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些真实的故事。

醉卧江山

楼主 醉卧江山说：
在西单摸黑吃了一顿饭

寸土寸金的北京西单，藏着一家黑暗餐厅——这可不是噱头，里面是真的伸手不见五指。餐厅里，有盲人引导员，智力残疾的服务员，损容的厨师，还有将他们当自己孩子操心的店主。身障员工和健全人一起工作、生活，并获得成长与归属感。
一片黑暗中，你能看到一些最光明、最温暖的东西。
想象你置身于一片黑暗。我是说，一片纯粹的，浓稠的，再怎么瞪眼都无济于事的黑暗，你会是什么感觉？
24岁的宋冰体会到恐惧。她说，在黑暗里行走，好像每一步，脚底下都是威胁。男友就坐在身边，她伸出手，却只能凭感觉乱撞，先是摸到他的身体，然后是胳膊，再顺着往下，终于攥住了他的手，“像救命稻草”。

这对年轻的情侣刚恋爱三四个月，最近总吵架。就在几个小时之前，宋冰还跟男友怄气。她看中一件男装，带男友来试，他居然说不喜欢。现在不一样了，在黑暗里，除了误食一口她最讨厌的西兰花（当然，她把剩下的半颗扔掉了），她强烈地感受到这个男人就在自己身边，温暖而踏实。没有手机，他们久违地、愉快地交谈了一个小时。

掀开遮光帘，从黑暗中走出来，外面灯光算不上明亮，但仍会让人一阵眩晕。回到光明的世界，宋冰的感慨是，“能看见真好”，以及，“今晚回去不能再凶男友了”。而她那位“救命稻草”男友，正惊讶地向店主反复确认：刚才引导他们进入房间，在黑暗中毫无障碍地上菜、撤盘的服务员，居然是个盲人吗？

两人身处的，是一家位于西单的黑暗餐厅，名叫木马童话，店里现有四名身障员工。它藏身于西西友谊酒店，大楼外部没有悬挂餐厅的招牌，上了八层，出电梯，再走过一段长长的走廊，才能抵达它的前门。美团里，不少评价说它“不太好找”、“位置隐蔽”，但还是有很多人专程前来打卡。

门口右侧的墙壁上，绘有特洛伊木马的头像，走进门，就像走进木马的巨腹。进门后的右手边是收银台，店主于爽这些天常常站在这儿，为疫情期间骤减的客流量发愁；旁边一个用遮光帘罩住的房间，就是宋冰吃到西兰花、“救命稻草”先生收到盲人服务员送餐的地方——黑暗餐厅法餐区。在这里，“黑暗”是基本的规则，顾客就餐前，要先将所有发光物品存放于储物柜。于爽坚称，为了保持神秘感，除去工作人员，没有任何人知道里面长什么样。绕过黑暗餐厅的入口，再往里走，可以看见一个吧台，左转就是正常光线下的日料区。

走进木马童话餐厅前门，就像走进木马的巨腹，这是店主于爽有意的设计
这还不是黑暗餐厅最黑的时候。2018年以前，日料区是“微光区”，也卖法餐，唯一的光源是墙上的星星、月亮装饰。点点微弱的光照下，视力正常的人只能看到事物的轮廓——如同那些不幸弱视的人眼中的世界。在就餐区的任何一处，服务员都要佩戴红外线夜视仪才能行走自如。直到三年前，为了拓展客源，店主于爽才打开微光区的灯，增加光照，并降低客单价。

黑暗中，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包括爱情，误食西兰花算是最小的那类。二十岁出头的姑娘用手把食物送进鼻子，三十来岁的男女亲吻得旁若无人；有情侣互喂失败，勺子怼到对方脸上，或想接吻却亲上了墙，开始笑场。

宋冰和男友来就餐的10月中旬，一场求婚刚刚在这里成功。男女主角在首都师范大学相识，经历八年爱情长跑，选择将神圣一刻安排在神秘的黑暗餐厅。这场求婚被店主于爽记录下来。男生还原八年恋爱史的漫画，则被发布于美团的“商家新鲜事”模块里，吸引八千多人围观。

一位九年前在店里工作的钢琴师，在微光与黑暗的交界处弹琴，看不清琴键，要完成手指的大跳动作，只能靠肌肉记忆。上班时间，他偶尔戴着夜视仪四处走，看到顾客都“很挣扎”，四处摸索的动作仿佛慢镜头。他指出这些场景背后，作为明眼人的你我容易忽视的真相：失去了视觉，人对距离、方位的判断就不再可靠。

二十六岁的周昊雨是特例，不用夜视仪，也照样能在餐厅穿梭无碍。他负责引导，带领将双手搭在他双肩的顾客进入黑暗餐厅，并为他们上菜、撤盘。房间的布局就在他脑海，哪里有张座位，哪里有根柱子，他全清楚，采访的时候能光靠想，指出带我入座时拐了几个弯。在眼睛无法发挥作用的地方，这种熟悉源于听觉、触觉，与对空间的感知。

昊雨兼任钢琴师，弹琴时身子伴旋律起伏，眼睛也追随双手移动。当他笔挺而坚定地在店里游走，除非撞上临时放在路间的几箱苹果，你很难看出，他是个只有一点光感的盲人。琴架上有本厚厚的盲文版《美声唱法教程》，有次弹完琴，客人对曲子不满意，当着昊雨的面对朋友说，“你看这都是学盲文的，不要对他要求那么高”。昊雨当即把琴盖扣上，“那就不用听了”，走了。

10月中旬，餐厅生意不好，零星有几位顾客前来就餐，昊雨在店里弹琴
店主于爽之外的六位正式员工里，周昊雨并非唯一的身障。智力二级残疾的心雨、损容的孙进，还有一位19岁的视障男孩，都在这爿420平米的餐厅得到一份工作。

餐厅老板于爽最近很发愁。用她的话说，疫情对餐饮业的打击程度是“灭顶之灾”。看看这些数字吧：3月开始恢复营业，流水2万5，4月流水4万4，现在勉强达到10万左右，而餐厅每个月的运营费用是11万。疫情前最好的时候，餐厅一个月的流水能达到三四十万。前些天，北京又有新冠病例的谣言，原有的客人预定瞬间全部取消，催起了她嘴角边的燎泡。
于爽今年49岁，东北人，有股说一不二的大家长劲儿。1999年，她还是外科医生，有天早上起床就觉得眼睛不对，又说不上来哪儿不对。哪儿不对呢？她走去洗手间，明明看到门在跟前，躲过右边门框却把左边给撞了；出门去医院要不是扶着栏杆，就走到马路中间了。

检查的时候，她才发现“不对”在哪儿：她的右眼什么也看不见，一点光感都没有了。医生告诉她，这是视网膜脱落累及黄斑——网脱中比较严重的一种——于爽脑袋“轰”的一声。当时她有个异地的男友，每天通半个小时电话。男友得知情况后，俩人再没打过电话。

做完手术后的一周，于爽都双眼蒙着纱布卧床休息。手术的部位有点肿胀，一开始还发疼，28岁的于爽不住地恐惧，恐惧再看不到。过了半年，视力恢复，但那种恐惧恢复不了。对眼睛，她“能省着用就省着用”。2009年初，女儿出生，她又对女儿未来的视力、听力健康抱有隐忧。

她想劝人们爱惜身体，也想帮助别人，但人们往往对他者的处境缺乏想象力，单说这一点：有多少健全人真能对盲人感同身受呢？得想个办法。有了——开一家为残障人士提供就业岗位的“黑暗餐厅”。

那就选址吧。西西友谊酒店八层挺好，位置偏，但租金便宜。酒店的人说“这是一盘死棋”，朋友们说她“产后疯狂”，可餐厅还是搭起来了，就按照于爽的设想：一边是黑暗区，体验全盲；一边是微光区，体验弱视。至于名字，就借用希腊神话中“特洛伊木马”，叫“木马童话”，寓意是“蛰伏黑暗，一击制胜”。

于爽今年49岁，从前是外科医生，将店里的员工称为“孩子们”
2009年12月11日，经过一个月的试营业，餐厅正式开张。于爽心里清楚，自己的餐厅主题小众，位置又偏，要想长久存活，只能倚靠互联网。于是，她主动联系团购网站，合作推出优惠券。那正是团购兴起的时代，激烈的“千团大战”之中，她的餐厅成了“网红”。开业第一天，顾客就多到要排队，于爽自己都“懵了”。

往后，餐厅陆续迎来几位身障员工。于爽帮助别人的愿望实现了，健全员工反倒不好招。部分是因为嫌弃。损容的孙进2019年元旦来店里打杂，当时厨师长的女友看到他的长相，说夜里会吓得做噩梦，把厨师长（她的男友）和另两位健全员工一起带离职了。有些身障员工做事慢，常出纰漏，像是大麦茶煮成白水、客人要5个菜记成6个，健全员工除了顾好本职工作还得补漏，这些义务之外的杂事，自然有人不乐意做。

凡此种种，于爽都看在眼里。她也想过，未来的员工全找身障者——聋哑人可以做厨师，盲人就做引导员，擦桌子还仔细，因为全靠摸，角角落落都会顾上。但有专家告诉她，现在的方式才是最好的，这叫“残健共融”。

十一年过去，已有80余名身障者在这里谋得一份差事，大部分是盲人与低视力者。至今，于爽仍能报出其中很多人的名字。

比如一位90年出生的全盲男孩，六年前来店里工作。他女友也是盲人，两人一见，就当着大家伙儿的面互相摸脸、撩头发。于爽嫌腻歪，私底下提醒，可他们下回照旧。有次男孩妈妈和全盲的姐姐来店里看他，三个人抱在一起，“摸成一团”。于爽这回知道了，哦，抚摸是盲人间亲昵的表达。再回想起来，她说自己残忍，“人家就这么点认知的方式，还差点被我剥夺了”。

图片孩子们在长大
这些身障员工，被49岁的于爽称为“孩子们”。

初来餐厅时，孙进才19岁，又瘦又小，走路都得贴着墙边，不敢抬头说话。八年前，他还是社会新闻的主角。2012年，他13岁，辍学去汽修厂当学徒。两位汽修工开玩笑，将高压充气泵塞入他的肛门，导致他多个内脏器官严重受伤，昏迷8天后死里逃生。孙进的鼻子因此坏死，做了整形，但还是与常人的不同，现在每年都要做一次修复手术。

去年中秋，孙进额头上因感冒引起的脓肿破裂，跑了几家医院都不敢治。于爽四处托人联系到一家，帮他缴了住院押金。孙进感觉不好意思，又怕花钱，想出院。于爽让他放心住着，“有我呢”。

来餐厅一年多，孙进已经学会做菜，也能与人正常交流，现在和几位男性员工一起住在餐厅提供的员工宿舍。于爽看他勤快又聪明，养活自己不成问题，又开始唠叨：别乱花钱，要为未来做考虑，学会攒钱，留着将来娶媳妇。

唠叨也有限度，底线是“不提供削弱能力的帮助”，目标是“没有我也挺好的，有我能更好”。于爽看过太多或健全或残疾的孩子受到溺爱而失去独立生活的能力。她信奉“天赋人权”，什么是人权呢？就是让孩子像人一样，而不是像宠物一样活着。把孩子宠成废物，就是不负责任。

她确实是这么做的。对智力残疾的北京姑娘心雨，于爽的方式是，一段时间内，只教会她做好一件事，反复巩固。这需要耐心。心雨学会洗抹布之后，于爽又购置一个专门洗抹布的小洗衣机，以后心雨再不用手洗，转而学习其他更困难、更重要的工作，“锻炼她就是目的”。

来餐厅之前，我就知道这里有位名叫心雨的智力残疾的女孩。实地采访的第一天，我看到一个女孩从门外进来，齐耳短发，身材纤长，穿件风衣，还和前台打招呼，完全没想到她就是心雨。

我和于爽就坐后，心雨端来一壶茶和两个杯子，给我们添茶。壶里本应是大麦茶，倒出来却是白水。“不好意思，一……一着急，我忘了。”心雨变得局促，语调有点拖长。“别着急，现在去放，来得及。”于爽安慰她。“有感觉到不一样吗？”心雨离开后，于爽压低声音告诉我，“现在已经比以前好很多了。”
心雨今年31岁，服务员是她的第一份工作。来餐厅之前，她就待在家里，没日没夜地玩手机。一年半前刚到店里，她还不敢跟人对视，也不敢讲话，一紧张就结巴；做精细动作困难，手上没劲儿，抖抖索索，常把杯盏摔碎。现在，她坐在对面接受采访，虽然话不多，回答简略，但也能跟我正常交流。

于爽看着他们长大。刚来店里应聘的时候，昊雨还在北京联合大学特殊教育学院读大一，学钢琴调律和声乐，在简历的性别一栏填上“困难”的“难”。七年过去，他从1米83长到1米87，做了经理，平时主管黑暗餐厅的事务，给员工做服务培训，还负责一部分采购工作。于爽称他为“顶梁柱”，手机有什么搞不明白的功能，都让他帮忙看看。有时两人出门，昊雨不拿导盲杖，就挎着她的胳膊走，别人问昊雨是不是她儿子，她先是吓一跳，转念一想，“也对，是我儿子没错”。

而她真正的女儿，比餐厅大半岁的小婷，俨然成了所有人的妹妹。她在昊雨的口罩上画猪头，撒娇让哥哥一天不许摘，在昊雨接受采访时凑近录音笔：“周昊雨是一头猪”。她喜欢心雨姐姐，因为在很多事情上，两人的想法都一样。心雨姐姐很好玩，刚来的时候把杯盘打碎了，会很慢地转头看看大家，“我，我，又手滑了”，尴尬。她就安慰心雨姐姐，“没事儿，没事儿”。3月恢复营业后，店里基本没客人，吃完晚饭，小婷就和心雨、昊雨在店门口的大堂里跳绳，比谁一口气跳得多。昊雨宣称，其他几个人加在一块也比不过他。

在黑暗餐厅，你很难想象人会做什么，如同你很难想象人能从中得到什么。美团的评价区提供了一些参考答案：孙子特地带奶奶前来体验；姑娘和男友庆祝恋爱一周年，复盘过去的点滴，或与丈夫庆祝结婚纪念日，在交谈中解开心结；有人感激生命，因为“起码你能看见太阳，看见花花草草，看见你爱的姑娘”，更多人的同理心被唤醒，“应该给予残障人士更多关怀帮助”。

困难是从两年前开始的。2018年，酒店的正门装修了大半年；2019年，酒店八层又装修了大半年，让餐厅长久处于工地深处；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我问为此背上贷款的于爽，困难时会做什么，她说，“咬咬牙过去”。

“咬牙”不仅是一种修辞。这些天，于爽忙着研究菜单，尝试开发新的外卖品类，附赠的小菜都一盒盒装好，摞在空无一人的柜台上。如同十一年前，她依然相信互联网的力量，开始调整餐厅在美团上的页面，放置新的视频，将求婚这类顾客故事更新到“商家新鲜事”模块——这叫“装修线上门店”。

艾瑞咨询于2020年9月发布的一份餐饮商户调查报告，在一定程度上佐证了于爽的判断。后疫情时代，消费者餐饮决策更加依赖线上化平台；开业5年以上的受调商户中，有60%和于爽一样，进行了线上化投入。

餐厅的处境不是秘密。于爽是稀有血型，常献血，餐厅楼下一两百米远处就是献血方舱，2008年开始，当日在车上献血的志愿者，都可以来店吃一份免费的日式豚骨拉面。附近很多医务工作者得知后，特意来店里消费，偶尔也会提供资金，捐助几套义餐，意思是“我们和你一起做”。

有的人来却不是为吃饭，菜价都不问，到店里办张2000元的储值卡，放下钱就跑，于爽得追到酒店大堂去要电话。一个积水潭医院的医生来办了张两万元的卡，原话是“姐，不能倒”。“好，不能倒。”于爽答。与餐厅对接的美团工作人员也“希望于姐的店能好”，采访的第二天，我正好碰上她们到店给于爽做线上运营的培训。她们也会为餐厅提供疫后恢复发展专项支持，举措包括费用减免、流量帮助和补贴优惠。

疫期严峻时，还有医生告诉于爽，想花二三十万元入股，一起扛，这些话换来于爽三天的眼泪。后来医生本人追到店里，“姐，你说个数”。未来还要熬多久？于爽不知道，所以不能让人家进来一起熬。她谢绝了他的好意，答应，“姐一定扛住”。

“扛”这件事，一个人做不成。前两年，于爽想招新员工，前台王哥和昊雨不让——生意这么差，我们多干点就行了。她跟王哥说该涨工资了，对方回“生意亏成这样，还涨什么工资？”

于爽觉得这不只是个餐厅。这哪是个餐厅啊？

可以确定的是，这不是一个人的餐厅。在木马童话，长久工作的员工都有股份。去年，于爽将餐厅的法人变更为昊雨。她希望孩子们有归属感，而不用飘如浮萍，惴惴于“如果店倒了，我要去哪儿”之类的问题。她对昊雨说，店永远不倒，你们几个永远在一起，等你们强一点，再开第二个店，我们再多收几个这样的孩子，你们带小弟弟小妹妹们，就像当年我带你们。

于爽相信，他们的餐厅能永远开下去。

开业至今，十一年过去了。10月的一个营业日，于爽四处走动，招呼顾客，孙进在后厨做拉面，心雨端来菜盘，昊雨弹奏了一首钢琴曲。他们知道，明天和将来的很多个日子里，自己都会继续在餐厅里忙碌。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宋冰、心雨、孙进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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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沙发 醉卧江山说：
发给陌生男孩的300条短信

原创 潜秋云
"
北京大学心理学副教授徐凯文曾做过一个调查，有40.4%的学生认为活着没有意义。在高校，学生心理问题事关教育的核心。今天的故事，就发生在一所大学的心理咨询室。


2016年9月的一个星期三晚上10点50分，在学校开设的心理咨询室，那是我第一次见到他，也是唯一一次。
高高瘦瘦，衣服肥大，棒球帽压得低，看不清正脸。这是我仅剩的印象。
平常40-60分钟的咨询，他一个人足足花了100分钟。值班的邓老师签完字后，又立刻追着他离开。宿舍门禁是23点，来不及思考，我一路狂奔，在最后一秒冲进寝室楼。

我一直没有忘记那晚的情景。一周后，再次翻开登记簿时，我突然意识到了什么，迅速翻阅那晚的咨询记录：名字、性别、专业、年龄这些都没填，只留下了一个电话号码。把本子放回抽屉时，我不经意看到了老师的患者记录本。
上面记录着：重度抑郁症，有强烈的轻生念头，需要紧急自杀干预。
我赶紧合上本子锁上抽屉，脑中反复回放着一周前的画面。究竟发生什么令他丧失了活着的意志？
我试图做些什么。我在网上发帖问有经验的人，还打电话去免费心理咨询中心询问，获得的建议都是尽快让专业人士插手。在快放弃时，有人回复我说：“或许你可以每天给他分享一些开心的小事，让他慢慢发现生的乐趣”。
可我根本不认识他。
我想起那本登记簿上有他的电话号码。我决定记下号码，然后发匿名短信。“他肯定会好奇这人是谁吧？说不定会为了找出这个人而不断活着。”我越想越觉得有谱，临发短信前，换上了老家的电话卡，以防他猜到我的身份。
“今天下午的云多好看！有没有觉得像凤凰的翅膀？我小时候特别喜欢看日落，天空真美啊！”我长舒一口气后按下发送。一个小时过去，两个小时......一天后还是没有任何回复。我的心情急转直下，意识到这个人可能对一切事情都失去了兴趣。
就在这时，我收到了短信：“发错了？！”
我再次兴奋起来。如果要显得神秘，每天发一条效果会不会更好？
第二条短信的编辑过程比较复杂，我删删改改写了100多字，大概意思是说去图书馆的路上，看到乌黑的砖缝里整整齐齐地长出一排紫色小花，真佩服它顽强的生命力，相比之下我们人类却脆弱多了。
在我沾沾自喜时他打来了电话，我吓得差点把手机摔地上，响了好几遍一直不敢接。几分钟后他发来短信：“你到底是谁？我们认识吗？”我在短信框输入“一个关心你的朋友”后又删去。这种滋味不好受，像做贼般紧张，却又相信能使他有所变化。我决定一藏到底。
第三天我胆子大了许多，分享了一本书，还互动式地问：“你呢？”。隔了一会儿后他连着发来四条消息，除了表达烦躁外，还希望我自曝身份。
我不敢回复，还是每天编辑一条短信。今天吃的红烧肉不错，晚上看了两集纪录片，包括一朵云的形状、雨后的心情都悉数记录。在这之前，我从未发现自己生活里有这么多值得记录的时刻。
一连四五天没收到回信了。我开始害怕他已经自杀了。有一次，我看到邓老师红着眼走进咨询室，便试探着问她怎么了。她摆摆手离开。这更佐证了我的猜测。
那天我的社会医学随堂小测没及格，还和父母吵了一架，精心养护的植物也枯了，再想到他可能也死了，心情极其沮丧。没吃晚饭，一个人回到寝室早早爬上床，蜷进被窝。我划拉短信框，想哭却哭不出来，最后给他发了一条短信：“其实有时候我也挺羡慕敢做选择的人，活着总有无穷无尽的烦恼。我不敢像你一样，我还有很多想做的事没做完，但我会永远记得你。”
发完短信后，我忽然轻松许多。但很快又收到来信：“你遇到什么不开心的事了吗？”
他没有说自己最近经历些什么，见我不愿露面，也不再追问。
我照例每日一条分享生活碎片，他回复“真好”或“那就好”。我们好像形成了某种默契。
有一天他主动和我分享起最近读得一本书——《秘密》。我立刻下单，希望能和他多一些共同语言。慢慢地我们的话题开始延展了。他说自己和室友很难相处，药理太难想转专业。
像是得到终极答案般，我一下泄气。在咨询中心兼职的那两年，我见过太多对学业迷茫的人，从大一到博士，他们或许曾凭借一腔热血报了医学，但现实困境明显，问题主诉里是否要转专业和退学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我从最初的同情，到逐渐麻木。
遍地都是类似经历的人，这么点事儿就值得轻生吗？
我的语气里夹着火，说：“我在重男轻女的家庭里受尽冷落，差点连书也没读完。村里分迁，爸妈给不到20岁的弟弟买了两套房，我一分钱没有，他穿7000多的运动鞋，我每个月的零花钱还得自己挣。但我偏不放弃，我学习成绩就是好，自己赚钱，还经常旅行，我要让他们看看我有多厉害！”
我好面子，事事都想争第一，从不和任何人提起我的家庭，怕放大自卑。但不知道为什么，我竟和一个陌生人发泄一通。
我过于急迫地想要找到致病原因，却忽略了“死”在我们彼此心中分量的高低。
一天后，他回复我：“其实我也不喜欢我的家庭，实在是太窒息了。”
后续的对话中，我明显感觉到他的情绪正在加速低落。
2016年11月末，他发来一条短信：“告诉你一个秘密，我准备在明年4月1日死去。”那时我坐在教室中央，耳边是老师讲课的声音，但好像又置身于一个静音空间。
我不知道该报警还是立刻通知邓老师。深呼吸几次后，我给他发去一些鼓励的话，但都没有收到回复。我只好坦白身份，说：“我是你的同学，一直都很关心你。”
我把视若宝贝的一盆绿植放在图书馆天台，请他去取。那是半年前，我在园艺治疗师培训班获得优秀生的奖励。园艺老师告诉我们：“见到生长着的植物，人会充满希望。”一个礼拜后，那盆植物仍孤零零地立在角落。

我找过他。揪着“药理好难”这个信息，向正好转专业到药理的同学询问，对方只说没有注意到。
很快，期末考试到了，我开始把重心放回学习，准备拿到奖学金以缓解开支。从那之后，我们的联系就中断了。本以为能救人，到头来却是一场自我感动，还如此潦草地收场。
2017年1月，大三第一学期期末的散学典礼上，全体师生罕见地汇集在黑压压的广场。领导在台上历数了这半年来所斩获的成绩，但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散会后，我逆在人流中，踮着脚尖仰着脸，试图找到和他相似身形的男生。我打算向他坦白一切，并告诉他一定要活着。这也许是唯一确定的能和他相遇的场所。可仍是徒劳。
临近春节，因为和父母吵架，我赌气买了火车票去到千里之外的浙江。除夕的汽车站空无一人，我在路边吹了好长时间的风，才终于说服一个愿意送我到旅馆的面包车司机。他问我回家过年吗？我不吭声。晚上七点多，广播循环播放着热闹的祝福曲，车窗外烟花漫天。
手机震了一下，我收到一条的短信，只有三个字：“谢谢你。”那个号码很陌生，但我知道一定是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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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板凳 醉卧江山说：
外卖大哥抬头看见月亮

外卖大叔王计兵51岁，出生于一个极度贫困的苏北农村家庭，初中辍学，外出打工，人生辛劳零碎。当他骑着电瓶车，在车流穿梭送单时，你很难看出，这是一位写有近4000首诗歌、发表多项作品的诗人；而这位诗人说，艰难的生活里，诗歌是那陡峭的另一面。
骑上电瓶车，诗就消失了。
外卖员王计兵把车骑得飞快，脑海里只剩下地名。
空气在耳边呼呼作响，风像刀子一样打在身上。刚因爬楼汗湿的衣服又被吹干，让他直发冷。遇上红灯，他毫无顾忌地穿了过去——这很危险，而系统规定的送达时间在催促他。
这段手握车把的路程，就是送餐途中，王计兵能控制的全部了，可作用微乎其微。一次，他同时接了5单，末尾一单的商家出餐慢，只给他留下19分钟。最后，他有4单超时。
超时意味着罚款，甚至是停单。王计兵经历过一次，起因是两单的地点间隔着一条江，而系统显示的距离是500米。他绕了12公里的路，超时38分钟。第二天，他被限制接单，还要去指定的学习点学习，内容是“迟到这么久是一种错误”，以及“这会给平台造成什么坏影响”。
挨骂是家常便饭。有的店出餐慢，老板被催急了还发火，“不就是个送外卖的？你爱送不送！”最严重的一次，他被30来岁的男性顾客抓着衣领，从东墙拽到西墙，在屋里转了一圈。
外卖员没有投诉的权利，遇到这种事，他只能憋着。有一单，顾客说错楼栋号，王计兵白跑几回，一身是汗，让顾客加微信、发定位才赶到。顾客劈头盖脸地数落：“你是怎么送外卖的？”
当晚，他写下《赶时间的人》，记录外卖员的生活常态：
“从空气里赶出风/从风里赶出刀子/从骨头里赶出火/从火里赶出水/赶时间的人没有四季/只有一站和下一站/世界是一个地名/王庄村也是/每天我都能遇到/一个个飞奔的外卖员/用双脚锤击大地/在这个人间不断地淬火”
王计兵今年51岁，皮肤黝黑，下垂的眼睛笑起来时，眼角爬上几条皱纹。已经是可以“享福”的年纪，同龄人用空闲时间跳广场舞、遛弯，而他为缓解家庭的经济压力，在兼职送外卖。
一家人已在江苏昆山生活十八年。六年前，得知积分入学制度，他和妻子背上贷款，在昆山买房，头一回交了社保，但儿子还是没上成公立初中。别无他法，他把儿子送去一所国际学校。那里，绝大多数孩子来自富裕家庭，王计兵找儿子谈心：“我没人家那么大的本事，赚不来那么多钱。”
国际学校的学费，和二女儿的高中学费、住宿费加起来，一年十几万的费用，让家里不堪重负。经营着的小超市也不景气，一个月进账2000元，还要扣掉房租、水电费。店铺和房子被抵押出去，家里勉强能还上每月的贷款，但每年都在借钱。
一年多前，刚决定送外卖时，家里人都反对。大女儿已经嫁人，在电话里哭得惊天动地，“你要多少钱？我给你钱！”女儿家的日子也不宽裕，他安慰她，“我在家里闷，骑车出去玩”，还在路上拍花花草草的视频发过去。
刚开始，送外卖的确像旅游。看见风景好的地方，王计兵就停下车，花十几分钟转悠一圈，写写诗，一天下来只跑十多单，赚几十块钱。现在不一样了。一旦开始，送单就是当前最紧要的事情。最多的一天，他送了48单；每单的配送费是4-8元，靠送外卖，他一个月能挣五六千。

今年6月，王计兵和他的诗歌在网络上引发关注，“外卖小哥是作家协会成员”。网友评论《赶时间的人》：“真正属于劳动者的诗歌”。

媒体蜂拥而至。最多时，他一天内接受了三家电视台的采访。那天，为方便记者拍摄送外卖的状态，他刻意选择更安静的路线，车骑得比平时慢一半，以防他们跟不上。

走红后的生活没什么变化。写诗不挣钱，每首的稿费一般也就三四十元。仅有的好处是，他的诗歌吸引来名家点评，还在一本国家级刊物上发表了。

现在，王计兵依然每天五点半起床，出门看管自家的小超市。最近天明得晚，街灯还亮着，路上安静，他一抬头，看见夜空上的一弯月牙和一粒星，为此写一句诗：“月亮是人间的一处漏洞/所以夜从来都黑得不够彻底”。
六个小时后，他就会骑上电瓶车，忘掉诗歌，跑单直到夜晚。回家已经十二点多，他会在那时吃完夜饭，上床睡觉。
王计兵的生活，在辗转打工中度过。第一份工作在沈阳，工钱一天三块五，内容是用羊角锤起出旧方木里的钉子，再把钉子取直。
那是1988年，他19岁，三年前刚从初中辍学。工地的电锯声震耳欲聋，工友大都三十出头，凑一块儿下象棋、打扑克，露骨地谈论女人的胸。
他融不进去，阅读、写作成为唯一的消遣。每天收了工，工友去公园玩，王计兵就坐在附近的书摊旁，读杂志里的短篇小说。他读到三毛，读到她在沙漠里，把轮胎做成椅垫。好奇坐在上面的感觉，后来每回看到修车摊，他都会讨要废弃的轮胎。
1990年，王计兵回到江苏老家，开始帮着父亲，在村里的沙河捞沙。
父亲的捞沙船，简易到像块折起来的铁皮，不能坐人，一年到头，他都泡在水里。河里全是流动的沙子，人一走动，更多的沙翻腾起来。每天刚一下水，四肢都被打得发痛；捞完一船沙，身体就变麻木，再没任何感觉。一船能装一吨多沙，三船能装一车，他一天能捞三车，共卖九元。夜晚躺上床，手和脚都痛得像火烧，往外渗血。
那是一生中最迷茫的时间。他想不通，“这一辈子为什么要这样？”
情绪是食粮，阅读、写作就是储粮的仓库，防止他年轻的身体被撑爆。他把父亲给他买毛衣的钱拿来买书，又模仿书里的手法写作，记录身边的人事。
干活时，他随身带支圆珠笔，放在内袋，没有别在胸前的原因是不好意思。他一个农民，“挂一支笔在身上，装什么？”，毕竟“那是文化人身份的象征”。
捞沙休息的间隙，有了灵感，他就把句子写在纸上、手上，甚至是装午饭的袋子上。最“疯狂”的一次，他脱下身上的黑白条纹长袖衫，在白条上写，密密麻麻，写满两个袖子。
写得多了，也会想被看见。1991年，他尝试投稿，陆续发表十多篇微型小说。
这是一个很大的鼓舞。那以后的白天，他继续在河里捞沙，其余时候，都窝在自家桃林的一个小屋里创作长篇小说，连续八九个月。桃树开了花，桃林又落了雪，一向支持他文学爱好的父亲开始担心了，怕他着魔，几次喊他回家，他不乐意。
十一月的一天，捞完沙，王计兵照例先回桃林，但小屋消失了，变成地上的一堆泥土和秸秆。他跑回家问父亲，父亲承认自己拆了屋，至于稿子，只说没看见。
王计兵懵了，一点点翻看小屋的废墟。不远处的沙坑里有些新土，他用锹挑开，发现里面有一大堆灰烬。他知道了，稿子被父亲烧了。他用手誊写的、摞起来几十公分高的、20万字的稿子，变成了一堆灰。
那一瞬间，“好像自己建的房屋被推倒了，突然无家可归”。回家之后，他和父亲再没说起这事。但有两个多月，他在家一言不发，直到母亲掉了眼泪，“他也是为你好”。
父亲的一把火，烧掉了王计兵的稿纸，也烧掉了他发表文章的念想。1993年，和同村的妻子一道，王计兵再次外出打工，去新疆砌过土坯，去山东开过翻斗车，又在2002年来到江苏昆山，居住至今。
初来昆山时，身上只有五百元。夫妻俩摆地摊、捡废品，卖一块钱一双的袜子、手套，蹬着三轮走街串巷地卖水果，终于开起一家租书的小店，一年多后，又因为无证经营失去一切。
没地方住了，他从工地上找来废弃的木桩，打到河床里，再钉上木板，在河面建起一个小屋，作为住家和店铺。他们在地上铺好褥子，一家五口睡在废弃家具改造而成的货架下边。
用作屋顶和四壁的帆布在风雨天里飘摇，附近善心的老太太担心他们，从对面的楼上拿手电筒照。之后几年，为了攒本钱，夫妻俩把从前的活计重做一遍，直到2005年，开起一家小超市。
十来年间，王计兵持续地写作，稿纸是路边捡到的烟纸壳、卖水果的纸箱和烧饭点火用的纸张。每有灵感，他就记录下来，有时是几个词，有时是几句话，但写完就丢。最长的作品是首打油诗，他从自己的出生写起，一直写到开翻斗车的当天。二十多页纸，最后都扔进做饭的炉灶，烧了。
后来他接触到电脑，创作的诗歌才有了保存的地方。论坛给他“说话的机会”，热心人给出指点，少数提出批评，他一一回复，表示感谢。
吃着网上的“百家饭”，王计兵的诗歌慢慢“长大”。
随着王计兵的走红，这些“长大”的诗歌似乎真被看见。此时距他首次投稿，已经过去近三十年。
孕育他写作念头的故乡邳州，早已改头换面。这个江苏北部的小城，如今以银杏闻名。已是深秋，银杏树干笔挺，金黄的叶瓣落满地。最近，他刚在这儿待了一个多月，照顾偏瘫的母亲。
几十年过去了。从前捞沙的河，被规划为风景区，里面再没有沙；从前写作的桃树林，也变成大片的银杏。村里的人换了一茬又一茬，很多年轻的面孔，他都不再熟识。
他上新闻的消息传回村庄，一些平日关系寡淡的村民觉得他有本事，遇到不公，就向他讨主意，而他能做的仅有聆听，为此生出一点亏欠。
每次回家，王计兵都为故乡的改变而失落。他常独自信步至未被拆除的老房，或者曾经麦浪翻滚的田野，安静地坐着发呆。
他还记得，小时候家里穷，没有吃的，在一个春天的夜，父母来到自家麦地，偷偷割下还没成熟的麦穗，磨成青糊糊，在锅里煮着吃。为了保全尊严，第二天，这对四十出头的父母又去地里晃荡，佯怒吆喝，“麦穗头被谁割去了？！”
两年多前，他的父亲去世了。风水先生选中的坟地，正是三十多年前偷割麦穗的位置。他对父亲烧稿纸的怨，早已慢慢化为理解，因为“孩子痛苦的时候，父母肯定更痛苦”。
如今回家，王计兵会独自坐在父亲坟前，跟父亲絮叨，告诉他这里发生的一切，或者读几首诗。坟地藏在银杏林深处，就算哭喊，也没人听得到。安静的林子里，只有银杏树叶在沙沙地响。
采访时，王计兵的语气始终没有大的起伏，直至聊到父亲的坟，他哽咽得说不成话，沉默几秒才缓过来。这一生里，除为父亲，他几乎不哭，显示出一种哲理般的逆来顺受，常说的话是“不公平的事很多，你只能调整自己适应社会。”
“太多的往事如鞭子，都曾经把我的内心打出伤痕，让我时不时回过手来抚摸，感受一种结痂后的痒。”他曾写。
阅读、写作，就是那只抚摸伤口的手，这种“痒”让他舒心，为他筑起一块生活的隔板，隔开现实与文学。
在现实里，他话少，少到有人当他的面对妻子说，“他整天话都不说，你能受得了吗？”而在文学的世界里，他可以不受约束地哭与笑，“好像是我性格的弥补”。
现在，王计兵51岁了，记忆力衰退得厉害，老是提笔忘字，有时写一首诗，好几个字都得打拼音。但他相信，自己会一直写下去。
“人生是立体的。”诗歌在告诉他。
他说，如果人生是豆角，诗歌就是那根供藤蔓攀缘的竹竿，“苦难只是其中的一面，它可能是烂掉的一面。还有另一个华丽、光鲜的面——诗歌就是那一面。”
送外卖的间隙里，他还在写诗，有时一天写几首，有时一周写一首。来了念头，他就趁等红灯，或在电梯，记几个关键词在手机里，等闲下来，再把词串成诗。
每次捕获满意的灵感，他都会有种兴奋的颤栗。最近一个这样的时刻，是几天前，他骑着电瓶车，缓缓爬上一个斜坡。
这像极了所有普通人都会遇到的瞬间——生活艰难，每一步都要拼尽全力，才能向前。而王计兵有诗，如同陡峭的悬崖，带他飞翔。后来，他写下的句子是：“生活像一面斜坡/诗歌是陡峭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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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地板 醉卧江山说：
我偷看了奶奶的日记本

今年我有过两次情不自禁的流泪，一次是听到乐夏里的那首《玉珍》，主唱挥舞铃铛，起风啦，某种情绪也跟着上头；另一次，就是读到灵婕的这篇稿子，写她自己的奶奶瑞华。
灵婕很谨慎，不停地问我，“不会太个人化吗？”“会不会是因为你认识我，才如此共情？”我想也不全是。创作者的情感对象是个人化的，但被召唤起的情感与感受却是共通的。
最终，这篇稿子我几乎没做任何编辑。“直到她的苦衷变成了我的，她的仁慈也变成我的了。”希望你读完，也会懂奶奶瑞华的苦衷与慈悲。
作者 | 沙耶辣
编辑 | 阿斯巴甜
来源 | 脱氧核甜（ID: SweetReviews）
很偶然的机会，我在奶奶床头柜第二层抽屉里的一堆针线下，发现了她的日记本。
这是一个从菜市场地摊上买来的劣质横格本，封面是女明星杨紫。看起来，既是日记本，也是摘抄本。

从正面翻起，是奶奶平时从电视、药店里的免费杂志和我余留在家里的书上抄来的，一切她觉得写的好的东西。既有《秋冬最养人的五种水果》这样的养生保健信息，也有《年纪越大越快乐》这样的“老年励志”短文，还有《孝顺儿子十劝妈》这样教人处理婆媳关系的实用文章。

奶奶还摘抄了不少看起来很俗、且不知真假的名人名言。她煞有介事地给卓别林、莎士比亚、欧亨利等人名都打上书名号，尽管她可能根本不知道这些人是谁

但如果将本子从后往前翻，就会发现另一个世界，里面藏着一个我从未了解过的奶奶。
奶奶名字叫瑞华，今年72岁，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
几年前的某一天，奶奶突然跟我说，她要写一本自己的自传。
“奶奶有什么值得写一本自传的？”这是当时我脑海里的第一反应。
和不少是由家中老人带大的孩子一样，奶奶贯穿了我迄今为止的所有记忆，可以说是我生命中最重最重的存在。
但从小到大，在我的世界里，“奶奶”是瑞华永恒的代号。我对“奶奶”之外的她没有好奇心，有时候甚至想不起来她的名字。
但是在这个日记本里，她是那样的鲜活。
日记本里夹着许多封永远也不会寄出去的信。
一些信是写给她的独子，也就是我爸的，有的在劝慰我爸别因为生意上的事忧心；有的是责怪儿子一直不戒烟，担心他的身体。
信里偶尔会出现爸爸的小名：“团团儿，记得你小时候咱们娘儿俩每天生活的有说有笑的，现在看你每天眉头紧皱，我真无奈！”
更多的信则是写给我的。
她在我二十岁生日那天给我写信，祝我生日快乐。她写到“人生最多就是五个20年”，然后就像怕来不及一般，一口气写完了她对我的人生剩下四个20年的不同祝福。
信的末尾，她写下对我的终极祝愿：“二十年前的今天我欣喜，二十年后的今天我欣慰。最后希望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偷窥到这篇“生日祝福”时的我，早已过了二十岁的年纪。我努力回想却怎么也想不起，20岁生日那天，我有没有给奶奶打一个电话？
奶奶从不会主动给我打电话，她生怕打扰到我。而20岁的我，很有可能因为沉浸在生日约会聚餐唱K玩闹的欢乐中，连一个亲口对我说“生日快乐”的机会都没有给奶奶。
她也许在那天，期待了很久我的来电。她坐在她的小房间里，看着天色黯淡下去，最后决定将心里酝酿了许久的祝愿，全都写下来。
我意识到：奶奶的精神世界已无人问津。唯一的儿子嫌她唠叨话多，唯一的孙女正忙于追求自己的人生，她只能将情感全都藏进这日记本里。
她在岁末给我写新年寄语，鼓励我珍惜时光，少一些玩乐，多一些拼搏。

有些信，写在和我通话后。往往洋洋洒洒写了满满一篇——好像接到我的电话，就是她这个月最值得动笔的大事。字里行间唤着我的小名，写着她的心疼：
“婕儿，在电话里听到你的哭声我心都紧了。”
“婕儿，要笑对人生，面对现实，踏实生活。”
还有的信，写在我每年难得几次的回家之前。标题通俗易懂，就叫《快到家了》，字迹看起来比平时要潦草一些，也不知道是因为匆忙还是激动：
“听到你爷爷的电话里说，你也（已）经在回家的动车上，要不了几个小时就到家了。我在盼。”
“一个女孩子在它乡，会遇到很多困难，一定注乙（意）用清醒的头脑去应负（付）。”

但日记本里更多的字句，是奶奶写给自己的。
她写下自己看完新闻后的感想：“今年是怎么了，有的人跳楼，有的人车祸，一个一个的就这样消失在了人间。”

她写自己回忆里的家乡和童年，文章名字叫《我的家乡数最美》：“美在每年大水后冲来许多大小石头。到了九月九成群结队的九香虫飞来藏在石缝里。熟悉的我们去搬开石头获得宝贝，回家做出来可以和海参、燕窝比美。”

她的句子有时很朴实：“家乡美得让两岸的姑娘拌嘴。能力欠缺的小伙也能娶上媳妇。至今没有一个光棍。”

有时却又文绉绉起来：“我的故乡说不尽的美，有我的青春流淌过。二十几年前无奈的离开了你，让我至今依然后悔。”

奶奶写自己清明节时去上坟的心情：“逝去的亲人是永远的留念，一切都还像昨天一样在我脑海里浮现。”
她写自己终于舍得放下母亲逝世带来的痛：“由（尤）其是我母亲，直到去年我才想通了，我都要进坟墓了又何苦这样继续折磨自己呢！”

她写到自己越来越难入睡，仿佛能感觉自己生命在流逝：“尝试入睡的时间比入睡的时间长，睡着了立刻就醒了，不知道身在何处，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活着。”
她写自己被家暴和争吵填满的婚姻，她写：“我一生都活在婚姻的残骸里。”
残骸的“骸”字太复杂，奶奶写错了。她连着划掉又写，划掉又写了三次，最后的“骸”字依旧是错的。
依旧是错的。
我盯着那个错误的“骸”字，脑子里闪过了许多我“选择性删除”了的片段。
在我幼年时的某个傍晚，奶奶被爷爷粗暴地赶出家门，反锁在门外。她只好牵着我的手在附近一遍遍兜圈，直到夜色渐浓，冷风吹得我的脸颊冰凉。奶奶只好垂着头敲门，低声哀求爷爷至少让我进屋。
在我大学时期，曾经接到过奶奶唯一一次主动打来的电话。她在电话里惊恐而疲惫，说自己因为爷爷在争吵时扬言要“杀了她”，而整晚整晚地睡不着觉。
“我每晚都搬桌子把房门抵住，但还是怕。”那一年，奶奶已经66岁。
而那一年，我为作业、期末考和绩点这些事烦心不已，胡乱说了几句安慰的话便想挂电话。奶奶请求我去“威慑”下爷爷，我却回答了“又不会真的杀你，你能不能别拿这些事来烦我”这样类似的话。
看得我最痛心的，是她在自己生日那天给自己写的信，里面写到：
“不知道会不会有人记得，这世上来过一个姑娘，美丽聪慧，勤劳大方。但可惜嫁错了人，一辈子就这么过去了。”
看到这句话时，我的眼泪直愣愣地往下流，我意识到：就像我一直觉得自己还是个“小女孩”一样，奶奶也会一直在心里觉得自己是个“姑娘”。
我好恨自己是她的孙女，无法保护这个“姑娘”这一辈子免受暴力和苦难。我要永永远远地记住这个美丽聪慧、勤劳大方的姑娘，永永远远。
奶奶的日记本很奇妙，从前往后翻，能看见老太太瑞华；从后往前翻，能看见小姑娘瑞华。
当我偷看完奶奶的日记，感觉就像一本打开许久的书终于“啪”地一声被合上了一样——奶奶不再仅仅是奶奶，而是完整成了一个女人。
可是无论我如何竭力去想象，我也想象不到奶奶的少女时代，想象不到作为一个女儿、一个妻子、一个年轻妈妈的瑞华曾是如何活在这个世上的。
“奶奶在成为妈妈、成为奶奶之前，是怎样的一个女人呢？”这是一个我永远也不会知道答案的问题。
我所知道的那些琐碎线索，比如奶奶年轻时是个在小镇上远近闻名的裁缝，比谁都拼；比如奶奶几乎是一个人把爸爸带大的，半夜孩子熟睡后她便抓紧时间做衣裳……这些东西拼凑起来的奶奶，一直是坚韧、要强甚至固执倔强的。
奶奶从未在我面前掉过眼泪，我却从这些满是错别字的书写中，看到了伤痕累累的她。
或者，又岂止是伤痕累累？
瑞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陷入孤立无援的呢？
也许是从唯一会保护自己的母亲死去后。作为大姐的你，辍了学开始供弟弟妹妹，干起了比男人还重的活，也早早嫁了人。
也许是从第一次挨打后。别人劝你为了儿子忍让，你便忍了一辈子。
也许是发现儿子长大成人却不愿给你撑腰后。儿子怨你嘴巴不饶人，让你少去招惹丈夫，你便再也不愿主动和丈夫说话。
又也许，是当你垂垂老矣，疾病缠身，却还在日夜害怕被丈夫杀死，只能向我求助却得到了不耐烦的回答后。
瑞华，十七岁高考那年我问你“活着的意义是什么？”，你回答你是为了我和我爸在继续活着。那时我壮志满怀，意气风发，对你的答案嗤之以鼻，心想你真是一个懦弱的女人，只知道把生命的意义寄托在子女身上。
如今再想，就连你的儿子和孙女，这两个被你视为“生命意义所在”的两个至亲，也从未想过要去倾听你，保护你。
我已不敢再想，那些坐在坟前的黄昏，那些看完电视新闻后的早晨，那些没人记得的生日，那些千千万万个觉得“生命在逝去”的深夜，奶奶唯一可依靠的，竟只有这本劣质发黄的日记本。
我拍下这些奶奶的日记，哭着在手机备忘录给自己写：不要忘了，奶奶远比你想象的要寂寞。
可我知道我会忘记的。在年轻的我的生活里，奶奶只能占据一个很小很小的部分。我们已经渐行渐远。我正经历着一个女人最繁华自如的阶段，而奶奶已经老成了一个失去了女性身份的人了。
图 | 奶奶唯一一张年轻时候的照片，是一张证件照，摄于瑞华52岁
有次回家，我发现她的床边立着一个塑封好的照片，照片上的年轻女人穿着旗袍站在花园中。而这个身材曼妙的旗袍姑娘的脸，是一张满脸皱纹、眼睛浑浊的老太太的面孔。
原来，奶奶花了50块钱，在菜市场的某个路边摊上，让人把她的头P到了旗袍姑娘身上。
拙劣的PS技术，看起来既恐怖又可笑，我却盯着这张照片，心酸到不行。
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没有人再过问她的欲望和情感，甚至没有人会觉得她是个女人。
奶奶72岁了，眉毛掉没了，头发也快秃了，乳房垂到了肚子，整个人又矮又胖。但她还是和所有女孩一样，想要拍一张美美的照片，摆在自己的床头。
于是平时买双鞋也只舍得花30块的奶奶，为了一张这样的照片，花了50块。
当我偷窥了奶奶的日记后，我开始旁观这个叫“瑞华”的姑娘，并且发现她的可爱。
她会在我给她画眉毛时一边骂着自己“老不正经”，一边乖乖地任由我给她涂上口红；
她会在我拉着她自拍时，赶紧去衣柜里翻出只有过年时才戴的假发，对着镜头露出她认为最完美的“露8颗牙齿”的微笑；
她的枕头是粉色的，拖鞋是碎花的，她给自己做的手提包是带花边的，香囊是五彩的。

她会背着我淘汰下来的小包包出门，在她那些小姐妹面前“啪”得一声打开锁扣，掏出老年机看时间。
她过惯了苦日子，吃穿用度从不挑剔，却在我给她买新的老年机时，小心翼翼地跟我说：可不可以买一个红色的？
她有时很俏皮，嫌我总是赖床，便特意在菜市挑了个粘钩粘在我床对面的衣柜上。粘钩上写着五个字：起床困难户。
她有时很可爱，我领了工资带她去买新衣服和鞋子。她像个小女孩，认真挑选着颜色、花纹和款式，在镜子面前转来转去，很纠结地问我：
——“我穿这件会不会被别人笑话？”
——“不会，谁敢笑话你，你穿这件好看的很。”
瑞华72岁了，我再也不准有人再欺负她，我想把世界上最好的一切都给她。
奶奶的一生有什么值得写一本自传的？
我回想着这个问题，很快意识到，在未来，我也会面临这个问题——我自己的一生又有什么值得写一本自传的吗？
很有可能我的答案是：没有。
当我这样想时，我对奶奶肃然起敬，她做到了给自己的人生一个交代。
也许会有那么一天，奶奶的日记永不再更新，而我也会和奶奶一样，在无人问津的生日那天，写下“这辈子最开心的时候就是做女孩子的时候”这样的字句。
只希望到那时，我还记得那句写在信尾，来自奶奶的终极祝愿：
“最后希望你：自尊自爱，自强自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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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5楼 醉卧江山说：
吐槽妻子，只敢在日记里

今年四月，我回到老家。在爷爷的书架上，我发现了几十本花花绿绿的日记，有八十年代的塑料封面笔记本、皮面工作手册，还有我小时候用剩下的作业本，这些统统成了爷爷的日记本，记录早至1985年，晚至2017年。
在这本日记里，我看到了一个和他人全然不同的长者：吐槽妻子、抱怨婚姻，和同事斗气，插科打诨，却又时常追问生活的意义。

“做一个好丈夫可真难啊！”
这是2016年爷爷和奶奶争吵过后，爷爷写在日记中的感叹，那年爷爷78岁，奶奶74岁。
做一个好丈夫有多难呢？爷爷在日记中倾诉，一辈子都在奶奶的训斥下伏低做小。
“太蛮横了！”
“太霸道了！”
“过不下去了！”  
这是爷爷常有的三句哀怨。
八十年代某一天，爷爷从学校开完会回家，刚下楼，就连着被奶奶骂了两次。起因是小儿子沉迷电视，大儿子不肯吃晚饭。爷爷说，整个院子的人都能听到奶奶骂他是“老刘家王八蛋”。
“孩子的事总是要迁怒于我，历来如此，没一次例外。德兰也睡不着，倒是我又讲了许多道理开导她，才罢。”
这种情形常在爷爷日记中出现：
“刚出来，被德兰瞧见，大吵一顿，嫌我不干活，嫌我不在家接水。当别人面，真有点下不来台，可我克制住了，为了健康，我还要继续发扬这种没脸没皮的精神。”
“我该怎么办？”
“我可太为难了！”
“我还能怎么做？”
爷爷苦恼的从来都是些芝麻绿豆的小事。
忘记奶奶叮嘱他煮的是大米稀饭还是玉米粥，爷爷心想：“明明早上吃了粥，为何她要我中午继续煮粥，莫非她想吃的是稀饭，却口误讲错了。我到底应该按照她说的做，还是应该按照我对她的了解做？”
最终他决定，按照奶奶交代的字面内容完成任务，却没能换来奶奶的丝毫谅解，奶奶说：“早上吃粥，中午又吃粥，就算我说错了，你就不会动动脑子？”
还有一次，奶奶外出做客，中途打电话回家，叮嘱爷爷煮地瓜粥。爷爷挂了电话就开始为难，他实在找不到地瓜，又不敢打回去询问，只好冒险找了胡萝卜代替，一边祈祷，奶奶不要因此骂他。接下去，爷爷在日记中写：
“我正在洗胡萝卜，德兰回来了，见到我手中的胡萝卜，脸色非常难看，埋怨我连个地瓜都找不到，我解释两句，她反而更加不悦。唉，我又做错了。”
他日常称呼奶奶为“德兰”。但在我小时候，他还会给奶奶起外号，喊她“王德驴”，嘲讽奶奶脾气又臭又拗。还把这个名字，编进顺口溜里，诱骗我学，指使我跑到奶奶面前，对着她喊：“三天不学习，赶不上王德驴。”
奶奶知道这是爷爷的小花样，她从不生气，只是哈哈大笑。
2016年的夏天，爷爷和奶奶因为居住地点问题发生了分歧，最终，奶奶屈服，没两天，又开始抱怨爷爷。
爷爷忍无可忍，开始吐槽：
“德兰情绪很低，怨我影响了她的菜的生长。记得她睡觉时听到响声，心里害怕，她提出要回去，我说到9月回去，她非要马上回，这才回来了......
也是，替德兰想想，没有爱好，没有追求，不读书，不学习，唯有她亲手种的几棵菜，才是她的精神寄托，离开她所爱，圈在狭窄的闹市囚笼里，又闷又乏味，心情烦躁，唯有发泄，向谁发泄，唯有我。”
爷爷最后总结了一下：
“但是，我只能牺牲自己，服从她，别让她憋出毛病来。我实在离不开她，我太疼她了，就当做闭关修炼吧。”
翻过几页，爷爷又记录下另一场争执：
“回来很晚，德兰大发脾气，我表现出了较高的涵养。”
我仔细翻阅爷爷几十年来的日记，发现其中某一日赫然出现一句：“我再也忍不下去了，哑巴开口了！”
这件事没有后续，爷爷在两天又换了一副口吻写道：“还是要多多体谅老婆，老婆也不容易，我要少说话，多做事，没有办法改变她，那我就学着适应她。”
我第一次知道，两个人在婚姻中相处五十几年，依然在学着如何适应对方。
我的奶奶性格泼辣野蛮，古稀之年仍然掌握爬树技能。爷爷迟钝、矫情、优柔寡断，是让她不得不挂念操心的小老头。
爷爷日记里几次记录买保健品上当的事情，他相信保健品的推销员的话术，每次心动，就会受奶奶阻拦，以至于矛盾升级。
爷爷小心翼翼埋怨：“老婆太霸道了。”再过一段时间，那款保健品出了事，推销员消失不见，爷爷才醒悟，在日记中大张旗鼓地恭维：“老婆英明睿智。”

“昨天是52岁生日，今天是迈向53岁的第一天，生活是一团麻。”
这天是1990年3月25日，据爷爷所说，那天家中有些不快的事情，他的身体不怎么舒服。
晚上去学校值班，原本打算看看作文备备课，无奈接二连三被人打断，导致整晚只看了三份作文。工作效率低倒在其次，最可怜的是：
“看来今晚的值班是义务性的了，因为领导都没来，传达也未拉铃。”
爷爷1964年大学毕业，原本有几个更好的去处，但他偏偏要响应上级号召，四处打听，得知山东省内属德州的工作条件最艰苦，毫不犹豫报了名。就这样，爷爷凭着一股书生意气，乘着一辆敞篷大解放，来到德州一中，从事高中语文教学。
七十年代，市里筹备建设三中，需要抽调有经验有能力的老师，爷爷又抢着报名去了三中。
几十年来，他的日记本中无数次出现备课、上课、看作业、刻钢板、参加教学会议等等内容，把当年的分数线誊写在案，分析学生的成绩，他的日记中处处流露出对工作的热爱。
即便如此，爷爷还是会像当代社畜一样吐槽工作，一会儿说“精力不足，一看作业就犯困”，一会儿又说“今日开学，我原本可以不来，但还是来了”。
偶尔还要警醒自己，喊一下口号，展现他老人家的高风亮节：
“我无他求，多做点工作吧，只要我能做，我就要做好，做到何时算何时。”
同事们看在眼里，夸赞他天天在办公室忙碌，从来不闲着，真是一种了不起的精神。一句闲谈，被爷爷用大惊小怪的语气在日记中记下：
“实在教人不好意思，工作者要工作，这本来是很正常的，现在却成了一种了不起的精神，这可不得了。”
爷爷的日记，常有自相矛盾之处，他渴望自己的付出被人看到，被夸奖后又要客气退让一番。后来我琢磨透了，他既希望别人看到他辛勤努力，又要看到他谦虚有内涵。
我有过怀疑，爷爷一天到晚都在工作，他的工作真那么忙吗？
1988年4月2日，爷爷记录：
“第一节学习（象棋），第二节编写习题，困得实在难受，第三节睡一觉，老姚来，谈论职称问题，分析谣传的消息。”
我反应过来，爷爷一上午的工作时间几乎都在摸鱼。第二节课虽在正经工作，但犯起了困，原因在前一天的日记中可以找到蛛丝马迹——“看电影《危险的蜜月旅行》”。
那天之后，爷爷参加同事女儿的喜宴，与另一位同事下四盘棋，又睡了一觉，才回到办公室。
我的爷爷是时间管理方面的失败者，虽然一年到尾都在加班，但我一点都不替他感到任何委屈。

“王元增会吹会拉，迟保群能写能画，李作斗小说诗歌，刘恩山能会干啥。”
这是爷爷在一张少年时期照片背后写下的打油诗。“刘恩山”是爷爷的名字，其余三位都是他的朋友，他们的友谊持续几十年，到晚年都往来亲密。
我拿着照片问爷爷，他的头脑彼时已经有些迷糊，但一听到那首打油诗，眼珠一转，惯常不急不缓地说道：“我这才不是谦虚，我是有意要敲打一下他们。他们太骄傲，喜欢显摆，所以我说他会吹会拉，是嫌他话多。”
爷爷以前生活穷困，却极喜欢到照相馆拍照，大概是把仅有的零用钱都省去拍照了。照片上每次都标有“文艺爱好者留念”等字样，不过，我只在家中找到了文艺爱好者的照片，却没见过文艺爱好者少年时期的作品。
中年时期的爷爷痴迷写作。87年暑假他曾说自己“吟成《扑克警语一首》”，可惜我没有找到这首诗作，无法知道爷爷的扑克警语。
爷爷从没写出过什么名堂。某次他收到杂志，奶奶在一旁问，有没有他的作品，他回答没有，奶奶撇撇嘴：“真没用。”
爷爷说，这是奶奶的激将法，他感激她的用心良苦，发誓一定要写出个样子给她瞧瞧。我以为接下去爷爷会专注写作，没想到当天下午的日记又是搬了张小马扎在胡同口下棋。
在象棋打牌打麻将上，爷爷下了许多功夫，他性格沉稳，擅长研究琢磨，买下一大摞书籍古谱回家苦读，据他所说，当年下棋，“只是在三中校园里小有名气而已”。
我翻遍爷爷的日记，发现“棋王”赢棋与输棋的次数其实不相上下，但极擅长为输棋找理由。
“忍疲劳与钟伟太对弈，显处下风。”
“心情不适，与孙金潭下棋1:2。”
“与卢善文下棋，三败，对方虽棋风不太好，可也不该输。”
仿佛在告诉几十年后读他日记的孙女，输棋不是他的正常水准。偶尔赢了一局棋，爷爷就会沾沾自喜，事后又在日记里反省自己太过轻狂。
除了棋牌类娱乐，爷爷也很喜欢唱歌，但他永远只会唱他的看家曲目。前段时间，爷爷过去的学生联系到我，他告诉我，爷爷不是他的老师，但他对爷爷印象深刻，那年高一入学，学校开联欢会，爷爷上台唱了一首歌。
我抢着问他：“他是不是唱了《真是乐死人》？”
对方连连点头称是：“刘老师胖乎乎笑眯眯的形象和这首歌的风格很契合，一下子就记住了他。”
我从小到大在各种场合听到过爷爷唱这首歌。“想起一件事......你要问那什么事儿，诶什么事，嘿嘿！真是乐死人！”爷爷总是一本正经，用五音不全的嗓子，加上手舞足蹈的动作，陶醉在自己的歌声中。
新千年之后，爷爷奶奶从运河河堤边的小院，搬进了闹市区楼房，爷爷的日记中从此再也见不到“在林荫中下棋”、“在河堤上下棋”，而是开始网络下棋的征战之途，有时还因为“竟然连续输给一位低级别棋士”而羞愧。
退休之后，爷爷又在艺高和各类培训学校代了几年课，我总能见到他写：“上午上课，下午上课，中间利用休息时间上网下棋。”
有时也见他“中间利用休息时间读《金瓶梅》”。
如同《我爱我家》中的傅明老人一样，我的爷爷也是“打鸡血、吃醋蛋、喝红茶菌、做甩手操、爬行运动、倒立疗法，一样没落下”。
中年之后，爷爷热衷养生保健，但永远不得其法，我从未见他在日记中记录自己锻炼身体，只吃各种稀奇古怪的保健品。
爷爷和奶奶一生形影不离，爷爷常常写：
“与德兰一起逛街。”
“与德兰一起做客。”
九十年代初期，老两口又携手加入气功组织。电视里的老傅仅仅练一集，爷爷奶奶却一口气练了十几年。在我感冒时，爷爷双腿分开像扎马步一样站在我面前，用双手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拉扯抚摸空气，像模像样地给我“发功”。
“早静功，晚动功。”
“做大寒节气功一小时。”
“与德兰一起参加贯顶。”

那段时间，爷爷的日记中充斥着此类言语。有时候上午还在练气功，下午又转信科学。
爷爷还喜欢帮人测字算卦起名，周围朋友亲戚中，有近百个婴儿的名字出自他的手笔。我也不例外。过去，我不喜欢我的名字“丹聿”，总觉得矫情作怪。唯一的好处，是读书时被老师点名回答问题的次数极少。
读初中时，我央求爷爷为我改字。他从书架上掏出几本起名专用书，苦心研读了几天，为我提供读音相同，却一样古怪的名字——“聃玉”。问爷爷还有没有其他选择，他面露难色。我不得不谢绝爷爷的好意，沿用原名。
爷爷的生活处处离不开测字。家人开公司，名字是他取的，旁人问工作问前途，也会找他算一算。
日记某一页，他讲述了和朋友乘火车外出游玩的经历，其中一位在天津站下了车，购买零食，火车开动后，那位朋友似乎未能及时上车，一时联系不到。
其他朋友还在忧心焦虑之时，爷爷已经沉下心思算卦，他写道：
“卦象显示老杨已经平安上车了，可能在其他车厢，不用担心。”
爷爷并未在后面的日记中写明朋友到底有没有成功上车。但据我对爷爷的了解，可怜的朋友一定被留在了天津站。因为，假如爷爷的卦象灵验，我一定会在接下去的日记中读到：“老杨果然已经上车了。”

印象中，爷爷只有一次对奶奶大声讲话，不是他日记中“哑巴开口”那次，而是我四五岁时，奶奶带我出去玩，回家途中遭遇大暴雨，奶奶冒雨带我回家。爷爷指责她淋湿了孩子和自己，明明可以找个地方暂时避避。
“孙女感情生活受挫，中午哭了。”
这是2011年5月，爷爷日记中的记录。爷爷唯一的孙女就是我。我已记不清九年前的初夏因为什么事情受挫，如今从爷爷日记中重新读到，颇觉新鲜有趣。
爷爷和爸爸的性格不同，爸爸如果发现我有心事，必然会打破砂锅问到底，我越是遮掩，他越是关心，免不了给我带来一些苦恼。爷爷关心的方式更加含蓄贴心，在他观察到我感情受挫的第二天，他又在日记中写道：
“孙女情绪缓了一点，本想过问一下，还是算了。”
2011年11月，我因为恋情结束，一度有些低沉颓靡。爸爸知道后，当天从济南开车赶到武汉，陪我吃喝玩乐几日。
这件事也在爷爷日记中出现：
“大儿去武汉了，我与他妈妈很不放心，怕是孙女出了什么事情。”
几经电话询问，证实爸爸到武汉“是因公司业务去的”才放心。
我是躺在爷爷的三轮车后面长大的，随着他在这座小城市里四处走走逛逛，奶奶事先给我准备好枕头被子，困了就在三轮车里睡一觉。
爷爷喜欢给我买零食，看着我满足的吃相，给我起“吃迷大虾”的外号，还发动全家人一起这样叫我。
在我三岁时，某晚爸爸妈妈来接我，爷爷兴奋地告诉他们：“孙女会作诗。”
爷爷说：“她刚刚在院子里，抱着柱子转了几圈，一边转一边念叨：“一个小孩不听话，又转圈又逮爬爬（方言：知了）”。
爸爸妈妈不以为然，爷爷还一再强调：“我的孙女就是有天分。”
爷爷丝毫没有重男轻女的倾向。在他的日记中，关于我的笔墨，并不比一直在他身边长大的堂弟少。有时惹他和奶奶生气，他不愿过多责怪我，就在日记中写：
“孩子毕竟是自己家的孩子。”
2007年的中秋前夜，全家人赶回去过节，他在日记中写：
“饭菜鲜美可口，一家人团聚，气氛温馨。唯独孙女因为上晚自习，未能回来，心中颇为失落。”
仔细想想，爷爷日记大概还是有些失真的。印象中，爷爷总是黏着我们陪他打牌，但在爷爷的日记中，却总是说“陪儿子、儿媳打牌”、“哄孙女、孙子打牌”，一副牺牲自我成全家庭娱乐的姿态。
“今年72岁，生命已经近半”
在日记中，爷爷屡次提到“作斗”的名字，八十年代给作斗写信，九十年代给作斗打电话，前些年又变成了与作斗视频。
1993年2月，爷爷写道：
“学校答复，因为经费紧张，今后一律停止公出活动。”
为此，在接下去的几天，爷爷数次向学校提议去青州参加会议，哪怕是自费公假也没问题。学校领导拗不过爷爷，只好准他去了。
我起初不明白爷爷为何如此执着，接着读下去，才明白原来爷爷不仅要参加会议，还要“会见作斗”、“与作斗随便谈谈”、“与作斗到饭馆用餐”。
爷爷看重朋友，每年过年，他都会把打过电话拜年的朋友记录在日记中，挨个数数，唯恐落下了哪一位。
2005年12月，爷爷的好友出了车祸，昏迷不醒。之后的几个月时间，好友频繁出现在爷爷的日记中：
“好友仍在昏迷中，只是睁了睁眼，动了动。”
“好友的事情有了新的转机，肇事者已被抓住。”
“好友的伤情有些好转，已经可以用手打招呼。”
像爷爷这样心思细腻的老人，不知道是怀着怎样的心情记录交往数十年的好友遭逢意外。
翻到后面，爷爷的日记中，每年都会有几位朋友亲人离世。爷爷一笔一笔记录着周围人的离开。
大学同学去世，爷爷写道：
“才五十岁而已，实在是太年轻了。”
小姑奶奶离世，爷爷内心哀痛：
“见到妹妹遗容，心中大恸，我实在不忍心看。”
五十岁之后，爷爷每年过生日，都会感叹岁月飞逝。一边在日记中宣称以一百岁为目标，一边附言其实还想活得更久一些。
某一段时间，爷爷再度发胖，为了健康，爷爷决定控制身材，并且每天专心致志记录体重。
“体重86公斤（穿秋季衣服）。”
他每次都会在后面添一个小括号，写明穿着，以此暗示体重数字有误。某天他发现学校的体重秤坏了，更是在日记本中大书特书，尽诉称体重以来的委屈，把责任都推给了体重秤。
“最近遇到不愉快的事比较多，心情总是沉沉的，今日去学校路上，豁然开朗。要想长寿，就准备‘长受’。人生总是伴随着困难、挫折、疼痛等等，活得越长，经历的便越多。活着，乐也是乐。苦也是乐。逃避风雨是没用的，只有正视它，面对它，顺应它，驾驭它。”
这是爷爷写在日记中的人生思考。
爷爷重感情，哪怕是家人一个电话问候，都会被他写进日记。某年过年，他记录，孩子给他买件黑色长外套，大家都夸他“气质像大学教授”。
爷爷常提到家人的名字，但出现频率最高的名字，还是“德兰”。
“前日德兰赴XXX学习，剩我一个在家，心理有些失衡，生活也打乱了节奏，身体也随之不适。”
2018年4月19日清晨，奶奶突发心梗，与世长辞。
“亲爱的夫人德兰永远离开了我，去了天国，心中万分哀痛……晓彤从济南回来了，丹丹也从南京赶回来了，她非常难过，对奶奶很有感情……德兰，你去了那边，大概不会再受失眠困扰了，只是如果你依然失眠，请回来看看失眠的我，陪我再讲讲话。”
从少年一路走来，爷爷总是擅长用他特有的方式消解生活的琐碎和忧虑。
八十年代的一天，爷爷外出，三轮车翻倒，他摔倒在地，三轮车也散了架。他却这样记录：
“万幸大儿在家，可以骑自行车送我去上班，未迟到。”
遇到解决不了的烦恼，爷爷说：
“我不自寻烦恼，烦恼却来寻我，我亦蔑视之。”
一路读下去，爷爷的一百岁小目标已经逐年增长。2010年春天，他写下：“今天是72岁生日，已经走完了第六个本命年，生命已经近半。”
看这架势，爷爷是准备好活到150岁了。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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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6楼 醉卧江山说：
太太曾是我闺蜜

爱情就像做一道菜肴，要准备好食材，还要提前试菜，等时机到了，就开火翻炒，加各种调料增色生香。最重要的，还需时刻保持耐心等待它的成熟。

碧绿的豆角，金黄的水果玉米，削好皮的土豆放进水里，加盐，一平勺，6克，燕妮告诉我至少要浸泡20分钟。
锅里的水开始沸腾，把洗好的排骨倒入锅中，烫五分钟，去血腥味。
用这五分钟整理一下卧室好了。
床上、地板上、椅背上到处是燕妮的衣服，都说女人的衣柜里永远缺少一件衣服，燕妮至少缺三件。
燕妮是我的大学同学，也是我们学校的校花。2017年我们毕业于北方一所外国语学院，学外语的男生本来就少，我们班更少，只有我一个男生，再加上长了张娃娃脸，于是成了所有女生的萌宠。
大家对我一视同仁，沟通时丝毫没有性别障碍。这个在我头发上揉一把，那个在脸蛋上掐一下，搞得我无所适从，最让我难堪的是，姑奶奶们惰性发作时，会派我去超市扫货，购物清单上明晃晃写着某品牌卫生巾若干包。
上学的时候真的很寂寞，还好燕妮也很寂寞。
她太出众，不仅漂亮，而且聪明，锋芒毕露到没有朋友。燕妮是双语晚会的铁打主持人，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成了她的特别助理，背主持稿时我帮她提词，备台时帮她拿礼服、背包。
有一次在化妆间，她刚涂了半边眼影，忽然转过身，眯着眼睛对我说：“知道为什么美女特别聪明吗？因为从小到大有很多男孩子追，经历转化成经验，慢慢就读懂了男人这个物种。”
看我一脸莫名其妙，她拍拍我的头：“当然你这个雌雄同体的宝宝是个例外。”
我觉得有点儿气愤，感觉她在羞辱我，可当看到她在台上闪闪发光，像一堆土豆里的苹果，又把刚才的羞辱和气愤当成了理所当然。
大二时，燕妮和苏格兰来的外教西蒙谈起恋爱，西蒙不帅，脸上的五官不成比例，鼻子太长，嘴巴太阔，英语带口音，会把肉meat(密特)读成（妹它），他给燕妮唯一的好处就是让燕妮的听力和口语又提升了两个段位。
定时器的蜂鸣声打断了我的回忆。
赶紧跑进厨房，从锅里捞出排骨，换炒勺，加玉米油。再把豆角、土豆、玉米沥干，土豆切块，玉米切段，炒勺里放入花椒、大料、葱、姜、蒜爆香，加三块冰糖，放入排骨煸炒，加东北农家酱一勺半，炒出香味，按顺序放入豆角、土豆、水果玉米，倒入山泉水两瓶，盖上锅盖。

长舒一口气，走出厨房，靠在客厅门上环顾房间，南北通透的两室一厅，当初多亏我爸妈有先见之明，2010年在北五环给我买了96平方米的两居室，那时候房价不到两万，他们首付，我还月贷。
2017年6月，进入实习期，基本也就算毕业了，我到北京一边装修房子一边找工作，有了住的地方心里安稳，找工作也从容，虽然学的是外贸英语，终究还是找到一份自己喜欢的影视后期，以为生活会这样继续下去，没想到工作半年之后燕妮打电话给我，让我去北京站接她。
远远看见燕妮穿着黑色大衣，拉着上大学时的粉色箱子，箱子上是蓝色的哆啦A梦，她坐在箱子上，看上去有些疲惫，还是那么出众。
我慢慢走过去，燕妮从箱子上跳下来，霸气地给了我一拳，说她没地方住，只能先投奔我这只“龟蜜”了。
我当然不介意和美女住一个屋檐下，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能往家里带陌生人。燕妮一笑，回敬道：“你也不可以往家里带陌生女人，因为她们看到我会甩了你。”我挠挠头，傻笑。
我把主卧让给她，她没客气，只是坚持必须付房租，否则就搬出去住地下室。
晚上给她接风，去了小区里的私房菜馆，她用筷子夹起一朵西蓝花，忽然对我说：“我和西蒙分开了。”
毕业之后，她和西蒙去了上海，燕妮原打算和他一起回苏格兰定居，没想到穿裙子长大的西蒙觉得在中国生活更轻松开心，他还说在中国混了几年也看明白了，中国女孩子的爱充满目的性，都是为了身份和利益才追外国男生的，老外也不是傻子，让你们这群中国妞随便钓。
燕妮不记仇，有仇立马儿就报了。她给西蒙工作的培训中心写了一封投诉信，揭发老外的教师工作证早已过期，现在上交的证件是在国内做的假证，并且他的资质根本没有达到在高级中学任教的水平。
燕妮把西蓝花塞进嘴里，用力嚼着：“利用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为我所用，我有错吗？坚决扔掉所有阻挡我前进的人和事，最大限度的善良一定要给对人。”
燕妮坚持打包剩菜，她双手插在口袋里走在前面，我提着方便饭盒跟在她身后。
“乌龟蜜，你知道吗？很多时候，我是故意的，不是多喜欢那个男人，就是想先抢到手，觉得心里很舒服，看到女人们生气嫉妒也舒服，当然别人喜欢我也舒服，看男人们围着我转也舒服，互相吃醋也舒服，感觉自己像人生赢家一样。我是不是很坏？”
“你，没有真正喜欢过谁吗？”我随口问。
“喜欢有个屁用，恋爱，接吻，上床，过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房奴，车奴，妻奴，孩奴，结婚，生子，养老？我不愿意过那种琐碎的生活，更愿意过不知道明天会怎样的生活，不知道明天会怎样就有无限可能。”
我打开楼门，声控灯亮起之前，燕妮在黑暗中说：“爱有什么用？能持续多长时间？一秒？一分？一天？一年？不能吃，不能喝，连擦鼻涕都不行。”
菜香弥漫了整个房间，我返回厨房，把饧好的面团放在案板上，用食指按了两下，软硬适度。

撒好面粉，拿起擀面杖开始擀面，横五竖六，燕妮平时的习惯。
燕妮太喜欢换自己的壳了，这个壳像她的另外一个灵魂，名字叫靓衫。
和校花合住三个月后，她在一家出国中介找到一份咨询顾问的工作，从拿到第一个月的工资开始，我们就成了服装批发市场的常客。
北京大红门服装批发商场早上五点钟开门，每逢双休日，我和燕妮要步行15分钟到后八家，从后八家坐公交车到万寿路再换乘一路外环公交在木樨园桥站下车，再步行十多分钟才能到大红门，那时候我还没买车，燕妮为了省钱又不愿意打出租，只能各种折腾。
大红门有很多是厂家门店，服装价格便宜，但每款只买一件店主肯定不愿意走批发价。燕妮像煞有介事地告诉老板：“我和男朋友新开了服装店，需要打版款，只要把样装卖给我们就行。”
样装多多少少存在瑕疵，不是脏了，就是有些脱线，老板考虑之后都会以比较便宜的价格卖给我们。为了表示真诚，燕妮还会把自己的微信和街拍的店铺照片拿给老板看，看她认真演戏的样子，我每次都脸红得不敢抬头。
扫货结束，我们两个肩扛手提，每次都会弄四大包衣服回家。天气太热，人又多，车里没有空调，汗水顺着脖颈流下来，全身黏糊糊的，早中饭没吃，又起得早，每次我都能站着睡着。最讨厌的是，燕妮经常会在车上遇到咸猪手。
有一次，我们两个好容易挤上车，燕妮站在车厢中间，我被挤到靠近后车门，正有些昏昏欲睡，忽然发现有个戴眼镜的胖男人慢慢靠近燕妮，站在她身后，我的每根毛孔都警惕起来。
男人的身高和我差不多，一开始，他只是随着车身晃动不自觉往燕妮身上一下下靠，燕妮没什么反应，可能是睡着了，男人就把整个上身贴过去。
我赶快朝燕妮挤过去，那个男人假装换手抓吊环，用左手轻轻在燕妮的脖颈上抚了一下，燕妮实在太累，只晃了晃头，他干脆用左手环住燕妮的腰，把嘴凑到燕妮耳垂边，虽然隔着人群，我把自己的手机扔了过去。
手机打在男人后脑勺上，男人“哎哟”一声大叫，全车人的视线都集中在他身上，燕妮清醒过来，马上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她攒尽全身力气，用高跟鞋狠狠跺在男人脚上，随着第二声尖叫，公交车正好到站，胖男人蹿下车前居然给了我们一个猥琐的笑。
我把燕妮拖下车，胖男人早已不见踪影，我坚决要打车回家，燕妮气得骂我耍小孩子脾气，浪费钱。不过看到四袋子战利品安然无恙，又兴高采烈起来。我高兴不起来，决定从明天起不玩游戏，多接活儿，不吃早饭，不打车，省下所有的钱用来买车。
回家之后，我们匆匆扒了几口方便面，我的碗还没洗完，燕妮就开始各种剪裁。
剪掉卫衣一半袖子接上牛仔衬衫的袖子；把长裙子剪成刚刚能遮挡短裤的彩虹裙，让肩膀颈完全裸露出来；甚至凉鞋她也改，用波西米亚麻绳当鞋带，剪掉鞋的两条带子，变成拖儿。
她美丽的脸已经很吸引目光，再加上这种大胆的风格更加引人注意。
我一边帮她择剪口上的线头，一边嘀咕：“花瓶！”
“花瓶就花瓶。”她反驳，继续坐在衣服堆里像仙蒂瑞拉一样缝缝剪剪。
我知道她不是花瓶，业务能力很强不是靠衣服，刚入行的时候，她每天晚上读资料到凌晨两点半，在学校她就是你学习时我捣乱、我挑灯夜战你却在睡觉的类型。
有时候两三点钟起来喝水，看到从她门缝里透出的灯光，站在门边，想象着她头上别着笔帽，歪着头画重点的样子，她想考下心理咨询师证书。她总是说：“学习是抵御、淘汰对手，保持竞争力的唯一武器。”
有一副好皮囊还那么努力的人是可怕的，她的身材管理很好，身高165cm，体重只有90斤，这个美丽的女孩子，肚子里装着粗糙的食物，脑袋塞进各种知识，心里空无一人向前奔跑。
手劲要均匀，饼才能擀得又薄又圆，第一层很重要，不能心急，否则会影响整道菜的口感，我感受着面饼的筋道在掌下慢慢展开。
2018年三八妇女节，燕妮有半天假，非拉着我逛街，正赶上北京某商超购物有促销活动。
活动内容是让男人穿上女朋友或者妻子的高跟鞋，在台上走三个来回，再站上几分钟，提几个问题，每对参与者会赠送两瓶五公升洗衣液。
燕妮非要拉着我参加，说那两瓶洗衣液可以用半年。
幸好我和燕妮的脚差不多大，我不情愿地脱下运动鞋，换上燕妮鲜亮的红色高跟鞋，试着走了两步，差点儿摔倒，台下一阵哄笑。
主持人把装洗衣液的袋子递给我，鼓励说：“再走几步。”
穿高跟鞋的感觉很别扭，重心不稳，洗衣液是累赘，主持人又把一个仿真娃娃塞进我怀里，让我慢慢走到燕妮那边。
主持人一边忍着笑跟着我，一边把话筒举到我嘴边，请问：“这位帅哥有什么感想？”
我抱怨：“高跟鞋就不是男人穿的玩意儿。”
主持人说：“高跟鞋代表女人在社会上的压力，手里的孩子和购物袋是生活的压力。女人们每天都要承受来自方方面面的压力，还必须健步如飞，不能摔倒，摔倒就是一个家庭的失衡。我们只是希望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爱人、情侣之间能互相体谅。”
主持人拍拍我的肩膀：“拿着洗衣液回家吧，小伙子记得多做家务。”燕妮一边笑一边很自然地挽起我的手臂。
我们挤出人群，燕妮忽然问：“我累了，你愿意养我吗？”
“不养。”
燕妮一愣，抓着我的手垂了下去。
“你不是告诉我男人说养女人是世界上最恶毒的诅咒吗？”
燕妮飞快向前走，我一瘸一拐追过去：“你还说，又不是白养的，要给男人生孩子，做家务……”
燕妮推了我一把，生气跑开了，我差点儿摔倒，大街上的人都在看我们，我们还没把鞋换过来，穿着高跟鞋追不上她，其实我心里很想说，我可以白养你，可是话卡到心里，说不出来。
晚上请她去红房子西餐厅吃饭。
燕妮叉起一块小小的巧克力蛋糕，说：“还不够我一口的量，竟然这么昂贵，我也要像这块蛋糕一样，不顾一切美到极致、贵到极致。
“龟蜜，你没发现吗？我很会驾驭男人，一般水平的男人，根本不是我的对手，男人在追求女人的时候也会给她们相应的智力教育，无论是正向还是逆向，所以我的利益观念、经济观和现实视角远超其他人。还有，最近，湖北总经理……在追我。”
我低头认真对付牛排，没敢看她，又不是第一天知道围着她转的男人很多，偶尔她加班，我会偷偷去地铁站接她，那天刚下楼就看见她从一辆灰色的兰博基尼上下来。
“九头鸟哪里吸引你了？”我装作漫不经心地问。
“他是真正的高手，身在其中，从不动情，你去看那些生意做得好的男人，大部分在感情中都可以随便抽身出来，傻瓜女人却深陷其中，这就是目的和尺度没有把握好，或者说经历太少。”
她挺着天鹅颈，双手捧着冰激凌出神，亚麻色的长发闪闪发光，像一个美好的梦，美梦说的梦话却成了我的噩梦。
“燕妮，你从来没喜欢过什么人吗？”
燕妮摇摇头：“动情就是自杀，因为在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比爱情更具杀伤力，一旦动了情，再强势的女人也会沦为失败者，无欲则刚。
“女人不要轻易相信男人，他动动嘴，你就动了心，他演戏，你入戏。越有钱的男人找老婆越现实，只要你没有达到他的要求，再漂亮都没有用。不断提升智慧，提升价值，才会拥有足够的筹码去和男人谈价值互换。
“我和九头鸟说了，一套公寓一辆车，写我名下。不敢跟男人谈钱的女人是没什么出息的，你怕他说你物质、说你现实，却不知道谈钱更容易试探出一个男人是否真心对你，一个女人胆小怯懦、瞻前顾后，只能苦了自己。”
她把长发捋到耳后：“我还是唤醒那个强大的自我，来实现人生逆袭吧！”
“你不是说九头鸟结过很多次婚吗？”
燕妮沉默了很久：“我爬山爬得有点累了，想找个人拉我一把。”
一句话卡到我嗓子眼儿，难道手拉手一起向前走不好吗？再想想，我的人生终点可能还不及九头鸟的人生起点，话硬生生咽了回去。
把饼擀薄，倒油，对折，再擀，再倒油，再对折，一共要擀12次，出来的饼会有4096层，把擀好的饼放在正在炖的菜上，继续煮，直到收汤。这种饼叫烀饼，这道菜叫全家福，是燕妮家乡特有的食物，意思是长久的思念和无限包容。

我第一次吃这道菜是在燕妮家，一口巨大的黑铁锅，放在土灶上，揭开锅盖的一瞬间，时间停滞。
2018年冬天，燕妮奶奶重病，远房阿姨打来电话，说奶奶等着见她最后一面。燕妮是奶奶从小带大的，感情非常深，我第一次看她如此失态，哭着喊着要赶回去。
我陪着她，从北京到燕妮的家乡坐了16个小时的火车，下了车又赶上暴雪，所有的车都停运，连出租车都打不到，好容易打到了人家也不去那么偏僻的农村，怕出事儿。
燕妮坚持要走回去送奶奶，平常从市区到村里的短途车要开1小时20分钟，如果在大雪中步行不知道要走多久，很容易出意外，燕妮不顾我的阻拦，非要回去。
东北的大雪越下越大，越走越深，一直没到膝盖，鞋和裤腿很快湿透了，风吹得人睁不开眼睛，燕妮走不动了，又不愿意放弃，我只能拉着她向前走，背着她向前走，背不动再拉着走，最后是拖着向前走。
燕妮一边走一边哭，我也感觉两条腿不是自己的，到处白茫茫一片，不知道走到什么地方了，燕妮说想躺在雪地里休息一会儿，哪怕一秒钟也行。可我拼命拉她起来，气喘吁吁朝她喊：“你一躺下就冻死了，再也起不来了！”
很快，身上的衣服也湿透了，冷得要命。我把大衣、围巾都脱下来给她穿戴上了，自己穿件蓝色的毛衣，原来冷到一定程度竟然会热，身上又烫又痒，我咬牙坚持，骨节攥得生疼，不停告诉自己：“别趴下哈，你倒下，燕妮就完了。”燕妮说当时我们俩真傻，什么都顾不上了，她们家附近还有野狼呢。
就这样，我们足足走了9个半小时，终于见了燕妮奶奶最后一面，我进屋就晕倒在地，发了三天高烧，燕妮一直守着我。
醒来的时候，燕妮给我端了一碗粥，她一边喂一边说：“11岁的时候，我父母吵架，父亲失手杀死了母亲，被判了无期徒刑。”
火盆里的火苗跳着舞，奶奶家摆着七八十年代的老家具，水泥地面裂着一条巨大的缝隙，院子的柴棚里有一辆没有脚踏的28自行车，我和燕妮似乎穿越到另外一个时空。
料理完奶奶的丧事，燕妮用土灶给我做了一大锅全家福，先装了满满一碗供奉在奶奶的照片旁边，吃完那顿饭，我们一起回了北京。
回到北京之后，燕妮情绪低落，整天靠在窗边看天空。和我们一墙之隔的年轻人因为抑郁症发作跳楼自杀了。我查了不少资料，书里说冬天的黄昏最容易出事。我怕燕妮想不开，买了一整箱胶带把所有房间的窗户固定了一次又一次，看我在梯子上笨拙地爬上爬下，蜷在被窝里的燕妮突然笑了，笑得上气不接下气，接着又扑到我怀里哭了。
燕妮的追魂电话来了：“老公，你能不能快点呀，我都快饿死了。”

“好好，我马上过去。”

赶快跑到厨房，关火。拿了保温饭盒，小心翼翼把菜装进去，酱香扑鼻的排骨，青翠的豆角，软糯的土豆，香甜的玉米，筋道的烀饼，轻轻抖开一层，薄到透明。
2019年5月19日，结婚前夜，燕妮在隔壁给我发信息：“我要得不多，一杯清水，一片面包，一句我爱你。如果奢侈一点，我希望水是你亲手倒的，面包是你亲手切的，我爱你是你亲口说的。听到我说这些，你不感动吗？”
我回她：“我在想，我好像在哪儿看到过这句话。”
隔壁，燕妮大笑的声音传过来：“你这个傻瓜直男。”
她再发：“我要月亮。”
我在微信里回她：“我也想要。”
过了好久，她才回一条：“别的男生都会说，我爬梯子给你摘或者我给你定制一个水晶月亮，只有你这么回答，所以我们一起去摘月亮吧！”
其实我想说的是，无论去哪儿，总不能让你一个人。
紧紧抱着保温桶，锁好房门，下楼，我去给燕妮送饭了。

*本文节选自真故第三本mook《新北漂叙事》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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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7楼 醉卧江山说：
年轻人不怕独居，就怕……

在中国，有7700万成年人独自生活。孤独社会催生的空巢青年，改变了活着，甚至死去的方式。他们选择了自由、随心的生活方式，但也随时面临着与社会隔离的代价——偶尔的蚀骨孤独，以及突如其来的意外。
空巢青年能有多敏感？
@蓝色流浪汉
高考后，我独自去成都的培训机构复读。为了省钱，就在郊区的老旧小区租下一间房子。父母再婚，没有太多精力照顾我。

看到房子，隐隐觉得不太安全，就给朋友发了住址和班主任电话号码，嘱咐他们，联系不上我就报警。

第一天晚上，凌晨三点被一阵木板断裂的声音吵醒，像有人在撬门。我全身紧绷，在拨号盘上按了110，随时准备报警，战战兢兢熬到天亮。

早上开门，发现木板门一堆木屑，原来是耗子咬门发出的声音。我抑制不住地哭了出来。那种无助的感觉始终藏在我心里，让我这个离家漂泊的人丢了出去闯荡的雄心壮志。


@贝贝
室友和我在家的时间基本错开。刚搬来时，如果门没反锁，在外面就可以直接打开。我们嫌麻烦，一直没换锁。

后来负责我们那片的快递员也熟悉了，每次过来，敲了敲门就直接拉开。

快递收件人写着“张先生”，是室友男朋友，但他很少过来。有一次快递员上门，刚好是他去接，快递员开玩笑说：“今天张先生终于在家了。”

就这么一句话，让我特别害怕，赶紧换了门锁。

现在家里会放一些音频，假装里面有男人聊天；在对着大门的鞋架上摆上男士鞋子，在阳台挂男T恤。遇到上门疏通马桶的修理员讹钱，一想到他知道我的住址、电话，也知道我常一个人在家，只能乖乖照给。

只黑一点钱，已经是最善良的坏人了。

独居的N种意外
@督长

前段时间天气热，我吃了隔天的烤鸭，吐了三次，第一次尝到胆汁的味道，特别苦。

打电话问了学医的同学，推断是食物中毒。吐出来后也稳定了下来。

如果真出意外，我也没有朋友可找。填紧急联系人的时候，我考虑再三，最后填了房东的名字。

@方羊羊
疫情期间发烧，我凌晨五点多起床，在外卖平台上买药。过了一会儿，订单被取消了，因为防控需要，发烧咳嗽类药物无法外送。

我没力气出门，头晕沉沉的，鼻子也不通气，能打扰的朋友几乎没有，只能在家用酒精物理降温，再给手机充电，准备随时打120。我哭了一个多小时，哭累了就睡，直到第二天中午才醒来。

拿起手机，微信上一堆人在找我，全是工作消息。


@兴安岭的秋

我因工作独居。6月份时，我洗完澡，头发没吹干，接着头晕，没法走路，一直立就开始吐，只能在床上躺着。

70km外的男朋友花了一个多小时过来，架着我去了医院，打了两天针，躺了两天。

后来我变得警惕。家里什么药都备齐了，甚至让我过敏的药也有。头晕是着凉引起的，如今夏天气温到了36度，我都不敢开空调，风扇也开到最小，害怕复发。

我住在二楼，邻居是一位独居老人，喜欢收集纸箱，还在一楼给电动车充电。我很害怕，万一失火，我被困在这个窗户很小的二楼商铺，没有人会知道。

我在网上买了消防用的强光手电筒，可以打破玻璃，带警报和闪光灯。每天睡觉都带着，就放在枕头边上。


@汤圆鬼

去年，我经历了从来没有过的痛经。当时室友去南方出差几个月，家里没有任何止疼药。  

我痛到想呕，仓促间只能搂过身边的脏衣桶吐在里头。因为害怕痛晕过去，摔下来撞到头，干脆趴在地板上。我浑身无力，打字都很困难，在工作群发了“救命”，再把我家的地址也发了出去。

我大口喘着气，调整呼吸，神志恍惚，有种濒死的恐惧感。前些日子看到台湾艺人黄鸿升在浴室里去世，就想起了我那次的遭遇。

最先敲门的是送药的外卖小哥，我挣扎着开了门，急忙把药片给干吞了。

一切结束后，家里被我弄得十分凌乱。只能自己收拾残局。我慢慢走回洗手间，有气无力地把呕吐物倒掉，把脏衣桶洗干净。

在媒体行业，有一段时间经常看到同行猝死、长肿瘤，吓得我越来越重视身体健康，不敢熬夜。如今明确了一点，即使要独居，也不能远离自己的圈子。

@greymon

工作第一年夏天，我洗完澡后，被自己反锁在阳台。身上没带任何通讯工具，房间临街，在十几层楼，外面车水马龙，根本不可能听到我的呼救。

屋子外的大门也是反锁着的，救援人员也很难进来。过了两个小时，我不得不用阳台的铁棒敲爆了玻璃门，浑身大汗，身上满是碎玻璃飞溅留下的血口子，脸上也有一道，渗出殷殷血迹。

@毛仔

刚工作时，租了一间不透气的小书房，有一年夏天，下班回家，点了蚊香就睡着了，早上6点，被我妈电话吵醒，当时意识已经开始模糊，全身失重，乏力，有强烈的呕吐感。我怀疑是蚊香中毒，赶紧打开小窗通风 ，这才缓了过来。

我妈从来没有早上6点给我打过电话。那天就是问我有没有起床，没有具体事宜，很奇怪，可能冥冥之中自有安排吧。

@XT

2015年在武汉工作，住着每月500块钱的单间。没有热水器，晚上回去得自己用烧水洗澡。有一天晚上，热水瓶突然爆了，前胸一大片都被烫伤了。我一个人在厕所，一边哭，一边用冷水把毛巾打湿敷烫伤的地方。

哭累了，躺在床上就睡着了。第二天正常上班，穿了能遮住烫伤地方的衣服。一周过去，也没人发现。

五一回家，家人第一眼就看到了我的伤痕。


@离青

我有遗传性贫血、低血糖。洗澡时蹲下捡毛巾，站起来那刻，两眼一黑就晕过去了。醒来时，智能音箱还在放音乐。我赶紧给住在附近的一个好朋友打了电话，说，如果明天早上没有准点报平安，就来我家看看。

老家在四线城市的乡下，因为自己没有办法处理那些世故圆滑的人际关系，一个人逃到了苏州。我没有想过回去，就算不一定能在这里扎根，也要在这里呼吸。

危险的邻居

@婉颜

我是一名95后女生，在北京与两户人家合租。对面是一对小夫妻，女人怀孕之后，男人每天在家里破口大骂，与女人吵架。

女方声音很低，淹没在他的怒吼里。

2018年的一天，男人又开始了吼叫。我很烦躁，就打开门说了一句：“能不能小声点”，又关上门。

接着，男人冲出来狠狠在我门上踹了一脚，把所有手边的东西都砸到了隔壁小哥的门上。

我被吓懵了，将做饭用的菜刀握在手里。想象着如果他闯进来，我该捅他什么地方，能止住他，又不至于致命。

他在门外继续吼叫、踢打，女人哭着求他别打了。

后来夫妇俩搬走了，但每次看到我门上的痕迹，就暗自后怕，当天这个门勉强撑住了，但如果那个男人再踹一脚，后果真的不堪设想。


@婉大米

刚毕业时，不好意思管家里要钱，就住在城中村里，每月二百房租，只有公共卫生间。每次出门，我都要在门上加两把锁。

隔壁住着一个中年男人，身材臃肿，裸着上身，只穿一个大裤衩，倚在我的门框上，看我跟另一位女性邻居聊天。

他说我长得像他孩子，非要加我微信，晚上十一二点给我发消息，说请我吃羊肉串。有时喝醉了回来，还过来敲我的门，说想孩子。

有一次我下班回家，看见他敞着门，屋里站满了念经的和尚，那位大叔躺在床上，一直发抖。过了一会，大叔就从屋里扶着墙，哆哆嗦嗦地走出来了，我砰地一下关上门，还夹了手。

大叔说有东西附在他身上，我吓得哭了一天，当下就收拾东西，准备搬走。

大叔从屋里出来，炒了一碗韭菜鸡蛋，端着在我门口站着，非要让我吃，说他做的东西都开过光，有佛祖保佑，我才知道，我肯定遇到神经病了。


被盯上的独居者

@欧阳十三

我是个自由写作者，一直独居。有一段时间，因为赶稿，我连续一个多月闭门不出，每天固定叫一家外卖，每次都是一个黑黑瘦瘦的小伙子送来。

有一天我忙到下午三点多，叫了外卖，没多久，小伙子拎着食盒敲门。

“你今天怎么这个点才吃饭？”他笑着把外卖递给我。我一愣，好像之前从没跟他说过话，每天不知时日地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我第一次正视这个孩子，微笑跟他打招呼。

他转身走时，我发现他身上衣服湿了，外面瓢泼大雨，我转身从柜子里翻出一把伞追出去给他。

晚上倒垃圾的时候，那把伞跟一个小纸条安安静静地躺在窗台上。纸条上写着，因为这把伞，他打消了作恶的念头。

原本这个月他被客户投诉，扣了三百多块钱，看我一个人，就想把扣掉的钱从我这“拿”回去，认为这是他辛苦应得的。

我心里猛然一惊，原来自己跟危险擦肩而过。

@立夏

上大学时，我在校外村民出租的房子里租了一间小隔间。


六月的西安很热，晚上睡觉就开着半边窗。

夜里，我躺在床上玩手机。凌晨三点多，头顶传来一些细小的动静，走廊上照进来的灯光被挡住，我以为是房东养的白猫跳上了窗台。安静了几秒，我一抬眼，看见窗户上伸进一只男人的手，粗壮的手指和突起的茧都清清楚楚。

他的手继续朝着着离窗不远的门那边摸索。那几秒，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大喝一声:“谁！” 手立马缩了回去，但人没走，挡住光的阴影还在那里。

我大声呼喊着隔壁租客，窗外的人闻声而逃。

从那个晚上开始。我睡眠变得极浅。有光的地方完全不能睡。半夜火花一闪我就会睁开眼，因此阻止了两场可能会发生的火灾。

不宜独居的独居者

@沈念

2018年12月的一天凌晨，我在写完一集剧本后，怎么也睡不着，干脆刷起了剧，看着看着，突然大汗淋漓，心跳加快，手放在胸口都能感觉到震颤，手脚也开始剧烈抖动，喉咙里像有异物卡住。

猝死的念头跳了出来。我颤抖着双手打了120。几分钟后，医生来了，帮我测量了心电图和血糖，发现居然没事，问我是不是还去医院。

恐慌袭来，我哭着连连点头说“去去去”。在车上，我吸着氧，坐我旁边的护士问我：“就你自己住吗？也没个朋友陪着？”听到这句话，我“哇”的一下哭了出来。

去了医院，医生说可能是急性焦虑症发作。

在那之后，焦虑症又发作了几次，每次都是深更半夜。半年后，我在某三甲医院精神科确诊中度焦虑症和中度抑郁症，医生叫我最好不要独居。

我害怕极了，决定回河北老家休养。

患焦虑症的人一般都有严重的社交障碍，但独居非常不利于焦虑症患者恢复健康，我现在严重自闭，除了我男朋友，不愿意跟任何人一起吃饭。


@少爷

一天晚上，突然感到胃痛。我躺在床上，胃开始痉挛，并伴随着头晕。我艰难地爬起来，去拿水壶。

我颤巍巍的，像个随时会倒下的瘦弱老人。喘不过气，四肢仿佛一寸一寸地被冻住了。

我感觉自己快死了，于是给朋友打电话，没等他说完，我就挂了电话，等着他送我去医院，我肯定没命了。

接着又打了120，等了没几秒，自己强撑着下楼，打到了车，赶往医院。

排队时，我的脸部肌肉都开始痉挛。医生立刻带我去抢救室，吸氧，上心电监护，做心电图，测血糖，输液。症状还是没有好转。急诊医对护士说：“给她推一支安定。”

最后， 医生诊断为神经官能症。现在偶尔精神紧张焦虑就会出现呼吸不畅，透不过气。

@psychopath

我是孤身一人住在澳大利亚的单亲妈妈。

去年年底，孩子和她父亲一起在国内。我抑郁症发作，吞了所有的安眠药，本来打算就这么走了。

在药物起反应的时候，我开始呕吐、晕眩，突然有了强烈的求生意志。我给医生发了短信，给了家庭住址，之后就晕过去了。

幸好医生最后还是来了，他是我当时唯一可能求助的人。


前些年，我的公寓进了小偷。我在网上买了一个报警器，但装上之后，人变得更焦虑。快递员外卖员一来，那玩意就会响，我坐立不安，过得心惊胆战，没有人可以诉说。

去年我把女儿接到了自己身边，但今年年初，我抑郁再度复发。晚上九点多，我开始出现幻听，有种想要结束生命的冲动。

因为女儿在，我恢复了一些理智，连夜赶去医院急诊。没人可以看护我的孩子，我就带上她一起去。天气很冷，我和我姑娘就站在路边等出租车。

那个时候我就在想，女儿拯救了独居的我，可我作为母亲，却拖累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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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8楼 醉卧江山说：
北漂失意者，在深夜的小吃摊疗伤

2020年初夏，北京街头乍现地摊烟火。我和小区附近的小吃摊摊主们成了朋友，与他们吃喝闲逛，寻找悬浮生活的意义。
故事时间：2020年
故事地点：北京

寻找“附近”

北漂的第三年，我日益觉得自己正过着一种 “悬浮”的生活。

在京两年，工作团队重组三次，搬了六次家。起初还和室友、同事联络感情，后来发现不管多要好，人迈入新的环境，最先抛却以前的生活。因异地感情淡漠和前任分手后，我对关系愈发不信任，将全部身心放在工作上。

时间被工作、通勤挤压到所剩无几，朋友们分散在朝阳、海淀、丰台，每个人都被KPI捆绑，见一面变得更加困难。我们一面清醒地意识到自己很可能是这座大都市的过客，另一方面和故乡的人情社会脱节，城市留不住，家乡回不去，就先拿健康和时间兑换一点点财富。

好几位朋友两年换了三份工作，在每一家公司都主动996，周末努力健身、上课，而这种努力和不断地变动究竟能带来什么，一切都是未知。这座城市永远不缺更年轻的进击者，如学者项飚所说，我们像蜂鸟一般拼命振翅，才得以将自己悬停在城市的上空。

年初，我和一位在大学里认识的朋友合租，不久便碰上疫情，经济动荡，原本牢靠的工作也变得摇摇欲坠。

她在一家以加班闻名的广告公司工作，有时通宵开会，最晚一次第二天上午十点才下班回家，工作之余拼命接私活。两人忙得脚不沾地，怕稍微放松就被行业抛弃。

找房找得仓促，租了套一居，两个女孩住一间卧室，一人一张床，起初开玩笑像是回到大学宿舍。但没多久，我朝十晚七，她朝十二晚十二，作息错开，即便都早早下班回家，顶着在工作中被耗尽了社交热情的疲惫的脸，也相看无言。

5月，我重看许知远对项飚的访谈，项飚提到一个概念“附近”，指跟你日常生活直接发生关系的地方和人。人们通过外卖、网约车、淘宝，人不用和他人打交道，就可以快捷地解决日常生活的大部分需求，“附近”消失了。

北京没有附近。人人在经营自己的生活上已经捉襟见肘，更难说与其他人建立连接，哪怕是同住一个屋檐下的室友。

6月的一天，我下班回家，一个年轻男孩从背后快步超过我，撞了下我的肩膀。我看着他的背影，心里想，他如此着急回家，是要去做什么？是不是和我一样，点完外卖，在游戏和网剧里结束这一天？

我不明白，这样的生活有什么可值得奔赴的。

抱着这样消极的心情，我发现回小区的必经之路上，停着几辆由电动三轮车改装的餐车，刚刚下班的人们停顿在了那里。我住的小区位于北京东五环一座地铁站附近，5月之前，因为疫情，行人稀少，相视走过也会匆匆避让，很少看到这样热闹的情景。


深夜烧烤摊

几辆餐车围成一个四角，西南角卖的是麻辣烫，摊主是一对夫妇，男人穿黑色背心、人字拖，面庞并不老，但秃顶和啤酒肚较早降临。他对面是一家烧烤摊，摊主是一个黄头发的男孩，右臂上布满青色纹身；烧烤摊旁边，是一家炸鸡摊，招牌上“买一斤送半斤”的优惠诱惑着往来的行人……

年轻的白领和附近超市、餐馆、按摩店工作的人们，走进四角区域中，脚步都慢了起来。五块钱买一纸袋炸蘑菇，十块钱一碗炒河粉、一个身材纤瘦的女孩只要了一根一块五毛钱的烤肠，这是拥有起送价门槛的外卖无法满足的简单快乐。

我选择在烧烤摊停留。摊主叫阿辉，原本在一家连锁烧烤店上班，疫情冲击后，阿辉所在的店员工工资几乎减半。阿辉早就考虑过单干，这回下了决心。

阿辉人缘不错，来给他帮忙的人不少。一个男人问我，吃点啥。他叫阿龙，是个自来熟，摊位边和他一样站着的好几位黑衣男人，都是阿辉的朋友。他们都是东北人，白天有各自的工作，晚上主动出来帮朋友招呼客人。

烧烤摊支起的小桌旁已经坐满了人，我无从分辨谁是帮手、谁是客人。一个北京大哥坐在最角落的凳子上，手机里播放着短视频，脚边放一瓶啤酒，兀自唱着歌。区别于其他餐点，阿辉的摊位更像一个朋友的聚会，来帮忙的朋友想吃什么，阿辉便烤什么。烤串不断地被端上塑料小桌子，像是一场迷你的、粗糙的流动盛宴。

一有客人光顾，阿辉便招呼着食客们加入烧烤摊的群聊。出摊一周左右，群成员已经近100人。进群第二天，我在群里@阿辉：今天什么时候出摊？阿辉回复：7点半左右。阿龙跟楼，发的文字也带着热闹劲儿：晚上都出啦（来）哈（喝）啤酒！

那些夜晚都是如此，没有人着急回家。一个穿白色波点长裙的中年女人总是在深夜下班，路过摊贩点要一份夜宵，这是她每一天的晚餐。摊主们猜她在单位是个领导，因为有一次她在电话里大声训斥下属。但这会儿，疲惫爬上她的面部，她慢慢地起盘子里的食物，柔声聊起自己在老家读书的女儿。过了零点，有人喊了一句：谁现在在家能睡得着啊？在家也是玩手机，来这多好啊！

那天在烧烤摊，我获得了一种奇异的归属感。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感受了。

摆摊人中的有产者

6月初，“地摊经济“更热了，摆摊的队伍在不断壮大。一个拖着行李箱卖衣服的女孩，高挑漂亮，她说自己是模特经纪人，我刚摸了摸T恤的质地，她立刻把衣服套在身上展示效果：“是不是挺好看？”
一个矮小、微胖的女人卖的东西每天都不一样，有时是鲜花，有时是玩具。端午节临近，她的布袋上铺上了五彩绳。她30多岁，原本在超市工作，因为超市裁员，她失业后摆摊暂时过渡。
一个读三年级的小女孩端坐在矮凳上四处张望，脖上挂着一个收款码。女孩看着往来的行人，一边吃着小零食。她旁边站着一个中年女人，见我凑近，招呼女孩道，看看姐姐想要什么。我问她为什么出来摆摊？女人指身后的小区，我们就住这儿，我女儿算术不好，带她来摆摊，练练计算题。
我在纸箱里挑了一包甜卡力和百草味的五香花生，女人对女儿说：终于有姐姐肯买你的东西了，你高兴吧？这位母亲坚持将零食以半价卖给了我。
摆摊人中的有产者不止一位。淼哥今年35岁，北漂近10年，他开着一家旅游公司，做欧洲旅游地接业务，公司有七八个员工，疫情冲击旅游业，淼哥只好暂时把公司关了。出来卖麻辣烫。不为赚钱，手头有事儿做，心里不那么慌。
陪着淼哥出摊的是他的妻子红莲。红莲是北京人，开两家美甲店，他们在附近的小区有三套房子，自己住一套，父母住一套，还有一套直租出去，月租金4500元，在外地还买了一套海景房，“因为女儿喜欢去海边玩，这样比较方便。”
6月6日是个周六，加班的白领少了，生意很清淡。但淼哥认真地招呼着客人，宽粉就是红薯粉，鱼丸是安井的，西兰花养颜，鸭胸肉也是最好的……
2019年，淼哥公司收益不错，2020年年初，淼哥提了一辆车，首付25万，月供5000。1月底，中国新冠疫情爆发，淼哥做的是欧洲地接，竟然接了几个单子，“那时国内的人都往国外跑。”
4、5月份，本该是欧洲游旺季，欧洲疫情爆发。淼哥起初想观望一阵。5月底，看出疫情短期内无法结束，他将员工召集在一起，让他们其他行业寻找就业机会。他们有的先去做了电商、线上教育，淼哥最乐观地预计，消费者对旅游行业恢复热情至少要等到年底。虽然家里有存款，红莲的美甲店也重新开业，但自己停滞的事业还是令他焦灼不已。
比起之前每天坐在家里干着急，他的生活变得充实。出摊累，他晚上也不失眠了。“没摆摊的时候什么都想：公司房租交着，员工工资发着……想得天花乱坠。一卖麻辣烫，只想着如何把这锅麻辣烫烫好，怎么能多卖出一份。”
淼哥做过小包工头、销售、房产中介，2015年和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旅游公司。起初生意惨淡，为争取大客户，他主动帮客户搬家，打扫卫生。2016年年底，旅游公司业务开始盈利。那时“动动手指，打几个电话，几千块钱入账”， 一度过上了花钱时没有感觉的生活。常和哥们一起出去喝酒唱歌，一次花个八百一千；女儿参加一次夏令营一万多块……
疫情冲击到有产者坚挺的生活。家里消费习惯已经形成，如若不采取行动，可能坐吃山空。现在，他晚上七点半出摊，站到凌晨十二点，一晚最多能赚四五百块。休息日和雨天生意更差，可能只能赚一两百块。他再没和哥们一起出去吃过饭，想聚会，就去彼此家中小酌。
那个晚上，我跟着淼哥出摊，到了夜晚11点半时，我觉得腿酸胀得站不住了。淼哥还站着，零星几个行人，看了看已经不那么新鲜的蔬菜，走掉了。那个穿波点长裙的女人过来，说自己嗓子哑了，想吃点清淡的，挑拣了几片菜叶后，想起来什么似的问：“十块钱给做吗？”
淼哥没有犹豫：“给做。就是一块钱也给做。”
八里桥不眠夜
深夜小吃摊的最主要客户是夜间工作者，比如外卖小哥、滴滴司机。他们需要补充热量，又不能太贵，炒面炒饭是一个很好的选择，耿记炒面服务的就是这些人。
大部分小吃摊的招牌都是红色，耿记是绿色，中间嵌着一个英文字母，“healthy”。摊主陈风念出这个单词，发音不甚准确，但释义没错。“就是绿色、健康的意思”。
陈风是江苏人，摊子叫耿记是因为妻子姓耿。他今年40多岁，初中学历，知道的几个英文单词，都是跟正在念初一的小儿子学的。
小儿子是他来北京的原因。小儿子先天漏斗胸，孩子5岁时，陈风带他来到北京做手术，因为几年后还需要二次手术，担心来回折腾，陈风决定让儿子在北京上学。
夫妇俩一直开炒面摊维生，卖到半夜收摊，回家收拾一下，凌晨两点，妻子耿丽先睡下，第二天早上6点，她要起来给儿子做早餐。陈风则骑三轮电动车去八里桥农贸市场，购买第二天的原材料。
位于北京通州区的八里桥农贸市场，是首都副中心的菜篮子，每日出入人流量达2万多人。难以想象凌晨两点钟的市场，我提出想要跟陈风去进一次货，他答应了。我们前往市场的路上，陈风手机提示音提示微信进账，耿丽还没睡。陈风说：今天的生意太差了，妻子不甘心，换了个位置又出了会摊。
八里桥农贸市场里，流动餐车上卖的粥和豆浆还冒着热气，这是为市场里深夜工作的人们准备的。6月的夜晚清凉，大货车拉来市郊刚采摘好的白菜、香菜、西红柿……沾着清晨露水的蔬菜整齐码放在摊位上，卖菜的和买菜的人彼此精神奕奕地还价，手指在计算器键盘上敲得飞快；一辆辆载着各类青菜的电动三轮车在拥挤的菜场里灵活地穿行，这里藏着北京的折叠世界。
货装好后，我们驶离市场，路过通惠河，岸边停着两排长长的汽车队伍，都是来八里桥农贸市场进货的车辆。
返程的十几分钟里，令我惊讶地，陈风和我聊起了几个名字：陈丹青、王小波和海子。他复述了陈丹青讲过的几句话，海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的诗句。此时已经是凌晨三点半，他一点也不困。直到我们聊起他的小摊，他的声音才从远方拉回现实。
为给小儿子做手术，夫妇俩来到北京，将大儿子送到县城的私立学校，大儿子却开始翻墙去网吧，沉迷网络游戏，最终没有考上大学，现在二十七岁，还是沉迷游戏，不喜与人交际。好在小儿子手术很成功，现在健康好动，在学校的长跑活动中表现优异。不过，陈风和耿丽合计过，小儿子无法在北京初升高，他们计划，等儿子初二就回老家。
到家了，我们三个人把所有的货物卸下。接近凌晨四点，远远地听见几声鸡鸣，月亮挂在纷乱的老式电线间。在灯光昏暗的厨房，耿丽在水盆里洗了一把樱桃，樱桃有些已经烂掉，陈风把坏的挑出来，我们三人分享了那捧樱桃。
耿丽可以睡一会儿了。尽管一个半小时后要起床，给儿子准备早餐，而陈风睡到中午，要起来洗菜、切菜，为晚上出摊做准备。
有段时间，我每晚都会下楼和摊贩们聊天，在弥漫着烟尘和孜然味儿的摊位间，我认识了更多的摊贩。
卖烤冷面的柳青今年64岁，几年前公公中风瘫痪，丈夫在家照顾，她北漂赚钱，支援两个儿子结完婚买完房，她准备这几年再为自己攒些钱养老。柳青嗓门大，说方言，会和男摊主开荤味的玩笑，性格比一些男摊贩更强悍。其他摊贩的车子被扣了都拿钱去赎，但柳青从来不去，抄一辆她就自己再买一辆。
卖炸鸡的刘辰在摊位里生意是最好的，他个子不高，人很沉默。他在这附近卖炸鸡已经一年了，积累不少回头客，但疫情冲击下，他的每天的收入比之前缩水了一半，摆摊难以支撑在北京的1000多元的月租、老家每月3000块的房贷以及儿子每月的补课费。他晚上12点收摊，早上6点钟起来进货，进完货跑一会美团外卖的兼职骑手，一天能多赚100多元。只是白天跑外卖加上出摊，他每天只能睡不到6个小时，聊天时直打哈欠。
不久之后，我听说楼下遭遇了一次突击检查，其他摊贩都跑掉了，只有刘辰，电瓶没电了，没能跑掉，他需要花2000块把餐车赎回来，那是他摆摊一周的收入。
和摊主们接触快一个月了，混了个脸熟。我毕竟白天要上班，渐渐地也不常去了。只在下班看他们不忙时，同他们打一声招呼。有时加班很晚，远远地看到几盏亮着的灯，心里也觉得挺暖。哪天管理严格起来，摊位稀稀落落，我心里也空荡荡的。
前几天，我又去和刘辰聊天，他把车赎了回来，把摊位换到一个更隐秘的地方。和我说话时，眼睛总是警觉地盯着路上远处驶来的车辆。他告诉我，他听到消息，下个月这里就不能摆摊了。
我们说话的间隙，烧烤摊的伙伴来了，看了看他的车前灯：“坏了啊。”
灯只剩下一个壳子，罩在碎掉的灯泡上。刘辰上前把它拿下来，车被扣那天，车灯在匆忙间被撞碎了。我问刘辰：“在北京这么久了，你有想过要离开北京吗？”
“没想过。”
“没想过？”
“舍不得。”他不好意思地笑了。2月，他在河南老家，许多在北京的食客给他发微信：什么时候回来？想吃炸鸡了。他迟迟没回来，100多人的顾客群最后只剩下40多个。
回北京跑外卖后，附近加油站的几个员工连续几天给他发微信，想要吃炸鸡。刘辰有天中午没去跑单，去市场买了十几斤鸡腿，在家里炸好给他们送过去，只收了他们7、80元钱。“没有跑外卖赚钱，但他们想吃嘛。”
说话间，又来了两位顾客，将他摊位上剩下的炸鸡皮也买走了。他收了摊，同我说了再见。
阿辉的烧烤摊还在营业，我想要再和他们聊聊。刚说明来意，帮阿辉送单的女孩招呼我：“你想聊什么，我来跟你聊。”
这是个高个的短发女孩，每天骑着摩托车帮阿辉送单，背影挺飒。在烧烤摊遇到她几次，这是她第一次主动和我说话。
她仰头喝着啤酒酒：“你说想和我们聊聊，大家为什么摆摊？还不是为了生活吗？我们都惨到房租都快交不起了，你还要写我们……”她接着说：“你觉得你坐办公室、吹着空调的人，你和我们是一个世界的吗？”
那天我离开后，没再去打扰过任何人。如果说这些夜晚的目的是为了寻找“附近”，那么我学到的是，悬浮生活自有其意义。在那个小小的盛宴上，在那个分享樱桃的夜里，我们彼此安慰，共同震动翅膀。
我想起那个从八里桥农贸市场返程的夜晚，我和陈风经过一株梧桐树，他突然放慢车速，指着路边的一只灰喜鹊：“这只喜鹊很特别，它是一只灰喜鹊。别看它小，它很聪明的。”我们没再说话，一起看了喜鹊一小会儿。
*文中人物为化名

- END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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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9楼 醉卧江山说：
有关注真实故事计划这个公众号的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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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沁

10楼 科尔沁说：回楼主醉卧江山
看来老婆子不听话就得带他到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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醉卧江山

11楼 醉卧江山说：回10楼科尔沁
带到这儿之后你惊奇的发现，她更不听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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球迷

12楼 球迷说：
路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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