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王陵「钱镠墓」被盗，墓主真的爱民如子吗?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位于杭州市的浙江省唯一保存完好的帝王陵墓——钱镠墓，确实已于2020年被盗。案件已侦破，“抓获犯罪嫌疑人39名，成功追缴秘色瓷、金玉腰带等一大批极其珍贵的文物”，目前正在审理之中。


钱镠是五代十国中吴越国的开国之君。自公元907年钱镠接受后梁的册封成为吴越王，到其孙钱俶于公元978年纳土归宋，吴越国共存在了七十二年。若加上钱镠称王之前对吴越的控制，则钱氏三代人统治两浙的时间，大概有一百年左右。


关于钱镠及其后代对吴越国的治理，后世存在着两种完全不同的说法。


一种说法称，吴越国自建立之初，便苛刻辖下民众，实施横征暴敛。如欧阳修的《新五代史》中说：

“钱氏兼有两浙几百年，其人比诸国号为怯弱，而俗喜淫侈，偷生工巧，自镠世，常重敛其民以事奢僭，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每笞一人以责其负，则诸案吏各持其簿列于廷，凡一簿所负，唱其多少，量为笞数，以次唱而笞之，少者犹积数十，多者至笞百余，人尤不胜其苦。又多掠得岭海商贾宝货。”
大意是：钱氏三代人统治两浙近百年，外交上比其他国家怯弱，但却奢侈荒淫。从钱镠开始，吴越国便以重税对百姓大肆盘剥，征税的对象，小到一只鸡一条鱼一枚蛋一只雏鸟都不放过。通过笞刑（用竹条鞭打）来征税更是一种常态，百姓们不堪其苦。吴越国甚至还动用军队干海盗买卖，掠夺岭南商人的货船。
另一种说法则称，钱镠统治吴越后，奉行保境安民不兴兵革的国策，兴修水利重农兴商，让辖下百姓过上了安居乐业的日子。如《吴越备史》里说，钱镠是一个“自奉节俭”之人，衣服与被子“皆用绸布”，寝帐破了补一补继续用；非公务外交宴会，餐具“惟瓷砖漆器而已”。他的统治“内敦恭俭，外正刑赏，安民和众，保定功勋”，实可谓爱民如子的一代明君。
这两种截然相反的政治形象，哪一种才是真正的钱镠？答案是前者，有颇多来自不同渠道的史料可以互相印证。
比如，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下诏减免江浙各州的赋税，给地方官下达任务时，便提到“江浙等路李煜、钱俶日，民多流亡，弃其地，遂为旷土”——在南唐李煜、吴越国钱俶统治时期，很多江浙百姓抛弃房宅土地选择去做流民，田地荒芜。诏书命令地方官，要他们以减免税赋的方式“召游民劝其耕种”，把这些流亡者再吸引回来种地。此时距离钱俶纳土归宋只有十年光景，江浙的民生状况相当糟糕，绝非安居乐业的景象。
再如，《闲谈录》里记载，在钱镠的治下，“西湖之捕鱼者必日纳数斤”，此税名目叫做“使宅鱼”。许多人在湖里捕鱼一整天，也凑不足这笔税，只好去市场上买鱼倒贴给官府。后因知名文人罗隐写诗嘲讽，钱镠才“大笑”，免了西湖捕鱼人的这笔重税。但所免也仅止于西湖的捕鱼人，吴越国治下的金华、东阳等县的沉重鱼税，直到宋太宗时代才宣布废除。
再如，《江南余载》里也说，“钱氏科敛苛惨，民欠升斗，必至徒刑。汤悦、徐铉尝使焉，云夜半闻声若獐麂啼叫。及晓问之，乃县司催科耳。其民多躶行，或以篾竹系腰。”——钱氏三代人对两浙的统治非常严酷，百姓有一升半斗税赋没交上，便要诉诸刑罚。南唐的汤悦与徐铉出使吴越，便亲耳听到过官吏以酷刑催收赋税时百姓的惨叫。吴越国许多百姓没衣服穿，有些人腰上系的是篾片做的遮羞物。
时人类似的记载还有不少，不必一一列举。概括起来，自钱镠开始，吴越国百姓的沉重负担，主要来自三大块。第一大块是常规的田税与丁税。沈括《梦溪笔谈》里提到，在钱氏统治时期，两浙的田税是“亩三斗”，入宋后才改为“亩出一斗”。吴越国向百姓征收“身丁钱”，但凡有男丁成年，便须每年缴纳“赋钱三百六十”。这笔重税带来的后果，是穷困之家再不敢生育孩子，“贫匮之家，父母不能保守，或弃于襁褓，或卖为僮妾，至有提携寄于释老者”——因为交不起“身丁钱”，很多父母或将孩子直接抛弃，或卖给别人做奴仆，或舍入寺院做和尚。甚至还有“至老死而不冠者”——也就是干脆做了野人，到死也未去向官府申报户口说自己已经成年。
第二大块是沉重的徭役。公元910年，钱镠大修杭州城并启动各种附属工程，时人便在杭州城门上张贴抗议书说“没了期，没了期，修城才了又开池”——没完没了，没完没了，才给官府修了城，又被逼着去开池子。对于民众的这种抗议，钱镠的回应是轻佻的嘲讽：“没了期，没了期，春衣才罢又冬衣”——没完没了，没完没了，你们这些百姓才置办完春衣，又要去置办冬衣。除了多次修筑杭州城，吴越国还修筑了余杭城、嘉兴城、睦州城、东安城、温州城、福山城、松江城、苏州城、西陵城等诸多城池。仅钱镠时期，这类工程便有50余处。
第三大块，才是《新五代史》中提到的“下至鸡鱼卵鷇，必家至而日取”的苛捐杂税。据《宋史》记载，钱俶和平归降后，宋朝派了范旻“权知两浙诸州军事”，去负责接收事宜。范旻做的第一件事，便是上奏朝廷，请求一笔勾销旧有的苛捐杂税。范旻说，在钱氏的统治下，“徭赋繁苛，凡薪粒蔬果箕帚之属悉收算”——柴火蔬菜瓜果甚至笤帚簸箕都要收税；如今两浙归入宋朝，“欲尽释不取”，希望能彻底废除这些苛捐杂税。朝廷同意了范旻的建议。

有意思是，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虽基本上也接触到了上述史料，却不愿相信钱镠是一个致力于汲取剥夺百姓之人。他说：“钱镠起于贫贱，知民疾苦，必不至穷极侈靡，其奢汰暴敛之事盖其子孙所为也”——钱镠出身底层，知道百姓有多苦，所以不会这么干。那些奢靡铺张横征暴敛，都是他的子孙们干的。显然，这是一种“我认同这种逻辑，所以我更愿意相信这种结论”，而非客观考据。

司马光的逻辑并不成立。出身底层不一定就会同情关怀底层，历史上有许多完全相反的案例。况且钱镠的奢靡无度也见诸史料。比如，他五十岁后搞过五次大规模“还乡”活动（钱活了80岁），其中901年的还乡以锦缎铺地、绢绸挂树，极尽奢靡之能事，“自昔游钓之所，尽以锦绣”，“旧贸盐肩担，亦裁锦韬之”，连自己早年钓鱼的所在与贩盐的挑担，也都给披上了锦绣。他在杭州城营造的宫室也竭力追求豪华，“城门凡十，皆金铺铁叶，用以御侮”。

其实，满足个人享乐只是钱镠孜孜于汲取的次要原因，主因是他对外扩张的“进取之心”——灵隐寺和尚贯休写诗祝贺钱镠成为两军节度使时，有“一剑霜寒十四州”一句，钱镠却希望贯休将该句改做“一剑霜寒四十州”，可见其“进取之心”何等强烈。若从907年钱镠成为吴越王算起，到932年去世，这25年里有10年的时间，吴越国对外是有战事的。“进取”需要人力与物力来支撑，对民众的剥夺力度自然就会大幅提升。这也是乱世之中割据者越积极进取，辖下百姓的生活往往越惨的主要缘故——三国时代最进取的曹操、袁绍、孙策治下的民生都很糟糕，百姓纷纷流亡逃离，反倒是刘表、刘璋这些闇弱者的辖区，成了流民的首选落脚地。
不过，钱镠统治下的吴越之地，终究实力有限，撑不起他“一剑霜寒四十州”的进取之心。所以，他也有身段柔软的另一面，那就是“善事大国”，愿意向更强大者称臣纳贡。吴越国的纳贡对象，既包括了后梁、后唐与后晋这些中原王朝，也包括南唐这样的非中原国家，甚至还包括了被视为“夷狄”的契丹。对境内百姓的人力物力进行高强度汲取，与这种柔软的外交身段互相配合，二者共同成就了吴越国近百年的稳定统治。至于那个爱民如子的钱镠形象，更多是出自钱氏后人的虚构。钱氏举国和平归宋后颇受礼遇，后裔众多，且在两宋知识界颇有影响力，著名者有钱俨、钱易、钱惟演等。前文提到的《吴越备史》，作者便是钱俨，他是钱镠的孙子。
值得一提的是，钱氏统治吴越时，虽有不少百姓选择了抛弃田园流亡他乡，乃至于不敢生育子女，但入宋之后，吴越地区的百姓却渐渐开始怀念起了“钱王”。宋神宗年间去到杭州做官的苏轼说，钱氏统治吴越时，辖下百姓“至于老死而不识兵革”（并非史实），实在是极大的德行。他后来游览九仙山，又听到当地百姓将钱王写给王妃的“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改编为儿歌《陌上花》在传唱，歌词里有“陌上花开蝴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游女长歌缓缓归”这样的句子，怀念钱王的意思很是明显。明朝人钱德洪说，“吴越之民自唐以来七百余岁矣，其爱戴钱氏之心，有如一日”，也不是虚言。吴越之地的“钱王庙”“吴越王庙”便是证据。
这种当时与后世的民意反差，既与历史细节的流失有关——钱氏和平归降使得吴越不受兵灾一事，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显眼；钱氏统治时期对百姓的横征暴敛，则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模糊；也是比较之下的结果——同时代的其他政权，大多也在征收沉重的田税和丁税，也在汲取无休无止的徭役，苛捐杂税也是多如牛毛。史载吴国“有丁口钱，又计亩输钱，钱重物轻，民甚苦之”；南汉、闽、楚等国的丁身钱，同样导致辖下百姓不敢生养子女，“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仆，或度为释老”。
更要紧的是，进入北宋之后，百姓们遭遇的汲取并没有减轻。
虽然朝廷在吴越之地刚刚归附时，曾出台过政策降低常规赋税并免除苛捐杂税，但效果极为有限。新赋税与衙前差役，很快便又将包括吴越百姓在内的北宋百姓，压榨得喘不过气来。以致于在包拯、司马光、苏轼、郑獬这些人的奏折里，宋仁宗、宋英宗与宋神宗统治时期，竟也是一个民生凋敝的时代。
仅以衙前差役为例。宋仁宗嘉佑八年，苏轼给朝中大臣韩琦写信，说自己在凤翔做官，发现民众最害怕的东西便是衙前差役。朝廷规定家产满二百千的家庭会被征去服衙前差役——所谓衙前差役，简单说来便是州县衙门里的任何苦力活，包括为官府运送物品、看管府库、督收赋税、追捕盗贼，都会被免费摊派给地方百姓。因为衙前差役会导致破户败家，所以鲜少有百姓敢让自己的家常超过二百千。凤翔这些年已经找不出家产超过二百千的百姓了。苏轼对韩琦感慨说：百姓的家产，连锅碗瓢盆都算上，连二百千都不到，“则何以为民？”，他们怎么活得下去？
在给宋英宗的劄子里，司马光也说，自从朝廷设置“乡户衙前”这项差役，百姓的日子便越来越困顿，都不敢努力致富。因为富人须承担衙前苦差，会被闹到家破人亡，还不如做一个穷人；穷人见了衙前之役这么苦，也不敢求富。臣我到过一些村镇，见到村民们的生产工具和生活条件很差，就问他们缘故。他们一致说是不敢求富。只要多种一棵桑树、多养一头耕牛，就会被视为富户，被推举去承担会导致破户败家的衙前之役。买田造屋这种事更是不敢去想。
朱熹后来总结北宋的赋税汲取，说的是“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前代积累的种种盘剥汲取经验，本朝全都继承了下来。这种“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与吴越民众对“钱王”的怀念，显然是有关系的。虽然真实的“钱王”，同样也在实施各种“刻剥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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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板凳 天涯过客说：
近日，一则“吴越国王钱镠墓被盗掘案”的新闻冲上热搜，引起了人们对钱镠及其所建立的吴越国的关注。在中国历史上，江东除吴越外，还出现过另外几个国号中带“吴”的政权，比如孙吴、吴越和西吴三个政权，他们同样是割据江东，为何只有西吴（朱元璋在中国东南地区称王时建立的政权）最终能统一全国呢？

孙吴简介
东汉末年，右中郎将朱儁部将孙坚因镇压黄巾起义有功被封为长沙太守，孙坚战死后其子孙策带领部分旧部前往江东发展。
公元195年（东汉兴平二年），孙策攻下会稽、吴郡、丹阳等地，孙策遇刺后其弟孙权继续开拓。
公元208年（东汉建安十三年）与刘备联手在赤壁击败曹操，奠定了三国鼎立的格局。
公元222年，孙权称王，建立吴国。中国正式进入三国时代。同年在夷陵之战中击败领兵前来为关羽报仇的蜀汉昭烈帝刘备，使之后近四十年孙吴与蜀汉、曹魏之间的疆域基本保持不变。
公元280年，孙吴被西晋兵分六路出兵攻灭，吴亡，享国58年。


吴越简介
公元907年唐朝灭亡后，原镇海军节度使钱镠称王，建立吴越国。吴越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先后接受后梁、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北宋的册封。
公元975年，吴越王钱俶率兵作为北宋东路策应协助宋军攻灭南唐。
公元978年，吴越王钱俶“纳土归宋”，北宋和平统一吴越。吴越享国71年。



西吴简介
公元1351年，红巾起义爆发。江淮红巾军领袖郭子兴部将朱元璋崛起。
公元1363年，朱元璋在鄱阳湖水战中消灭强敌陈友谅。
公元1364年，朱元璋称王，建吴国，史称西吴。
公元1368年，朱元璋在南京称帝，建国号“明”，西吴政权随即结束。同年明朝北伐攻克大都，元朝灭亡，明朝276年国祚开启。


既然都是割据江东之地所建立，为何孙吴、吴越只能偏安一隅，而西吴却能乘势而上，由一个小政权一举统一全国？归纳起来主要有如下几个原因：



1、政治原因
政治上，三国时所推行的是九品中正制，容易使朝政被门阀士族所把持。
唐朝的三省六部制既有分工配合又互相监督，提高了行政效率。这也是吴越国祚长于孙吴的原因之一。但唐朝后期的藩镇割据削弱了中央集权，掣制了五代和十国统一全国。
而到了西吴所处的元朝，中央集权在与地方分权的斗争中处于绝对上风，而行省制的确立在行政体制上使中央集权得到了保证。也为西吴能不同于孙吴、吴越的偏安一隅而统一全国、变身明朝开启276年的国祚提供了制度上的保证。

2、经济原因
经济上，三国时屯田制刚兴起，改良的翻车被用于灌溉，造纸术也在之前的东汉时被改良。到五代之前的唐朝时，均田制已实行，海上丝绸之路走向繁荣，筒车和曲辕犁的推广提高了生产效率。
经过“永嘉之乱”和“安史之乱”后的两次经济重心南移给江东带去了大量的劳动力、先进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南方人口首次超过北方，南北方经济趋于平衡。唐朝商品交易冲破了坊市的限制，导致相对独立“市”的形成，唐朝中后期里坊制开始走向瓦解。火药也在唐末被应用于军事领域。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使吴越的国祚要长于孙吴。
而到了元朝，海上丝绸之路进入鼎盛时期，泉州成为世界第一大港。里坊制也在之前的北宋末年已完全瓦解，被街巷制所取代。《农桑辑要》和《农书》等著作的出现提高了农业生产水平，棉纺织也经黄道婆推广取代了麻纺织技术。社会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为西吴及后来的明朝统一全国并维持长达276年的统治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九章算术》是中国古代张苍、耿寿昌所撰写的一部数学专著





3、文化原因
文化上，三国时建安文学盛行，刘徽在《九章算术注》中提出了“割圆术”以计算圆周率。
而到了唐朝时，更具有影响力的唐诗兴起，圆周率也在唐朝之前的南北朝时期由祖冲之算出并精确到小数点后七位，雕版印刷术出现。文化上的繁荣也确保了吴越国祚长于孙吴。
而到了西吴所处的元朝，知识分子将注意力集中到底层人民的普通生活上，促进了元杂剧、散曲的繁荣。郭守敬创制了简仪和高表等天文观测仪器，主持了全国范围（27个观测所）的天文测量，编订的《授时历》，集前代各家历法优点之大成，是我国古代最优秀的历法。印刷术也在元朝之前的宋朝就发展为活字印刷术。文化上的进一步繁荣为西吴转变为明朝后能统一全国并统治276年提供了坚实的基础。




4、战略原因
除了政治、经济、文化原因外，孙吴、吴越、西吴（及后来的明朝）的国祚也跟自身的战略有关。
由前文所叙述历史可知，孙吴与曹魏、蜀汉的几次大战（赤壁之战、夷陵之战、石亭之战、东兴之战）都是防御型的，孙吴被动迎战是为了保存自身以延长国祚（夷陵之战和石亭之战成功帮孙吴争取到长时间和平的外部环境）。相比而言孙吴的主动出击多是虎头蛇尾，五次进攻合肥都铩羽而归，蜀汉灭亡后孙吴想借机拿下白帝城都被击溃。
跟孙吴相比，吴越的战略更为保守，不仅始终奉中原王朝为正朔，甚至连对外的大规模出击都屈指可数（主要被记载的就公元945~947年攻打福州及协助北宋消灭南唐），相比孙吴而言更成功的减少战争消耗保存了国力因而延长了国祚。其末代君主钱俶所言：“民为社稷之本。民为贵，社稷次之，免动干戈即所以爱民也。”更能体现孟子的民本思想。跟孙吴与吴越相比，西吴不仅有明确的战略指导（朱升早在西吴建立前就向朱元璋提出“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方针。
朱元璋本人对钱镠的思想和精神也是认可的，公元1391年钱镠后人建昌知府钱用勤因贪污被逮捕后，其家人将唐昭宗赐给钱镠的免死铁卷呈送给明太祖朱元璋求情，最终钱用勤被朱元璋赦免，可见朱元璋对钱镠是持认同态度的），还有多次以弱胜强的经历（最为典型的是在号称“中世纪世界规模最大水战”的鄱阳湖水战中大败陈友谅的六十万大军，因此成为赤壁之战后又一以弱胜强的典型战例），最终横扫群雄，将江东的其他起义军势力全部消灭，也为接下来推翻元朝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和丰富的作战经验。
而朱元璋的北伐战略“吾欲先取山东，撤彼屏蔽，移兵两河，破其藩篱，拔潼关而守之，扼其户槛。天下形胜入我掌握，然后进兵，元都势孤援绝，不战自克。”也与九百多年前东晋权臣刘裕的北伐步骤不谋而合。刘裕在拿下山东、河南、关中（朱元璋战略中的前三步）后由于年事已高在称帝不久后病逝而使北伐成果付之东流，由此可见其在北伐战略上的安排并无失误。这也更增加了朱元璋北伐成功的保证。




总结
综上所述，由于政治、经济、文化、战略等原因而使孙吴、吴越、西吴都是割据江东，但最终只有西吴变为明朝后成功统一全国且国祚各不相同。这也说明了对于国家而言，所处时代的政治、经济、文化背景只是决定国祚长短的基本因素，真正决定一个国家走向的是其战略方针。
自古江东多才俊，只有当政治、经济、文化等时代背景匹配上成功的战略，才能使国家的发展和历史的走向迈上一个新的台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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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之巅

沙发 山之巅说：
那个公园我去过。风景我是看不见，但是里面的香樟树味道倒是挺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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