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色记事簿

断线的木偶

楼主 断线的木偶说：
身体里有三颗“苹果”的男孩
2009年的夏天，窗外下着瓢泼大雨。寂静的走廊里隐约传来病人的鼾声，两组交班的护士正在护士站低语。病房的电子屏不断变动着数字，还有几分钟就午夜12点了。
一阵电话铃声把我从困意中惊醒，一个带着乡土口音的男人低沉着嗓子问：“你好，请问一颗肾多少钱？”
“什么？”我来不及消化对方的问题，激动得声音都变了调，脑海里毫无征兆地蹦出了网上拐卖人口、器官交易的传闻。
电话那头的人有点急迫，又重复了一遍：“一颗肾多少钱？”
我没听清他是要买还是卖，但马上反应过来——这是碰上倒卖器官的黑中介了。我对这些黑中介非常反感，没想到这些人已经明目张胆直接打电话到医院问行情了。我清醒过来，警告他：“私人买卖器官是违法的，我们不接受用来历不明的器官做手术！”
他明显迟疑了一下，带着防备的口气又问了一句：“那买家和卖家怎么交易？”见对方还不死心，我继续劝说，那头的人匆匆挂断了电话。
我刚轮转到泌尿外科，之前只是从同事那儿听说过一些给患者和器官捐赠者牵线搭桥的黑中介的事。那些混混模样的人拿着小传单，混进病房后就把传单塞给陪床的家属，甚至敢直接放在我们医生的办公桌上。
黑中介的传单上一般只写着这么几个
字：“尿毒症特殊治疗”，外加一串号码。漫长的肾源等待中，我知道有的家庭会拨通传单上的号码，也知道结果都是一场空。
我在泌尿外科期间，遇到过很多挣扎的家庭。当中有一个小名叫毛毛的男孩让我印象很深。
他从不主动和我说话，每次查房，我都能看到他坐在病床上安静地翻着仅有的几本旧书，或者一动不动地发呆。他已经到了读高中的年纪，个头却不到一米六，乍一看，瘦弱得像个小学生。毛毛患有先天性儿童肾病，两颗肾脏如同正在萎缩的小苹果一样，他的病发展到最后就是终末期肾病，俗称的“尿毒症”。
他因为水肿就医，一发现就已经是晚期，选择只有两个：要么靠透析勉强维持，要么做肾脏移植。过去的几年，他
每周都要透析3次，每次4个小时。这让他没法像正常孩子一样上学、玩耍，透析机和白大褂成了他童年最熟悉的记忆。
我给毛毛做入院检查时，毛毛一直躲在妈妈身后，全程像个小木偶一样静静地站在一边。讯问病史时，毛毛的妈妈总是扯着大嗓门抢先答话，毛毛的爸爸则很沉默，偶尔应和一句。
“这次住院是来做肾移植的吗？”我翻看着毛毛的入院材料问。
“是呀是呀。”毛毛的妈妈一副兴奋的样子。
“亲属肾还是捐献的尸体肾？”十年前尸肾的肾移植手术比例远高于亲属肾，就是价格高昂，普通家庭很难负担。
“别人捐的！医生你放心，我们准备好
了钱的！”毛毛的妈妈抢着回答。
我所在的省份，做血液透析的病人一年有5万多例，他们等待一颗肾脏的平均时间是7年。毛毛很幸运。我把毛毛一家安顿在四楼我所负责的66号病床，等着那颗拯救毛毛的健康肾脏的到来。
毛毛入院后，我发现他们一家很奇怪。除了开始因为医院规定病人只能由一名家属陪床，毛毛的爸妈晚上轮流在走廊打地铺之外，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这家三口人一起出现过。
有天我一进大楼，病人们正排着队等食堂送餐大妈打饭。我没有在队伍里看到毛毛一家。我到病房里看他们，毛毛的爸妈都不在，只有毛毛坐在病床上吃包子。经过走廊时我瞥了一眼安全通道的门玻璃，注意到毛毛的爸爸佝偻着背坐在楼梯间的台阶上，一手端着饭缸，一手捏着块馒头往嘴里送。我悄悄看了一
会儿，发现他的上衣口袋露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于是推开门提醒他不能在医院抽烟。毛毛的爸爸愣了一下，带着点讨好的意味说：“懂咧，懂咧。需要的时候敬别人的烟，总不好意思口袋空着咧。”
后来每次午饭我都会看到毛毛的爸爸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台阶上。他只给毛毛订了饭，自己总是一个馒头就着咸菜和一缸白开水，偶尔沾点油花，还是儿子吃剩的菜。至于毛毛的妈妈，自从我上次轮休了两天回来后，就一直没看到。
后来我跟夜班护士聊天才知道，毛毛的妈妈给自己也办了入院，已经住进了楼下的病房。我和他们家的接触不少，相处也还愉快，但我这时才知道，毛毛要接受的肾脏来自妈妈。不明白毛毛的爸妈为什么要在入院时骗我说肾源来自外人捐献。
“他们家是真困难，主任已经在帮忙申请基金救助了。”护士告诉我。
当晚，我去66号床看毛毛，把手头多出来的一份盒饭送给了毛毛的爸爸。过了一会儿，毛毛的爸爸轻轻敲响了我的办公室门，他从门外探头进来，一脸感激的表情。他抽出一根烟给我：“医生，来，谢谢啊！”我皱着眉又强调了一次医院不能抽烟，指了指椅子，示意他坐下。我想问清楚他们为什么骗我。
毛毛的爸爸讪讪地笑着，局促地低下头，一个劲地向我道歉，脸上的皱纹都挤在一块了。他告诉我，就在一年前，毛毛和妈妈配型成功，已经符合了肾移植手术的要求。但配型成功的消息没换来毛毛一丝开心的痕迹。他已经见过太多人等着等着就离开了，不知道自己还能活多久，甚至不太相信自己能通过这颗肾活下去。但毛毛的妈妈充满了希
望，想着终于能救儿子一把。没想到，毛毛拒绝手术。
当时毛毛问了一个问题：“如果运气好，妈妈这颗肾脏可以维持到我30多岁，之后怎么办？”
这个困扰了毛毛的爸妈一年的问题，是毛毛自己上网查到的。毛毛发现肾移植十年存活率也就60%，而且术后的排斥反应不可避免，一般一颗肾脏的寿命是在5到20年。他用这些看来的数据来拒绝母亲。
毛毛的爸爸告诉我：“这孩子的心事一直很重。”
他们一家住在医院附近的棚户区，毛毛的爸爸总在街角等日结的零工，毛毛的妈妈除了照顾儿子，还去做保姆、到工地上做饭。当年，换肾的总费用得四五十万，手术和药物的花费并不是大头，
主要是给捐赠者的家庭提供一笔“丧葬费”，甚至还有“中介费”。这是我们那边捐赠者和病人之间不成文的规则。
一年里，这个家庭唯一的治疗方案始终没能得到毛毛的认同。对毛毛的爸妈来说，自己以往的人生经验根本派不上用场，他们花光心思也只能想出几句安慰的话：没事的，都会过去的，一定会好的。
毛毛的妈妈每天盯着他吃定量的饭，喝定量的水。为了使血管承受反复的穿刺方便透析，毛毛的左手做了“内瘘手术”。从那以后，毛毛的妈妈就会看着毛毛，不能用左手提重物、戴手表，睡觉时不能用左边身子侧躺，穿脱衣服都要先穿或先脱左手的。
毛毛的妈妈用她的大嗓门时刻提醒各种注意事项，带着毛毛跑上跑下做检查、做透析，竭尽所能要把儿子从死神的手
里抢过来。她知道儿子爱吃什么却不能吃，想做什么却不能做，透析时的痛苦，忍住的眼泪和折磨，她都看在眼里。所以当一线生机出现的时候，说什么也要抓住。她总是说着车轱辘话，反复说服毛毛收下自己的肾脏。
听到这里，我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即便见惯了生死的医生，也不敢坦然说自己不畏惧死亡，但毛毛这个孩子，竟然敢于拒绝求生的机会。
为了让毛毛康复，毛毛的爸爸动起了偷偷卖掉自己肾脏的念头。他想用卖肾挣来的钱给毛毛买一颗肾，让儿子安心接受手术。他到处打听所谓的“中介”价格，想把自己的肾卖个高价。我值夜班时接到的“肾脏黑中介”电话，其实是毛毛的爸爸最后一次做卖肾的尝试。他在外面道听途说的行情都是卖一颗肾能换几万块钱，而买一颗肾要花几十万。
他给我打电话，是想知道自己的肾能不能卖更高的价钱；他还想知道，是不是真的能瞒着毛毛把这手术做了。
毛毛的爸妈决定骗儿子一次。他们谎称等到了捐献者，而且社会上有好心人捐款。“手术的钱都凑得差不多了，又这么幸运得到了名额，孩子你得来做啊。”毛毛的爸爸的语气近乎哀求。毛毛终于答应了。
这次谈话中，毛毛的爸爸以卑微的姿态、近乎讨好的语气，哈着腰攥着我的手不住地嘱咐：“千万不能说啊！”那样急迫的神情甚至让我担心，下一秒他就会跪下来。
“主任和科里都知道了吗？”之前我也碰到过一些癌症晚期的患者家属让我们帮忙隐瞒病情。但毛毛的状况太特殊了，我不能擅自答应这样的委托。
“我和主任说过，都知道的。”毛毛的爸爸回答。
我松了一口气，点点头应了下来。
答应了毛毛的爸爸保密的请求，我就不太敢跟毛毛说话了。之前我希望和毛毛多聊聊，但是他不太愿意搭理我；现在只能和他谈治疗上的事，就怕聊别的他会问我妈妈去哪了。
毛毛像个小木偶一样接受着各种难熬的治疗。他总是忍着，很少有反应，我摸不透他的情绪。我总觉得他是一个聪明且早熟的孩子，虽然很少表达自己，其实心里已经默默地起了怀疑。
原本只是毛毛的爸妈之间的秘密，逐渐变成了全科室医生护士共同的秘密。离手术的日子越来越近，我们仿佛处于一级戒备中。那段时间，不管谁代班，主
任都会提醒一遍。甚至连查房，我们都生出了一种阅兵的仪式感，大家互相一点头，整整齐齐迈入毛毛的病房，一切尽在无言中。
护士长指定了两位护士轮流照顾毛毛，尽量避免太多人和毛毛接触，暴露了秘密。结果搞得不知情的护工阿姨都在八卦，是不是毛毛家有什么特殊背景，“咋还成了VIP呢”。
毛毛并不总是一声不吭，他偶尔会和爸爸说两句话，问的都是妈妈什么时候回来。毛毛的爸爸并不是一个善于撒谎的人，只是敷衍地告诉儿子：妈妈出去打工筹钱了。
毛毛的疑问变成了毛毛的爸爸的催促。每次见我们来查房，毛毛的爸爸总要问上几遍“什么时候手术？”，而毛毛就坐在床上，低着头。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听我们的对话。
手术前几天，毛毛住在四楼，毛毛的妈妈住在三楼。毛毛的爸爸主要陪护儿子，偶尔找个借口溜下楼照顾妻子。我们和毛毛的爸爸艰难地守着秘密，面对毛毛探寻的眼神，我不知道毛毛的爸爸还能在这样的内外焦灼中坚持多久。
终于扛到了手术前一天，我走进病房通知他们父子。毛毛闻讯，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偏头看了看爸爸。这是这个“小木偶”这些天来第一次表露自己的情绪。
我又下楼给毛毛的妈妈做术前谈话。她满脸不在乎，一如既往扯着大嗓门，总是在我说到一半的时候打断我，所有的问题都围绕着她儿子：最近毛毛的病情有没有变化，术后排斥反应发生概率有多高……
毛毛的妈妈总是不认真听我的医嘱。我
多次劝她多吃点有营养的，她的术前检查显示是贫血，血压还有点高，可她大大咧咧地说自己身体好得很。我说得紧了，他们夫妻俩就煮一份白菜，算是“补营养”。
我叹了口气，将风险及注意事项讲完，最后问他们还有什么要问的。夫妻两人对视一眼，毛毛的妈妈缓缓开口：“医生，明天拜托你们，千万不要让毛毛见到我。”这是她第一次心事重重地和我说话。
手术当天下着小雨。早上查房时，毛毛的妈妈已经去二楼准备手术了。我望了望这个女人的病床，被褥被整齐叠好放在床头，床旁的柜子上，属于她的物品只有一个杯子，一只暖瓶，还有床下仅有的一双她来时穿的旧布鞋。
到了麻醉间，毛毛的妈妈已经躺在手术推车上。她双手拢在胸前，身体看着有
些僵硬，凌乱的发梢露在手术帽外面。她收起了大嗓门，罕见地安静，眼睛不时瞥向手术室的大门。我看出了她的紧张，安慰她：“有什么需要就告诉我，毛毛就在旁边。”
听到毛毛，她的眼神一瞬从望向冰冷的天花板转向我，像是突然对上了焦点，然后生涩地冲我挤出一个笑：“好嘞，好嘞，医生，我不害怕，不害怕……”我能感觉到，她大大咧咧的语气里有一丝颤抖。
仅一墙之隔，毛毛就坐在儿童麻醉诱导间的角落里。泡沫地垫上摆满了玩具，投影电视上放着动画片，空气中也弥漫着草莓味的香氛。这个房间以前的来客大多是几个月到几岁的小朋友，毛毛是这里来过的最大的孩子。为了毛毛的妈妈昨天的要求，主任特意拜托了麻醉师将这对母子分开。
有点责怪地向我使了个眼色。目镜后的眼神也同样复杂。
一个小时前，毛毛的妈妈的手术已经开始了。很快，一个装满保护液的金属盆从隔壁送了过来，里面装的是毛毛的妈妈的肾。这颗新鲜的肾脏呈暗红色，圆润厚实，已经精心处理过，多余的脂肪被裁掉，血管修剪齐整，便于进行下一步的血管吻合。
毛毛自己的肾脏已经萎缩成小小的一只，很薄，像一个干瘪的苹果。术后毛毛体内会有三个肾脏，两个自己的，一个母亲的。第三颗肾脏，将负担起延续生命的重任。
我配合着主刀医生划开毛毛的皮肤，把毛毛的妈妈肾脏上的动、静脉与毛毛的连通。放开血管夹的那一刻，这颗肾立刻充盈了起来，鲜活的红色在肾脏内鼓动。慢慢地，清亮的尿液从移植肾的输
尿管残端流出，毛毛的妈妈的肾脏开始在毛毛体内工作了。
手术结束，我把还在昏睡中的毛毛推进了复苏室，毛毛的妈妈已经先在那里。复苏室不大，两张床并排挨着，母子俩仿佛躺在一张床上。毛毛不知道，毛毛的妈妈也不知道，母子俩都还没清醒过来。我也算是遵守了和毛毛的妈妈的约定，没让他们见面。
为了观察麻醉后病人的意识，我拍了拍毛毛的妈妈的肩膀，喊了声她的名字，告诉她毛毛就在旁边。“嗯……嗯……”毛毛的妈妈口齿含糊地应了我一声。此时，毛毛还在沉沉地睡着。这次短暂的“见面”只有不到10分钟，毛毛的妈妈得离开了，在毛毛苏醒之前。
毛毛在术后恢复得不错，原来那个沉默寡言心思沉重的小木偶变得明亮了起来。手术后，毛毛的爸爸在四楼和三楼
的病房之间来回跑，但多数时候他都守在毛毛这边。
毛毛的一切都在向好的方向发展，但毛毛的妈妈的情况却愈发严重起来。一天晚上，毛毛的妈妈自己去卫生间时突然晕倒在里面。同病房的病友听到声响赶来，毛毛的妈妈已经没有心跳了，血压很低。毛毛的妈妈住进了ICU（重症监护室），医生多次下发病危通知。毛毛的爸爸知道，他得随时做好准备。
我明显感到毛毛的爸爸唉声叹气的次数愈发多了起来。他整个人像是被抽掉了力气，眼神黯淡了不少。这个家庭快熬不下去了，或者说，我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快熬不下去了。之前是这对夫妻一起来保守秘密，现在只剩毛毛的爸爸一个人来扛了。
一个天气闷热的下午，我走出办公室想透透气，隔着安全通道的门玻璃，又看
到台阶上毛毛的爸爸佝偻的身影。他把头埋得很低，一只手攥着那包总是被他称为“给别人抽的”皱巴巴的烟，身旁已经零星散落了两三个烟头。我想上前询问一下，却突然没了勇气，从门把手上收回了手。
就在毛毛出院的两天前，毛毛的爸爸在毛毛的妈妈的放弃治疗同意书上签了字。他哭了。这是我接触这个家庭以来，第一次见到眼泪。
毛毛的妈妈走了。对毛毛的爸爸来说，这将是一个永远也圆不上的谎言。
我潜意识里有点躲着毛毛，我不知道如何解释，妈妈为什么还没回来看他。
临出院时毛毛流露出少有的小脾气，他已经两个星期没看到妈妈了。毛毛的爸爸之前承诺，做完手术毛毛的妈妈就会回来。算一算，该见面的日子都过去好
几天了。
“爸爸说话不算数”，毛毛小声嘟囔着，也只是嘟囔着，怎么抱怨也不见妈妈回来。毛毛变得和手术前一样，沉默不语，总是坐在病床上发呆，翻看那几本书。此时此刻，毛毛的妈妈留给毛毛的那颗肾脏就埋藏在他的下腹壁靠近大腿根的地方。新的肾脏在那里隆起成一个小包。
给毛毛换药的时候，他会一直盯着刀口看。我嘱咐毛毛，以后这颗肾都会在这个位置，睡觉的时候不要压到。伤口恢复拆掉纱布以后，他只要低下头很容易就能看到、摸到那里。毛毛依然很安静，神情谨慎地答应着。
我将出院材料交给毛毛的爸爸时，没忍住问出了口：“以后如何向毛毛解释？”刚说出口，我就有点后悔了。这个中年男人，眼圈隐隐地红了起来。
毛毛的爸爸沉默了非常非常久，久到我有点不知所措的时候，他轻轻告诉我：“可能会先告诉他因为家里债太多，他妈跟人跑了，之后的事再说吧。”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我能理解这位父亲。世上如果有什么比生死更可怕，大概愧疚算是一个吧。
出院那天，毛毛脱下宽大的病号服换上自己的衣服，一个人坐在床边。从他的表情里，我看不到一点即将迎接新生活的喜悦和兴奋。
我想起这一家三口入院那天，毛毛的妈妈兴奋地告诉我她来给儿子做手术。她身形壮实，穿着一件的确良的花衬衫，一手提着包袱，一手拉着瘦小的毛毛，笑容洋溢在脸上。毛毛的爸爸则带着点木讷，在一旁老实地点点头，应和几声。他的皮肤黝黑粗糙，微微佝偻着
身子，背上扛着花布包袱，里面捆着衣服、被褥，手里还拎着暖壶、拖鞋、脸盆、饭缸，像是把家里过日子的东西都搬来了。
现在，毛毛的爸爸在一旁默默地收拾东西，忙着把暖壶、饭缸、拖鞋、脸盆一件件收起来，将铺盖卷包进花布包袱里。要带走的东西和一家人入院时差不多，只是毛毛妈那双破旧的布鞋此刻还放在她的病床下，和被褥衣服一起，摆放得整整齐齐。毛毛妈的东西不用带走了。
那个夏天，我们所有人共同保守的秘密，现在就藏在了毛毛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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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的木偶

沙发 断线的木偶说：
虫女孩的冒险冬天
你见过刚剔下来的动物关节吗？大块骨头上能看到一层薄膜，微带一点粉红，就是骨膜。人的骨膜上神经多，受了一点刺激，痛感就会特别强烈。骨髓穿刺，通俗点讲就是在骨头上打针。而我，经常在小朋友的骨头上打针。
从上班起，我的白大褂口袋里就一直放着一个笔记本。从前往后翻，我写了一些特殊情况的处理流程、药物剂量、药物用法等。可最后几页很特殊，倒着往前看，是我记下的一串小朋友的名字。这几页有点像“生死簿”。不过，里面的孩子都经历过死里逃生。每当我觉得失去动力，就会翻开本子，给其中的孩子打电话，其中有个叫圆圆的6岁小女孩，在每个我想要放弃当医生的时刻，
都支撑着我继续走下去。
2017年10月，我轮转到了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早上交班的医生跟我说后半夜转来个新病人，是急性淋巴细胞白血病化疗后重症肺炎。病人的病情恶化得很快，不到一天，已经从呼吸急促发展到上呼吸机了。我顺便问了下病人的名字，没想到会是圆圆。圆圆是我在儿童血液肿瘤科做住院总医师时认识的孩子。
我们见面的第一天，是圆圆第一次做骨髓穿刺。我告诉圆圆的妈妈骨髓穿刺是怎么回事——选好穿刺点，局部麻醉后把骨穿针从同一个针眼扎进骨头里，回抽像血一样的骨髓。圆圆第一次抽骨髓，需要的标本多，如果因为病情出现干抽，甚至可能扎上一小时却什么都抽不到。
圆圆的妈妈听完很难过，但她没多问，
爽快地签了同意书。然后，她突然对我说：“医生，麻烦你等我两分钟，我要跟她解释一下。”
妈妈把圆圆抱上操作床，一改在我面前难过的样子，微笑着对圆圆说：“你看，你不是最喜欢长腿嘛，这个长腿的漂亮阿姨给你做检查哦。你要配合阿姨，脚痛才好得快呢。”
采骨髓的操作室是个小房间，窗前的桌上放着一个利器盒，里面装了废弃针头。桌上摆着一些针筒、玻璃片，都是一些小孩害怕的东西。圆圆得到了妈妈的解释，似乎并没有感到害怕，她礼貌地向我问好，羞涩地笑了：“阿姨，我最喜欢你这样个子高高的人了。”接着就捂着嘴巴不说话了。
在发达国家，儿童骨髓穿刺都是全麻的状态下进行的，但我们现在还做不到，医院的麻醉医师也不够用。可病还是要
看的，圆圆才4岁，我试着用她能懂的语言跟她解释，期望她能配合。
我让圆圆侧躺着睡下，用手抱住自己的膝盖，把身子像小虾米一样弯起来。成人能够自己抱住腿，但孩子通常需要束缚起来，他们力气太小，甚至抱不住自己。
我边摸她屁股上方的骨头，边夸张地说：“你现在脚痛，是因为有小虫子在咬你呢！阿姨在这里打个针，把小虫虫抓出来，你就不疼了。”
她妈妈也在一边怜爱地说：“就跟你抽血一样，有一点点疼，我们要勇敢哦。”
我有些意外地看向圆圆的妈妈，她的表现很镇定，这对孩子很重要。在儿童医院，最不缺的就是孩子的哭声和尖叫声。一些情景下，我是赞成孩子哭的。
因为哭，可以发泄他们不安的情绪。可有些孩子不听话、不讲理、不配合，很多时候是因为情绪被父母感染了。父母表现得太焦虑，孩子就没有安全感，他们怕痛、怕死，然后就失去了理智。
妈妈离开操作室之前，还捏了捏圆圆的手，说自己就在外面等她。
“你现在有6条虫虫，阿姨今天要把它们全部抓完，等下你帮我一起数。”解释完一切，我让助手扶好圆圆，开始跟她互动。
“阿姨要给你消毒了，凉凉的。”
“嗯，凉凉的，我不怕呢。”
我对每一个动作都做出讲解，希望减少孩子心里的不安。“要打麻药了哦，有点痛的，你忍一下啊！”我迅速用眼神和手势示意助手按住她的手和腿。
这时的圆圆不再回答我的话，她蜷成了一只小虾米，一声不吭，一动不动，把牙齿咬出了声。
麻药打完，我给她按摩了一下，从打麻药的针眼里垂直穿进刺针。运气不错，我们抽得还算顺利。医生们一起大声给圆圆数着进度：“一条虫虫。”
“第二条头出来喽，欸，把它身子拽出来，啊噢，尾巴出来了。”我学着少儿频道中卡通人物说话的声音。
圆圆痛哭了，哭得很惨，但她确实全程没有动。6管标本顺利抽完，圆圆的妈妈进来了。见到妈妈，圆圆硬是把眼泪咽了下去，她高兴地说：“妈妈，阿姨帮我抓了6条虫虫呢，我没动，也没哭，阿姨是不是啊？”她的泪水在眼眶里打转。我笑着点头，给她竖了个大拇指。
在整个过程中，圆圆一直背对着我们躺着。她看不见我们在做什么，只能感受到骨头的疼痛，说不害怕肯定是假的。我们能做的，只有尽量抓牢她，速战速决。要减少患病孩子的心理阴影，病治好后他们的路还很长。
可没想到10个月以后，我会在儿童医院的重症监护室见到她。
我看了圆圆的呼吸机护理记录、血气和胸片。只见胸片上的两肺基本都白了，药物也用到了顶级。这可能是卡氏肺孢菌感染引起的。这种病菌平时就寄生在肺泡里，普通人不受影响，但免疫力低下的人容易被感染。它发病急，非常凶险。
差不多在一个月前，我们医院有个5岁多的患白血病的小男孩，就是因为这个病呼吸衰竭了。孩子从上呼吸机到去世，
一天的时间都不到。被抢救时，小男孩的身边没有父母，只有小姨，因为就在那天，小男孩的妈妈生下的二胎还不满一周。
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们的选择也不一样。有的会延迟要二胎的计划，把主要精力放在患病的孩子身上。还有一些，会再生一个。其实跟成人比起来，儿童患白血病的治疗成功率更高。孩子的生命力比大人强，只要闯过治疗的关，之后会恢复得非常好。但很多时候，家长放弃得过早了。
现在，圆圆的病情比小男孩刚上呼吸机的时候严重多了。她闭着眼睛，安静地躺在重症监护室的病床上。嘴唇发白，嘴里还插着一根气管插管，几条胶布贴在她苍白的脸颊上，固定住那根管道。同样被“固定”的还有她小小的身体：她的手腕、脚踝全被约束带绑住，连在
床的铁围栏上。
“你有什么想法？”查完房，主任问我。
情况紧急，我建议请呼吸科来给她做个纤维支气管镜检查，这项检查需要暂时脱开呼吸机。
主任有些担忧：“万一过程中要抢救又没抢救回来，家长可能接受不了。”他想了一会儿，“不过，如果做得顺利，应该能帮她撑得久一点，争取药物起效的时间。”
想起之前那个5岁小男孩给我们留下的遗憾，我们决定去说服呼吸科医生。给患白血病的孩子做这项检查，呼吸科医生会冒很大风险，白血病患儿不像其他孩子那样做完就会有明显改善，操作过程中还很容易出血，变成大麻烦。
我们向呼吸科医生提出请求，这个医生挺爽快，就问了一句：“有没有跟家长说过，家长什么意见？”
“孩子是我们的老病人，家长很好沟通，能够理解也愿意承担风险。不做的话估计熬不过去了。”我说。虽然嘴上这么说，我心里还是有些打鼓。
重症监护室的护士站和家属等候区之间连接着一套对讲系统。视频页面模糊，我朝着对讲系统喊：“圆圆的家长在不在？”
圆圆的妈妈扑过来，激动地答：“王医生，我们在！我们在！”我心里一酸。她大概把我当成“救命稻草”了，我可能是她在重症监护室里唯一熟识的医生。
介绍了病情进展，我有些遗憾：“圆圆
目前肺里的情况很差，估计不会一下子好起来。”
听到女儿的病又重了，孩子的爸爸的眼睛先红了。他们夫妻俩在大学谈的恋爱，8年后才结婚。双方的家庭条件都不太好，婚后，妻子故意等了两三年才要小孩。生圆圆的时候，她30岁了。
选择摆在了圆圆的爸妈面前。我让他们考虑一下，愿不愿意做纤维支气管镜。他们俩静静地听着，中途一次都没打断我的话。
脱开呼吸机，谁都不能保证万无一失。圆圆的爸爸含着泪，硬忍着不流出来，他握着的两只手在颤抖，哽咽又坚定地说：“我们做！既然你来问我们，肯定是觉得好处比风险大。”妈妈在一边点头：“医生跟我们家长一样，都希望治好她。”说完这些，他俩对医生、对治疗方式就一点盘问也没有了。
医院一直都是个检验人性的地方，儿童医院也不例外。一次我在急诊室，边准备开住院证，边跟一个女婴的爸爸说：“宝宝有黄疸的原因，目前的考虑是新生儿败血症，细菌感染，需要住院治疗。”
男人问我住院要多少钱，我告诉他具体花多少钱要看病情，先预交5000块，多退少补。
“交了5000一定能治好吗？”他回我。
我耐心地跟他解释，具体花多少钱我不能预算，但绝大部分宝宝治疗后会好起来，对以后没有影响。
这个爸爸马上来一句：“什么破医院，花钱买东西还有质量保证呢，你们居然说花5000块钱住院不一定能治好，那我们不住院了。”他抓起病例就要把女婴
抱走。
“人命不是东西！”那是我唯一一次在诊室里朝家长大吼。
医疗服务并不是消费，有钱也买不来人命。
我还碰到过一个小男孩，发烧半个多月家长才送来检查。孩子得了白血病，家长不是把口服的化疗药偷偷少给孩子吃一点，就是想少上化疗药，少做腰穿。小男孩原本是低危组，被他爸硬生生地拖进了复发的高危组。
在儿童医院，孩子的生死，很多时候都是父母决定的。
我让圆圆的爸爸在病情谈话单上签个字。这个高瘦的男人，手一直在抖，连自己的名字都写得很慢。
圆圆的妈妈在一旁看，伤心又激动地对
我说：“王医生，昨天转过来前我还跟圆圆说，‘虽然爸爸妈妈不能在这里陪你，但你最喜欢的王阿姨会照顾你的。'她接受了，没哭也没闹。”
我告诉圆圆的妈妈，其实圆圆并没有看到我。她进监护室不久就上了呼吸机，睡着了。
“但我希望她醒来别觉得我骗她。”妈妈说。她真心在意自己给孩子许下的每一个口头承诺，即使这个孩子只有四五岁。
顺利完成了纤维支气管镜检查，第二天晚上9点多，圆圆的病情再次恶化——呼吸机的参数已经调到最高，血氧饱和度还是不到90%（正常人是95%以上）。同事让我跟主任汇报，看能不能上人工心肺。
圆圆化疗后的血小板数量低，我们给她
特别申请了紧急输血，周六早上才终于把她的血小板数输上来。体外循环组的主任评估后认为：以目前的状况，人工心肺不是不能上，但风险很大。如果家长决定上，就要做好人财两空的心理准备。
对于圆圆的情况，我们没有经验，她是这里第一例因为卡氏肺孢菌肺炎要上人工心肺的白血病病人。人工心肺机器的管路非常贵，是一次性的，要5万多。机器准备下来起码要两个小时，如果两个小时内圆圆的病情迅速恶化，撑不到准备好的时候，就浪费了。
这是一个比之前更难做的选择。上人工心肺好起来的概率并不大，但圆圆肯定会多受罪。医生没有明确的倾向，圆圆的父母一时半会儿也决定不了。
圆圆的妈妈六神无主，去找血液科的主任。耐心听完了她的倾诉，主任说：
“如果你现在还是判断不了该做怎样的选择，那你就倒过来想吧！如果今天决定不做，将来会不会后悔？”
圆圆的妈妈仔细想了想：“我一定会后悔，我们做！”从父母决定给孩子上人工心肺机的那一刻起，我们就启动了一场生命接力。从家长做完决定到上机成功，我们仅用了两个小时。这是一场和死神抢孩子的战争，没人耽误一分一秒。只要圆圆跟死神赛跑的时候再努力一点，只要她能赢得宝贵的时间，就可以等到抗生素起效。
这个夜晚，大家都密切关注着她。体外循环组特地留了个医生跟我一起值夜班，有什么特殊情况，主任们会随时远程指挥。在人工心肺的支持下，圆圆的血氧饱和度明显改善，血压也开始稳定了。
前半夜，我抽空跟圆圆的父母聊了几
句。我唯一能安慰他们的是，监测已经从半小时一次过渡到一小时一次了。不过上人工心肺的时候，圆圆缺氧的时间有点长，她这次能不能活下来，活下来后大脑的功能会不会受损，大家的心里都没底。
圆圆的妈妈哭了：“王医生，我们知道的，谢谢你们的努力。如果她挺不过来，我们都尽力了，也认命；只要她活着，一家人在一起，就算傻了我们也愿意。”
快12点的时候，护士来办公室叫我，说圆圆的妈妈按对讲系统喊我出去。我心里“咯噔”一下，家长大半夜叫我，难道是想放弃？我们的确经常会碰到一些家长，在关键时刻主意变来变去。我想，如果他们现在说要拔管带孩子回家，那就太可惜了。
打开走廊的门，圆圆的妈妈像做贼一样
溜了进来，她拎了一大袋东西往我手里塞，有些不好意思：“因为我们圆圆，你们晚上肯定没觉睡了。吃饱才有力气干活，这些吃的你帮我拿进去给大家吧。”
我松了口气。还好，她不是想放弃。
10天后，圆圆的人工心肺撤了，又过了3天，呼吸机也撤了。病情逐渐平稳，但我们难受地发现，圆圆几乎不会说话了。她不叫痛，也不叫爸爸妈妈，只会叫“阿姨”。护士以为她有什么事要说，过去拉她的手，她把护士甩开，继续沙哑着嗓子叫“阿姨”。护士都以为圆圆傻了。
我去床边拉她的手，摸她的额头，轻声问：“圆圆，你要干吗呀？”她睁开眼，冲我疲惫地笑了一下。我又问她：“你想爸爸妈妈吗？”她没有任何反应。我走开一会儿，她又“阿姨、阿
姨、阿姨”叫个不停。这时我才意识到，圆圆可能正处在类似于应激后的情绪休克期。她的记忆还停留在进监护室前，只记得妈妈跟她说的那句：“王阿姨会照顾你的。”
妈妈告诉过她，醒来后就会见到“王阿姨”，但在重症监护室醒来的她，身上插满管子，身边没有一个熟人，这对一个孩子来说，太可怕了。更可怕的是，她可能觉得妈妈欺骗了她。现在，她看到了我，就像在大海中漂浮的人突然抓住了一块木板，心里多了一点点安全感。
为了让圆圆的神经系统功能恢复快一些，我尽快安排了她的父母进来探望。可爸爸妈妈第一次跟她说话，她却没有任何回应，像不认识一样。我有点担心，她妈妈却说：“只要她活着，我们就心满意足了。”
看到原先那么聪明可爱的孩子，现在的认知能力却停留在这个水平，也许一辈子都要靠父母照顾。我无能为力，觉得很痛苦。
第二天早上，我一到医院，护士就让我赶紧去看圆圆，说她叫了一早上的“阿姨”。我走到她床边，她马上不叫了，闭上眼睛流泪。
圆圆可能面临一些心理问题，她还这么小，就一个人面对了死亡来临的痛苦和恐惧。这种心理状态在发达国家的医院，肯定会请心理医生和艺术治疗师一起参与治疗的。但我们的心理医生太少了，艺术治疗师根本就不存在。
偶尔有时间，我就会陪圆圆，指着病房墙壁上的画给她讲海底的故事。在儿童医院的监护室的墙面上，有一些美术志愿者画的海洋生物，这面墙不仅被观
赏，更多时候，还给了患儿们一些心理安慰。我不知道她有没有听懂，但她对我说的话有反应，有时笑，有时流泪，有时干脆闭着眼睛不搭理人。
几天后，圆圆转回了血液科病房，我依然每次下班前都去看望她。她的语言能力还停留在“阿姨”这两个字上，不过因为妈妈每天都陪着她，她叫的次数慢慢减少了。圆圆生病后，她妈妈就没有上班，家里就靠爸爸在外地工作赚钱。
一个周六，我下班前去看圆圆，一进病房，她居然说：“王阿姨，你又来看我了？”
我的下巴都快惊掉了，惊喜地问：“你什么时候会说这么多话了？”她调皮地回答：“我就是会说这么多啊，我什么都会说呀！”
圆圆的妈妈告诉我，爸爸这个周末为了
陪圆圆，连夜赶回医院。他到病房的时候都快十一点半了。圆圆也不肯睡，一直坐着等。
爸爸到病房的时候，她居然开口了：“爸爸，你这么晚才回来啊，吃晚饭了吗？”
一家三口顿时哭成一团。哭了好久，妈妈问她：“你什么时候又认识爸爸的？”
圆圆开始抽抽搭搭地回忆，她确实对妈妈说“王阿姨会照顾她”的那段记忆最深刻。
“我醒了，坐车换到画满鱼和海豚的病房的时候，我看到王阿姨了。可你们一会儿就走了，我以为你们不要我了。现在你们不会再不要我了吧？”圆圆说，“我其实什么都记得，就是怕爸爸妈妈不要我了，才不理你们的。”
孩子最怕的就是被父母遗弃。
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大大小小的磨难，圆圆似乎在童年就把这些不好的事情都经历了。肺炎好了，我们又发现她的心脏有血栓，这是个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爆的炸弹。但我想，她的父母会很好地陪她走下去。
圆圆恢复正常说话后，我送了她一盒星星，当作对她的奖励。她很喜欢，经常会倒出来数，再一个个装回去。
圣诞节的时候圆圆来找我，送了我一大块巧克力：“阿姨，谢谢你照顾我。我不能吃巧克力，但是我希望你喜欢吃。”她妈妈帮她写了张感谢卡，圆圆想签名，却不会写字，就在卡片上画了两个圈圈，当作“圆圆”，代表这个可爱的圆脸女孩。
2018年2月，圆圆又来找我，送了我一条毛巾。我打开一看，发现是儿童款。圆圆的妈妈解释说，买毛巾的时候，圆圆要求也给王阿姨买一条，是她自己挑的图案。我恍然，原来我已经被这个小姑娘当作闺密了。
我确实喜欢跟病房里的小朋友们说：“我们认识很久了，我是你的好朋友了吧！”我喜欢孩子，但也有其他的考虑：如果我和孩子成了朋友，在做骨髓和腰椎穿刺的时候，他们就没那么害怕了。恐惧少一些，痛苦就要少一些。与之不同，孩子们的感情其实很纯粹。
每次新认识朋友，对方一听说我的工作，总是满脸同情：“你平时看到那么多病很重又治不好的孩子，会很压抑吧？”
我想说，这里大多数时候不仅不压抑，
反而很欢乐。常有外向的孩子来跟我们求抱抱。我跟小朋友们聊天，如果他们站地上，我就蹲下来说话。医生护士们也不会用“几床几床”来喊孩子们，在正式的场合我们叫全名，私底下，我们就喊小名。我记得大部分孩子的小名。这是我们用自己的态度，表达对孩子支撑的方式。
我也会鼓励圆圆参加医院组织的活动，她上过半年的幼儿园，因为生病不能再去了。我跟她说：“病房是要抓虫虫的小朋友上的幼儿园。”等虫虫抓完了，她就可以毕业了。
2019年7月，圆圆来医院上最后一次强化疗。在我们科室，大家都习惯把孩子化疗结束的那一天称为“毕业”。我送给圆圆的毕业礼物是一支国外买的彩色铅笔，还写了张卡片：“祝福过去，毕业快乐，拥抱未来。”
这个六岁半的小姑娘曾经跟我分享过悄悄话，说她长大了想去外地读大学，“想出去看看”。我和圆圆的父母都把她当作一个独立的人去沟通。圆圆的心智也挺成熟，这源于父母给她的尊重，而不是压力。
“毕业”的这天，圆圆还特地要求妈妈一定要穿裙子，涂口红，要跟她没抓虫虫之前一样。圆圆会像个大人一样说话：“妈，你这两年照顾我辛苦了。家里为我抓虫虫也花了很多钱。”她可能是无意中听到了大人之间的谈话。
出院第二天，我收到了一条圆圆穿的手链，她妈妈借用孩子的口气，给我回了张卡片：王阿姨，谢谢你给我爱的治愈，在我“独自面对”的岁月里，你是我唯一的依靠，陪伴我，温暖我。
这次的签名和日期都是圆圆自己写的，
字写得真不错，不再是两个圈了。末尾，她还画了张笑脸。
下半年，圆圆就要上小学了。那时的圆圆应该还是光头，因为不时吃激素，她的脸依然会有些肿。上人工心肺留下的疤痕，还清晰地爬在她的脖子上。
我有过担心，但圆圆的妈妈提前给她做了心理建设。她们母女之间会模拟问答：
“你同学问你为什么光头，你怎么说呀？”
“我就告诉他们，我生病上化疗才这样的，以后会长好的。”圆圆自信地回答。
“如果他们嘲笑你，你怕不怕？”
“我才不怕呢！如果他们想知道是怎么回事，我就实话实说呗；如果他们欺负
我，我告诉老师呀；如果他们实在太讨厌了，我就不理这些傻瓜。”
这个6岁的小女孩，在面对重返校园可能遭受的异样眼光时，已经能够表现得独立而勇敢了。对于讨厌的人，她决定不去理傻瓜；对于喜欢的人，她知道自己不会被抛弃。
最后，圆圆挠了挠她的光头，又补了一句：“我就是跟他们不一样，有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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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对月

板凳 空对月说：
这个故事写的很好，感觉第二个更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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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对月

地板 空对月说：
我曾经陪着我母亲在医院呆了三年左右，对医院的流程还是比较了解的，也看过许多悲惨的瞬间与人性的扭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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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的木偶

5楼 断线的木偶说：
等待
血液科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时间一分一秒地流逝，我站在一旁，手里拿着骨髓配型检测报告，静静等待他们的决定。两个男人坐在我对面，像是被点了穴般，不动，也不说话，甚至连表情都不曾变过。就像在玩“谁先动谁就输了”的游戏一样。
在我身旁的是病人的丈夫老甄，他率先沉不住气：“都解释清楚了，并不危险，否则怎么会有那么多陌生人还无偿捐献骨髓呢？”
“何况她是你们的亲姐妹。”老甄说完最后一句，稍显无力。
听到这句话，两个男人眨巴了一下眼睛。要不是看到这一幕，我简直要怀疑
时间静止了。
此时此刻，处于风暴中心的病人林音正躺在不远处的病房，丝毫不知道自己的丈夫正在和自己的兄弟们对峙。挂在白墙上的时钟不断走着，留给林音和老甄的时间不多了，我们医生给的生命预期只剩下不到半年。
那是2009年，我刚毕业就被分配到血液科，只能干一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陪着没有希望的病人等待结果。
收治林音的第一天，她的老病历就摆在我的眼前，像大部头的牛津字典一样厚。病情越复杂、住院越久的病人，老病历就会越厚。我心里有些畏惧，这就是主任口中“很简单”的病人吗？
我认命似的坐在桌前，一页一页仔细翻看：林音，40多岁，从事科研工作，丈夫老甄在公司任职，女儿上大学。病历
里有张小小的证件照，上面的林音是鹅蛋脸，五官说不上多惊艳，但凑在一起却看起来很舒服，有点像仕女画里的古典美人。我情不自禁地盯着照片，看一眼，再看一眼。这么一个好看的女人却被确诊为“骨髓纤维化”。
这个病虽然不算恶性肿瘤，但同样危险。正常人的骨髓液在显微镜下，就像广告里拒绝“到碗里来”的巧克力豆，生机勃勃，想赶快到血管里开始全身旅行。而林音的骨髓却是一片荒芜的沙漠，上面只有一点绿色的蕨类植物艰难地维持着生机。如果说骨髓是人体的“造血工厂”，那现在她的工厂已经罢工了。医院很快就给出了诊断，她必须要进入血液科进行住院治疗。
血液科，这三个字在普通人看来，只意味着简单的抽血化验。但对于我，一个刚刚参加工作的菜鸟医生，这个科室的
背后藏着一个让人绝望的白色监牢。
灰白色的墙壁，床单、被褥、病人的皮肤连成苍白的一片。因为化疗，病人头发大多稀疏零落甚至全部掉光，瘦削的脸上没有一丝表情，只剩一双双空洞的眼睛茫然地望着自己的输液瓶，看着液体一滴一滴流入血管。随着病房门“吱呀”一声响，所有的病人会瞬间转过头来盯着我。有时我的心会猛地一缩，差点忘了自己要来干什么。
在如此多望向我的眼睛里，林音的眼神显得很不一样。她总是温柔地看着我，视线对上时还会笑一笑。那是血液科病房里少有的带有希望的眼睛。当时的我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会成为自己往后十年的行医生涯里最放不下的病人。
林音住院的第二天，主治医生把老甄叫到办公室详谈，他妻子的骨髓造血功能已经几乎全数丧失。摆在这一家人面前
的只有一条路——骨髓移植。老甄坚决干脆，马上表示：“费用不是问题，怎么能治病就怎么来，花多少钱都行。”但骨髓移植还真不是有钱就能解决的问题，最关键的是要找到骨髓配型。台湾富豪郭台铭的弟弟得了血液病，专门买了一架私人飞机以便全世界看病，还把其所住医院的整个血液科病房都重新装修了一遍，可因为没有等到合适的配型，最终还是去世了。
老甄有点泄气，问怎样才能找到合适的骨髓？
主治医师告诉他首先可以在中华骨髓库进行登记，但这个方法无异于大海捞针，成功的概率很低。第二个方法是动员所有亲属做配型。老甄马上表示自己和女儿囡囡可以去配型。
主治医生摆了摆手，示意他不要着急：“最理想的是双胞胎兄弟姐妹，如果没
有双胞胎，普通兄弟姐妹的成功率也会很高。”
我之前在新闻里看到，有个孩子得了白血病找不到合适的配型，父母救子心切会再生一个孩子。
老甄只低落了一瞬间，随后再抬起头时他的眼睛里盈满了光：“林音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弟弟！”
几天后，林音的血液样本被送检了。接下来的两周内，这家人只剩下一件事——等待结果。
也是那段时间，我发现老甄这人有些异样。他先是试探我，问骨髓能不能花高价买到，多少钱都行。然后又觉得医生加班太累，让我中午去附近的一个酒店休息，他会给我留一个房间。那家酒店我知道，住一晚要1000多块钱，对一个危急关头的家庭来说不是个小开销。我
觉得这人有些“虚”，那么高档的酒店张口就来，是你家啊？
直到有一天我经过病房走廊，看见老甄穿一件老头衫、一双人字拖站在一群西装革履的人中间，那群经理模样的人端着电脑，紧盯着老甄，听他不时提出一些意见。后来才有护士告诉我，老甄提到的那个高档酒店确实是他的产业之一。我试着回想老甄这人，发现他在医院的种种表现确实没一点有钱人的样子。
当初我看完病历，把老甄叫来问几个问题。没想到他对答如流，各种专业名词说得比我还顺溜，而且把妻子历次的用药都按照时间顺序细致整理成一张大表。我们医院不是没有富豪病人，只是他们一般请护工照看，根本不可能像老甄这样，花费如此多时间了解病情，还整天跟着病人，寸步不离。
除了这些，老甄还异常在乎妻子的感受。随着林音的病情越来越重，他郑重对我们提出一个请求：“我爱人不清楚具体情况，还拜托您帮忙瞒一瞒。”
就这样，我根本猜不到这个整天不上班，就顾着黏住老婆的人，原来是个身价上亿的富豪。但在病症面前，金钱真不是万能的。老甄越来越心急，几次问我能不能高价购入骨髓。我只能不断安慰他，情况一定会出现转机。
等待的过程漫长而煎熬。最后连林音都起疑了，问这次住院为什么要这么长时间。我们与老甄统一口径，告诉林音这次把身体调理好，会换一种新的方案。但其实我们担心配型不成功会打击她，没有告诉她在等待骨髓配型的事。林音半信半疑，但看到老甄对她坚定地点点头，没有再发问。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妻子面前和医生笑着打招呼，只是到我这儿时会默契地对视一眼。该在林音面前说什么话，我和他已经提前在病房外对好台词了。
天气好的时候老甄会陪着爱人去楼下转一转，直到病房熄灯了才离开。他们的女儿囡囡刚上大学，每到周末都会过来，病房就明显欢快一点。此时老甄往往沉默不语，只是坐在一旁，望着妻子和女儿。他妻子被长时间的病痛改变了相貌，当初的鹅蛋脸日渐瘦削，成了瓜子脸。难得的是这种情况下她依旧在意打扮，化优雅的淡妆，显得很年轻。而她那一头浓密的短发，在整个血液科里都很罕见。
之前有次输血，护士一眼就认出了林音，问她：“还不到下次化疗的时间呢，怎么这么快就回来了？”林音苍白的脸上挤出笑容，自嘲道：“这次回来
不是化疗，是又要输血，我简直变成一只吸血鬼了！”老甄只是陪在旁边跟着笑一笑。
千盼万盼，骨髓配型的结果终于回来了。今天老甄提前很久就到了，还换了件衬衫，显得比平时严肃、郑重很多。女儿年纪小，老甄很担心，就没让她来，他自己一个人坐在办公室，等待我们揭晓答案。
“中华骨髓库暂时没找到合适的配型。”
老甄手里拿着结果，没有说话，没有表情。过了半晌，他与我四目相对：“那我和囡囡呢？”
“都是半相合。”
老甄明显表情低沉，并没有询问我们什么叫半相合，显然是提前做了充分的功
课，知道这并不是一个好消息。
“但是……”听到这两个字，老甄猛地抬起头，盯着我们。
一张报告单递到他手中，粗体字醒目地标示着——两个“全相合”结果。林音的两个兄弟与她的配型完全符合，这概率堪比中六合彩。
老甄的牙齿开始咯咯作响，他不得不紧紧咬着下颌，不说出一个字。好容易平静下来，他掏出电话打给女儿，话筒那头传来狂喜的尖叫。有钱，又有骨髓，这场战斗似乎快看到胜利的终点了。
老甄拿着化验单迫不及待地想冲回病房，却被我们拦下了。其实我们医生也有顾虑，想让他先跟林音的两兄弟沟通，现在不适合对林音把话说得太满。
老甄满口答应着，说妻子的父母都还健
在，兄妹们之间过年过节也会经常走动，虽然关系不算亲厚，但他觉得问题不大，毕竟很多人还无偿给陌生人捐献骨髓呢。
当晚囡囡赶过来的时候，一家三口高兴地抱在一起。囡囡哭着笑出声，一直到病房该熄灯了，我都不忍心去打扰他们。当时的我只希望这难得的快乐能持续得久一点。
第二天的傍晚，我在办公室里第一次见到了与林音配型成功的林音大哥和三弟。我现在无论怎么努力也回想不起来他们的外貌，就是那种扔在人堆里就消失了的中年男性。当时两兄弟的表情严肃而凝重，并排坐在主治医生的对面，紧紧交叠着双手。我看他们都提着一口气，却谁也不愿意先开口。老甄搬了个凳子，自然而然地坐在我们旁边，紧张而期盼地注视着对面的兄弟俩。
现在捐献骨髓只需要打一针“动员针”，过程和献血差不了太多。但在当时，人们对捐献骨髓这事儿缺乏基础认知，大家提起都很恐惧，以为要在骨头上扎很多个眼儿把骨髓抽出来。兄弟俩仔细询问了骨髓移植的过程，尤其是捐献骨髓对身体的影响。
副作用肯定是有一点，比如头疼、骨头疼、感染等，但发生严重副作用的概率并不到1%。解释完以后，两兄弟却不说话了，关于姐妹的病情，他们也没有问起。办公室陷入了长久的沉默。
老甄抛出了最后一招：“经济方面好说，不会让你们吃亏的。”
林音的大哥慢悠悠地发话了：“提钱就见外了，谁不想救二妹呢，只不过兄妹里我年纪太大，不是最好的选择。”话音刚落，三弟立刻回应：“捐骨髓再
安全也有万一，我的孩子可还没有成年呢！”
老甄忍不住了，噌的一声就蹿了起来。我们被吓了一跳，赶紧拦住激动的他，暗示他先让妻子的兄弟们考虑一下，但千万不要考虑太久，骨髓移植是有时机的，一旦错过，再无机会。
老甄收敛了焦躁的情绪，不断跟妻子的兄弟们道歉，给出的价格再次上涨。兄弟俩默契地都没有再提问题，一致表示要回家再好好考虑一下。老甄赶紧起身要送他们回去。二人急切地摆着手，匆匆离开，没有去探望近在咫尺的林音。老甄茫然地望着两个男人离去的方向，随后像一只被扎破的轮胎，慢慢瘫在凳子上，半天都不说话。
从那以后，我很久没在病房见到那两兄弟的身影。没人知道他们什么时候会再来，但所有人都知道他们的姐妹很快就
要死去。
老甄变了，变得像患了躁狂抑郁症的患者。他有时烦躁，有时木呆，各种情绪说来就来。“唉，原以为两个都配型成功了是双保险，没想到却变成两个人踢皮球，早知道还不如只配型成功一个呢，那样无论如何也不好意思不救吧。”
我知道除了我，很多话他根本没有地方可以说。我只能无力地安慰他：“这么大的事情，很多人一辈子也遇不到一次，认真考虑也是人之常情。毕竟是亲兄妹，总不忍心见死不救的。”
林音很少出来散步了，大部分时间都在床上躺着，两眼望着天花板，也不说话。我很怕她会问起我骨髓移植的问题，反复想了好几套说辞，都不满意。我连自己都骗不过去，又如何去安慰别人呢？只能尽量避免单独去她的病房。
奇怪的是林音从没有主动向我问起。很久以后我才慢慢体会到，人心有一个自我保护机制，当一件事情超过你的承受极限，会自动开启一个防护罩，把自己密密匝匝地罩在里面，不听、不看，也不说。
我们不敢再催促老甄，也不敢再提“移植时机一旦错过永不再来”。对老甄而言，妻子的兄弟们给的希望就像沙漏里的沙子，正以肉眼可见的速度流逝。公司的经营、妻子的病情、两兄弟的推脱，老甄像是把所有的风暴都拦在了病房外，回到林音床边时他总是尽量让自己显得温和而平静。
原本我以为这一切都会慢慢归于平静，没想到老甄表面波澜不惊，实际上内心早就酝酿了一场海啸。在大哥和三弟遥遥无期的“考虑”中，老甄做出了一个令所有人目瞪口呆的决定。
那天下午他走进办公室，非常平静，跟平时看上去并没有任何不同。结果走到我们面前时，他宣布自己可以放弃个人所有财产。他问我们是否有时间约兄弟俩再来谈一次，愿意捐献骨髓救林音的人，就能获得他的全部身家，并且可以在捐献前进行公证。
“如果他俩担心，我公司的法务部就有律师，可以一起过来证明。”
主治大夫告诉我，他工作这么多年，但凡丈夫患病，妻子往往不惜倾家荡产，有时连医生都会规劝家属，为自己和孩子今后的生活着想。但妻子生病了，丈夫愿意倾尽全力的，这比例要低得多。而老甄付出全部身家只是为了换取妻子的亲人们伸出援手。我忍不住猜测，这么一大笔飓风般的财富刮过来，这两兄弟会做何反应？
事实再次给了所有人一记响亮的耳光。这次大哥和三弟没有丝毫的犹疑，同一态度，明确拒绝！两个人甚至不愿意再到医院来谈一谈。在医生们听来，兄弟俩拒绝的理由有点可笑，但站在他们的角度似乎又无懈可击：“你愿意舍弃那么多钱来补偿，说明风险肯定是天大的！”
老甄没想到自己破釜沉舟的决定，居然会将爱人置之死地。他不停地联系兄弟二人，但他们自从明确拒绝后，似乎心里不再有负担，反而有点骄傲自己“富贵不能移”，幸好没有因为贪图财富而上当受骗。
那段时间老甄经常在我面前自言自语，就像复读机一样：“亲兄弟呀，怎么就能见死不救呢？是我害了林音吗？”确定事情再无挽回余地后，老甄一次又一次问自己：“如果时间能重来，会不一
样吗？”
我不知道该如何回应，只能劝他别想这些。但其实我也不知道，如果时间真的能重来，会不一样吗？
老甄由偏执多言渐渐变得木讷沉默，我和同事们也默契地不再提“移植”这两个字。林音从三人病房转移到了单人病房。单人病房设在血液科的角落里，来探视的亲友很少，总是很安静。老甄说林音小时候就要强，不愿意让别人看到她现在的样子。
血液科的单间很紧张，是给重病的人住的。林音最初入院的时候，女儿囡囡还吵着要多花钱住单间，后来就再也不提了。她在学校办理了休学手续，专心陪妈妈。老甄也不像以前那样在我夜班的时候拎着一袋消夜过来碎碎念。他辞退了护工，自己24小时陪护在妻子的身边。
林音越来越安静了，两只手从最初的苍白，到因为皮下出血而变得斑驳。我不忙时会去她的屋子里转一转，有时候甚至什么都不说，就是在那里坐一会儿，看看电视。
狭小的单人病房里有时能看到老甄在床头放一个水桶，帮爱人洗头发，或者囡囡帮妈妈化个淡妆，修饰一下苍白的皮肤。每到晚上，林音病床的一左一右会各支起一张床，一家三口并排躺着。老甄和女儿各自拉起林音的一只手，一家三口依偎在一起小声说话。他们没有半点怨念，说得最多的都是过去美好的回忆。毕竟对林音来说，有些事，无法再重来一遍了。
突然有一天我听到囡囡在病房外的走廊里歇斯底里地大叫：“你们走！现在这个时候还来惺惺作态的干什么？早干什么去了？早就没有机会了，现在跑来假
装圣人！”
听到吵闹声我跑出去一看，是林音的大哥和三弟来了，正被囡囡堵着不让进病房。见我们过来，两兄弟有些不好意思，互相对望了一眼。三弟说自己已经想好了，愿意捐献骨髓：“之前把危险想得有点大。现在二姐这个样子，我们心里也……”
囡囡打断了三弟的话：“现在已经没有机会了。”她继续大叫，“再也没有机会了！如果我妈妈死了，你们就是凶手！”
老甄问病床上的林音：“要让他们进来看看吗？”
“没必要了吧。”林音气息微弱，淡淡地说。
老甄走出病房，把情绪失控的女儿拖到
身后：“大哥、三弟，你们回去吧，你们的考虑我能理解。但事已至此，就让她安安静静地走完最后一程吧。”大哥和三弟张张嘴，还想说什么，老甄无力地摆摆手，拖着囡囡转身回了病房。
兄弟二人驻足良久，满脸落寞，最终转身走向了电梯。他们有错吗？犯法吗？那一刻我说不出指责的话。但面对这种极端情况，每个人都能对自己的亲人伸出援手吗？我给不出答案。
当林音剩下的时间只能以天来计数的时候，我问老甄，如果到了那一天，要不要进行有创伤的抢救措施。老甄明白最后的日子就要来了。
“会很难看吗？”
“会多几个管子，能延长生命，但是治不了她的病。”“那就不做了，她一辈子要强、爱漂亮，不能让她全身插满管
子。”
最后的时刻老甄请求我们不要打扰。我请示领导同意后，指着监护仪最上面那一条波浪线告诉他：“如果这个变成一条直线……”
“明白，早就学会看监护仪了。”他没有让我说下去。
林音走得很平静，老甄和囡囡一左一右拉着她的手，在她耳边轻轻说：“下辈子还要做一家人。”
据说在人的所有感官里最后消失的是听觉，我相信她一定听到了。
我没敢进去，机械地在办公室里写病历，托同事去病房里帮我做最后的送行。这家人我倾注了太多感情，我怕自己承受不了告别的场面。毕竟医生跟着家属一起哭，在我看来是件挺丢脸的
事。
大哥和三弟也在最后时刻赶来了，瑟缩在病房门口，不敢进去。囡囡像只豹子一跃而起：“我恨你们一辈子！”
我闻声赶来，一把将囡囡揽入怀中：“你要好好的，妈妈此刻还在天上看着你呢。”囡囡倒在我的肩头，泪水打湿了我的白大衣。
沙漏漏完了可以翻过来重新开始，潮水退去了第二天又会涨起，而生命只能朝着一个方向流逝。没有如果，也不能重来。
林音去世一个月后，我再次见到了老甄。他递给我一个iPad，里面装着一段视频——那是林音短暂却美好的一生。
告别仪式上都是她生前最爱的白色鲜花，还有老甄精心挑选的静谧的安葬之
地。直到去世前一刻，林音还留着那头短发，乌黑浓密，老甄帮她打理得很好。
极少有家属在病人去世以后还会特意回来看医生。对于老甄的到来，我有点意外，又觉得也算意料之中。
当初他在医院，那些没法和下属说、不能和妻子说，也不便和女儿说的话，只能讲给我听。或许这次过来也是想和那时的医院夜谈一样，能在无人的时刻，对我倾诉些什么。
果然，他开口了，只是和以往不同，他丝毫没有提起妻子的病情或者再重来一次的奢望。
他只是对我说：“医生，你看看林音走的时候的样子，很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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断线的木偶

6楼 断线的木偶说：
铁窗病房
在医院轮岗时，六楼的烧伤科是我最不喜欢的科室。除了要面对鲜血淋漓或烧得黑紫的皮肤，还和护士一样要每天护理病人，工作量巨大，其他医生都不太愿意上来。
这里还有太多令我绝望的事情。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患者，入院后顺利抢救了过来，但当家属看到第一天就花掉了5000元，以后还要花费更多的医疗费的时候，他们找我商量，能不能让患者出院。我不能强行让患者住院，眼看着直系亲属签下自动出院同意书，带患者回了家。看着手中的同意书，我知道这个患者已经被家属放弃了。
第一次见到霍明的家属时，我以为又是这样。那天，抢救室外等着一群人。
被抢救的霍明是重度烧伤患者，我告诉家属：“情况很危险，要做好心理准备。”
这时，一位双鬓斑白的中年男人走过来，他是霍明的舅舅，身上还穿着化工厂的工作服：“医生，费用要多少啊？救得回来吗？”
“生存率比较低，后续治疗几十万应该要的。”见过太多人放弃，我回答的语气有些生硬。
“医保会报销吗？我外甥还有工伤保险。”他问。
我只能回答说，烧伤患者所用的很多药物、器械无法报销或者报销比例很低。
霍明的舅舅说要商量。走廊上人来人往，我不清楚他们在说什么，只依稀听到“放弃”“拖回家”“钱不够”。人
群中有两个女人——霍明的有点驼背的母亲和身材矮小、皮肤黝黑的妻子。
几分钟后，霍明的母亲含着泪走过来，她用力地拉我的衣服：“医生，我老头子死得早。儿子如果没了，这个家也就没了。你救他就是救我们全家！”霍明的妻子也坚定地看着我：“我们砸锅卖铁也要救。”
听到她们表态，我没有立刻相信，但心里有点欣慰，我希望霍明活下去，毕竟，他是我和同事冒风险救回来的。
2018年春节，市郊爆竹厂突然爆炸。伤员像地毯一样，铺满了我们这所小医院烧伤科的整条走廊。烧伤科平均一年只接纳300名患者就诊，且大多不是重度伤员，爆炸发生得太突然，我被临时调到烧伤科帮忙。
上午11点，烧伤科的走廊上一片混乱。
我走进科里，急诊医生朝我跑来：“霍明，男，46岁……马上通知麻醉师来插管。”
还没到霍明身前，我就闻到一股烧焦味。走近一看，他的嘴上下开合，整张脸被烧得完全看不出原貌，到处是露珠般的水疱。站在无影灯下，我发现霍明的手指被烧得粘连在一起，胸膛和小臂的皮肤甚至泛着蜡白色。除了小腿，他全身几乎都有烧伤。
这是个重度烧伤患者，而我只是个烧伤科“菜鸟”。当初在烧伤科轮岗完，主任让我在普外和烧伤二选一，我果断选了普外。现在，突然和同事老李单独处理这么重的患者，我俩心里都没底。老李换手套的时候手有点发抖，尺码都拿错了。
烧伤患者的死亡速度快，大部分不是死于急性感染，而是窒息。此时，我最怕
的就是霍明的呼吸音减弱，再慢慢地衰竭。只有插管，他才有活下来的希望。然而主任和麻醉师迟迟不来，没独立做过气管切开术的我，紧张得手足无措。
我低头跟老李说：“今天可难办了哦，你气管切开术咋样？我先说好，我还没学会，只能给你打下手。”
老李手上不停，回答：“没单独做过，你也别指望我，还是指望患者多扛点时间吧。”
“患者呼吸衰竭了怎么办？”我加紧换药，轻轻说。
老李不说话。
我沉默了一会儿：“如果等下呼吸衰竭了，咱俩得给他做气管切开术。”
“你疯了！”老李提醒我，曾经有一个重度烧伤的患者，就是在做气管切开术
的过程中死亡的。
“要不然就看着他在这里死？”我有点激动，“你又不是不知道，抢救时间多宝贵，主任没来，我们只能硬着头皮做。手上死了个人，你也知道多麻烦。”
我实在不想对家属说出“对不起，我们尽力了，请你们带患者回家看最后一面吧”这种很无力的话。
我们拼命往霍明身上倒生理盐水，希望把紧紧粘在皮肉上的衣服撕下来。听着他的呻吟，我的内心很恐惧，但更怕连这点呻吟都听不见。我不停地和霍明说话，希望他保持住意识。一会儿的工夫，我的额头、手臂、后背都被汗水浸湿了。
霍明的左手手指已经完全被烧熔，没救了。右手的手指粘得很紧，我们想尽力
保护这五根手指的功能。涂药润滑，把他右手手指一根根分离。有的地方就只能用剪刀、血管钳暴力分开。
霍明在跟时间赛跑，我和老李也是。霍明随时可能因为吸不上一口气而死。我希望赶紧过来一个人，哪怕一个上级医生，都会让我的压力小很多。当他们终于赶过来，我如释重负地呼出一口气。抬头看下时间，才过了十几分钟，可我好像熬过了一个世纪。门外面传来哭声，霍明的母亲不停地呢喃着“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重度烧伤的患者，有三关要闯：第一关，保住命；第二关，保护创面，让他的生命体征相对平稳，防止各种休克；第三关，尽量减少并发症，平稳过渡到出院，整形受损的皮肤创面。现在霍明的命算是保住了。可第二关和第三关更难闯。
我们把暂时保住命的霍明送入重度烧伤病房。主任给家属交代病情，霍明的母亲和妻子双手合十，一直说谢谢。显然，她们还没有意识到，更大的挑战在后面，多数烧伤病人可以保住命，却是在后两关倒下的。
我让护士教他们穿隔离衣，讲解护理措施。听护士说霍明得一直躺在床上不能动弹，有家属问：“平常的大小便怎么办？”
“我们会给他插尿管，大便需要家属尽量擦干净。无论如何患者都不能下床。平常要给他翻翻背，要不然背部也会烂。”
家属们的表情立马变得很嫌弃，尤其是霍明的舅舅。他埋怨：“这些事不是护士来做吗？”
“科里有几十个患者，不可能给每个人配一个护士。家属要是觉得麻烦，可以请护工，也可以轮班照顾。”我耐心解释。
“我今天翘班来已经被扣钱了，不可能天天来这里照顾，我五大三粗的，从来不会照顾人。”
其他人跟着表态：“那怎么行，我还要送孩子上学”“我家里还有农活没做”。
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表露任何不满情绪，母亲在默默地流泪，妻子朝我重重地点头：“就我们两个人照顾，不用请护工，又贵又不仔细。”
妻子转头拉着护士到心电监护仪旁，一个一个地问仪器上数字的含义。母亲也蹲在一旁，认真听着。吵闹的家属们安
静下来，脸上堆着“辛苦了”的表情，用怜悯的眼神看着她们。
无论家属对患者是不管不顾，还是不离不弃，我都见得多了，也麻木了，因为能坚持到最后的寥寥无几。在我们医院，60%的重度烧伤患者都会死亡。有些患者并不是痊愈才出院的，他们的生死是患者和家属做出的选择。
烧伤患者都有漫长的恢复期，任何一点偏差都可能前功尽弃。同事老李曾经有一个患者，面部烧伤很严重。虽然经过整容修复，还是无法承受这份落差，又来看精神科开药。烧伤科的医生能够救治创伤，却无法陪伴病人走过后面的路。
主任离开后，我得空仔细观察了这家人。霍明的妻子和母亲的裤脚上还沾着泥，穿的是下田的套鞋。她们的经济条件很可能无力支撑后续的治疗费用；知
识背景方面，看样子也很难帮霍明完成心理创伤的修复。到时霍明会怎么样？他会被拉回家等死吗？我不敢想下去。
当晚我值完夜班，返回烧伤科看霍明。他住的重度烧伤病房只能容纳两个患者，里面除了配有消毒仪器、急救药物，最特殊的是——没有任何锐器，还安装了防盗窗。这里几乎是我们医院的“牢房”。防盗窗不为防贼，锐器也不只是担心意外，最主要的目的是：防止有行动力的患者自杀。患者在医院自杀的原因有很多：治疗的痛苦、逐渐减弱的求生意志。当然，还有钱。不久前，烧伤科的一个患者忍受不了术后的疼痛，趁家属半夜熟睡，从窗户跳了下去。从此以后，重度烧伤者的病房就有了“铁窗”。
我走进“牢房”，霍明正在安静地睡觉。他母亲蹲在一旁用湿毛巾给他擦拭
尿管。妻子弯着腰用棉签沾水湿润他的嘴唇。看到我进来，霍明的妻子对我轻轻笑了一下，顺手把刚用过的棉签放回包装袋。
“棉签没有了去找护士要，重复用容易感染的。”知道她们是想省钱，我小声说。我把口袋里的几包棉签交给霍明母亲，老太太有点不好意思，想退给我。我猜她是怕收钱，便宽慰她：“不要钱，这些小东西你问护士要，她们不会跟你斤斤计较的。”
这是霍明入院的第一晚，如果不是注射了止痛药，他会痛得整夜睡不着。见霍明被照顾得很好，我回到办公室。没过多久，外面传来护士急促的呼叫声。我一出去就看到霍明的母亲在呼救：“我们控制不住他了！”
半个小时前，霍明清醒过来，他对妻子说自己“人不人鬼不鬼”，手不停地
朝插管的位置挥舞，嘴里发出尖细的声音：“给我拔掉，我要拔掉。”
剧烈的疼痛让他崩溃了。很多人都有被热水烫伤的经历。如果尝试将这份疼痛延长很多天，放大数百倍，大概就是霍明正在经历的痛苦。护士和家属都想按住他的手脚，又不敢用力，怕伤到他。最后注射了“安定针”才让霍明安静下来。
第二天早上，霍明还在哭闹，不断地呻吟说：“想死。”
“你安静点，医生肯定会救你，让你跟以前一样，你不要总是说想死。”霍明的妻子不断安慰他。
霍明的求生意识已经很低了，走出病房时，主任开始嘱咐我：“如果患者狂躁得厉害，跟家属交代病情，你就往严重了说。”
我明白主任的用意。像霍明这样的重度患者，一旦出现狂躁、自杀迹象，医生就得给家属打“预防针”，让他们心里有个底。否则患者出了事，家属会把责任都推给院方。我们是民营医院，没了口碑，损失会很严重。
霍明的情况确实很危险，他的胸部CT提示支气管炎，肺部纹理增粗、增多，如果是正常人，这可能只是感冒，但是对烧伤患者来说，这就是气管损伤。这种时候哪怕脱落一点物质都容易引起窒息。现在关键的是，我们要防止他因为疼痛难忍扯断管子。
那几天阴雨连绵，入院的烧伤患者少了很多。晚上11点，护士上气不接下气地来找我：“王医生，你快起来看看，霍明把金属管拔掉了！”
我吓了一跳，赶紧爬起来：“怎么可
能！”之前我专门用针和胶布固定了金属管，他的手脚都被布绑住了。
来到病房，就听到霍明在说：“反正我活着也没有用了，还不如我死了，都高兴。”
我以为是家属说了什么话，让霍明受到了刺激，却见到他的母亲一边擦泪，一边急得来回走动；妻子陪伴在霍明身边，也在用尽所有积极的话语安抚他。后来我了解到，霍明如此激动是因为那天堂哥在和别人视频聊天时不小心让霍明看到了自己被烧伤的样子。另外，他拔管的另一个诱因也可能是钱。
的确，进了医院，钱不像钱，像纸。他妻子曾经私下找我：“王医生，能省掉的药咱就不用。行吗？”她把亲戚都借遍了，乡下的小卖铺也在转手，可治疗费还是凑不够。
霍明换药的材料费、预防感染的进口抗菌药物、营养液、重症病床费，每天要花几千元。虽然我给他减少了一些辅助药物，但还是杯水车薪。危及生命的烧伤治疗复杂，也不能什么药物都停。霍明拖欠了一两万的费用，护士去催了几次，我也找过他的妻子：“如果再拖欠，估计会慢慢停药了。”
霍明的治疗费不知道该找谁负责，不仅治病的钱没着落，他家人连吃饭都成了问题。住院不到一个月，他母亲和妻子的早饭就是粥加免费咸菜，中午在食堂打8块钱快餐。再往后，她们开始自带萝卜拌饭。霍明的母亲一个人看护时，干脆连中饭都不吃。我和护士看不过去，送了她饼干和面包凑合。
即使这样，他们也没想过放弃霍明。她们自己苦，但对霍明极上心。有一次我说要给霍明喂肉汤，最好天天喝。她们
自己天天吃素菜，但一顿都没给霍明落下。霍明这次成功拔掉了管子，也是因为母亲心疼儿子难受，松开了绑住他的布条。
主任凌晨被折腾来医院，很生气：“一个重度烧伤、四肢被绑在床上的患者，你们看不住？你们要是什么都想依赖医生、护士，还是明早转院吧，这里庙小伺候不了。”
霍明的母亲想跪下，被护士一把扶住：“都怪我。他一直喊手脚难受，我真没想到他会拔管子，寻短见啊！”
老太太当着所有人的面求主任：“只有这家医院会救我们了，我保证不会有下次，以后都听话。求你救救我的小孩吧！”
主任不好继续发火，但私下吩咐我：我们是在对霍明尽人道主义救助，如果再
出事，就直接让他们转院吧。
这个时候除了霍明的妻子和母亲，没人相信他能走出来。
霍明住院期间，我曾经建议他妻子发起网上众筹，并表示愿意帮忙，没想到，被他妻子拒绝了。我之前见过太多令人失望的选择，有一瞬间怀疑她是不是也要放弃自己的丈夫了？毕竟霍明已经失去了求生意志，也失去了劳动能力。但我很快决定相信霍明的妻子，这些天来我看得出她是付出最多的那个人。如果她都无法相信，我还能相信谁的家属呢？一个礼拜后，医院组织多科室专家一起会诊霍明。原来院长和主任已经得到市里的通知：政府向各家医院承诺，承担爆竹厂受害者的治疗费。霍明的妻子拒绝上网众筹，是担心把事情闹大会影响政府的资助。医院想尽快治好霍明，展示民营医院也有公立医院那样的
实力。
医药费有了着落，病情也有缓解，霍明变得越来越配合了。
有一阵子，霍明是我手上最麻烦的患者。换药时只要把他的绷带拆开，他就号叫。我只能用轻得不能再轻的动作，比对别人温柔十倍的语气来哄他。给他换药有时候比给小孩换药还要累。更让我觉得头疼的是他经常故意扯掉监护仪的电极片。护士怎么解释都没用，霍明只是喊痛，装作听不见。烧伤病人的心态特殊，霍明的奇怪行为不是个案，不仅折腾医生护士，也在消耗家属的耐心。
这一次专家会诊，大家认为霍明病情比较乐观。四天后，CT显示霍明双侧肺部和支气管已经恢复得差不多了。我在主任的指导下给霍明进行堵管试验，为了检测霍明拔除置管后是否会呼吸困难。
观察两天，一切如常，他终于可以拔管了。
我跟霍明嘱咐：“尽量少说话，雾化不能停，食物要多吃有营养的。”霍明不说话，只是轻轻点头。
一切都在好起来。
霍明住院三个月后，有一次我去病房看他，正赶上霍明旁边的病友和自己的家人起了摩擦。隔壁床病友的烧伤程度较轻，但家属早就失去了耐心。那个患者的呼吸道受损，咽不下去家属准备的米饭，想吃点粥。病友的妻子没好气地说：“去哪里给你弄稀饭，你这短命的。”烧伤病人的护理极需耐心，这个家属显然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
这时还是霍明的妻子在一旁劝说，告诉病友的家属，自己知道医院外面有一家卖稀饭的小店，味道不错，可以带她
去。病友的家属没好意思继续骂下去。
我见过很多烧伤患者的家属，最多坚持一个月就要喊护工帮忙，很少有像霍明的妻子这样亲自照顾了三个月还非常有耐心。我愈发觉得霍明的妻子对霍明的重要。她从来没有显示出厌恶的情绪，就像才来医院照顾了几天。别的患者插上尿管不到一个星期，管子表面就会有很明显的污垢，可霍明的尿管肉眼看都是干净的，要不是怕有尿路感染，他的尿管都不用换。
好几次值夜班，凌晨两三点我还能看到霍明的妻子跟他说着我听不懂的家乡话，语气很温柔。他们聊生活里的趣事，给霍明打气。霍明的妻子还常举着手机给他看女儿在大学的视频、照片。怕影响女儿的学业，霍明的妻子还没把丈夫的伤告诉女儿。
霍明的状态在好转。我终于越来越确
定，霍明的妻子不会放弃他。
有一回我和老李给霍明换完药，他笑着对我们说最近天气热，从老家带了西瓜，问我们吃不吃。我有些惊讶，能够想吃东西意味着他真的活过来了。
他开始和我聊天，会开些无伤大雅的玩笑。后来，霍明甚至会调侃自己，说以后走夜路都不怕抢劫了！我看他笑起来，脸上被烧得坑坑洼洼，像个鬼脸，却在上面看到了活下去的希望。
在霍明慢慢站起来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忽视了他的妻子在承受着什么。有一次我值夜班，霍明的妻子突然来办公室找我说话，还拿出家里的合影给我看。那时候的霍明还年轻，怀里抱着刚上幼儿园的女儿，妻子站在身旁，他笑得不晓得有多开心。霍明原来的面相给人聪明却本分的感觉，头发乌黑，眼睛滚圆，是很耐看的男人。
“你看他以前长得多聪明啊。”霍明的妻子对我说。
被烧伤后，他的头发都没了，整个脸肿得滚圆，眼睛只剩一条缝，和之前判若两人了。
一直以来我感觉到的都是霍明的妻子的坚强，除了当初在急救室外她看起来弱小和无助，之后霍明的治疗中的许多问话，第一个回答我的都是她；她也会主动问我问题，比如：霍明这块创面有点红，这是在变好还是变坏？
直到这天拿着过去的照片，她才淡淡地说了一句：“其实我心里的落差是很大的。”这些话她却不能对别人讲。我这才意识到她并没有看上去那么坚强和乐观，是强撑着走下来的。她照顾丈夫和婆婆，为了不耽误女儿的学业，还在费心瞒着女儿。她扛起了很多。
多亏了妻子和母亲的陪伴，霍明的病情才逐渐稳定，连心电监护仪都撤了，护理级别也从特级护理改成二级。对我来说，只要看着患者一天天好转，比听到任何感谢的话都要开心。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让人猝不及防。因为我的疏忽竟将霍明再次推到了死亡边缘。
一天早上查房，我发现霍明神情恍惚，嘴唇干皱苍白。虽然这几天给他喝了很多汤水，但没什么用，他的尿量反而在减少。从头天白天到现在就一小瓶，才300毫升。
我连忙给霍明查体听诊，心脏和肺部都还好，不像衰竭。发现他的脚肿得厉害，妻子说自从把绑带撤掉，他们就没怎么关注脚了。霍明的低哑声音响起：“王医生，一开始我也没在意，这四五
天才感觉越来越肿。”
我叫护士给霍明急诊查生化全套，测血压，发现血压偏低，有可能是体内失血。我赶紧让护士给霍明上心电监护仪，吸氧。霍明体内缺氧，尽管还没到重度缺氧的标准，但这情况持续下去他可能很快就死在病床上。
看到霍明的血常规结果，我大吃一惊。血红蛋白低于正常人的三分之一，重度贫血。我十分不解，这段时间他没有表现出贫血症状。
主任发现护胃药只用了三天，他质问我：“为什么不用久一点？”
“当初我考虑霍明没有恶心呕吐等应激性溃疡症状，也没有胃病史，家属那时也没得到政府的免费治疗，私下找我想少开点药减轻负担，我就把护胃药物停了。”
主任看了我一眼说：“这应该是当初应激性溃疡导致的慢性贫血，今天低血容量性休克引发了肾衰竭。”我心中一震，来不及道歉，主任已经在指示我急救了。
霍明闭着眼睛萎靡地问：“王医生，我是不是要死了？”
我说：“不会，你还有希望！”
霍明看了看妻子，又转了一点点头，隔着玻璃看了看在外面拄着拐杖踱步的母亲。最后，他朝我微弱地点头，不说话了。
妻子站在病床边一只手紧握着霍明，另一只手拿着热毛巾擦拭他的脸，湿润嘴巴。我注意到她可能想说些什么，却始终没张开口。她没再给霍明擦脸，而是把热毛巾举起来盖着自己的脸。她不想
让霍明看到自己流泪，更不想让自己呜咽的声音漏出来。
当天下午，霍明的病情突然加重。肾脏、心脏、胃部都出现严重问题，有了休克症状。主任决定让霍明转院，去省烧伤医院抢救。主任跟家属说：“只有转院才可能救霍明一命。你们尽快讨论，不要耽误太多时间。”
霍明的母亲一只手拄着拐杖，另一只手握着门把手连问主任三遍：“去省里霍明就可以活吗？”
主任说：“有50%的机会能救活。但如果留在这里，只能等1%的奇迹。”
“要不算了吧。以前一百四五十斤的人，一天吃五碗饭。你看现在身上哪还有一块好肉。”霍明的舅舅声音悲切，“让他这样子继续煎熬还不如早点安安乐乐地走掉。”堂哥也在劝霍明的妻子
放弃：“政府补贴的是治疗钱，照顾他日常生活的钱都是咱们自己出的。以后你和婶子、侄女怎么办？”
霍明的母亲生气了，老太太挥舞着拐杖去打他们的腿。办公室里，霍明的家属互相推搡着，大家用方言争吵起来。有女人对霍明的妻子说：“你就听我的话，就在这听天由命，看霍明能不能挺过来。”
我在一旁沉默地看着。我只对霍明的妻子、母亲以及堂哥有印象，其他人这几个月都没怎么来过，但在这种关键时刻他们却一个个冲在前面，仿佛自己付出了很多。
霍明的妻子一直平静地听完所有人的意见，然后走到主任桌前宣布：“我和霍明去省里。”
直到这一步她依然选择不放弃。霍明的
妻子长得矮小，挤在人群中甚至毫无存在感，但此时她的身上仿佛有一股力量。
当天下午我把材料带好，坐上救护车送霍明去省烧伤医院。我虽然经历过很多次送患者转院，但是面对霍明时我有一种心酸的情绪弥漫在心中，始终挥之不去。霍明和他的妻子、母亲改变了我。他们让我对重度烧伤患者以后的生活不再那么悲观。然而就在这个家庭开始变好的时候我却伤害了他们。
我心里有愧，不敢和霍明的妻子交流。我把精力都放到了霍明身上。我不停地喊他的名字。一手掐他的手臂、脸蛋，一手给他抓好氧气袋，希望他不要昏睡过去，哪怕是胡言乱语几句，都是希望。
一路上，妻子和母亲握着霍明的双手不放，他妻子的眼眶红红的，但依然保持
着平静。
而我一直在想，如果我当时没有因为家属的恳求停止护胃的药；如果留意霍明吃饭没胃口，及时给他复查胃镜；如果我复查他的血常规和血生化的时候不觉得轻度异常是重度烧伤的生理改变；如果我可以多注意一下他的并发症……很多事情，没有如果。
到达省医院，与霍明告别前，我回头看了一眼。弯腰驼背的老太太拄着拐杖守在推车旁，霍明的妻子拿着生活用品呆呆地听接班医生的指示。我不敢再看下去。救护车司机在外面喊我上车，我只能疲惫地坐上救护车原路返回。
后来，我也曾打过电话随诊，开始还有人接，后来就没人回应了。我想，霍明大概没扛住，已经走了。
几个月后我从烧伤回到普外科。对于嘈
杂、患者繁多的烧伤科，我没有什么留恋。只是每次接待患者我总会想起霍明，想起他妻子和母亲泪流满面，孤立无援地站在病房外的情景。我会再审视自己的诊断和治疗，不想让自己再次体验那种遗憾、内疚、后悔。
一天上班我接到一个外地号码打来的电话：“您好，王医生，我是霍明的家属，我们要出院了，要到您这儿拿材料报销，明天您有空吗？”
我猛地一惊，急忙问：“霍明好了？”
一个气质恬静的女孩来到办公室。她单眼皮鹅蛋脸，长得有点像年轻时候的霍明。当初抢救霍明时，我曾在他手机锁屏页面上见过这女孩。她就是霍明的女儿。
她说父亲现在已经回到老家休养去了，她留下来处理报销的事。我把抽屉里准
备好的材料交给她，嘱咐她千万不能弄丢。办公室里很安静，我给女孩倒了杯茶，请她坐下，以随诊的理由询问霍明是怎么闯过这最后一关的。
她慢慢地喝了一口茶，叹了口气：“我爸真的吃了很多苦，在那边住了几天ICU，病危通知书下了一沓。”
后来霍明病情逐渐稳定下来，他女儿办了休学照顾他。从禁食、流食、半流食，到正常饮食，一步步康复。省医院看霍明恢复得蛮好，还给他植了皮。“你要是看到我爸的手掌和头，肯定会觉得判若两人。”她越说越兴奋，一次性水杯都被她的手压皱了。
霍明出院时，医生说霍明整形的禁忌证不明显，还有整形的希望。如果在家调养得不错，身体有100多斤了就可以做微整手术。
“我爸听到这句话特别开心，那天午饭都多吃了一碗。”
爆竹厂烧伤的工人由政府提供免费救治，还会得到一笔补偿用于整形。为了他们重新择业，还有人教他们养蚕。霍明正在努力学习养蚕的知识。
“如果没有你们的努力，可能我爸早就走了。”
那天我终于还是没能把抱歉说出口。但我决定下次去看霍明时，要亲口对他说出那句“对不起”。
窗外的天阴沉沉的，风吹在我的身上，脸和脖颈上有点发热。我忽然想起一句话：“起风了，唯有努力生存。”
来自 畅游助手

千万里

7楼 千万里说：回楼主断线的木偶
一觉醒来来论坛里看看，就看到了你的这篇帖子。我的熟人里已经有好几个人因为得了尿毒症天天透析。一段时间以后就去世了。所以看到这篇文章我落泪了。因为我也是糖尿病患者，现在还每天坚持吃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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