段。
根据国家统计局、国家卫健委发布的数据，中国2016年至2021年新出生人口数连年下降，分别为1883万、1765万、1523万、1465万、1200万和1062万人。社科院在2019年1月发布的《人口与劳动绿皮书》中就指出，中国人口负增长的时代即将到来。而医院里的产科，是最早感受到这一变化的地方。
“2016年10月是我们院分娩量的最高峰，共接生了约300个婴儿，平均每天10个。记得有一晚，我基本没休息，收了7名待产妇，做了4台剖宫产手术。”北京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副主任医师王霞回忆说。
当时正值“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十个月，第一批生育二孩的需求一股脑地释放出来。“政策出台以后，很多夫妇都觉得，抓住分娩年龄的尾巴再生一个，”王霞称，“很多都是70后，接近40岁的夫妇生二胎。”据当时的国家卫计委统计，2016年，二孩及以上出生人口占全国出生总人口逾四成。
北京市朝阳区妇幼保健院院长于亚滨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2016年，北京市和全国一样，都处在分娩最高峰。该年分娩量的上升除了归功于二孩的出生，还有前一年羊年压抑下去的生育需求得到恢复的原因。受传统文化影响，很多中国人不喜欢在羊年生孩子，而更希望能生一个“龙宝宝”“猴宝宝”“猪宝宝”。
那时候，媒体关于产科“一床难求”的报道铺天盖地：“楼道加床”“建档难，号贩子索要天价”…… 为了应对分娩量的攀升，北京朝阳医院把7个单间病房改造成了双人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在室外的庭院中加了床位。“听说别的院还有加板凳的，编号板凳一、板凳二……”王霞说。
当时国家卫计委为解决妇幼健康服务资源不足的问题，提出要加强省、市、县三级妇幼保健机构建设，增设产科床位8.9万张，力争“十三五”时期增加产科医生和助产士14万名。
民营医院由此看到了妇儿医疗的潜在市场。东吴证券在2016年10月发布的一份《妇儿行业专题报告》指出，在过去几年，公立医院人满为患、人均卫生医疗费用的逐年增加、二胎政策的推行、东部地区城市超过95%的产床使用率等情况，都是发展民营妇产医院的利好因素。
有政策利好与诱人市场前景，加之妇产医院所需设备较少，资本门槛低，大量玩家入局。早先入局的妇产专科医院主打高端市场，目标受众为北上广的外籍和高收入群体，后入局的“莆田系”则着重在成都、青岛等二线城市填补空白。2015年7月，属于“莆田系”四大家族之一林氏家族的和美医疗在港股上市。
当公立和民营医院摩拳擦掌准备迎接一波生育小高峰的时候，现实却如一盆冷水浇下。
2019年是猪年，于亚滨发现，那年的分娩量还没有超过鸡年2017年。她由此感到，分娩量开始下滑了。如果说，2020年女性分娩意愿的减少是受疫情影响，那么2021年在复工复产的情况下，产科却没有恢复以前的活力，则说明生育率下降成为既成事实。
有数字为证：北京市朝阳妇幼保健院2016年全年的分娩量为接近5800，此后逐年下滑，到2021年，下降至2000出头，比4年前减少了一半还要多。
在杭州，某民营三甲医院妇产科副主任医师刘建刚说，他所在的医院分娩量相对几年前近乎砍半。2013年之前，他在当地某公立三甲妇产科医院工作。据他了解，现在，该院产科病房现在大约空了20%。另据刘建刚所知，浙江省湖州市安吉县妇幼保健院的产科共有三层，而现在已经撤掉一层，杭州市第二医院的产科病房则关闭一半。
在距离北京400公里的河北省邯郸市馆陶县，县人民医院妇产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张洁文称其科室分娩量从2016年的1500多掉到了去年的789。“今年前两个月，我们科才生了50多个孩子，我觉得今年的数据也不会好。”她说。
“去年我下乡义诊的时候，乡镇卫生院的书记告诉我，从过年到国庆节，整个大村子结婚的还不到20家。”张洁文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她还解释说，馆陶县属于经济不发达的县，人口外流现象较为严重，当地男性多外出打工，很多女性则嫁到外地。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产科病房区的双人间病房。由于分娩量下降，再加上疫情防控需要，现在每间仅安排住一名产妇。摄影/本刊记者 于冉
王霞所在的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的产妇数量也出现了断崖式下跌，现在每月也只有三四十的分娩量，仅为前几年的五分之一。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除了生育意愿不强，还与东城区近年来的人口疏解政策有关系。
上海市第一妇婴保健院教授段涛对《中国新闻周刊》分析称，生育率下降对产科的冲击，公立二级及以下医院受的影响明显大于三甲医院。大多数区级妇幼保健院属于二级医院，因此他们受到的影响比较大。
刘建刚解释说，在整体分娩量下滑的情况下，以前在三甲医院建不上档退而求其次去二级医院建档的孕妇，现在可以去三甲生孩子了，因此三级医院的产科门诊量总体上还是比较大的。
段涛称，在公立三级医院中，妇幼专科医院受到的影响更小。一方面原因是这些医院“术业有专攻”，已经形成了一个竞争优势和竞争壁垒，许多人将专科三甲医院作为自己生孩子的首要选择。另一方面原因是，近两年受疫情影响，综合医院的疫情管控会更严格一些，许多人也会转而去妇幼专科医院生孩子。
中国疾控中心的刘艳辉监测了2014~2019年北京（海淀区和朝阳区）、成都、武汉、深圳四市的产科卫生资源配置与利用情况后发现，“2017年以后，除了公立三级外，其他类型助产医疗机构产科床位使用率和产科医师工作负荷均明显降低”。
在民营医院方面，段涛称，小型单体民营医院受到的影响最大，它们规模小，往往过度营销，且缺少好的专家团队。而大型高端民营医院的境遇要稍微好一点。段涛认为，这些头部医院立足早、有先发优势，当时又赶上风口，所以就有了较快的发展，另外还具有品牌优势，所以仍然能在冲击中生存下来。
工作量的减少意味着收入的减少。不论公立还是民营，医生的工资结构都由基本工资+绩效组成。王霞称，产科不景气的这几年，她的工资大概减少30%，刘建刚也说出相似的数字，并称有时候会砍半。
张洁文称，2010年她的科室太忙，分成了妇产一、妇产二、妇产三科，有将近30个妇产科医护人员。现在改成了两个科，医护人员只剩下十几人。“有些助产士转行了。有一些主治医生以上的，去了邯郸市的医院转成妇科大夫，这样收入相对也会提高些”。
王霞所在的科室，会根据妇科和产科情况调整人员配比。2016年前后，产科有7个医生，占了妇产科绝大部分，近几年随着分娩量下滑，产科医生开始向妇科流动，近乎持平。
分娩量下滑的同时，孕产妇的平均年龄也在提高，多位受访医生都表示，现在很少见到二十四五岁生孩子的初产妇了，大多数初产妇都是30岁左右。于亚滨表示，孕妇初产年龄增大，意味着生产的风险会有一定程度的增加，从这个角度来说，产科医生面临的挑战是越来越大的。“但根据要求，孕产妇死亡率还得压低，这就对于妇产科医疗技术要求越来越高”。
她还解释说，“孕产妇死亡率是体现政府卫生能力的一个指标，也会在全球做排名。每有一名孕产妇死亡都需要在全市业内展开大讨论，全院所有的大夫，孕产妇接触过的医务人员也得参与进来，每次评审的时候都是剑拔弩张。”
为满足不同层次的孕产妇需求，于亚滨还打算建特需病房，也就是硬件设施堪比酒店，环境温馨、服务全面的VIP病房。
2016年2月16日，甘肃省妇幼保健院从正月初一到正月初八8天共迎来352个“猴宝宝”。图/视觉中国
在于亚滨看来，过去几十年，公立医院主要解决孕妇能否住进医院生孩子的问题，现在的矛盾变成了如何让她们生得舒适的问题。“这一代90后孕妇基本都是独生子女，从小一人睡一个房间，而且是在父母的呵护下长大的，哪里能受得了8个人在一个房间，隐私全无。”于亚滨说。
馆陶县人民医院也称将打造特需病房。北京宣武医院妇产科主任王世军教授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该院对于产科病房进行了整体装修改造，产科的医护人员、产科床位也将随着孕产妇的变化而及时作出调整，该院还做好了不限制建档的准备。
公立医院和私立医院都拉长了服务链条。从产前保健，到产后康复，各个医院想尽办法。过去一年，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已经启动将孕前保健和临床相融合的工作。该院负责全区的孕前和婚前检查。“在体检过程中，我们会发现有就诊需求的患者，包括孕前咨询、孕前就诊。保健院希望能抓住这部分病人，转诊到院内相对应的科室解决他们的需求。”王霞称，“过去病人多，我们这方面的工作做得不是那么细致，现在病人少了，我们希望能提供更全面的一条龙式的服务。”
北京宣武医院与河北馆陶县人民医院还打算开展产后康复门诊，处理产后带来的骨盆疏松和一些并发症的问题。
北京市东城区妇幼保健院还与协和医院成立了医联体，协和的产科医生定期去前者医院坐诊。有一些危重病人本需要转诊到协和去做手术，但协和医院的专家来了，患者就不必过去。在医联体模式下，东城区妇幼保健院也可以收一些疑难病人。
尽管各地出台多项三孩配套措施，但适龄生育的女性分娩意愿是根本原因，而其中对分娩疼痛的未知的恐惧感是阻碍女性怀孕的意愿之一。2017年陕西榆林产妇马茸茸跳楼事件是女性担心生育的痛苦与风险的极端表现。为提高女性生育意愿，各级医院还都在大力推广分娩镇痛技术。
当公立医院开始建特需病房，无形中会一步步蚕食民营医院的生存空间。民营医院一直以优质服务为卖点，但公立医院毫不逊色的病房环境、更低的价格，再加上高社会信誉度和高水平的医疗团队，更多的孕妇将被吸引过去。
段涛认为，医疗是重资产投入，按平均水平来说，一个医院开业5~7年后才会开始盈利，而且医疗行业不是暴利，所以民营妇产专科领域已经进入了存量竞争时代，以后民营医院的数量会越来越少。
还在挣扎求生存的民营妇产科医院要么拓宽业务，要么直接转型。刘建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有些医院在大力发展私密整形、产后医美等业务，还有的医院将少部分保留产科人员和床位，将重心转向发展口腔科业务。
段涛指出，民营医院还应当向学术转型，提高技术，这是一个长期的工作；另外，原来是一个增量时代，现在进入了存量时代，民营医院需要经营好、服务好现有的存量的客户。尽管许多民营医院以前就有月子中心、产后康复项目，但不成体系，应该组建专业的团队去做这些服务。
“今后，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的产科将会越来越像的，前者开始做服务、做品质了，后者开始提高分娩和产后技术了。”段涛分析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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