希腊，一个重新发明的国家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每四年一次的奥运会，都会提醒世人把目光投向它的发源地——希腊。虽然现代希腊在近一百多年的现代奥运会上战绩欠佳，但为了尊重它，希腊运动员在每届奥运会上都率先入场，每次奥运圣火采集也都在其著名的奥林匹亚遗址举行。有些人或许还知道，圣火乃至现代奥运会本身其实都是“传统的发明”，直到近代才在“复兴”的名义下推出的创新，但鲜为人知的是，其实现代希腊国家本身也是如此。


  “我们都是希腊人”


1821年希腊独立战争爆发时，希腊国家已消亡了2000年之久。然而，希腊属于极少数这样的国家：世人对其古代史的兴趣远大于现代面貌——另一个也许是埃及，但埃及毕竟属于中东的文化圈，不像希腊这样能激起西欧社会的强烈兴趣。经历了文艺复兴、工业革命的现代西欧人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奠定“欧洲”或“西方”文化根基的，正是古希腊人，然而在现实中，当时的希腊却处于土耳其人的“野蛮统治”之下，甚至乍看起来已经与古希腊没什么瓜葛了。


这种历史记忆的苏醒，最终被证明蕴藏着极大的力量。就像晚清时南明记忆的复活，让许多革命志士奋起排满，当时的希腊人也在祖先的形象中赫然看到自身处境之不堪。原本对他们来说，那些异教的祖先因为不曾得到基督的恩典，正是需要被遗忘的过去；然而大致从1800年开始，随着启蒙思想的传布，一种全新的世俗主义开始兴起，希腊人逐渐强化了自己与逝去古代文明之间的亲缘关系，尤其重要的是自居为古希腊的直系后裔。




乍看起来，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但实际上却是全新的政治实践，只不过“创新”是包裹在“复兴”和“恢复”的重重面纱之下。对原本传统已经断裂的人们来说，要重新接续上，首先就意味着选择：如果说“现代希腊国家”这个婴儿的分娩需要“古希腊”这个母亲，那么是哪个古希腊？因为希腊出名的祖先不止一个，除了城邦文明的“古希腊”，还有中世纪的拜占庭文明。在选定了前者之后，仍然有问题：怎样才能重建这种连续的亲近感？这就好比让现代中国人重新都穿上汉服一样，在现实中“恢复”意味着要改变现有的种种做法，而接受一种新创的传统。



但仅仅如此还不足以让希腊获得独立，在现代希腊历史上，一个重要的事实是：希腊对西方文明来说太重要，因而希腊事务从来不仅仅是希腊人自己的事。在对历史的回望中，古希腊普遍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根基，因而“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尤其是其他欧洲国家，欠下了希腊巨大的文化债务”这一观念，不仅是深深植根于西方人心目中，甚至也进入了希腊集体意识之中。这不仅导致人们将古代希腊理想化，也使得现代希腊独立运动在一开始就得到了西欧各国公众的极大关注和自发支持——英国诗人雪莱用一句“我们都是希腊人”喊出了所有人的心声。


  谁是希腊人？


虽然这最终为希腊带来了艰难的独立，但却也从一开始就埋下了种种问题。对现代希腊国家来说，古希腊不仅是自己独占的“名牌”和资源，也是合法性的来源。正如《希腊的现代进程》一书中早已指出的：“古代希腊之所以成为新国家的建立神话的主要部分，是因为启蒙后的欧洲暗含着的标准就是：古代希腊在认定新国家正统地位时起决定性作用。”


这势必就要忽视很多历史的断裂，而刻意强调连续性，有时造成一些极具讽刺性意味的现象，尤其是“民主”虽公认是古希腊人的发明，但现代希腊的代议制民主，其实却是从西方引入的。新国家给人的印象，仿佛从古希腊的辉煌之后，中间就一笔带过，无缝对接到了现代希腊，因此和现代国家对公民的定义不同，新国家“享有主权的人”被命名为“希腊人”以及“希腊人的后裔”。然而在现实中，这个国家的人口却并不是统一的血脉传承下来的群体，而有着混杂的语言群体和宗教社区（特别是穆斯林和犹太人），那么问题来了：“谁是希腊人？”




如何弥合这种理想与现实的差距，自此一直缠绕着现代希腊社会。这不仅导向清除那些“杂质”的异文化群体的行动、摧毁近古的居民建筑来尽可能地“恢复”古希腊遗址的景观，而且在内部也引发了经久不衰的纷争：一些人念念不忘独立革命中那种绝对自由的滋味，主张回归传统；另一些人则试图在务实和融合的基础上推进现代化建设。现实是：虽然作为一个政治实体的现代希腊呱呱坠地，并宣称是古希腊的后裔，但它在成长过程中却势必会形成属于自己的独特个性。



  不堪重负的“使命”


正如本书所言，直至20世纪末，希腊历史学家几乎都一厢情愿地认为，他们的国家是一个特例，特别古老，与任何国家都不一样。这在赋予它特殊认同的同时，也给它带来相当棘手的问题和特殊的现代化道路：它要变成一个西化的现代国家，但实现这个目标的方式却是回到过去，“要由古人领导现代的人奔向现代化”，换言之，“通往未来的道路看起来是要复兴一个已经消失的过去”。就像它的首都雅典，不仅要变成一个完全现代化的城市，而且还是在“再现早已丧失的古代荣耀”这一名义之下推进。



然而，无论现代希腊如何努力，它都绝无可能达到古希腊在世界格局中曾占据的那种地位。1844年，希腊政治家科莱特斯在向议会发言时，曾阐述祖国所应有的世界地位：“从地理位置上看，希腊是欧洲的中心，东方在它的右边，西方在它的左边。通过衰落和覆亡，希腊注定启蒙了西方；但是，希腊要通过再生，来为东方启蒙。这两个使命中的第一个，是我们的祖先完成的；第二个使命，要由我们来完成。”


最终，现实证明，希腊的“伟大理想”一厢情愿给自己赋予的使命是不堪重负的，有时蜕变成对外的扩张主义，既没有充分考虑到邻国的感受，也遭到了不可避免的反弹。由此带来的震荡使希腊政坛陷入分裂，不同派别的人对于如何看待希腊人的使命，在一百多年里都无法弥合分歧：一些人相信最重要的是解放所有希腊人，另一方则认为保护希腊这个政权国家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纷争，直到冷战后期才随着希腊政治的成熟逐渐平息。




在这过程中，希腊与西方的关系也在不断变化：起初，它其实一直是“东方”的一部分，但近代又被视为西方文明的根本，自认每个西方人都对希腊欠下了恩情，这种矛盾的若即若离一直持续到1980年代，它才终于越来越积极地融入欧洲一体化，生活方式开始变得更像西方了。吊诡的一点是，尽管对希腊人来说，生活变得更舒适了，但它在西方游客眼里的魅力却下降了，因为它变得太“欧洲化”了。希腊的这种“普通国家化”意味着它终于逐渐变得和其他国家无异了：在后冷战时代，它的外交政策也越来越多建立在成熟国家的自我利益之上，而不再是跨边界的共同文化传统之上了。



如果这仅仅是希腊人的历史，那对中国人的意义或许也有限。但希腊这种曲折的现代化过程，也许是任何一个试图重生的传统文明都会有的阵痛与冲动。尤其是那种以“复兴”为名的现代化话语，中国人都不会陌生，小到西安、苏州、开封等城市，大到整个国家，“再现历史辉煌”并实现“伟大复兴”，都是现代化历程中最激励人心的口号之一。只不过这种理想与现实的落差，在希腊表现得尤为突出，挣扎得尤为漫长，也更具典型性。


在近三百年的时间里，“传统”既是孕育现代希腊国家的母体，又是它的重负，但无论如何，时至今日都仍是它最重要的资源。当然，现代人仍会不断选择哪些“传统”才值得保留和强调，就像2004年雅典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在重现极具冲击力的古希腊辉煌的同时，也把此后被罗马和奥斯曼帝国征服的历史完全摒弃了。在这里，“传统”实际上服务于当下的需要，是“古为今用”；反过来说，它也正因此而被现代人不断加以重新诠释，开创新的局面，并由此得以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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杏花天影

沙发 杏花天影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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