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 张天师的兴起和没落

铁鞭01

楼主 铁鞭01说：
                东汉永平二年（公元59年），年仅26岁的原重庆市江洲县县委书记张陵，正式向朝廷提出辞职申请。
　　    这件事对于朝廷来说，是件小事。但对于中国历史来说，却是件影响深远的大事。
　　
　　    张陵，字辅汉，祖籍江苏省丰县，汉光武帝建武十年生，相传为西汉贤相张良的八世孙。从这一点看得出，他的基因是很过硬的。
　　    和所有后来有出息的人一样，张陵从小就显出与众不同的天赋：七岁时就精通《道德经》，而且“天文地理河图洛书无不通晓”！这就很了不起了，请问在座的看官，你们年纪也是一大把了，有哪个敢拍胸脯，说自己“粗通”《道德经》？
　　    当时还没有兴科举考试，但朝廷也有自己的办法，叫“贤良方正直言极谏科”，也就是让地方上的三老四少，看看自己周围有没有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人才，如果有，就推荐给朝廷做官。张陵读《道德经》读出了名，于是给推荐上去当了县级领导干部。这也是在汉朝，道家仍有很高的地位，如果是在明清，道家式微之时，张陵如果还想做官，精通《道德经》，甚至再加上《南华经》也没有用。人们要的是儒家学说，精通半部《论语》就可以治天下了。
　　    张陵弃官之后，没有回他的家乡江苏省，而是到了洛阳附近的北邙山隐居，学习长生之道。他这一行为的动机颇令人怀疑：北邙山是在洛阳旁边，这洛阳是个什么地方？东汉中央政府的首都！所以当时不少人议论纷纷，认为他嫌县官太小，动心思想走“终南捷径”。朝廷听到这种议论，派人去征召他，封他另一个官位：博士。这个官相当于孙悟空的齐天大圣，听起来好听，其实没有什么实权，纯属安慰性质。
　　    张陵坚决地说：NO！我不去！原因呢？病了！
　　
　　    你一个炼丹修行的人还会生病？蒙谁啊你？当时在位的是汉章帝，脾气不太好，一看他不识抬举，也就懒得理他了。
　　
　　    但后来发生了很多异事， 据说，张陵在修炼时，天降一只白虎，衔神符送到他的坐榻旁。又有人说，他得到了黄帝九鼎丹经，修炼成仙丹，服食之后，获得了分身隐形的特异功能：明明是坐着和你聊天，一站起来，立刻消失得无影无踪，让你一个人在那里目瞪口呆！
　　    在一个风和日丽，春光明媚的早上，有人看到他优哉游哉地泛舟池上，正赞叹这老道士真会享受之时，走到堂前，却发现他正认真地坐在蒲团上念经；到底哪一个是真哪一个是假？于是跑去问别人，别人却说，不会吧？刚才还看到他在客厅里陪客人说话呢，哪里在划什么船？大家摸不着头脑，一时都跑出去看，谁知刚出门，迎面碰上老道士正策杖衣葛，吟咏着看花而回！
　　    大家这才恍然大悟：张老师已经修炼成功了！
　　
　　    消息传到洛阳，此时汉章帝已经驾崩，即位的是汉和帝，听名字就知道这老兄为人和气。汉和帝一听，什么？有神仙？心中大喜，对他那分身隐形的道术更是垂涎三尺。你想，如果学会这种道术，当皇帝是一个多么快乐的职业啊？——汉和帝A严肃地在金銮殿和大臣们讨论国家大事，汉和帝B却在后宫里和佳丽们风流快活；而与此同时，汉和帝C正在翰林院里和文人学士们进行愉快的文学探讨；汉和帝D分花拂柳，带着几个小太监在御花园里欣赏大好春光！
　　    想到这里，汉和帝不敢怠慢，下旨：封张陵太傅之职，进冀县侯！
　　
　　    太傅大家都懂得，这是三公之一，属于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级的官职。至于冀县侯这个爵位，我们这里要岔开一笔讲解一下历史知识。
　　    关羽当年投降曹操，被汉献帝封为“汉寿亭侯”，后人多以为“汉”是朝代名，“寿亭侯”才是爵位名。这一认识深入民间，以致后来造假古董的还铸了不少“寿亭侯印”的印信。结果被行家一眼看穿，贻笑大方。
　　    汉时规定，十里一“亭”，十亭一“乡”；万户以上，或不满万户，为“县”。封侯的时候，看功劳的大小，初等的封“亭侯”，高一级的再封“乡侯”，再高一级的封“县侯 ，最厉害的封“郡侯”。关羽只是初建功勋，故只能封“亭侯”，他名义上的封地叫“汉寿亭”，所以叫“汉寿亭侯”。
　　   再看看诸葛亮，“功盖三分国，名成八阵图”，立下盖世的功业，他的爵位是什么？武乡侯！各位观众请注意：“乡侯”而已！
　　
　　    所以说，汉和帝封张陵为“冀县侯”，那是下了大本钱的。

铁鞭01

119楼 铁鞭01说：
此曲系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选词，在台湾称为“道教教歌”，是赞颂三清三境三宝天尊的一首颂赞曲
无极大道。元始法王。
天界神真供中央。说法说法放祥光。
流衍玄纲。万圣礼虚皇。
三十六部。太上真诠。
清微灵宝及先天。道德道德妙玄玄。
道力难言。玄妙藏先天。
玄中教主。万法宗师。
随方设教渡群迷。形上形上真道垂。
清净无为。天地悉皆归。

铁鞭01

118楼 铁鞭01说：
这本不是小说的小说体的东西我转发完了。仅供喜欢的朋友一观，作者用轻松诙谐幽默的笔法，为我们展现了作为中国历史最有影响的两大家族，南张北孔之一的张天师家族的兴衰荣辱的整个过程。如今的第六十五代天师在台湾带着，但地位已经大不如从前了。当代理天师羽化登真之后，还爆发了，张氏家族内部为了争夺天师之位，差一点对簿公堂的闹剧。更有马来西亚的一道长，对记者蒋，昨夜祖天师给我托梦，让我做天师，哈哈！就不怕祖天师找他雷劈了这私吗？
  本文最后附上一首道教教歌大三宝赞：这是第六十四代天师张恩普老道长所做，歌词在下一层。

展开无障碍播放器控制面板

铁鞭01

117楼 铁鞭01说：
                　　写后感一篇以谢各位看官：
　　
　　《张天师的兴起与没落》一文，有一点小遗憾：名字没有取好。
　　
　　当初就是随手那么一写，根本没有考虑这个题目确不确切，好不好听。因为，我只打算写一个小系列帖子，大概十多贴就打住。而且，只写祖师爷张道陵，其它天师好像不好玩，所以根本就没打算写。哪里曾想后来会写来写去，几乎写成了一部通俗的道教历史。
　　
　　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当初对文章的定位：好玩！只打算写一篇搞笑游戏文章，玩玩文字，供大家一笑。所以，一开始写得很马虎，不少熟悉历史的读者会发现，第一帖就有几个历史错误。如果放在后面，我会细心地去查证，但当时只想搞笑，哪里管得了这么多？
　　这种搞笑的路子，一直写到张盛回龙虎山为止。当时就有细心的读者评论说：楼主的文风变了。——确实如此，写到后来严肃多了，也细致多了。前面多取材于演义作品，打得很热闹，但深度和历史性不够。后来的写法，更加具有历史真实性。这样的代价是写得更辛苦：查找历史资料花了我大量的时间！
　　有读者会问，那么哪些地方是真的，哪里地方是乱编的呢？
　　其实很简单，那些铺叙搞笑的地方，就是我编的。比方说王重阳那一节，王重阳当酒吏等那些身世经历，都是于史有据的；而他上门收酒税那一段描写，则是胡编乱造的。
　　——有一点可以保证：涉及的基本史实，都是有言之有据的。
　　
　　写了这么长，自己多少有一种成就感。这里要感谢各位看贴的朋友，没有大家的鼓励，这篇东西是写不出来的。连载文章是一件有趣的事情，不往下写，自己多少会觉得不好意思。但有两件事很麻烦：一是准时，二是保证质量。挖过大坑的朋友应该知道，有时挖着挖着，真恨不得把干脆把自己埋了算了。
　　
　　承蒙大家的错爱，在本贴里写了很多鼓励的话语，特别是在被推为天涯头条之后。我很难像以前那样一一回复。很多朋友询问在下今年有什么新的写作计划呢？老实说，现在还没有想到。我近期只打算把本文好好修改一下，毕竟以前写得太急了。至于以后的打算，大家有什么建议，不妨告知梦飞。不过，题目可不要太难了喔！我毕竟只是个业余选手。
　　
　　再次谢谢大家！
　　
　　最后，希望能够和大家交个朋友，任何问题都不妨一起探讨探讨：
　　梦飞的联络方式：jianyinqh@gmail.com
　　
　　也欢迎到寒博一坐。不过，很不好意思的是，更新很慢。而且偏偏没有放张天师一文——因为太长了，懒得放上去。^_^
　　个人博客：http://dreamflyer.blog.sohu.com/
　　
　　嘿嘿，今天来这里正好看到。我还以为已经沉到底了呢！
　　
　　这位“大学士”兄先不要生气，如果真是出家人，心态平静最好。毕竟，大家都是读过道书的人，有道理讲道理。
　　
　　很高兴兄台看到文章的开头还有兴趣，但，请明白这一点。在下写此文，完全是站在一个局外人的角度来写的，压根儿没有想到什么“功德无量”。所以，请不必存有这个心态，以为我会因此为天师府歌功颂德，以免最后失望。
　　
　　您帖子里说的“是越往下看，肆意胡编乱造的现象越来越多，完全背离基本史实，随意捏造，哗众取宠的处随处可见。”令我有些不明白，请指点一二。究竟是哪些地方？我对天师府的研究没有您这么深厚。如果真的是像您说的这样，我是恶意瞎编的（细节除外），请举几个例子。我也会列出我的史料出处，加以印证。如果是我的史料有重大错误，没有问题。我会修订，并且在帖子中道歉。——再次申明：请不要拿细节说事。
　　
　　顺便问一句：您认为" 正一道教和天师世系的历史＂之中,"荒诞的描述"的成分有多少?
　　
　　至于张金涛主持是个多么好的人，我基本上没有什么兴趣。建议您另开一个帖子写来给大伙儿看看。
　　
　　我过去以为，出家人都是比较温文尔雅的，特别是在这个相对浮躁的社会。现在看来，说到“维权”也是会很激动。请“大学士”兄明了一点：当今社会，究竟谁会怕谁？所以，请不要先祭翻天印吓人。唯一的后果，恐怕是人没有吓倒，反倒会引来他人的一些讥嘲之言，有违清修之道，多少替你有些不值。
　　
　　还是有道理讲道理吧，这样，也好让人们对当今的天师府，稍稍多增添一点敬意。

铁鞭01

116楼 铁鞭01说：
                　　后序：道教——“道”在何方？
　　
　　                               （一）
　　
　　    三年前的一个黄昏，我下班独自回家。当时，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不大的巷子，从巷口出去，是一条繁华，但有些杂乱的街道。
　　    巷子里一向很清静，但那天却有点不同。
　　    我赫然发现，巷口那一小片空地上，居然搭起了一个戏台子，灯火通明。走过去一看，戏台旁边，供着一个道教的神像。记忆中，好像是什么“天帝”、“皇爷”……总之，模样和传说中的玉皇大帝差不多，一身金黄的锦绣，手上端端正正地握着一片笏，面容慈祥。
　　
　　    戏台的一角，坐着几个老者，持着胡琴、铙钹、琴萧等传统乐器，在不紧不慢地演奏着。戏台的中央，有一个中年女人，全身戏服，一边用南方方言念着道白，一边一板一眼做着动作。
　　    我从戏台下面走过，好奇地往台上望去。突然，我发现，那个老女人也正在紧紧地盯着我看。我略感觉有点怪异：这个女人约有五十来岁，脸上白白的一层脂粉，却掩不住眼角岁月的痕迹。她面无表情，手上做着动作，涂满口红的嘴巴随着唱词刻板地一张一合，但双眼却随着我的身影骨碌碌地动个不停。
　　    ——我在看着她，她也在看着我。我想，她大概也是有点寂寞吧？
　　
　　    台下，是几排红塑料座椅，把空地摆得满满的，看上去红红的一大片。但是，座位上却是空无一人。那个老女人，完全是在对着一片空地，卖力地演唱。
　　
　　    我走了过去，到了小巷的尽头，我回头看了看：戏台上依然灯火通明，音乐悠扬，老女人依然在卖力地唱着，台下依然是空空荡荡，无人喝彩……
　　
　　…… ……
　　
　　    ——人都到哪里去了呢？
　　
　　                                （二）
　　
　　    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之后，几乎所有的主要宗教，都掀起了一股复兴的势头。有些社会学者形象地把它称为“上帝复仇”——当年尼采借查拉图斯特拉之口，喊出了“上帝死了”。然后，六十年代的西方颓废主义和激进主义、中国的“破旧立新”的“文化大革命”……宗教界的人们个个郁闷不已，连远在梵蒂冈的教皇，提到“毛泽东”这个名字也是一脸的无奈。
　　
　　    但，出乎人们意料之外的是，“上帝”居然回来了，只不过换了一身“新衣服”：中东伊斯兰教的复兴运动，让整个世界感到震惊；基督教堂则把电吉他和现代乐队搬了进去，吸引了一大群一大群的年轻人；连远离尘嚣的佛教也不甘人后，例如，台湾的证严法师和星云法师，信徒都是以百万计。前者以“行”为主，创办了信徒满天下的“慈济”组织；后者宣扬“人间佛教”的理念，使佛教迈出了庙堂，走向了人间。即使是在中国大陆，人们也发现，新修的佛教寺庙不断地涌现，香火还一天比一天旺盛……
　　    往往越是在物质发达的时候，宗教的力量便越能显示出来。弘一法师李叔同认为，人的生活，可以分作三层：一是物质生活，二是精神生活，三是灵魂生活。物质生活就是衣食，精神生活就是学术文艺，灵魂生活就是宗教。弘一法师的定义不一定适用于每一个人，但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却可以说是一种必须。
　　
　　    然而，在这样一股蓬勃的宗教复兴浪潮之中，我们发现，中国唯一的传统宗教——道教，却令人遗憾地成为一个缺席者。你只有在诸如成都青羊宫之类的道观附近，才可以看到道士们玄衣飘飘地走过。或者在开某级“代表大会”时，主席台上的角落里，还可以看见一个老道士落寞的身影。
　　    道教，已经在慢慢退化成为一种摆设，一件文物，或者说一个化石。
　　
　　    遥想起当年道教在中国蓬勃发展的景象，想起韦应物的“涧底束荆薪，归来煮白石。 ”，李白的“霓为衣兮风为马，云之君兮纷纷而来下，虎鼓瑟兮鸾回车。仙之人兮列如麻。”即使本身不是道教徒，我们也不能不为道教的今天，感到一种发自心底的悲凉！
　　
　　    历史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十字路口，道教，却似乎没有真正找到自己脚下将要走的那条“道”。
　　
　　                                 （三）
　　
　　    日本学者的当年在研究道教时，遇到一个很简单，但很让人挠头皮的问题：什么是道教？
　　
　　    对于道士们来说，这个根本不是个问题：道可道，非常道嘛！说得清楚还叫什么“道”教？但对于现代的学者看来，概念问题可是一点都马虎不得的。于是经他们研究发现，在中国至少存在着两种道教，名称上可以多样化：“民众道教”VS“成立道教（教团道教）”；“通俗道教”VS“理论道教”；“民众的道教”VS“哲学的道教”等等。
　　
　　    “民众道教”、“通俗道教”是一回事，它的源头可以上延至黄帝时期的巫术和原始宗教，殷商时期的祭祀和信仰，然后是《山海经》之类传说中的神仙信仰，楚地的巫祝淫祠等等，一直到后期中国民间的自然神灵崇拜和鬼神崇拜。你走到乡下去，看到一块不小心长得略似人形的石头，旁边便自然会有好奇者点摆上的香烛；村口那棵稍微老一点点的榕树，拜满身的须发所赐，居然也得以享受人间的香火之奉。我见过最夸张的例子是这样的，有人在垃圾堆扔了一个短腿的芭比娃娃。第二天，旁边赫然摆着一碗百米，两只红烛！
　　
　　    “成立道教”、“理论道教”、“哲学的道教”三个概念指的大致是同一种东西：正式的道教团体和理论。春秋战国时期老子的道家开头，提出了一种“清静无为”的思想。紧接着是庄周的发扬：“天人合一”以及被后人大为推崇的“养生之说”。再下来，还有申不害、邹衍等人的“黄老哲学”、“阴阳说”、“易学”、“五行说”等等一大堆让人云里雾里的理论。——如果您都学习过了，那么恭喜您！您可以像魏晋人那些潇洒地谈“玄”了。
　　
　　    张道陵的最大的功绩在于，他巧妙地把这两者结合起来，建立了第一个具有完备宗教教团，却极富有民间宗教特点的“五斗米”道。道教在他的手中宣告成立，不过，最后的完善，还要等待南北朝的陆修静、陶弘景、葛洪、寇谦之等著名高士。这些人为道教创建了完整的斋醮仪礼、神仙图系、教团组织规范等等，使道教左看右看，都更像一门真正的宗教了。
　　
　　    但病根就在那个时候留下的：虽然“两种道教”被勉强捏合成了一种，但道士们毕竟没有张道陵先生的分身法，可以一下子抱住两颗树。唐朝那时候就有些勉强了，道士们一半在深山专心地修炼，另一半便跑到深宫里帮皇帝老儿炼“仙丹”。到了明清时期，大多数道士在这两条路中间，选择了比较好走的那一条：“民众路线”。读经书、打坐练内丹、提高精神修养，这些都是枯燥而伤神的事情。哪里有扶乩、算命、捉鬼好玩、易玩？更重要的是，你一个人躲在深山打坐，未必玉皇大帝会深受感动，往你的头上丢一两块碎银子？
　　
　　    粗糙、简易、短线的操作，其实是对自身实力的一种挥霍。这大概是后期道教陷入困境一个内部因素。时代和人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科学知识的普及。现在，随便在街上抓一个人，基本上都相当于几十年前的“知识分子”。你还能指望他们相信，在白云深处，有一个灵霄殿，里面还住着一个“叫玉皇大帝”的人；而在灵霄殿的上面的上面，还有一个兜率仙宫，里面住着个白胡子老头叫“太上老君”吗？
　　    那些还相信道教之中，近乎于巫术的那一套技法的人们，正在一天天地老去、死亡。年轻人多半正在朝教堂拥去。现在，靠这些粗糙的技法，还勉强可以蒙住几个没文化的老头老太太，收几文小钱，但到底还能够维持多久呢？
　　
　　                             （四）
　　
　　    对于道教的救渎，我们还经常听到一种提法：道教文化。听起来是好听，但现在什么都可以称作“文化”：酒文化、茶文化、筷子文化，甚至听说还有“厕所文化”。到最后，“文化”这个词汇，简直就成了对真正意义上的文化的侮辱了。
　　
　　    而对于一门宗教来说，把它称为“文化”，其实是一种降格。“文化”属于精神生活范畴，“宗教”属于灵魂生活范畴。把道教降解成太极拳、气功、养生术等等，各取所需，却把对灵魂和生命关注那一块，像多余的肉皮一样，看都不看一眼就扔进故纸堆里。人们现在对道教的态度，仿佛就像把一只活生生的仙鹤杀掉，肉拿来煮汤养生，羽毛铺成扇子，夏天里好扇扇风。
　　    ——至于仙鹤的不凡风度和声动九天的唳鸣，却是无人理睬。
　　
　　    然则，道教作为一门久远的宗教，难道在当今社会，真的就没有容身之所了吗？
　　    其实不然，对于现在忙忙碌碌的都市人来说，寻找一片可以栖身的清静之地，是一种生活的必需。例如，佛教的“禅学”，甚至包括日本佛学流派“日莲正宗”，都可以在世界各地，包括西方的各大城市中，找到越来越多的信徒。道教理论中的“清静无为”、“天人合一”、“内丹说”等修身养性的理论和方法，说起来远比它们深刻，其实不难在现代社会中找到自己的立足之处。关键是需要有一个人，或者一群人，给它披上一件适合于现代生活的“新衣”。那些穿着缝缝补补的道袍，头发蓬松的老道士形象，已经完全可以放进历史黄卷里了。而真正的现代道教徒，却还没有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
　　
　　    这样的道教徒，最终会在我们身边出现吗？道教，是否还会有一次涅磐重生后的长鸣呢？
　　
　　    ——答案无人知晓。

铁鞭01

115楼 铁鞭01说：
                　　　（一一八）
　　
　　    民国三十八年（公元1949年），龙虎山正一派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携长子张允贤和天师玉印、法剑，经香港到了台湾，暂住台北觉修宫。次年，他在台北设置“嗣汉天师府驻台湾办公处”，接着，又组织了“台北道教会”和“台湾省道教会”。1957年，对岸成立了“中国道教协会”，岳崇岱当选为会长。就在同一年，张恩溥组建了“中华道教居士会”。后来，“中华民国道教会”在1968年成立，张恩溥被推选为第一任理事长。——当然，“中华民国道教会”的管辖范围没有超过出台湾这个小岛。
　　
　　    对于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真的是个很复杂的时期。光是全国性的道教组织，就多次闹“双胞胎”。从民国初年的“中华民国道教会”和“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到后来的“中国道教协会”和“中华民国道教会”。天上的道教诸神看了想必也很伤脑筋：到底该去享用哪一边的香火呢？
　　
　　    所以说，“名分”这个东西，不仅害人不浅，也是害“神”不浅。
　　
　　    张恩溥先生的这一生，就一直不停地和“名分”纠缠不已。很难说得清他到底参加或者组建了多少个“道教会”，总之是到一个地方就是开会，一直没有闲着。当初在上海的时候，为了争夺“上海市道教会”的领导权，还和全真派领袖李理山先生闹得很不愉快。没有办法，张恩溥先生要向张道陵祖师爷负责，李理山先生要向王重阳祖师爷负责，双方各为其祖，两家的纠纷从元朝一直争到民国。直到后来张恩溥先生去了台湾，李理山先生死于劳改狱中之后，双方弟子才在表面上，停止了这种无聊的争斗。
　　
　　    历史不会允许假设，“如果”这个词语，后面常常跟着一长串的叹息。张恩溥先生终于永远地逃离了龙虎山，留下的是一个破残的上清宫——在民国时曾经一度改为小学校。据说，到了解放初期，整个上清宫只剩下门楼、午朝门、钟楼和下马亭等破败建筑，道士们完全星散，常住居民只有几个奇形怪状的乞儿饿殍。十多年后，“文革”来临，残存的建筑物，被红卫兵们干脆利落地毁个罄尽！只剩下一口伏魔井（当年宋江李逵们呆过的），在一片荒烟蔓草之中，黑洞洞地无语望着苍天……
　　    山下的天师府稍微保存得好一些，在建国后，很长一段时间，都被改为了贵溪县第三中学。虽然也是斯文一脉，但莘莘学子们在当年名震华夏的天师府中，捧着书本学习“反封建迷信“的知识，想起来也令人顿生一种无可奈何的幽默。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曾经说过：“毛泽东要改造中国，正如中国第一位皇帝秦始皇焚书坑儒，要彻底消灭过去一样，毛泽东也要擦去旧中国，描绘一幅新中国。然而，毛泽东却试图在瓷砖上镶嵌着的旧中国画面上画画，雨水一来，毛所描绘的画面就会被冲走，镶嵌在瓷砖上的旧图画又会重新浮现……”
　　    几十年的风雨之后，历史又是一番轮回。旧的回忆，渐渐在人们脑海中浮现。中学搬出了天师府，上清宫也开始重建。一切看起来都那么生机勃勃，就像雕梁画栋上那些鲜艳的油漆一般。但，“种桃道士归何处”？物是人非，洗掉的一切，是不是都可以重头再来？
　　
　　    ——如果张恩溥先生留在龙虎山没有走，历史又会怎样写呢？
　　
　　    毛泽东对江西这一家人有一种很奇怪的看法：他对后来的张天师都有一种发自内心的轻视和鄙夷，但对最初几位张天师却颇有兴趣。
　　后者的原因是，老人家别出心裁地认为，张道陵、张鲁的“五斗米道”吃饭不要钱，很符合社会主义的理想：“三国时候，汉中有个张鲁，曹操把他灭了，他也搞过吃饭不要钱，凡过路人，在饭铺里头吃饭、吃肉都不要钱，尽肚子吃。这不是吃饭不要钱吗？他不是在整个社会上都搞，而是在饭铺里头搞，他搞了三十年，人们都高兴那个制度，那里有一种社会主义作风。我们这个社会主义由来已久了。”
　　    所以要学习！为此，老人家还专门指示印发《三国志》里面的张鲁传，给各位中央委员们看。当时是1958年，正好是著名的吃饭不要钱的“食堂化”开始盛行的时候，而离后来六零年的大饥荒也仅仅只有不到两年时间。
　　
　　    但另一个方面，毛泽东对这两位社会主义先驱者的后裔却很不不以为然。他说，“张道陵的五斗米道，出五斗米就有饭吃。传到江西的张天师就变坏了。吃粮食是有规律的，像薛仁贵那样一天吃一斗米，总是少数。……”，“张鲁的祖父创教人张陵，一名张道陵，就是江西龙虎山反动透顶的那个张天师的祖宗，水浒传第一回描写了龙虎山的场面……”
　　
　　    如果张恩溥先生听到这段点评，一定会庆幸自己腿脚跑得快。“封建余孽”、“大地主”……再加上这个“反动透顶”的头衔，“文革”前肯定就被收拾了，根本轮不到红卫兵来动手。说起来很凄凉，但又很现实：你要对方尊重你，至少你得是个有一定级别的对手吧？像当时的西藏的那位，别人毕竟有这么一大块地，一个完整的政府机构，一支军队（虽然很不经打），以及一大群俯首帖耳的信徒。但张恩溥先生呢？毛泽东手下的方志敏、邵式平，带群农民就干净利落地把场子给挑了，根本就是不堪一击嘛！
　　    ——更糟糕的是，张恩溥先生这样一个手无缚鸡之力的角色，在四十年代后期，居然还接受了蒋介石给的第二十军副军长的虚衔。——你拿什么打仗？撒豆成兵么？最后的唯一的结果，是活生生地在众多恶谥上面，又加了一顶“反动军官”的大帽子。
　　
　　    所以张恩溥先生这么一跑，还是相当明智的。“最是仓皇辞庙日”，不知道他最后望龙虎山祖庭的那一眼，是否噙满了泪水？
　　
　　    1969年，张恩溥先生在台北逝世。连他自己的儿子张允贤，这时早已故去。不得已，只好立族人堂侄张源先为嗣，“经有关机关同意”，立为第六十四代天师。不过，这位天师似乎管辖范围很小，不仅外界没有几个人承认，就连台湾内部好像都拿捏不稳。当年立嗣的时候，为了每个月四千元新台币（合人民币不到一千元）的天师府经费，还被那位逮谁咬谁的李敖大师尽情讥讽了一番：“我说张天师可以歇歇，并不是说他不必立子嗣、延烟火，他自己生不出儿子，想找个别人的儿子过继，这是他的自由，我不能干涉，就如同他要登坛作法、炼汞烧丹，我不能干涉一样。但是他为了过继个儿子，竟要政府移转预算，用老百姓的税捐来延续他们那“一道青烟”，这就未免得寸进尺了！”
　　
　　    大陆当然也不认可张源先先生这位新的“天师”，不过，倒也没有自己选一位出来对抗。后来，上清宫，天师府修整一新后，政府找来了张恩溥的外孙张金涛（原名卢金涛）和张恩溥的侄孙张继禹主持龙虎山的道教事务。当然，他们的两位还同时拥有一大堆其它以“副”字开头的头衔，以及若干“委员”、“代表”等等，算下来似乎不见得比张恩溥先生当年的头衔来得少。
　　
　　    ...... ......
　　
　　    “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这句魔咒，在张恩溥先生逝世后，似乎越来越近地在张家后人的头上盘旋。像一个挥之不去的噩梦，让卷入其中的人们眼睁睁地一筹莫展。时间一天天地流逝，台北天空中白云和龙虎山峰峦中的白云，同样地舒卷不已。草木依旧，山下的世界却依然在不定地变幻着，没有片刻的停息……
　　
　　（全文完）

铁鞭01

114楼 铁鞭01说：
                　　　　（一一七）
　　
　　    民国时期，道教被冲击得落花流水，基本上陷入奄奄一息的境地。但偏偏就在这种时候，它却吸引住了不少研究者的目光。这种现象，仿佛一群生物学的教授，发现了一个濒临绝种的物种一般。
　　    其中，跑得最快的又是日本人。日本著名的道教研究学者，除了前面提到的窪德忠和吉冈义丰外，比较有名气的，至少还有小柳司气太、津田左右吉、平野义太郎、福井康顺、五十岚贤隆、幸田露伴等等。喜欢文学的朋友应该熟悉其中的一位：幸田露伴。此人道教方面的研究不算顶尖，却是一个十足的文坛顶尖高手，
　　
　　    中国的道教，却让日本人抢先研究个够。这一点让国人相当尴尬。不过，在当时（甚至可以包括现在），这样的尴尬已经够多的了。比如，谁都知道敦煌在中国，而敦煌学却是在日本。日本人除了对中国一直有一种强烈的好奇心和占有欲外，在现代社会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上，都是当时的中国学者望尘莫及的。《红楼梦》中那句话：“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也完全适用于国运的兴衰。大致上来说，在一个极端落后的国家，除了风景之外，不用指望看到其它令人激动的东西。
　　
　　    后来，中国本土的学者，也开始慢慢地把道教作为一个独立的文化现象来研究。第一位比较科学地研究道教的学者，叫刘师培，此人一生经历很富有传奇性。前半生是真正的革命者，和章太炎等人交往甚密；后半生是真正的反革命者，投靠满清重臣端方，后来还成为袁世凯“筹安会”的重要成员。但在另一方面，他又是货真价实的国学大家，以及闻名天下的“怕老婆的男人”和“戴绿帽子的男人”。早在1910年的时候，他就跑到白云观去研读道藏，“日尽数十册，每毕一书，辄录其序跋。”刘师培在日本留过学，他开读《道藏》的最大意义，是第一次有人抱着研究的眼光来读，而不是试图从《道藏》中找到升仙或房中术的秘方。
　　
　　    接下来研究道教的，还有陈垣、陈国符、汤用彤、许地山和冯友兰，其中比较突出的是许地山。许多人都读过他的散文名篇《落花生》，知道他是个有名的乡土作家。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位高手曾经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和英国牛津大学研究宗教史、民族学和哲学，是中国当时唯一一位受过宗教学训练的学者。他的著作《道教史》和《扶箕迷信底研究》，一直是中国道教研究的扛鼎之作，具有国际学术水平。
　　
　　    遗憾的是，以上那些研究道教的学者之中，没有一个是信奉道教的。当时中国本土研究道教的著名学者，真正算是道教中人的，恐怕只有区区两人：陈撄宁和易心莹。其中陈撄宁是个真正的聪明人，他敏锐地看出了道教真正的弊病，提出了一个聪明的解决方案：“仙学”。
　　    陈撄宁的“仙学”内涵很复杂。简单地说，“仙学”的现实目的是“益寿延年”，而其最高境界则是追求“长生久视”。那么，要通过什么手段才能达致这个目的呢？陈撄宁的办法说起来很简单：道教的各种养身术，尤其是“内、外丹道”。修炼到了极点的人称为“仙人”。陈撄宁认为，所谓的“仙人”，“乃是精神与物质混合团结锻炼而成的长生者”。——有一点可以肯定，上至高居兜率天之上的太上老君，下至喜欢跑到人间到处乱逛的吕洞宾，听了这个定义，心中都会郁闷不已。
　　    但是，如果从道教本身的利益来看，陈撄宁的这些建议却是一个死中求活之法。他试图把以前那种玄之又玄，云里雾里的虚幻道教，真真切切地请回到地面上，成为符合人们需要的，可望又可及的“人间道教”。
　　
　　    一般的聪明人，往往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而高明的聪明人，则不仅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所在，还能够找出解决问题的方法。陈撄宁先生应该是介乎于两者之间：他能够发现问题的症结，也能够提出解决的办法，但，至于这个办法是否真的具有可操作性呢？那就不得而知了。我们只知道，陈撄宁当年提出的“仙学”，现在已经成了故纸堆中，供学者们进行研究的一个名词。
　　
　　    陈撄宁和易心莹两人的身份充其量只能算是道教的“居士”。当时，真正的道士们，已经完全丧失了研究和创新的能力。像陶宏景、葛洪、寇谦之、张继先等先辈高道们的身影，在二十世纪早已无法寻觅。道教，在中国知识分子这个最重要的社会群落之中，已经提前宣告集体退场。这一点非常的致命，因为它意味着在中国的社会里，道教已经不再拥有任何话语权了。虽然有些时候，为了某种需要，人们还会把它像只花瓶一样摆出来。但同样是摆在主席台上，和那只不起眼的麦克风相比，花瓶虽然看上去很美，却永远不会发出任何一点声音。
　　
　　    自从鸦片战争之后，随着中国国门的渐渐洞口，中国知识分子的人群也渐渐开始发生变化。社会话语权力，慢慢从那些一身土锈的冬烘书生那里，转移到了具有现代意识的新知识分子手中。这群新兴知识分子的第一次献声，是发生在1895年的“公车上书”事件。最早拥有一些现代意识的那群知识分子，其代表人物应该算康有为和他的弟子梁启超。他们的头生虽然还留着长长的辫子，但脚下已经开始悄悄地穿上皮鞋了。
　　
　　    很遗憾的是，康有为一开始就对道教没有什么好感。他喜欢的是儒家思想，一心想把儒家定位为国教。第一个提出废除“淫祠”的恰好就是这位康圣人，他给光绪皇帝上书说，中国民间寺庙林立，百姓日以拜神为事，此等习俗让“欧美游者，视为野蛮，拍像传观，以为笑柄。”实在是“国之大耻”！况且流风所及，侨居南洋的海外华人社会也是“妖庙繁立”，“重为欧美所怪笑，以为无教之国民，岂不耻哉？”
　　    所以，康圣人给光绪的建议中就有这么一项：《请尊孔圣为国教立教部教会以孔子纪年而废淫祀折》
　　
　　    康有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多风光几年，他的“新党”便迅速长出了白胡子变成了“老新党”。孙中山毫不客气地敲掉了他头上的光环，话语权扑腾一下跳进了更激进的革命党人手中。对于道教来说，更糟糕的事情发生了：这位信洋教的“孙大炮”，不仅反对崇拜偶像，而且还要亲自动手付诸于实践。他曾经一把撕下关帝爷的画像，还拔掉过玉皇大帝塑像的手臂，切断金花夫人塑像的手指头。为此，他大大地激怒了附近的乡亲，最后不得不郁闷地逃到了香港。
　　    后来，李烈钧都督之所以赶跑张天师，国民政府之所以颁布《神祠存废的标准令》，从孙中山那里就可以找到事情的源头。真正前来拆庙的其实不是那些提着洋枪洋炮的士兵，而是驱使着士兵们前来动手的那种无形的思想。
　　
　　    到了“五四”前后，中国的知识分子发生了第三次嬗变，更新的“新党”取代了李烈钧那些“半新不旧”的“新党”。这一次，一呼百应的领袖人物是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和鲁迅。“十月革命”一声炮响，并没有给陈独秀送来半颗炮弹，而是送来了一种比炮弹还厉害的思想。1918年，陈独秀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偶像破坏论》，他的主张比前面所有的人都激进：“一切宗教都是一种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骗人的，玉皇大帝也是骗人的；一切宗教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无用的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
　　
　　    此后，所有那些打击道教和其它民间宗教，废除庙观的行动，基本上受到了知识界的普遍认可。从康有为到陈独秀，那些先后控制着知识界话语权力的人，都有一种普遍的焦虑心态。他们发现中国的全面落后，也找到了落后的根源。为了试图在短时间内改变这种局面，他们提出了很多激进的举措。放在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来看，这一点无可厚非，治重病用猛药，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过，在倒掉洗澡水的同时，有时连孩子也一起泼在地上，这也是个事实。
　　    更糟糕的是，当知识界吹起号角之后，或远或近，被这种思想所感染的政治人物们，便开始利用国家权力的手段，强行加以推行。例如光绪帝之于康有为，国民政府之于孙中山，人民政府之于陈独秀、李大钊……至于推行的过程中采取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手段，收到的是一些什么样的效果，则完全不是知识分子们所能控制的了。
　　
　　    如果是在南北朝、唐宋、元明那些时候，遇到这种不利的局面，道教完全可以运用手中那些或多或少的话语权力，拼死进行反击！但到了二十世纪，道士们除了一次次被动地挨打，还能做些什么？他们的境遇，正如无锡街头那位落魄的道士一样：盲着双眼，无奈地背着鸦片烟枪和胡琴在街头流浪，用呜咽如夜间的泉水一样的琴声，试图打动身边那些无动于衷的路人，来换取几块可怜巴巴的铜子儿……
　　
　　    “古调虽自爱，今人多不弹”。无锡街头那位盲人，是一名正一派的道士，绰号“小天师”，姓华，名彦钧，一般人叫他“瞎子阿炳”。

铁鞭01

113楼 铁鞭01说：
                　　　（一一六）
　　
　　    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窪德忠，1942年曾经的到中国研究道教。他跑了不少地方，如沈阳、北京、太原、济南、青岛等，还在全真教的祖坛白云观住了一段时间。一路上，他惊讶地发现，“很多道观虽然建筑雄伟，但内部荒废，道士仅有两三名，神像被尘土覆盖，或缺胳膊少腿。”另外，“有些道观变成了学校，警察、士兵的宿舍，商店，饮食店，或工厂……”这位日本学者听说太原有个元通观，藏有一部《道藏》，非常有名。于是乐颠颠地跑去找，几个小时后终于找到了，上前一看：元通观已经变成了当地的餐饮行业事务所。其职能早已从关心人民的精神粮食，转换为关心人民的物质食物了。
　　    窪德忠在书中说，对于像他这样一个十分关心道教的人来说，看到这副景象，心中不免有些酸楚，这种心情久久不能忘怀。
　　
　　    从窪德忠先生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国民政府的《神祠存废的标准令》执行得不错。造成这种惨状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当时连绵不断的战争。中国人打来打去之后，日本人又掺和进来打个不停。《道德经》曰：师之所处，荆棘生焉，大兵之后，必有凶年。处于“凶年”之中，不管你是在家的俗人，或者出家的和尚道士，命运统统如草芥一般，更何况是那些不会说话的庙观、庵堂？
　　
　　    另一位日本学者吉冈义丰，从1940年到1946年，在北京住了六年，其间经常到白云观小住，对那里道士的生活非常熟悉。据他研究，当地的道士，出家时的年龄介乎于12岁到20岁之间，出家的动机多种多样，但大致归纳下来有以下四种：
　　
　　1．决心修道登仙的；
　　2．追求隐居清静生活的；
　　3．家境穷苦无力抚养孩子，舍子从道的；
　　4．体弱多病，过世俗生活有困难的；
　　
　　    不幸的是，绝大多数道士属于后两类，像当初张道陵、寇谦之那样的志愿人士基本绝迹。就连王羲之、李白那样的高级票友，也很少有听说了。自然，这样的后果是相当恶劣的。道士们的基本素质变得越来越低下。吉冈义丰和窪德忠人都不约而同地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前者评论说，“......杰出人物很少。大部份道士对道教认识不足，缺乏精神力量。”
　　    后者对当时白云观道士日常生活的观察是这样的：“识字的道士仅是少数，我同他们笔谈都不可能，很使我失望。我还发现有的道士成天无所事事，到处晃荡，或晒太阳打发日子，而且这种道士还不少，使我非常诧异……”
　　
　　    从清朝王常月中兴全真教之后，“临济、龙门半天下”，全真教在道教中的地位和影响，基本上盖过了张天师领导的正一派。从以上两位学者的叙述我们可以看出，当时全真教的核心之地北京白云观已经是这付凄凉境地，其它地方的中小道观可想而知了。
　　    例如，住在敦煌莫高窟的王道士，为了几块银元，便出卖了大量价值连城的文物，把全天下的中国人都气得恨不得每个人上前捶他两拳。王道士俗家姓“王”，这倒没有什么，天下姓王的太多，鄙视不过来。但他的身份是“道士”，这就有点尴尬了。事情被揭露后，众多的道友便只好跟着他挨骂。
　　    说起来，王道士也有他自己的委屈：他和当时中国大多数道士一样，是个没有文化的文盲。你能指望一个乡下的文盲老道，能够具备多高的爱国主义精神和文物鉴别能力？换一个平常的老农民，情况又能怎么样？——老农民种高粱，种小麦，忙时吃干，闲时吃稀，遇到年成不好就挑着担子逃荒；王道士给人画符，念经超度，有生意吃饼子，没生意饿肚子，实在没辙了就打包四处云游混饭吃。唯一不同的是，老农民多少还有间破草房，王道士连间破草房都没有，只好借住在很久以前的和尚庙里。
　　
　　    道士们素质的极端低下，以及生活的极端贫困，闹出了很多像王道士那样令人哭笑不得的事情。到了公元1946年的时候，另一件可怕的事情发生了。而这一次，发生的地点恰好正是全真派的大本营：白云观。
　　
　　    这一年11月11日的深夜，白云观一如既往地进入了寂静的深夜。当时，为了省钱，白云观没有安装电灯。道士们生活清苦，又没有什么娱乐，晚上总是早早第熄灯睡觉。窪德忠曾经说，“ 在白云观我才真正体会到了寂静的含义，那种寂静我至今不忘。”
　　    但那一晚的寂静却让人毛骨悚然，在一片寂静中，一群道士在许信鹤、杜信龄、马至善等人的带领下，破门而入，闯入方丈方丈安世霖、监院白全一的房间。一进门，二话不说，一把白灰先冲眼睛撒过去。然后，绳套往脖子上一拴，五花大绑，生拉硬扯地把两人拽到方丈院内。在那里，早已经架好了木柴，甚至连煤油都浇好了。——白云观的道士点灯没有油，烧起人来油倒是充足等很！
　　    方丈安世霖刚被扑上白灰的那一刻，就已经知道大事不好了，便不住声地苦苦哀求。但那伙道士不容分说，把二人往柴堆上一架，捆好，立刻就点火烧人！可怜安世霖和白全一两人，当时不外乎四五十岁，正值盛年，就这样被活活地烧成一堆灰烬！
　　
　　    当年忽必烈问白云观的道士，是否真的可以做到一持咒，便能够“入火不烧”？元朝时候白云观道士胆小，没有一个人敢去试一试。几百年过去，到了民国时候，白云观的主持方丈和监院，在其他道士的协助下，用铁的事实证明了：不管怎么持咒，入火还是被会被烧得很惨！
　　
　　    烧完了人，许信鹤等人才拿出一张纸，当众宣布二人的罪状：奸盗邪淫,盗卖庙产,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对道众生活苛刻,不给饱吃等等，根据道家的”老子家法”，处以焚尸之刑。——也就是说，这是道教内部的家法，其他人等不得干涉！
　　    其实，以上罪状多是欲加之罪，例如，里面最奇怪的“变卖施主的老猪，老羊”一项，许信鹤等人的具体解释是这样的：“盗卖多年长生猪、马、牛三宗,乃施主不忍杀害,送来养老,终年以粮施生。安、白竟敢私自盗卖,置数十生命于不顾,残暴行为盗贼亦所不能。”——这也够得上被活活烧死么？至于“奸盗邪淫”，料那两个道士也没这本事。即使是有那贼心，也没有那贼钱。卖几口猪羊那点碎银子，未必就敢往八大胡同闯么？
　　    当时的道士生活相当清苦。衣服破烂：“白云观的老道铺衬精,身穿的纳头补三层”。伙食极差：没有做工的一天两顿，早上十点和下午五点；有工做的三顿饭：八点、十二点和下午六点。每顿饭的内容和一般的城市平民差不多，不外乎是稀饭咸菜窝窝头之类，要想吃饱纯属妄想。安世霖等上层管理人员自己的生活恐怕也好不到哪里去，“不给饱吃”是事实，但这个事实要安道霖来承担，恐怕也有点言过其实了。
　　
　　    真正的原因是内部的权力斗争。安世霖当年还是监院的时候，勾结白世一，把当时的方丈陈玉坤赶跑了。陈玉坤的弟子、朋友、支持者、同情者便纷纷联络官府，多次出来打抱不平，试图把安世霖一伙给赶下台。这场“持久战”从抗战前，一直打到抗战后。后来，日本人都被赶跑了，陈老方丈也早死了，双方的争斗还是不肯停息。白云观一路来有交好官府的传统，好几次，“反对党”领着官方人员雄赳赳地要来“接收庙产”。一进门，却见安世霖悠闲地袖着双手看金鱼，一付满不在乎的样子。如果手上捏把鹅毛扇，活脱脱的就是个孔明第二。
　　    到最后，“反对党”那一派总是灰溜溜地失败而回。安世霖道长并没有太上老君做主，也没有烧道符请关公下凡助拳。他获胜的原因很简单：在官府的靠山比对方大！
　　
　　    所以，后来许信鹤等不得已，方才出此下策。他们天真地以为，这是道教内部的事，有“老子家法”顶着，官府也拿他们没有办法。俗话说，清官难断家务事嘛！
　　    但官府还是被这群全真道士的胆大妄为吓了一大跳：厉害！什么年代了，两个大活人，说烧就烧了？当年全真道的邱处机祖师爷算够彪悍了吧？比起这些后起之秀，怕也只好退避三舍呀！——天亮之后，官府按名单抓人，一共抓捕了观内外有牵连的道士三十六人，恰好合道教的天罡之数！
　　
　　    白云观出了这一大惨案，全真派从此一蹶不振。而在南方，张恩溥先生早就被人抄了家，游了街，“一蹶不振”得已经习惯了。对于整个道教来说，二十世纪的前五十年，是一个流年不利、命犯太岁的时期。政府方面法令上的打击，地方豪强官吏的趁火打劫，连绵多年的战乱，道士本身素质的低下……从南到北，道教，已经面临着全面溃败的局面！

铁鞭01

112楼 铁鞭01说：
　　　　（一一五）
　　
　　    在牢里过了一段时间后，张天师的救星在上海一带出现了。这次救张天师的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的死对头蒋介石。他发动了著名的“四一二政变”，大肆在各地清洗共产党人。江西比上海来的晚一些，方志敏等人勉强撑到了6月份。到了6月5日，国民党在江西主政的省政府主席朱培德实行“分共”政策，“礼送”方志敏等20多名共产党员出境，同时专电通令全省各县禁止工农运动。方志敏等人被迫转入偏僻的乡村地带，开始展开一系列的武装抗争。
　　
　　    朱培德的人赶走方志敏后，一脚踢开江西省农民协会的大门，走进来一看，哟，里面还关着一个天师呢！本着“敌人的敌人等于朋友”的原则，朱培德毫不犹豫地释放了张天师。不仅如此，他还客气地把邵式平收缴的印、剑还给了张恩溥先生，充分表现出了一个旧式军官应有的绅士风度。
　　
　　    张天师千恩万谢，捧着这些宝贝回到了龙虎山。面对着残破的家业，不知他当时心中作何感慨。房子虽然被破坏了一些，但基本的格局还在。还好邵式平不是那种喜欢烧房子的人，否则张天师回家连个住的地方都没有。尽管如此，张恩溥先生心情还是非常黯然，根本提不起精神去清点家中具体的损失情况。钱财终究是身外之物，从他被强行带上尖尖帽游街那一刻起，他就已经很清楚地知道：有些东西，一旦损失之后，就再也无法挽回了。
　　
　　    不久，从南京传来了一点点好消息：蒋总司令听说龙虎山被暴民破坏，心中不忍。特意派人送来钱款，并责成地方当局帮助张家修整天师府和上清宫。张天师心中这才稍稍有些宽慰：别看这位蒋总司令信的是洋教，但到底还是关心我中华之文物衣冠呀！
　　
　　    后来发生的事情证明，张恩溥天师有点过于乐观了。蒋总司令的善举，怎么看都像一个短期的行为。甚至可以说，在和共党分子赌气：你们喜欢打倒大地主？好，我偏偏就要把他们给放了；你们喜欢抄家批斗人？我就偏偏要好心地安抚他们，并且还要帮他们修房子。总之，共产党往东，俺就往西，共产党往南，俺就往北。到了后来，支持老蒋的，往往都是有钱人；拥护老毛的，多半是穷棒子。毛委员比蒋总司令高明的地方是，他一眼就看出中国是穷棒子占多数，更厉害的是，他还有本事把他们成功地组织起来。
　　
　　    张天师将很快地便认识到，这蒋总司令不是守旧派的辫帅张勋，对道教的复兴，他根本没有放在心上。更令人感到气愤的是，不久之后，他主持的政府，居然还在道士们的伤口上，重重地撒上了一大把盐！
　　
　　    就在蒋总司令帮助张天师装修房子的第二年（民国十七年），国民政府颁布了一条法令：《神祠存废的标准令》。该法令指出，迷信为进化之障碍，神权乃愚民之政策，所有“为害最烈的淫邪神祠”，都必须彻底铲除。
　　    《标准令》规定，只有两类神祠可以保留：一是先哲类，凡有功民族国家社会发明学术利溥人群，及忠烈孝义，足为人类矜式者，如伏羲、神农、黄帝、孔子、孟子等；二是宗教类，凡神道设教，宗旨纯正，能受一般民众之信仰者，如释迦牟尼、地藏王、弥勒、观世音等。其余的统统拆毁，或改作其它用途。
　　
　　    这道法令对于佛教冲击不是很大，因为一般来说，佛教的庙宇都比较刻板保守，供的菩萨佛祖甚至寺庙的格局都大同小异。唯一不同的地方，据不少老年人说，是有些地方的观音娘娘灵验一些，而令一些地方的观音娘娘比较马虎一些。我家附近不远处有一间观音庙，香火甚旺，据说非常灵验。但，有一点切记：一定要在上午去。何也？——老人们说，下午观音娘娘下班休息了，值班的是她的弟子，业务不太精熟。
　　    正因为如此，国民政府拿这些佛教庙宇毫无办法：别人完全符合宗教类的标准。真正让那些佛教庙宇倒霉的，是后来的人民政府。我就读的第一间小学，前身就是个什么寺。解放后，僧舍改成教室，佛像们在一阵乱棍打击之后，被随意地丢弃在操场边的草丛里。当年我们课间休息的时候，就曾经在断了头的金刚，缺胳膊的罗汉身上跳上跳下。——当然，这些都是后话。
　　
　　    《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施行，对道教的冲击巨大的。被废除道教神祠有∶日、月、火、五岳、四渎、龙王、城隍、土地、文昌、财神、送子娘娘、瘟神、赵玄坛、狐仙等等。城隍、土地庙的废除，让张天师非常伤心，因为按不少地方的惯例，这两类神仙是要张天师亲点才算合格的。废除了它们，相当于废掉了张家另一项神圣的权力。众所周知，张家这一类的权力，真的已经所剩不多了。
　　    送子娘娘被砸了不要紧，女人们还可以去拜正规的送子观音。而财神庙的废除，则让天下所有钱不够用的男人感到相当的愤慨！大家愤愤不平地抱怨：以后麻将打输了，找谁帮忙翻本去？——有人评论说，国民党后来之所以闹得民穷财尽，捣毁财神庙，应该是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
　　
　　    从古到今，道教一直沿用“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的做法，《神祠存废的标准令》颁布之后，道士们赫然发现：原来这些菜到了后来，都是会咬手指头的！因为，借着法律的名义，地方上的强人豪吏，可以轻易地一脚把道士踢出庙门：对不起，您爱上哪儿就上哪儿去吧，这间庙现在属于国家财产，已经被查封了！
　　    道士们欲哭无泪，当初建这庙的时候，俺们托着个破钵挨家化缘，风里来雨里去，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呀！怎么这样说封就封，连一分钱的补偿都没有么？
　　    官儿们眼睛一瞪：呔！大胆杂毛，还敢顶嘴？捧着你的破碗继续化缘去吧！国家的法律，懂么？真是封建脑袋不开窍！……
　　
　　    至于查封之后，那些庙观到底成了“国家财产”，还是成了“私人产业”，没有一个道士敢去考证。在不少豪强官吏眼中，“国”就是“家”，“家”就是“国”，二者水乳交融，哪里还能细分得清楚？当时的人们，最喜欢挂在嘴上的词汇是“爱国”，工人、农民、学生，甚至包括土匪袍哥，个个都敢拍着胸脯，夸口说自己是最爱国的。但细细算来，天字第一号的爱国者，怕还是要数这些贪官污吏们无疑。因为，除了中国，世界上还有哪一片地方，可以供他们如此潇洒地长袖善舞？
　　    因此，这样的法令一出，军人、豪强、官吏们个个兴奋得摩拳擦掌。有这等肥肉，真是不吃白不吃！要么把神祠占了自己住，要么把神祠拆了卖木料，反正自己不出一分钱，何乐而不为呢？张天师都被抓去游街了，俺们还有什么好怕的？
　　
　　    当时，道教界是人人自危，根本弄不清楚哪个庙准许保存、哪个庙属于被毁之列。一来要怪制定法律的人，没有考虑周全；二来也怪道士们长期以来，行业性标准制定得不完善。首先，人们发现，中国的神仙数量，竟然远远超过政府官员的想象。不少道观神祠，例如碧霞元君、妈祖等，根本就没有列入《神祠存废的标准令》的大名单之中。这样的庙观，到底是拆呢，还是不拆？
　　
　　    另外，道士们历来喜欢贪多求全，一间道观里常常摆上几十尊各种各样的神像。有时心情好，顺便也帮和尚们摆上一尊观音或者地藏王菩萨。有幽默感的，还虔诚地供上了“齐天大圣”和孔夫子。应该承认，道士们的出发点是好的，广结善缘嘛！至于地藏王菩萨和“齐天大圣”愿不愿住进来，咱们暂且不去想他，俗话说：心到神知。连张天师都要去南海进香，下面的道士，当然更是乐得 “难得糊涂”。
　　    但这样一来，同样的难题出现了：当一间道观里，并排供奉着太上老君和财神老爷，那是拆还是不拆呢？总不能说，咱们拆一半，留一半。太上老君那半边的庙留着给道士避雨，财神爷那边拆了卖木头供官儿们发财吧？道士们的意见，当然最好是都留着；但官儿们的看法截然不同，他们坚决认为，全部拆了才算干净！——众所周知，“血统”不纯，历来都是种相当大的罪孽。
　　
　　    于是，就在这一片混乱之中，许多历史悠久的道观变成了私产，或者，干脆变成了废墟。这些还只是表层的现象，真正的打击，是在精神的层面上。
　　
　　    千年以来，道教长期以多神教的面貌出现。“三教合一”、“兼收并处”的思想，一直是道教架构中的一个核心理念。从南北朝以降，虽然和尚们很不乐意和道士们掺和在一起，一直尽力保持着佛教理论的纯洁性。但道士却不在乎佛教，或者儒家理论可不可口，只要能吞得下的，便“一涝食之”。这是道教存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结构，也是儒、道、释三家的一种不稳定的稳定平衡。当这样的基本结构和平衡被外力强行打破之后，所有的道教信徒，心头都不禁涌现出了一种由茫然而生成的恐慌。
　　
　　    更令他们想不到的是，这样的一种恐慌，从公元1928年开始，会越演越烈，如暗夜之中摆脱不掉的魅影，将伴随他们走完这个世纪剩下的旅程。

铁鞭01

111楼 铁鞭01说：
                　　　　（一一四）
　　
　　    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提到他是如何向农民宣传破除封建迷信的：
　　    “……神明吗？那是很可敬的。但是不要农民会，只要关圣帝君、观音大士，能够打倒土豪劣绅吗？那些帝君、大士们也可怜，敬了几百年，一个土豪劣绅不曾替你们打倒！现在你们想减租，我请问你们有什么法子，信神呀，还是信农民会？”
　　    农民们听了都笑了起来，他们当然选择相信农民协会。湖南如此，江西也是如此，共产党的群众路线政策，效果好得令人称奇。农民们诧异地发现，当有人将他们组织起来后，就连天师也拿自己没有办法。
　　
　　    上清宫被砸，张恩溥天师被吓得够呛，缩在一旁一动也不敢动。这是个明智的决定，当面对着一大群亢奋、愤激的农民时，最好不要选择对抗，或做出任何容易引起误解的举动，否则天才知道农民们会做出什么样的过激反应来。张天师的身份很敏感，民间对他的传说过于神奇。在那个时候，他稍微抬一下手，说不定就有人误会以为他要剑指作法了，先下手为强，一把铁锨拍过来，多的亏都吃了。
　　
　　    其实，不要看农民们来势汹汹，在他们心中，对张天师还是颇为忌惮的。早年曾经读过一位当事的革命者的回忆录，这位革命先驱说，冲进去后，他看到一个黑色的坛子，上面贴满了各种各样的符。他知道这是张天师用来装鬼的，当场不客气地摔个粉碎。——“过了好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嘛！”，因此，老革命气愤地说，这个张天师果然是骗人的。
　　    中国几千年来的鬼神教育，已经深入到人们的骨髓之中。任谁都不可能在短短时间里，迅速地擦拭得不留痕迹。“过了好些日子，什么事都没有发生嘛！” 这件句话，多少道出了人们当时微妙的心态。现场的激情过后，大家多半半是惶恐，半是好奇地等待着某件事的发生，可能连邵式平、江宗海等人也不例外。当然，结果是令人失望的，世界依然太平，现实生活依然那么让人乏味。想象中的“超自然奇迹”，永远将是天边可望而不可即的彩虹。
　　
　　    张天师既然让大家感到失望，大家也就越发不把他放在眼里。一把把他从角落中提起来，几只黑手粗暴地将一顶白纸糊就的尖尖帽，胡乱地扣在了他的头上。这种著名的帽子，在二十年代的土地革命运动中，曾经被广泛地使用，让有钱人个个惊恐万状。它的第二次出现是在四十年后，那次戴的人就更多了，有钱人戴，没钱的人也戴。有些人，例如著名相声演员侯宝林，事先预料到该轮到自己戴了，便自觉地在家里做好一顶准备着。因为是自己用，材料、手工都十分精致。最厉害的是，高度还可以随意调整。侯老先生戴着这顶精美的尖尖帽，站在台上被批斗时，看到左邻右舍头上那些粗制滥造的产品，心中曾经很得意了几回。
　　
　　    言归正传！当时，张恩溥先生头上尖尖帽上写的是什么头衔，现在已经无从考证了。想来不外乎是“大地主”、“土豪劣绅”、“封建余孽”之类。戴上这顶奇特帽子，仅仅意味着事情的开始。第二天，暴动农民们便将张恩溥先生五花大绑，押往贵溪县城。先是批斗，然后是游街示众。
　　    可怜这位声名显赫的“嗣汉天师”，驼着背，身躯瘦小，不知是吓的还是累的，走起路来一瘸一拐，浑身上下哆嗦个不停。他头上戴着那顶显眼的白纸尖尖帽，双手被粗麻绳捆在背后，像只大闸蟹一样被人牵着。前后左右，都簇拥着手持梭镖的壮大农民，个个神情激昂，口号声一句比一句响亮。
　　    但不管他们喊什么，张恩溥先生早已是充耳不闻了。他机械地往前走着，神情呆滞，灰头土脑的样子，仿佛是不见了三魂六魄一般。周围几县的群众，听说农民协会捉了张天师游街，个个飞奔过来看热闹，把个小小的贵溪县城挤得水泄不通。据人们后来回忆，当时的盛况比年节的庙会还要热闹得多。在往年的庙会中，贵溪县城里少不得一桩大宗的商品：龙虎山天师府的灵符。从张天师游街那次以后，这种商品便逐渐地消失了踪影。
　　
　　    这一次的打击几乎是致命的！历史上，龙虎山张家曾多次遭到沉重打击，历代天师，有被贬斥过，有被关进监牢过，有被流放过……但都没有真正地使龙虎山稳固的根基，受到严重的创伤。唯有这一次，张天师在家乡龙虎山，在向来对自己敬畏有加的乡亲父老面前，被当众羞辱，颜面扫地！从此，便真正的一蹶不振了。
　　
　　    众所周知，张天师这一家之所以屹立千年而不倒，关键在于一个“名声”。一提起“嗣汉天师府”这几个字，大江南北，有几个人不马上毕恭毕敬？现在好了，天师府被人砸了，家产被人抄了，连天师本人，都被捉去游街。要想恢复以前的名声，唯一的办法，大概只能找个最热闹的十字街口，当众烧一道符，请关帝爷下凡，当众给张天师作担保了。
　　    但张恩溥先生发现，即使他真的会这样的法术，也没有办法付诸实施。并不是天下找不到适合的十字街口，而是张天师作法的必备工具：张道陵祖师爷传下来的天师玉印、宝剑，统统都给共产党员邵式平没收了去。同时被收缴的，还有历代皇帝赐与的各种银印、铜印。现在，即使是来了个普通级别的妖魔鬼怪，张恩溥先生也是干瞪眼无计可施了。
　　
　　    邵式平在贵溪把张天师折腾个够之后，便一条麻绳一捆，带着群武装农会会员，把张天师押送到了省城南昌，囚禁在江西省农民协会里。他随手拿了块破布，像包烤白薯一样，裹着那块“天师玉印”拿给方志敏看。说来令人丧气，这块历史上神奇无比，让各路妖魔闻风丧胆的玉印，在共产党人手中，却是半点魔力也展现不出来。
　　    方志敏接过这块玉印，好奇地看了几眼。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完全可以命人拿只榔头来，一家伙敲个粉碎。但他决定不这么做——留着好！方志敏说，“这个东西要得保存好，这是我们的战斗成果，还要拿给四乡的老百姓看，让他们都晓得，什么‘天师’、‘鬼师’的都靠不住，要信共产党，信老表们自己的力量。……”
　　    所以，这颗玉印，被好好地保存在江西省农民协会总部。不久之后，便连同那把天师宝剑和其它物品，完璧归赵，好好地归还给了张恩溥天师。
　　
　　    方志敏把张天师抓来南昌，一时很难决定怎么处置他。当时不是没有杀头的先例，比如，北伐军进长沙后不久，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等人，便组成“江西人民裁判逆犯委员会”，判处纵兵殃民的军阀走狗张凤歧等五人以极刑。
　　    但用这个标准来套张恩溥先生，似乎又不太合乎标准。张恩溥先生并没有“纵兵殃民”，农民暴动队冲进他的天师府的时候，他和护院家丁们吓得动都不敢动。所以，整个过程一点伤亡事故都没有。如果当时张恩溥先生没有忍住，一时性起，一天师剑下去，砍掉一个什么“委员”的人头，事情就相当的棘手了。
　　
　　    另外，张恩溥先生虽然是一个大地主无疑，但手上却没有多少血债。要是他像明朝时候的那位欠下几十条人命的恶棍张元吉天师，方志敏处理起来也会相当的容易。但左看右看，这位驼背天师也不像是什么凶神恶煞。事情只好冷处理下来，张恩溥先生被不尴不尬地关在省农民协会的一间不是监牢的牢房里，整天面对着漆黑的四堵墙，绝望地等待着外界对他的最后发落。

铁鞭01

110楼 铁鞭01说：
                　　　（一一三）
　　
　　    中华民国十五年（公元1926年）九月，国民革命军誓师北伐。首先击败了盘踞两湖一带的大帅吴佩孚，然后大举进攻江西的孙传芳。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消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进入江西省的省会南昌。就在占领南昌后的第二天，国民党江西省党部由秘密转为公开。在省党部中，担任省党部执委兼农民部长的是一个27岁的共产党员，江西弋阳县人方志敏。
　　    张天师的噩梦开始了！遇到了方志敏这样不信邪的共产党，怕是吕洞宾下凡也是没有办法。更糟糕的是，同一时期，先后在江西南昌工作的，还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以及一个顶级厉害的人物：时任中共中央农委书记的毛泽东！——张恩溥先生这个时候，大概已经听到了龙虎山顶传来的隆隆雷声吧？
　　
　　    方志敏非常赞同毛泽东关于农民运动的主张，在毛泽东抵达江西以前，他就组建了江西省农民协会筹备处，并已经派员到各地开展活动了。毛委员到南昌来一指点，方志敏心头更是一片雪亮。他一边忙组织建设，筹备召开江西第一次全省农民代表大会。一边琢磨着开始具体的农民运动：发动群众，捉拿批斗张天师！
　　    不能不说方志敏的眼光很准，张家长期以来，就是全国有名的“封建堡垒”。同时，还是田产横跨八县的大地主。所谓“擒贼先擒王”，要在江西境内开展农民运动，不把张天师这个典型一举拿下，以后的工作该怎么展开？
　　
　　    于是，方志敏在省城一挥手，一组工作队员便浩浩荡荡地奔赴贵溪，打算把张恩溥先生来个手到擒来。几天后，工作组成员垂头丧气地回来了：没有抓到，张天师跑了！
　　
　　    什么？难道这天师真的会“隐身术”不成？方志敏大失所望，事情看来没有他想象中的那么简单。贵溪不是省城长沙，“北伐“的大潮，根本就没有在龙虎山上的岩石上留下丝毫印记。当地的民众，对张天师仍然怀着深深的敬畏之心。你几个省城跑来的书呆子，咋咋唬唬地就想跑来这里捉人？
　　    还没有走到贵溪县境，就有人跑去给张恩溥先生报信：不得了了！省城来的共产党来捉您老人家了，好汉不吃眼前亏，您快跑吧！
　　    于是张天师撒腿就跑。江西有的是崇山峻岭，随便找个深山道观一躲，省城来的书呆子们便一筹莫展了。问当地的老俵，却是无人敢说。当时井冈山革命根据地还没有成立，群众哪有这样高的觉悟？再说了，张家的“五雷法”可是闹着玩的？我要是给你们说他躲在哪里，白天你们跑去抓他，晚上说不定他就会派个什么金甲力士来抓我呢！
　　
　　    方志敏听了这个消息，一时也是没有办法。省城事情忙，当时国共冲突已经若隐若现，方志敏作为共产党方面在江西的主要官员，这个时候，正忙着和著名的“反革命分子”——当年著名的“革命分子”——李烈钧先生斗法呢！李烈钧随着北伐军重返江西，时任江西省政府主席。这个主席同样很忙，忙着和“激进分子”方志敏等人斗法。大家斗来斗去，忙得一团糟，没有时间和精力来收拾眼中共同的“反动分子”——大地主张天师。
　　
　　    张恩溥躲了几天后，施施然踱回了龙虎山天师府。笑话！就凭这几个愣头青，便敢来跟我斗？张天师不屑地说，要不是看他们年少无知，——嘿嘿！
　　
　　    过了几个月的短暂平静日子后，张恩溥先生迎来真正的克星。此人仍然是他的江西老乡，细细算起来，和方志敏还是同一个县的——江西弋阳人，姓邵，名式平。邵式平和方志敏那一年都是二十八岁，但已经是个“老革命”了。他为人精明强悍，是个让人头疼的狠角色。在那一段时间里，邵式平长期担任方志敏的副手。不过最后他却成为了李烈钧的继承者——解放后，邵式平担任中共江西省第一任省长。
　　
　　    方志敏一见邵式平，心中大喜：这不是正愁着没有人手吗？当下，方志敏把对付张天师的重任委托给了他。于是，邵式平作为省农民协会的特派员，不动声色地潜入了贵溪县。在那里，他首先会见了当地的共产党负责人江宗海。两人并没有轻举妄动，而是详细地制定了行动的策略：先从发动群众入手。
　　    从这件事可以看出，邵式平对毛泽东倡导的群众路线是颇有心得的：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他和江宗海召集当地的群众，提起了这一次的打算：活捉张天师！抄他的家！
　　
　　    老俵们大惊：莫提哟！莫提！张天师可是抓得的？他老人家可是能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呢！
　　
　　    邵式平是忙家不会，会家不忙，操着一口江西土话，娓娓道来：张天师呼风唤雨，撒豆成兵，有谁见过？如果他真的会这一手，干嘛还要请这么多护院家丁浪费粮食？往房子周围撒一圈豆子不就成了么？你们说他会呼风唤雨，为什么天气旱涝之时，他家的田也一样的旱，一样的涝？
　　    接着，邵式平动之以实际利益：不打倒张天师，他一辈子爬在你们的头上，欺压你们，你们这一辈子怕别想翻身了。——这一点说到了大家的痛处，江西之所以后来革命闹得厉害，各县地主的地租收得太高，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当时的地租利息一般是对半分，严重的还会“倒三七”，即佃户只得收获额的三成，地主坐收七成之多。
　　
　　    最后，邵式平祭出了最厉害的法宝：不要紧，真正动手的时候，共产党员会冲在最前面，张天师要是真的会“五雷法”，让他先劈我邵式平好了。——更何况，江西的北伐军已经同意了，派一个团的兵力，洋枪洋炮，来支持这次行动的农民暴动队。
　　    农民一听，洋枪洋炮都出来了，哪还怕什么？——邵委员，咱们什么时候动手呢？大家跃跃欲试，群情激昂，仿佛毛泽东在那篇著名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写的那样：“劣绅！今天认得我们！”
　　
　　    …… ……
　　
　　    一个月白风清的夜晚，远远的，长长一队火把朝龙虎山上清宫冲来。慢慢的，队伍越来越近，火光下看得分明：一张张黧黑的，神情激动的了脸庞，梭镖、梭镖、马刀、锄头、棒棍，红色的旗帜，洋枪土枪……走在队伍最前面的，不是别人，正是邵式平和江宗海！
　　    张恩溥天师和护院家丁根本来不及反应，便被压制在一个角落里，面如土色，动弹不得，完全失去了抵抗的能力。上清宫在很短的时间内，便宣告“陷落”。暴动农民在邵式平的带领下，第一件事情，便是一家伙扯下了“嗣汉天师府”的朱红漆金牌额，锄头棍棒一起上，三两下砸成碎片！
　　
　　    接着，农民们在天师府搜出了大量的天书、符箓等各种法物。没说的！当场一把火烧个精光！可怜张恩溥先生当初一笔一划的精心书写！如果世上真有恶鬼、邪神、狐狸精的话，那天晚上它们一定会聚在一起开香槟庆贺。天上的神将们多少也会松了一口气：平日里被张天师左一个符，右一个符，使唤得忙个不停。现在好了，盼望已久的假期终于来临了！
　　
　　    农民们冲进后院，发现一个地窖，里面堆满了大大小小的坛坛罐罐。这是什么？未必是张天师酿的私酒么？走近一看，每个坛子的口都被封的严严的，上面横七竖八，贴满了各种盖满各代天师印信的符纸。拿起一只晃晃，却是空荡荡的好像没装东西。——大家恍然大悟：原来，这些就是历代张天师用来装妖的法坛。
　　
　　    说起来要怪宋朝那个洪太尉，硬要挖开伏魔殿下面的那口井，暴露了张家关押妖魔的收容所。害得后来的张天师，抓了不少妖怪却没有地方放，只好凑合着放在这个地窖里。还是按惯例，每轮到一个天师，便盖上一个印信。应该承认，这个收容地点很不理想。好在到了宋朝之后，张家的名声越来越大。几百年中，虽然有好奇心的人无处不在，但没有谁胆上生毛，敢偷偷地跑到这里揭开一个看看。
　　
　　    但这次有共产党在，还有什么好怕的？农民们一拥而上，统统砸个粉碎！
　　
　　    据在场的人回忆，当时，只有一阵阵“乒乒乓乓”的破碎声，并没有听到妖怪们重获自由后的欢声笑语和感激之词。更没有看到本来该有的，那一股股不停冒出来的黑气。妖怪们都走得安静而匆忙，全然没有宋朝那时的嚣张气焰。很明显，它们也被这伙暴动农民给吓坏了，生怕被他们顺手用红旗裹了去，重新失去好不容易才得来的自由。

铁鞭01

109楼 铁鞭01说：
　　　（一一二）
　　
　　    民国六年七月，上京朝贺的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在河北丰台北“讨逆军”扣留，饱受了一番惊吓。还好，最后只是虚惊一场，“讨逆军”很客气地把他放了。当时的中国，虽然龙蛇混杂，政治风云变幻不定，但台面上的人物手段都还算比较温柔。不像后来的那些人，动不动就大开杀戒。一般来说，不幸失败的“大王”们，只要简单地发个“下野通告”，便可安安稳稳地躲进租界里做寓公了。
　　    比如这一次挑起事端的张勋先生，手下总共才三千辫子军，就冒冒失失地打算复辟一个王朝。结果，手下的军队三下两下被打得四散奔逃。自己独自一人，跑到荷兰大使馆躲了起来。等事情稍微平定后，便在天津租界找了所房子住了下来。生活好像还不错，结交的都是些社会名流。1919年，张勋先生六十五岁生日，著名的“老怪物”辜鸿铭，还特地送他一副对联：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擎雨盖”暗指清朝的红缨大官帽，“傲霜枝”指的是脑后那条大辫子。辜鸿铭自己也把“傲霜枝”一直保留着，因此，他对同道中人张勋先生很是欣赏。
　　
　　    张元旭天师倒不用往租界里躲，毕竟不是辫子军中的一员，最多算是个凑热闹的。——没关系，一切都是误会，大家安慰他说，谁没有判断错误的时候？
　　
　　    但张天师的心情多少还是有些黯然：作为一个号称可以“未卜先知“的道教天师，张元旭先生这几年的判断错误，似乎次数多了一些。他闷闷不乐地返回了龙虎山，再也不敢轻易乱跑下来献”祥瑞”了。空闲的日子，便专心编撰《补天师世家》，试图使自己的心境，真正地平静下来。但恰逢乱世，能在中国像陶渊明似的活下去，基本上属于痴心妄想。更何况，张元旭先生还根本不是这样的一个人。
　　    末代皇帝溥仪如此，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也是如此，任何一个人，当头上顶着“皇帝”、“天师”之类的符号时，自己多半也会变成一个符号，一切事情，均会身不由己。很难说，这算是祖宗传下来的光荣，还是祖宗传下来的“原罪”？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张元旭先生并没有老老实实地呆在龙虎山修身养性。他曾经多次下山，会见过诸如吴佩孚和孙传芳之类的头面人物，后者还请他风光大筵了一回。不过，张天师很谨慎地没有什么出格的举动，前两次的教训，给他留下了惨痛的记忆。1919年，张元旭被推为“万国道德会”名誉会长，次年还当选为“五教会”道教会会长。
　　    “万国道德会”这一类的民间团体，名字取得虽然响亮，但在当时的中国，基本上没有什么实际影响。张元旭先生自己多半也清楚，对方看得起的，多半不是他这个人，而是他头上那顶“天师”的帽子。请去当什么“名誉会长”，最大的好处，是可以在主席台混个前排中央的位置。然后，主要的工作，除了喝茶以外，便是微笑和拍手了。
　　
　　…… ……
　　
　　    从古到今，中国人都相信各种稀奇古怪的预言征兆。其中，最为灵验的，大概要数各种童谚民谣了。《后汉书》中记载，当初董卓先生要完蛋的时候，城里到处传唱着：“千里草，何青青。十日卜，不得生。”甚至到了民国时候，也有此类的谣谚出现。比如，“五色旗，没有边儿；袁世凯，没有几天儿。”人们纷纷传说，这类的童谣，是天上的神仙——尤其是那位神出鬼没的吕洞宾先生，特意借懵懂儿童之口，来让世人警醒的。
　　    前面说过，神仙的诸多所作所为，多半比较无聊。有话你就直说不行吗？玩什么玄虚呀！要真是“天机不可泄漏”，不如干脆闭上嘴巴好了。《西游记》三十二回中，日值功曹在孙悟空面前，竟然也玩这样的把戏。结果惹火了猴子，被劈头骂了个痛快：“……就纵云赶上，骂了几声毛鬼，道：‘你怎么有话不来直说，却那般变化了，演样老孙？’”
　　
　　    张天师据说有请神的本事，却还没有孙悟空那样骂神仙的本钱。所以，当他们听到对自己不利的谣谚时，也是干瞪眼儿没有办法。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据说，江南一带盛传龙虎山道教正一派教主张天师的民谣：“绝不绝，灭不灭，六十三代有一歇。”
　　    民国十三年（公元1924年），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逝世。其长子张恩溥即位，成为道教正一派天师。屈指一算，恰好是第六十三代！
　　
　　    张恩溥，字鹤琴，号瑞龄，谱名道生（又名岩生），生于清光绪三十年（公元1904年）。作为道教的天师，张恩溥先生“精道法、擅符箓”。他还有一样绝招，画起符来，“笔力道劲，先后如一”，可以画百贴如一幅，模样大小不差分毫。正因为如此，据说，他画的符特别灵，上门来求符的信众络绎不绝。我们知道，后来也有不少道士可以轻易地做到这一点，只不过，他们借助的是现代印刷术。对付克隆而成的鬼怪，可能会有些效果。至于拿传统意义上的鬼怪有没有办法，那就不得而知了。
　　    有一件事张恩溥先生多少让人感到遗憾：他是一个先天的驼背。不过，作为天师府的嫡子，这一点点缺陷不算什么。刘罗锅不是驼背么？还不是照样可以当宰相？
　　
　　    当时，对张家很不友好的李烈钧都督，早就被袁大总统赶出了江西。二十年代初期，他紧随孙中山前后，成为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一员。山高皇帝远，再加上中央事情忙，根本无暇顾及张天师。因此，二十年代的头几年，张天师在江西过着惬意的生活：官方的头衔虽然没有了，但远近的农民，对张家仍然崇敬有加。天师还是天师，得罪不起的，惹火了呼风唤雨，撒豆成兵，那可不是闹着玩的。李烈钧没收的张家的田产，被袁大总统慷慨地还给原主人。袁世凯呜呼哀哉后，按理说，这些田产，应该统统收归国有。但问题时，当时的“国”，究竟是谁家的国？
　　    没有人愿意管这件事。除了李烈钧这类的好事者之外，当时的人大多不想去主动得罪张天师。是的，张家的法术可能是假的，但，万一是真的怎么办？——还是“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吧，“中庸”一点，走到哪里都没有坏处的。
　　
　　    当时江西的主政者是著名军阀孙传芳，这人和张恩溥的老爸张元旭天师关系不错，请他吃过一顿饭。孙传芳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帮前都督李烈钧先生革命到底。所以，等到张恩溥先生即位后，他发现，自己的境遇，并不想当初想象中的那样糟糕：除了上清宫，他还拥有十多处庄园巨宅，以及面积遍及附近八个县的范围的，五千多亩不用上官税的良田。家中仆佣下人上百，山下佃户雇农无数。瘦死的骆驼比马大，这句话说得真是太有道理了！
　　    于是，第六十三代天师张恩溥开始了他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据说，他花起钱来一直都比较潇洒。有人统计，张恩溥先生的常年花费，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目：银元八万六千五百多块！
　　    这八万六千多块银元，不用说是早年创下的纪录。等张恩溥先生跟随蒋总统跑到台湾去之后，估计再威猛也不敢这样花了。再说，后来蒋总统也不喜欢有人用银元，他希望人们支持国家的银行系统，多用纸币。——结果人们真的用了很多纸币，后来，据说要买个烧饼，都得提一篮子钞票去！到了那个年代，恐怕有钱如张天师者，都会无限怀念当年那些白花花的银元的。——当然，这是题外话。
　　
　　…… ……
　　
　　    很多很多年前，有一个年轻的绝世奇才来到江西。他到了江西首府南昌的名胜滕王阁，碰巧蹭了一顿不要钱的饭。席间，碰巧接过别人递来的纸笔，随手写下了一篇赋。一不小心，碰巧又写得太好了一点，成为了中国文坛上的千古绝唱……
　　    这个年轻人就是王勃，这篇赋，便是足以让每个江西人都感到自豪的《滕王阁序》。
　　    在《滕王阁序》中，王勃是这样总结江西省这个地方的：“物华天宝”，“人杰地灵”。
　　    这句话说得真没错，江西山川秀美，物产丰富。自古以来，便是人才辈出之地。光是可以得国家级杰出贡献奖的，就有：陶渊明、晏殊、欧阳修、王安石、黄庭坚、朱熹、姜夔、文天祥、汤显祖、宋应星、詹天佑、陈寅恪、袁隆平等等，至于张勋李烈钧这个档次的，根本就派不上号。如果再把张天师祖孙一家都算上，可以给这个名单，一家伙增添好几十号人。
　　
　　    常言道，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最先对这句话深有体会的是张元旭天师，因为曾经最让他两眼泪汪汪的，不是别人，正是江西老乡李烈钧先生。不过，江西老乡间的恩恩怨怨还远远没有结束。等到了张元旭先生的儿子张恩溥天师，方才真正体会到了江西人杰地灵的厉害！

铁鞭01

108楼 铁鞭01说：
                　　　（一一一）
　　
　　    仅仅过了八十多天，张元旭先生便沮丧地发现，这场突如其来的“好运气”，其真相是这样的：老天爷和袁世凯开了一个大玩笑，袁世凯也因此和张天师开了一个小玩笑。在这八十多天的时间里，中国的历史，迅速地往后摆动了一下，又迅速地摆回了原点。
　　    主要的当事人，都对当时的形势作出了错误的判断。袁世凯先生以为，中国人几千年来，都一直有个皇帝在上头管着。现在一下子没有了，怕是心里空荡荡的很难受，会很不适应。没有办法，自己只好挺身而出，勉为其难了。“洪宪皇帝”感慨地对“臣下”说，当今这世道，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啊！
　　    张天师呢，则习惯性地把这场闹剧，看成了另一次简单的改朝换代事件。他和袁世凯都没有意识到，几千年皇帝的统治，让中国人对于帝制，产生了一种深入骨髓的仇恨。当时的中国人，仿佛那只被困在井中多年的青蛙，当它跳出了井口，看到外面广阔的蓝天，无垠的大海之后，你还指望它会再一次跳回井里吗？
　　
　　    张元旭先生黯然地收起了“天师”的招牌。渴盼已久的“好皇帝”，三下两下便翘辫子了。朝廷没有了，封号也没有了，田产也被重新被查封。所谓的“三等嘉禾章”，成了一个不起眼的，小小的摆设品。只有“道契崆峒”的匾额，仍然高悬在天师府的屋檐下，和各朝各代皇帝所赏赐的匾额一起，记载着张家又一次昙花一现的光荣。
　　
　　    当时的社会情势千变万化，连袁世凯这样高智商的脑袋都反应不过来。说起来，我们也不好太多地责怪张元旭天师。最多，只能说他学艺不精，业务能力不突出。张家祖传的扶乩之术，号称灵验无比。结果到了这位天师的手中，却一点效果都没有显示出来。如果沙盘有灵，明确地提示张元旭先生：当心哟，这位袁大皇帝，怕是日子不长啊！张元旭先生多半不会去蹈这趟浑水。
　　
　　    现在好了，袁世凯先生成了万人唾骂的“窃国大盗”，张天师不用说,也成了标准的“封建余孽”。袁大皇帝重新变成了袁大总统，最后还干脆一死了之。一了百了，但留下张天师怎么办？只好一个人红着脸躲在龙虎山，郁闷地看着山下喧嚣的世界，以及不停变幻的，那一面面的“大王旗”。
　　
　　    孔子说过，“危邦不人，乱邦不居。天下人道则见，无道则隐。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具体的做法呢？则应该是这样的：“隐居以求其志，行义以达其道。”作为道教中人，理应比平常老百姓心胸更加豁达，对荣辱得失看得更开。时逢乱世，作为中国道教的领袖。张天师正确的做法，应该是静居龙虎山，修身养性，独善其身。一面“道契崆峒”的破牌匾，厚者脸皮求来挂在屋檐下，到底能给这千年家族，增添多少风光？《道德经》中有言：“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 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矣。”
　　    “知足常乐”这句话，随便找个人来，都懂得它的意思，但当时的道教当家人就是不懂。这一点非常令人感慨。不过，话又说回来，在清末民初，又有几个道士，还会真正去读一读《道德经》呢？
　　
　　    更难堪的事情还在后头。因为另一个张姓江西老乡挑起的闹剧，张天师又一次急急忙忙地送上门去，足斤足两地出了一回丑。
　　
　　    这位张天师的江西本家，在近代中国，名声相当的大。前朝满清时期，他曾经历任江南提督、两江总督等职。算起来，官位不见得比曾文正公、左文襄公小多少。可能正因为如此吧，他一生对清廷算得上是忠心耿耿。不少遗老遗少，提到他的名字，都会竖起一根大拇指，称他是文天祥第二，“与文信国同乡闾，当附文信国同列传，其事虽殊，其忠不异”，而且“挽狂澜于既倒，当经千载公论”。
　　    不过，如果真的把他的传记附在文天祥的传记后面，文天祥在天之灵听了，一定会相当的不开心。因为这位“文天祥第二，除了和文天祥一样死抱着一个“忠”字外，脑后还多了一条难看的辫子。不仅自己留着一条辫子，他还强令手下的将官兵丁，每个人都不准学那些该死的革命党，辫子都得好好地给我留着！
　　    所以，当时的人们称他为“辫帅”，称他手下的军队为“辫子军”。写到这里大家都该知道了，这位犟脾气的“忠臣”正是张勋。他和袁世凯的关系不错，曾经被袁大总统封为“定武上将军”。所以，你当着他的面，是不好说他的军队是“辫子军”的，应该有礼貌地称之为“定武军”。否则， “辫帅”生气就不好办了。带兵的人，脾气都不是很好。
　　
　　    张元旭天师籍贯是江西贵溪，张勋辫帅籍贯是江西奉新，两人估计没有真正意义上的亲戚关系。不过，一笔写不出两个“张”字，同乡又加上同姓，因此，两人的关系应该是相当不错的。当初袁大总统这么看重张天师，原因之一，也是由于当初还是长江巡阅使的张辫帅的从中关说。从这件事，两人的关系可见一斑。
　　
　　    民国六年（公元1917年），由于北京的“府院之争”，张勋乘机登上中国政治舞台的中心，拥戴满清“废帝”溥仪复辟。细细算起来，他在这个政治舞台，总共只停留了十一天。让所有相关人员，如溥仪、康有为、杨度等，还包括张元旭天师，统统地空欢喜了一场。
　　
　　    当时已经有了电报，消息传得很快。全国各地到处都在传说，宣统爷又坐龙庭了，北京又有皇帝了，大家放下辫子吧！鲁迅的小说《风波》中，绍兴乡下的赵七爷，利用着这件事情，把船夫七斤吓个半死！原因仅仅是因为他前些日子进城，被几个“不好的”革命党，三下两下剪了辫子。“留发不留头，留头不留发”， 有些时候，发型这种无聊的事情，也会给人们惹来相当大的麻烦。
　　    龙虎山上的张天师倒没有这种烦恼，从古到今，道士们的发型均保持一致。各朝各代的皇帝对此，都表现出了难得的理解。所以，清末民初，张天师不必像一般老百姓一样，一条辫子解下来又盘上去，盘上去又解下来，弄得手忙脚乱，白白受了很多不必要的惊吓。
　　
　　    一听说皇帝复辟，而且，主要操盘手还是老朋友辫帅张勋，龙虎山上的张元旭天师大喜！奶奶的，这几年，可让那些“柿油党”们给折腾够了。事不宜迟，当下，张元旭先生胡乱收拾几道祥瑞之物，匆忙写就一份奏表，乐颠乐颠地便往京城赶。鲜花着锦，哪里比得上雪中送炭？宣统皇帝刚刚复辟，身边没有可用之人，想必很是寂寞。这个时候，张天师的祥瑞一上，小皇帝一定会感到得热泪盈眶吧？恢复田产封号那是不用讲的，说不定，心情好时，还会赐个一官半职也不一定呀！
　　
　　    从江西到北京，沿途要经过安徽、河南、山东几省，路途遥远。很惭愧的，张元旭先生没有学会“土遁”之术，更不会御剑飞行。没办法，只好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交通工具，一路狂奔！在最短的时间里，迅速横跨几省，顺利地进入了河北境内。眼看终点在望，北京，这千年的古都，中国的心脏之地，就在前面不远之处了。胜利在望，张天师也累得够呛。他决定放缓脚步，在城外稍微休息休息。
　　    他落脚的地方叫“丰台”，紧邻北京城外的一个小站。当时，时间已经是七月十日。张勋是在七月一日开始复辟的，真正的幕后高人段祺瑞，七月三日便组织了“讨逆军”，在天津马场誓师讨伐张勋。我们不得不说，张天师的脚步的确跑得相当快，几天时间，便从江西一路跑到了北京的城门口。但遗憾的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这位张天师真的是够倒霉的了。他一到丰台，便惊讶地发现，前后左右都是端着洋枪洋炮的士兵，一脸警惕地注视着他。
　　    ——站住！来干啥的涅？士兵问张天师。
　　    张天师很兴奋，本家张辫帅干得不错，你瞧这兵强马壮的架势！——“俺是从江西赶来，专门进京献祥瑞，递奏章的！”
　　    ——啥？奏章？献给谁涅？
　　    张天师抽出奏章得意地一晃：那还用问，当然是当今圣上宣统皇帝呀，这不刚刚……——话刚说出口他便赶紧打住，因为，就在这时，张元旭先生发现有些不对劲了：
　　    ——怎么这些丘八爷，后脑勺上，都没有辫子涅？

铁鞭01

107楼 铁鞭01说：
　　　（一一〇）
　　
　　    头一炷香没有抢到手，张天师很生气，后果却不太严重。都到了这个时候了，谁还去管你道教内部这些鸡虫之争？张元旭先生对北京政府相当不满，什么破政府嘛！一点调查研究都没有，便轻易地把道教会的招牌给了不该给的人。你随便去翻一翻古书，就应该明白，谁，才是道教真正的正统代言人。
　　
　　    没办法，张元旭先生现在唯一可以做的，便是玩玩文字游戏。你是“中华民国道教会”么？好，那么，俺们便是“中华民国道教总会”，多一个“总”字，便压得你到八月十五都翻不了身！外行人怎么看，都会以为北京那块是“总会”的分舵。张元旭先生得意地想，中国汉字真是威力无穷呀，一字之差，便让陈明霖这厮降级成了道教的青木堂堂主。
　　
　　    事情往往就是这样，早有早的优点，迟有迟的好处。两边的入会条件其实都差不多，全真派“分舵”那边，要入会的弟兄，只要符合这样的条件就行了：“道教信士及一切善男信女（不限种族、不限国籍、不限行业），志愿助扬道教、度化众生者，皆可入会。”
　　    上海正一派“总舵”这边，则更为宽松：“无论在家出家，不分国界种族，凡素志好道者，均可入会。”
　　    全真派一看很愤慨，什么？太不像话了，连“善男信女”这样的基本条件也不要了？上海滩多的是混黑社会的家伙，平时也喜欢拜拜关二哥。如果这些家伙一时心血来潮，想要志愿加入“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你张元旭天师到底收不收这笔会费？
　　
　　    张天师懒得管这么多细节问题，他也是没有办法，官方那边已经无路可走了。民国政府当时已经接受了陈明霖的申请，正式接纳了“道教会”。当官的只能对悲愤交加的张天师耸耸肩膀，双手一摊：没有办法，谁叫你不早点来？
　　    因此，直到“道教会”和“道教总会”双双无疾而终，张天师的“中华民国道教总会”，也没有得到政府的正式承认。按现在的话来说，属于“非法宗教组织”。虽然当时的政府忙着打仗，懒得派人上门清理整顿，但毕竟名不正言不顺，张天师的“道教总会”从始至终，也没有办法在全国范围内正式成立和开展活动。
　　
　　    道教又一次陷入了南北纷争之中，但这场纷争在当时的大历史中，已经变得毫不起眼，张天师不久也将重返龙虎山了。他在上海那几年间，除了创建一个不被承认的“道教总会”，以及贴满大小弄堂门口的符咒外，还为丰富上海方言做出了一点点贡献：因为他的原因，上海人新创了一句著名的歇后语。
　　    当时，如果一个上海年轻人，为了什么事,失恋或者失业，把自己锁在亭子间的顶楼，不知道在干些什么。任谁劝都不下来，父母的话不听，连居委会大妈来了也不行。邻居好奇，便问，这小青年一个人在楼上鼓捣些啥呀？家里人往往会懊恼地回答，“伊是鬼迷张天师，勿晓得伊勒做点啥！”
　　    这句话中的“鬼迷张天师”，其实是个精简版本。整句歇后语是这样的：鬼迷张天师——有法无使处。
　　    张元旭先生听了这句歇后语，心中一定是相当的郁闷。当初在江西的时候，怎么就没有人敢说三道四？到了上海滩，什么难听的话都出来了。上海滩的鬼不简单，人也和别处的不同。当时，除了上海本地人之外，全中国的人来到上海，都会获赠一个共同的称号：乡下人。饶是你张天师千年世家，到了这十里洋场，也不过是一个土头土脑的江西老俵罢了。
　　
　　    所以说，他乡虽好，终非久留之地。三年之后，张元旭先生便离开了上海，胜利地返回了故乡龙虎山。促成他这次返乡的原因，有人说是因为一场大雨，有人说是因为一个“好皇帝”。
　　
　　    民国二年，北方旱灾。时任大总统的袁世凯先生虽然有了西方先进的“民主制度”，却还没有来得及掌握西方先进的人工降雨法。因此，还是拿这个困扰中国几千年的自然灾害没辙。万般无奈之下，只好再次求助于中国传统的“人工降雨法”——祈雨。
　　    史料上没有记载袁世凯先生有没有先请白云观全真派的道士们动手，从后来的迹象看，应该是有的。但“中华民国道教会”的那些人显得很不专业，怎么求，北京的上空依然是碧空如洗。无奈之下，袁世凯先生下令，掀翻全真派的摊子，另外派人到上海，邀请传统的祈雨专业户——“中华民国道教总会”的张元旭先生，火速上京救急。
　　
　　    张元旭先生一听，这是救民于水火的大事呀！不敢怠慢，连夜便赶往北京。到了地头上，人说：请问张先生，您这祈雨的法坛，要设在哪里呢？天安门广场，或者天坛、地坛？
　　    张元旭先生不在乎地摆了摆手，不用这么麻烦，咱们因陋就简，干脆还是设在白云观吧！横竖都是道教中人，到时候需要什么设备，也便于及时供给。
　　
　　    于是，白云观的道士们忍着一口闷气，把刚被掀翻的求雨法坛，又竖了起来。不久，张元旭先生就在前呼后拥之下，一身道袍，左手符纸，右手天师令牌，悠然地登上了法坛。在他的身后，一面白布旗上，浓墨大字写着：“龙虎山嗣汉天师 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张”
　　    更令白云观道士郁闷的事情发生了：难道张家真正是天上有人么？祈雨的程序其实大同小异，咒语听起来也一个调子。但，经张元旭先生这么一操作，一场倾盆大雨，不久便哗哗哗地把整个北京城淋了个透。
　　
　　    这件事引起了全城轰动，老北京们议论纷纷，不愧是张道陵祖师的后代呀，你瞧人家这水平，这气派！北京人看人讲究一个“派”字，能干不能干还在其次。张元旭先生从小就是按天师的规格来培养的，这派头简直是不用说的了，这一点令北京人深为折服！张元旭先生也很感慨：不愧是天子脚下，数朝古都之地。真正是民风淳朴，德化深濡啊！不像那些洋气弥漫的铜臭地界，一股令人掩鼻的暴发户气！
　　
　　    祈雨这种事情，据后人考证，有记载的，成功率近乎于百分之百；没有记载的，便不好意思说了。张家的求雨成功率在所有祈雨专业户中，据说是最高的。唯一的一次失败记录，是在明朝万历年间，那时的天师是第五十代张国祥先生。还好，在位的万历皇帝脾气温和，对道教的态度也很友好，所以并没有为难张天师。
　　
　　    不管怎么说，张元旭先生毕竟成功地求下了雨，这件事给大总统袁世凯先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袁世凯这个人，怎么看，都有些神似于当年汉朝的王莽先生。能力超强，野心超大。白居易诗云，“周公恐惧流言日，王莽谦恭下士时，向使当年身便死，一生真伪有谁知？”袁世凯也是一样，他当时在国内国外，民间朝堂，声望都是相当的高。如果没有后来称帝那招臭棋，历史对他的评价，恐怕将是另一种写法。
　　    人生在世，最难做到的，便是在野心和能力之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最后，往往让野心连人带能力一口吞噬下去。当袁世凯有了称帝这个野心后，所有的心思、精力便完全扑在上面，仿佛一个人掉进漩涡里，眼中看到的，除了水还是水。
　　
　　    正因为如此，袁世凯先生考虑到，要称帝，便不能忘记龙虎山的张天师。从历史来看，得到张家的支持，几乎就相当于在玉皇大帝那里买了单保险。恰好在此时，张元旭先生多少看出了一点苗头，便抓紧时机，通过长江巡阅使张勋先生，请求政府恢复被李烈钧废除的职权。民国五年（公元1916年），袁世凯下令，恢复张天师封号，发还天师府产田，复授张元旭为正一嗣教大真人。并且，重颁“正一真人印”，赐予“三等嘉禾章”，及“道契崆峒”匾额。
　　    熟悉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称帝，国号“中华帝国”，改“民国五年”为“洪宪元年”。
　　
　　    张天师又可以正大光明地自称为“张天师”了！笼罩在龙虎山上的乌云，似乎一夜之间，被北边来的春风吹个干净，和煦的阳光，重新笼罩在青葱的山麓之上。张元旭先生惊喜地看到，好运气如同五颜六色的气球一般，正迎面向自己扑了过来！

铁鞭01

106楼 铁鞭01说：
                　　　（一〇九）
　　
　　    在后期各位张天师们心中，一直有个隐隐作痛的地方。这个痛，是在明朝初年，被那个“爆发人家，小家气”的朱元璋先生给种下的。天下人谁不知道，张家掌门人的的标准称号是“张天师”？但小气鬼朱元璋先生就是不答应。“天师”！这岂不是在俺天子之上？最后生拉硬扯，给降到了“真人”。朱元璋的后辈子孙，喜欢道教的很是不少，但都不敢跨过朱元璋先生画的这条线。有时候觉得实在是过意不去，便在称呼上多加了一个字，变成了“大真人”。
　　    “名”、“实”之争，在一般老百姓看来，纯粹是吃饱了没事干。但在皇帝眼中，却是桩了不得的大事情。满清入关之后，完全照搬汉人的那一套做法。皇帝对道教这套东西，一直都不感兴趣。因此，张家心头的这个痛，又不得不持续了将近三百年。
　　
　　    现在好了，拨开云雾重见天日，革命了！从远在海外的孙中山，到偏居未庄的阿Q先生，所有的人都显得很兴奋、很期盼。龙虎山张家人也不例外，改朝换代，对于宗教组织来说，常常意味着机遇。不过，张家地处偏远的江西贵溪县，消息毕竟有些闭塞。如果他们知道，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竟然是个受过洗礼的基督教公理会教徒，龙虎山上，恐怕将会又是一片愁云惨淡！
　　
　　    公元1912年，辛亥革命过去一年了。江西也来了革命党，不过，不是传说中的“孙大炮”，而是另一位脾气不太好的“大炮”，历史上有名的“三炮定韶关”的李烈钧将军。
　　
　　    李烈钧，近代史上一个传奇性的人物。江西武宁人，1902年入江西武备学堂，1904年赴日留学，入东京振武学校，并于1907年在日本加入孙中山创办的中国同盟会。从那个时候起，他就成了满清政府眼中的“反动分子”。李烈钧第二次被称为“反动分子”，是在二十年后，由方志敏的红军谥给他的。先后被最保守的和最激进的人们所仇恨，现在想起来都替他感到有点滑稽。
　　    可能像鲁迅那样受过很多刺激吧，当时留过日本的革命党人，多半做事比较偏激，搞暗杀的就数他们最多。李烈钧比较幸运，他没有在这种“恐怖袭击”中充当肉弹丢掉性命。等革命成功后，李烈钧回到了家乡江西省，不过，身份大有不同：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封他为江西的最高领导人——江西都督。
　　
　　    大权在握，李烈钧的铁腕和激进脾气便显示了出来，他大力对江西进行各种近现代化的改革。应该说，他采取的那一系列激进的措施，的确让江西的面貌，在短期内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但作为一个喝过大量洋墨水的人，李烈钧哪里会对江西境内，最古老最“封建”的家族有丝毫客气？于是，龙虎山张家发现，他们原先以为，从清朝以来，自己已经“倒霉透顶”的想法，其实是错误的。当人们开始倒霉之后，每一天都会天真的设想：到了这个地步，应该算倒霉透顶了吧？其实，一切才刚刚开始。
　　
　　    就在那一年，江西都督府下令，取消张天师封号，同时，取缔天师府所有的封地。
　　
　　    消息传来，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被迫匆忙逃往上海，身后的大片田产、林园也顾不得了，逃命要紧。当时时局动荡，世事诡谲，“柿油党”们个个洋装打扮，举止怪异，谁知道下一步他们会做什么？张天师对付中国土产的鬼怪颇有经验，但遇到这群“假洋鬼子”，什么符咒、阵法、雷诀、鸡血、香灰……统统宣告过期失效。道士们知趣地没有把符水往革命党的脸上泼，他们眼尖，看得出别人手里端的可是洋枪洋炮！
　　
　　    这是第四代天师张盛先生回归之后，第一次有张天师仓惶逃离龙虎山。他既没有往青城山跑，也没有跑到当初张道陵先生发迹的鹤鸣山，而是一口气跑到了“洋鬼子”们的巢穴上海。这样做的原因，并不是张元旭先生胆上长毛，打算直捣黄龙，来个“不入虎穴，焉得虎子”，一举铲除所有洋鬼子！而是因为上海，当时是龙蛇混杂之地，仿佛像一个巨大的胃，什么东西都装得下。新的、旧的、土的、洋的、革命的、反革命的、坏种、良民、以及过去的良民……所以，多个张天师不多，少个张天师不少。
　　    况且，当时革命党名义上是听从孙中山大总统的号令，其实是按地区各自为政的。有些地方下手狠一点，例如江西的李烈钧和四川的尹昌衡；有些地方就相对来说要温柔一些，比如让鲁迅先生很生气的那位绍兴都督王金发。最温柔的地方就要数上海了，这个地方是正牌洋人的地盘，什么都督都鞭长莫及。只要逃离江西这个虎狼之地，李烈钧革命得再坚决，也拿租界里的张天师没有办法。
　　
　　    张天师从偏僻的龙虎山，来到了拥挤的上海。以前，满目是苍翠的山色，清新的空气。现在倒好，出门就是繁华的十里洋场，污浊不堪的黄浦江。对于乡下人来说，这是个恐怖的地方。《子夜》中那位吴荪甫的乡下老太爷，“不曾跨出书斋半步，除了《太上感应篇》，不曾看过任何书报，更不曾经验过书斋以外的人生”，是个老老实实的基层道教中人，结果一到上海，便被活活吓死了。
　　    这样没出息的家伙！居然好意思读过《太上感应篇》？让人听了简直气破肚皮！作为道教的领袖，张元旭先生可不是这个熊样，张家从祖上开始，就是见过大世面的。因此，即使是在上海，张元旭先生仍然可以轻易地混个风生水起。上海社会复杂，一眼望去都是人潮汹涌，其实仔细一看，却分明是个暗无天日的鬼蜮世界。张家的符咒在这里就及时地派上了用场。毕竟是千年老店，货真价实。上门来求各种符箓的，几乎挤破了张元旭先生寓所的大门。
　　    想起往事，虽然还是有些伤感，但发放符箓的收入，足以使张元旭先生在米珠薪桂的上海滩，过着比较惬意的生活。张元旭先生再次体会到了有个好祖宗的巨大好处。张家的列祖列宗，仿佛购买了一种获利非常的股票。因此，子孙后代不管跑到哪里，都可以凭着一纸名头，获得不菲的股息。
　　
　　    生活永远不会平静，就在这时，从北京传来了一个令人尴尬的消息：中华民国道教会正式成立了！
　　
　　    地点在全真教的老巢白云观，主席是白云观的主持陈明霖，发起人有十八个，无一例外全都是全真派的代表。他们还煞有介事地拟定了一系列的文件：《道教会宣言书》、《道教会大纲》、《道教会请求民国政府承认条件》等等。不久，又拟定了《道教会上国务总理、袁大总统书》。当天，便由陈明霖等人，花几毛钱钱租辆黄包车，风风光光地便送进了国务院。并且，隔几天便得到了批准，正式成为了官方认可的全国性道教组织。
　　
　　    所以说，天子脚下好办事。消息传到上海，黄花菜都凉了。张元旭先生愤怒地发现，“中华民国道教协会”里，居然连堂堂嗣汉天师的位置都没有！就算是假惺惺的，您也给一个副会长的虚衔不成吗？没有，白云观这事做得太绝了！明摆着是欺负张天师路远，你张天师无论如何，都得千里迢迢坐火车来吧？但别人从白云观赶到中南海，拉黄包车的车夫，怕还嫌没有跑过瘾呢！
　　    张天师心想，如果俺是峨眉剑仙派的，准派上几支飞剑，千里上京取了这厮的项上人头。但没有办法，张天师的专业不是放飞剑，而是帮人捉鬼，而这陈明霖道长固然奸诈似鬼，毕竟还不是真正的鬼，张天师拿他一点办法都没有。
　　
　　    张元旭先生为自己失误懊恼不已：都怪自己卖符纸卖上了瘾，忘了还有改朝换代这茬事了！结果，不幸便被全真派抢了头一炷香。说起来，也怪张天师死脑筋转不过弯来，每到了改朝换代，便东看西看，到处找人选人献符瑞。但这次改朝换代可不像从前，你未必要捧着符瑞给孙中山送去么？
　　    全真派就不同了，他们的根据地是北京，政治漩涡的中心。道士们嘴上念着经，眼睛却不住地朝观门外瞅。他们发现：如今这流行的玩艺儿换了，不兴泡茶馆听京戏了！古老的北京城里，今天成立一个什么组织，明天成立一个什么协会，后天多了个什么委员会……名头还一个比一个大。弄到后来，身为一个堂堂的北京人，如果您居然没有忝居什么“协会”之内，简直就不好意思上街见人了。
　　    所以说，现代社会中，信息是多么的重要。张天师处在上海，满眼都是赚钱的信息，政治敏锐感便一下子钝化了不少。等他清醒过来，已经晚了，别人连名片都印好了。没有办法，张元旭先生只好硬着头皮，跑去烧第二柱香：
　　
　　    1912年9月，正一派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召集上海、苏州、无锡等地正一派道观的代表人物，在上海关帝庙成立了全国性的道教组织：中华民国道教总会。

铁鞭01

105楼 铁鞭01说：
                　　（一〇八）
　　
　　    也许是受了惊吓吧？闹兵乱的第二年，张培源天师便一命呜呼了。有人说，他是因为团练练得不好，羞愤而死的。这种说法很不可靠，当时练团练的人到处都是。最后真正成功的，不外乎曾、左、李等区区几人。其他各路好汉，多半都是被长毛直接割了脑袋去。张培源天师不仅捡了一条命，甚至连丢失的天师印都捡了回来，那还有什么值得遗憾的？
　　    张培源先生仙去之后，接下来的两位天师，第六十代天师张仁晸和第六十一代天师张元旭，主要的工作是修修补补。这项工作有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修补房子，二是修补自家的典籍。
　　
　　    太平军和清军在贵溪的一场大战，把张天师祖传的家业，完全打成了一片废墟。战后，张家老小回到这个伤心之地，看到这副惨景，一个个大眼瞪小眼。没有办法，人总得要找个地方住吧？只好坐下来请人画设计图，准备着手重新修建。
　　    在过去，张家的房子经常出问题，不是人多了不够住，便是年久失修，诸如下水道不通畅或者房顶漏雨之类。一出问题，张天师便写奏章问朝廷要银子。而且，一要便理直气壮地要几万两。有时候，皇帝拿到这种奏章也很生气：几万两？奶奶的，这是你修房子还是俺修房子呀？凭什么就该是我替你出银子？
　　    一般来说，生气归生气，到最后皇帝还是会给的。道教这面旗子，是不好轻易忽视的。俗话说，不看僧面看佛面。在张天师这里，你不看天师的面子，吕祖师、关帝爷、太上老君的面子，总还是要考虑考虑吧？
　　
　　    但这一次情况例外，张家很自觉地没有上奏朝廷，完全是自己掏的腰包。他们很清楚，人活在这世上，有一项品质相当重要，那就是“知趣”。咸丰到光绪这段时间，朝廷忙得手足无措，大笔的银子掏了一回又一回，国库早就见了底了。连左宗棠先生远征新疆，这么光荣的壮举，都得自个儿去向洋人借钱打仗。在这种时候，张天师如果还冒冒失失地递一个奏表上去，说天师府毁于战火，恳请朝廷拨款十万纹银重修云云。朝廷不气得灭了你这个道教，算你祖宗有灵。
　　
　　    从这件事我们也可以看出，张家到了这个时候，家底还是相当厚实的。前面说过，天师府的规模相当宏大。想要重新按原貌修建，工程量大得惊人。不过，没有办法，张家不得不这样做。天师府不是贵溪农家的破瓦房，被烧毁了随便盖一间草窝棚就能凑合。张天师的声望之所以这么高，并不是张仁晸或张元旭先生这个人有多么厉害，而是在他的背后，有一座巍峨的天师府，一个千年不落的传奇。在这个危难时期，支撑着张家不倒下的，不是什么道书法术，而是两个字：名气！——你也可以说是“招牌”。
　　
　　    有了这个“名气”，什么事都好办。张仁晸先生一生四处游历，据史书记载，他至少到过广东、广西、江浙、四川、重庆等地。——到处兵荒马乱的，不在龙虎山好好呆着，到处跑什么跑呢？张仁晸先生辩解说，这些旅行，都有其高尚的目的。比如，去四川是为了凭吊祖迹。据说，张仁先生在青城山，还有幸在天师洞，遇到了第一代天师张道陵先生呢。那么，张道陵先生对他有什么具体指示呢？对不起，张仁晸先生委婉地说，事关机密，无可奉告。
　　    到重庆的目的，据说是为了降妖。那里出了一条大蟒，张仁晸先生仗剑书“火符”，轻易地摆平了它。至于到江浙一带去的目的，则是“奉母命祷南海”，拜观世音菩萨去也！从这件事我们可以看出，张妈妈对自家的信仰很不坚定，张仁晸先生孝则孝矣，却没有尽到规劝的责任。
　　    直到张天师的游踪到了广西南宁一带，我们方才略知一点他四处奔波的目的：“其地屡有回禄患，求书符避火者甚众，以印盖均得免。”前面说过，龙虎山张家可不是什么“非盈利性慈善机构”，天师符不是白求的，天师印也不是白盖的。张仁晸先生这么游历一番，收获应该是相当不错的。
　　
　　    第六十二代天师张元旭先生也不落人后。书上说，他是个了不起的人，“精道法，能文章，道貌岸然……风仪峻整，虔修世教，承先启後，厥功颇伟。”更值得称赞的是，这位天师一口气生了六个儿子，一举解决了曾经多次困扰张家的继承人问题。
　　    张元旭先生游历的风格和张仁先生不大一样，他不喜欢满世界地乱跑，而是化“全面出击”为“重点出击”，只喜欢游历当时最富庶的淞沪一带。据说，他在那里收获颇丰，“曾云游淞沪，以符箓赐信徒，累奏奇验；以职牒传道士，受度者众。”
　　
　　    即使是这样，天师府的重建工作，也是直到民国初才完成。完成后的天师府，基本恢复了以前的旧貌。现在大家去贵溪旅行，游览到的天师府，就是在那个时候修建的。看过前文的朋友应该还记得，就在同一时期，张仁晸先生还被朝廷逼债，被迫偿还了当年张钰先生借下的纹银二万两。我们不得不承认，张家的经济偿付能力，仍然是相当的强悍！
　　
　　    除了修房子，以及为修房子筹款外，两位张天师第二项工作，便是修补自家的典籍。相对来说，张仁晸先生的工作比较辛苦一些。因为太平军的那场大火不长眼，烧房子的时候，顺便也烧了不少的书籍，“当乱后，法疏密卷，简断篇残，不易征集”。战乱之后，张仁晸先生便带着弟子们，“参考编订，续录成帙，越寒暑靡懈。”
　　    不过，如果从工作的实绩上来看，还是张元旭先生更高一筹。前面说过，张家历经千年不断，足以和孔家的历史媲美。但他们的史料收集，宗谱编修工作，则做得相当的糟糕。直到明朝地四十二代天师张正常先生，才猛然想起：咱们多少也应该有一本宗谱吧？于是，这才匆匆忙忙地编了一本《汉天师世家》，从第一代一直写到第四十一代。时间久了，史料不全，这本书的缺漏、荒诞之处，一直受人诟病。
　　    张正常先生之后，接下来的几辈天师偷懒，没有补写此书。直到万历年间，第五十代天师张国祥先生，才重新捡起这个光荣的工作，从四十二代，补写到了第四十九代。接下来，足足又有十代天师继续偷懒，直到第六十二代的天师张元旭先生，才“搜求谱牒，旁参碑铭”，写成了《补天师世家家》，从五十代，写到了第六十一代。本来，这项工作应该是历代天师共同的责任，如果每一代都用心地收集材料，细心地记录，张元旭先生也不用这么辛苦了。要知道，他为了完成这项工作，不仅要到处找“谱牒”，还得蹲下来仔细推究“碑铭”，就差扛锄头进行田野考古工作了。
　　
　　
　　    好了，天师府重建的工作，正在如火如荼地进行着；张家的谱系修订工作，也已经接近尾声。龙虎山的丹霞地貌，依然在夕阳下闪着神奇的光芒；山下，贵溪县的佃户们，在辛勤地耕种着天师府广袤的田产。张天师走到哪里，还是有信众谦卑地递上银两，祈求这样或者那样的符纸……
　　    大乱之后，一切仿佛被雨水洗过一样，散发着清新的气息。在遥远的地平线上，甚至还出现了一丝彩虹的影子。每一个人都清楚，衰朽的清朝已经走到了末路，历史即将在这里转弯。崭新的、生机勃勃的新时代，即将破壳而出！
　　    所有的人都引颈盼望着，张天师们也不例外。眼前这一点点困境算什么？比这更大的麻烦，张家又不是没有遇到过。还好，现在根基未灭，手中暂时什么都拥有，唯一缺少的，大概只是一个“深明大义”的“好皇帝”罢了。
　　
　　    ——令人奇怪的是，这个传说中的“好皇帝”，居然还真让他们给盼到了！

铁鞭01

104楼 铁鞭01说：
                　　　（一〇七）
　　
　　    《围城》中，赵辛楣有句很有名的感慨：“不知怎么，外国一切好东西到中国没有不走样的。”钱钟书点评说，这正是中国的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
　　    道光十六年（公元1836年），一个叫洪秀全的广东人上省城参加乡试，在大街上，他遇到了一个传教士，顺手递给他一本中国籍牧师梁发撰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洪秀全当时正热衷功名，哪里会去留心这种洋玩意儿？一回到家，就直接扔进了角落里。后来人们读到此处，个个长叹不已：如果那本小册子一直老老实实地呆在角落里该多好？中国至少会因此少死一亿人！
　　
　　    许多年后，屡试不第的洪秀全心中懊恼，信手翻出来读了读。据《天王本记》记载，在此之前，他还做了个梦，见一黄发黑服的老者及一中年男子，要他“荡灭恶魔，扶持真理。”当他读到《劝世良言》后，和梦境一对照，一下子便“大彻大悟”了：原来这老者是“天父爷和华”，中年人便是“天兄耶稣基督”呀！
　　
　　    所以，洪秀全在南京建立太平天国政权之初，许多西方传教士都大为兴奋：耶稣基督保佑！中国终于要变成一个基督教国家了。在后来十多年的时间里，外国传教使团对南京的访问，有案可查的就多达20多次。
　　
　　    但是，经过仔细的考察后，传教士们失望地发现，钱钟书先生的说法的确有道理，中国人利害，天下没敌手，“外国东西来一件，毁一件。”洪秀全不仅自称上帝的小儿子，还夸口说自己亲自上天国亲切会见过“天父”和“天兄”。更有甚者，他对传教士们说，他在天国见到了“天母”和“天嫂”，并且还将自己的儿子过继给了天兄耶稣基督。从这里我们可见道教在民间的巨大影响，玉皇大帝有个王母娘娘，村口那尊土地公身边陪着个土地奶奶。天王洪秀全天真地想：人家道教一家人其乐融融的，俺们也不好让“上帝”和“耶稣基督”太孤单了吧？
　　
　　    传教士听到了这些匪夷所思的“教理”，一个个气得七窍生烟！脾气好一点的感到很难过，“现在我伤心地说，我所发现的，除了基督教名义以外，无基督教的实质。”脾气不好的便破口大骂，“至于天王所非常热心宣传的宗教主张，我相信在大体上由上帝看来都是可憎恶的。事实上，我认为他是一个神经错乱的人。”“我认定天王是一个疯子或傻瓜而抛弃他。”……
　　
　　    不过，洪秀全本人是一点都不介意的。他照样兴高采烈地玩着那些“附身”、“托梦”的巫术游戏。如果不是术语上的不同，怎么看都像是一个熟练的道士。除此之外，洪秀全更热衷于替“天父”和“天兄”扫荡那些“异端邪说”。这下子，江南一带的和尚和道士们就倒了大霉了。太平军横扫江南15省，大军过处，焚烧经籍，捣毁寺观，驱赶僧道。佛教江南临济宗四大名刹尽数被毁，南京一地的僧道据说被杀个精光。但很奇怪的是，洪秀全不杀回教徒，也不毁清真寺和儒家的孔庙。
　　
　　    这时，龙虎山的天师已经传到了第六十一代的张培源先生。很不巧，江西正好处在双方交战的要地。面对来势汹汹的太平军，张培源先生大伤脑筋。但有一点他是心知肚明的：这些红巾裹头的家伙，“非我族类”，来者不善。权衡之下，张培源先生没有冒冒失失地上门去送“祥瑞”，而是以龙虎山为根据地，仿照前朝旧例，就地招募乡兵，向曾国藩同志学习，练开了团练。
　　
　　    不幸的是，张家虽然有着上千年的宗教文化积淀，但在军事上一直都表现得相当的外行。从系师张鲁开始，就一直不停地吃败仗。历史上，张家为了抵御乱寇，多次组织私人武装。可惜，结果都令人非常失望，这一次也不例外。更糟糕的是，这回的来者真的非常的“不善”：太平军在江西方面的总指挥，是谁见谁怕的翼王石达开先生。
　　    这仗没法打！张天师带头，乡兵们一哄而散，大家撒丫子乱跑。剩下清兵正规部队干瞪眼，朝廷法度所系，想跑但实在是不敢，只好硬着头皮接战。双方在龙虎山下上清古镇激烈厮杀，当时大家的装备都比较先进了，用上了大量的火器。结果，正如俗话说的那样，“神仙打仗，凡人遭殃”。周遭的一切建筑物，都被夷为平地。兵火过后，张家人伤心地发现，祖祖辈辈经营上千年的“嗣汉天师府”，已经变成为了凄凉的瓦砾一堆！
　　
　　    大家期待的奇迹并没有出现。太平军实在是过于燥辣，见庙烧庙，见菩萨砸头。神仙们自顾不暇，哪里还管得了什么“嗣汉天师府”？不过，据张家的记载，兵乱之中，张天师百忙之中，居然还创造了一丁点奇迹出来。
　　
　　    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大兵压境，大家携带细软，纷纷往当地一个叫“应天山”的地方躲避。——为什么不干脆往龙虎山深处躲避呢？估计是因为龙虎山名气太大，全中国的人都知道那里住着张天师，和一个流传千年的家族。——说不定，龙虎山的每个山洞里，都藏着张家攒下来的道教宝贝吧？每个人都这么猜。
　　    所以，张天师不往龙虎山深处躲，是一个相当明智的选择。否则，当乱兵一手举着火把，一手捏着大刀，细细地搜山之时，宝贝搜不到，只会搜出一个天师来。大家可以想象，那些大失所望的鲁莽士兵，会做出什么样的可怕举动。
　　
　　    可能是路程遥远之故，张天师在逃命之时，尽量轻装前进。他做出了一个相当冒险的决定：没有亲自携带祖传的天师玉印，而是派一个乡丁背在身上。
　　    结果走到一半的时候就出事了：张培源先生和乡丁正要渡过一条小河之时，迎面来了一大群太平军，兵强马壮地直冲过来。张培源先生见势不妙，撒腿就往岸边的芦苇丛中跑。据当时目击者的讲诉说，由于速度太快，他们还以为张天师正在施展“土遁”之术呢！
　　    乡丁见张天师先跑了，赶紧没命地跟着跑！当然，他根本达不到天师的速度。倒不是他的道行不够，而是背上那颗玉印沉着呢！眼看太平军越来越近，乡丁做出了一个可怕的举动：他反身往背后一扯，把玉印丢弃在大道之旁！
　　
　　    这是颗古老、精致的玉印。造形古朴，质地洁白，晶莹剔透。由于乡丁用力过猛，玉印从包裹里滚落出来，在正午的阳光下，闪烁着神秘莫测的光芒。
　　    张培源先生远远地躲在草丛之中，急得直跳脚。他用力推了乡丁一把，“混蛋！看你做的好事！还不快去给我捡回来？”
　　    乡丁哪里还敢动一动？无数太平军士兵潮水一般，从河的那边漫了过来。远远看去，头上的红巾，如同鲜血一般刺眼。乡丁看着他们手中丫丫叉叉的刀枪，吓得恨不能把自己埋进泥土里，哪里还管张天师的训斥？
　　
　　    张培源先生根本没有什么心思去注意什么刀枪，他的双眼直愣愣地瞪着路边的那颗玉印，一颗心早就提到了嗓子眼上面。但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兵骑蜂拥蚁接，印仍故所，视如不见，践之不觉。”
　　    关于这件奇怪的事情，后来的人们众说纷纭。有人由此发生感叹，怪不得太平军早期非常能打仗，你瞧人家这个个都目不转睛的认真劲儿！另有人从科学的角度细心考证：是先“践之不觉”，还是先“视如不见”呢？——很有可能情况是这样的：第一个走过来的太平军是一个马大哈，这家伙目不斜视地只一脚，便把玉印踩进湿泥里去了。结果，便害得后来的人失去了发现它的机会。
　　    当然，张家对以上种种谬论都嗤之以鼻：拜托！看清楚了：这可是俺老张家祖传的玉印，太上老君传给张道陵先生的！
　　
　　    等大军走远了，张培源先生和乡丁从芦苇丛中钻出，赶紧跑过去刨出来。还好，左看右看，丝毫不见损坏。张培源先生捧着玉印，得意地对乡丁说：“看到没有？厉害吧？”
　　    厉害！果然名不虚传！乡丁点头如啄米，他忽然想到了什么，恍然大悟地抱怨道，“哎呀，早知道别人看不见它，俺们干嘛还要把它背出来？多大的一个累赘。直接放在家里不是更好？等长毛走了，咱们直接回去拿就可以了嘛！”
　　    “混蛋！”张培源先生骂道，“你怎么这么多话？当心我烧一道符让你变哑巴！——愣着干什么？还不快背着跟我走？再丢了我要你的小命！”

铁鞭01

103楼 铁鞭01说：
                　　（一〇六）
　　
　　    明清时期，各种各样奇形怪状的民间宗教，在中国古老的土地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了出来。不仅让朝廷忙得手忙脚乱，也让两家主流宗教——佛教和道教大皱眉头。这些新来的家伙，个个其实都是长在佛教道教身上的槲寄生，贪婪地吸足了营养之后，便纷纷跳下地来，开始在最下层空间里，慢慢长出自己的枝繁叶茂。
　　    光是数得出名字的，便有弥勒教、无为教、大乘教、黄天教、红阳教、青莲教、一炷香教、八卦教、真空教、斋教、一贯道、先天道、在理道、九宫道等几十种。这些五花八门的民间宗教，除了大肆剽窃佛道两家的现成理论之外，还差不多有着两个共同的源头：罗教和白莲教。
　　
　　    白莲教最早源出于佛教净土宗的一个教派白莲宗，后来大量掺入了摩尼教（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魔教”）的成分，自起炉灶，从宋元时候起，便一门心思地和朝廷作对。《倚天屠龙记》中的那几位，如彭莹玉、韩山童、徐寿辉等，甚至还有朱元璋本人，都是货真价实的白莲教教徒。朱元璋是内行看门道，深知白莲教的组织能力和蛊惑能力，一登上皇帝宝座，便翻脸不认人，明令禁止白莲教。后来民清两朝的历代皇帝，无不依样画葫芦，对白莲教的政策都是严防死守。
　　    不过，白莲教也很生猛，不间断地和朝廷作对。而且，它像一只九命怪猫一般，怎么也打不死。从明到清，唐赛儿、石和尚、徐鸿儒、王聪儿……著名的反贼层出不穷。到后来，朝廷如惊弓之鸟，不管是哪一种民间宗教作乱，统统以“白莲教”称之。
　　
　　    白莲教这样做的副作用，是使自己在一般良民心目中的名声，变得格外的糟糕。到了清朝，只要听说你是信白莲教的，旁人的脑海中，立刻会浮现两个诡异的大字：“妖人”！相比之下，罗教略显得温柔些，所以它在民间宗教界的影响，一点都不弱于白莲教这支老牌劲旅。不少教门，如无为教、大乘教、红阳教、大成教、黄天教、真空教、一贯道等，都是直接源出于罗教，或者深受罗教的影响。
　　    其中，值得一提的有大乘教。这个教门其实是直接从罗教中分化开来的，在清朝中叶相当活跃。他们的教主认为，人间大劫将要来临，古佛命令太上老君造法船金船，运送教徒们登船安全地驶入天宫。幸好这一说法迟至清朝方才出现，否则肯定有后世学者考证，中国人提出的诺亚方舟概念，比西方领先了若干年。
　　    大乘教另一个有趣的事迹，是一个叫李奇的教主，声称今后弥勒将下凡亲自管理天下，他老人家将授命一个叫“李开花”的神秘人物，担任中国的皇帝。这个说法流行甚广，弄得清廷惶惶不安，“李开花”抓了无数。
　　
　　    其它教门中，比较有名的还有红阳教，看过熊召政《张居正》的朋友，应该还记得书中有一个叫“飘高”的人物，亦正亦邪，行踪诡秘。此人原名叫韩太湖，是红阳教的创教祖师爷。红阳教的特长是关注妇女问题，所以得到了很多下层妇女的信奉。
　　    不过，红阳教比起后来的真空教、一贯道、先天道、在理道，其声势还是要弱得多。这些后起之秀，在清朝和民国的声势都相当的浩大，特别是一贯道，势力遍及全国，教徒何止千万！新中国成立后，经人民政府的仔细鉴定，被光荣地评为全国第一大反动会道门。
　　
　　    真空道和先天道的影响也是不小，后来甚至流传到了海外华人的聚居区，直到现在还有活动。我曾经亲眼见过他们的庙宇。那次是因为约了个朋友，她叫我在“空空教”寺庙的门口见面。——什么？“空空教？世界上居然还有这等宗教？老实说，这个名字是过于怪异了，着实令我百思不得其解。赶紧跑到那里一看，门口的匾额上赫然题写着三个大字：“真空教”。
　　    震惊之余，让我觉得很遗憾的是，这难得一见的真空教，其庙宇却太过平常了，样式格局和一般的道观毫无二致，让人兴味索然。我们的老祖宗本来是很有创新能力的，但这个能力后来——尤其是明清时期——却基本上丧失殆尽。从各种宗教寺观的建筑上，便足以体现这种能力丧失后的可悲后果。
　　
　　    民清时期中国创新能力的丧失，不仅表现在寺观建筑上，还体现在整个社会的方方面面。中国的封建体制，像一棵朽坏的巨大老树，每年都开着同样的花，结着同样的果。翻来覆去，重复着千年前上演的老故事。枝枝叶叶之间，弥漫着一种陈腐、颓废的气息。到了明清两朝，这种颓丧的风气，已经吹遍了社会的各个层面角落。包括道教在内的宗教精神领域，也根本没有办法躲开。
　　
　　    在张道陵创教之前，甚至还包括他刚创教的那段时期。道教，说白了也算是民间宗教一种。喝符水，敬鬼神，用精神疗法治病，捉鬼降妖，基层化、略带愚昧的信徒，粗糙、但通俗易懂的经书，严密的组织，蠢蠢欲动的造反心态……连取个名字听起来都土气十足：“五斗米道”。直到后来南北朝时期，寇谦之破除“三张伪法”，葛洪、陶弘景等人不断的理论更新，才使道教成功地进入社会上层，成为了一门正式的、受到承认的宗教。
　　
　　    有了这样脱胎换骨的经历，土生土长的道教，本来应该是犹如翱翔于九天的仙鹤，成为华夏精神文化中的一颗不落之星！但大家看看到了明清时期，道士们都做了些什么？——“喝符水，敬鬼神，用精神疗法治病，捉鬼降妖，基层化、略带愚昧的信徒……”走了上千年的漫漫长路，却似乎绕了一个大圈子，终点又回到了起点，仿佛重新变成了一个规模宏大的民间宗教。唯一的改变，是组织变得不再像当初那么严密了。至于拉杆子造反的心态，那更是连想也不敢想了。
　　    沦入社会底层，道教这只翱翔九天的仙鹤，变成了一只凡鸟，混在鸡鸭群中和大家一起抢食。问题是，这群新涌现的民间宗教，多半也是毫无创新能力的。它们发现，要生存下来，最好的办法，便是抄袭佛教道教之中，被证明最有效的操作手法。
　　
　　    于是，道士们伤心地发现 ，本教的知识版权受到了严重的侵犯！——玄之又玄的理论，有前面提到过的罗教抢着发言；治病救人，有飘高祖师传下的红阳教；炼丹服气，有不落人后的黄天教， “得道之人，先通内用。养神、养气，神气不散，结成大丹……”够通俗易懂了吧？一点都不像道教那样故弄玄虚。那么，这句话出自什么经典呢？——黄天教的《普静如来钥匙宝卷》！看看吧，人家光脚不怕穿鞋的，甚至还请来如来佛祖帮忙炼“内丹”。
　　    不仅如此，黄天教还和道教抢着做道场，到处超度死者赚外快。有时候，他们连身自己的制服都没有，混着穿身道袍便上场了。主家在操作这种事情的时候，多半都是糊里糊涂的，管他什么人，只要会念经就行！有时，等给完了钱，方才明白来的原来不是正规的道士。但事情到了这个地步有什么办法？鬼才知道死者的灵魂被他们超度到什么地方去了。
　　    那么道教还剩什么？扶乩请神？——对不起，后起之秀，著名的反动会道门一贯道同样精于此道，照样沙盘扶乩，照样神佛上身。后来到了民国时期，一贯道还把这一切正规化、现代化，开办了一系列的培训班，如，“仙佛研究班”、“忏悔班”、“坛主班”、“点传师班”等等。
　　    唯一没有被侵权的，似乎只剩下降妖捉鬼这一块了。不幸的是，随着西学东渐，各种各样的“洋鬼”蜂拥而入。土产的狐仙鬼怪，数量一年一年地递减，远远没有当年蒲松龄、纪晓岚时代浩大的声势。道士们，尤其是龙虎山的张天师们，桃木剑抽出来不知道往哪里砍。急得那个样子，真有些“拔剑四顾心茫然”啊！
　　
　　    不过，接下来发生的事情，便远远没有“侵权”那么简单了。龙虎山的张天师们，将见识到真正的“邪教”的厉害。

铁鞭01

102楼 铁鞭01说：
　　　一〇五）
　　
　　    明朝时候，山东即墨县出了一个姓罗的军人。当时没有什么战事，当兵的不外乎戍边守境而已。最苦的差事，就是被派到北边的冰天雪地里去守长城。结果这位罗姓军人偏偏就轮到了这差事。正如人们常说的那样，事情总是会往最坏的方向发展的。
　　    不过，反过来看，老子的话说得好，“祸兮，福之所倚”。冰天雪地的环境，可以把人冻得直哆嗦，但也可以让那些本来就清醒的人，能够更加清醒地思考。正如释迦牟尼的万丈雪山，耶稣基督的茫茫沙漠，以及，王重阳先生那方小小的“活死人墓”。极端的环境，往往可以造就极为特殊的人物。也许正因为这样吧，当那名罗姓军人踏上回家的迢迢路程时，在他那身破旧的戎装之下，已经不是当初离家时那个普通的下级军官了。
　　
　　    罗姓军人这次回家，是为了探望他许久未见的妻子。三年前，当他远离的时候，他把妻子托付给了一个姓李的乡人，一个他认为值得以性命托付的朋友。好了！到家了，一切都看起来安然无恙，罗姓军人很欣慰。但欣慰之后，他偶然在妻子的床底，发现了一双男人的鞋子。
　　    多年的艰苦熬炼，使罗姓军人有着钢丝一般的神经。他丝毫不露声色，只是再三感谢李姓朋友的恩义，妻子在旁边，也不停地述说着李姓朋友平时的细心照顾。酒阑席散，大家尽欢而别。罗姓军人告诉妻子，他明天要去执行一个任务，晚上不会回家。
　　
　　    第二天一早，罗姓军人上马挥鞭而去。他没有走远，而是在附近找了个地方藏了起来。夜深更定之后，他悄悄地潜回了住家旁边，执行他今晚真正的任务。
　　
　　    事情和他想象的一样，屋里传出了两个人的声音。罗姓军人怒不可遏，拔出腰刀，破门而入。李姓朋友和妻子吓得魂不附体，跪在床下乞命。就在这关键的时刻，罗姓军人做出了一个旁人难以想象的决定，他对这对“狗男女”说，“始以汝为人也，今如此，杀之污吾刀耳！与汝约：妻子而受之，籍名亦而充之，马匹械器具在。我逝矣！”
　　    ——老婆给你算了！不仅如此，俺这个芝麻官也不要了，一并送给你。该满意了吧？——从此，这位罗姓军人便仿佛人间蒸发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他的老婆和姓李的朋友绝处逢生，还捡了个天大的便宜，本来是可以开香槟庆祝的。但不巧被一些见义勇为——也可以说是多管闲事——的邻居们听到了风声，于是便报了官。他们的运气很不好，遇到了一个喜欢逻辑推理的官员。该官员推断，奸夫淫妇就在这里，而亲夫却挖地三尺都找不着。按正常的逻辑推断，该官员认定，此事纯属谋杀亲夫无疑！——什么？亲夫不仅饶了你们，还送了你们官位一个兼马匹器械若干？来人，掌嘴二十先！你们这对奸夫淫妇，不仅侮辱了本官的逻辑推理，还简直是在侮辱本官的智商！
　　
　　    结果，那对奸夫淫妇“逾年并桎梏以死” 。后来的事实证明，那官员杀错了人。其实也不该怪他，要怪就怪那姓罗的军人，这厮纯粹是个不讲逻辑的人，根本就是不按牌理出盘嘛！
　　
　　    若干年后，人们在一个山洞里发现了罗姓军人，这时，他已经是一身道装了。更厉害的是，当地人发现，他居然端坐洞中整月而不吃东西！这还了得？分明是一个高人！当时已经是明朝，所谓的异人或高人越来越少。好不容易碰到了一个，如果不小心饿死了，怎么好意思说出去？
　　    当地的人赶紧往罗姓军人——不，应该叫罗姓道人——旁边送吃的。但罗道人碰也不碰，脸上还露出厌恶的神情。大家一腔热情被泼了冷水，都有些不好意思。久之，便懒得去理他了。时间一久，洞口长满了荆棘灌木。有时候，放牧的儿童，砍柴的樵夫，还会透过灌木丛的缝隙，往里面瞅两眼。他们发现，罗道人始终端坐不动，但身上已经蒙满了厚厚的灰尘。还有些时候，人们会在山那边远远地看到他，但走近一看，却杳无踪迹。跑到洞里一看，他还是端坐不动，身上蒙尘依旧。
　　    终于有一天，有好事者发现，罗道人“玉柱下垂”，已经坐化了。本区域出了个异人，当地人都觉得自己脸上光荣，便凑钱修了一个庙。大家不再称他“罗道人”了，而是仿照吕洞宾吕祖师的旧例，尊称他为“罗祖”。
　　
　　    按照道教的老规矩，捡到篮子里的都是菜。这位“罗祖”，不用说也应该被收入道教的神祗系统。于是，道士们兴冲冲地跑去收编，但却被一伙神秘人半中腰截住：对不起！请回吧，罗祖是谁来都请不走的。俺们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宗教了，名唤“罗教”！
　　
　　    这位罗姓的军人真名叫罗梦鸿，又有罗清、罗静、罗英、罗梦浩等等一大堆别名。——还好没有出国，否则签证表上“别名”这一项，就够他喝一壶的了。当然，人一出了名，名字就多了起来，这点大家可以理解。不过，据说罗祖并不是像人们所传说的那样，整天动也不动地蹲山洞里。他到处传教，而且，还写下了经卷五部六册，正式创立了影响明、清、民国三朝的著名民间宗教，也即是前面提到的“罗教”。
　　
　　    罗教从佛道两家出发，主张“三教共成一理”。它吸收了两边最吸引人的理论，然后再加以阐发引申。比如，它采用了佛教的“性空说”，提出了“真空”之义，“本来无一物，何处有尘埃？”。但佛教徒们不要高兴得太早了，罗教真空得相当彻底，随便把佛祖菩萨，统统给“真空”了。于是，天地宇宙之间，就只剩下一个绝对的，永恒不变的“真空”。
　　    如果只是这样说，对一般老百姓来讲，还是过于抽象了。于是，罗教便提出了一个“无生父母”的概念，后来演变成了著名的“无生老母”。这是一位在宇宙之间，地位最最至高无上的女神！人生天地之中，不过是过客一场，“人生如逆旅，我亦是行人”。罗教认为，人死之后，最终的归宿是一个叫“本分家乡”的地方，大家都要去那里，向“无生老母”报到。这个“本分家乡”，后来，又演化变成了“真空家乡”。明清两朝，很多种民间宗教所遵从的“无生父母，真空家乡”八字真言，便是源出于此。
　　
　　    除了佛教之物，罗教也从道教那边偷了不少东西。比如著名的“无极”、“无为”等概念。按罗教的说法，“无极”就是“真无极”，通俗点说，便是前面提到的“真空”境界。道教认为，“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罗教听到这句话，大受启发！他们创造性地提出了自己的创世观点：“无极而太极，太极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为乾坤世界。”——这几句话听起来耳熟，人们多半以为是道教的说法。实际上，道教的确创造了这些名词，但始终没有阐述清楚。反倒是后来的罗教，把这一堆东西巧妙地串了起来。
　　    除此之外，罗教还从道教中偷走了其它的一些东西，比如说道教最著名的神仙吕洞宾。有人甚至认为，罗教最顶尖的神仙——“无生老母”，最初的想法，也是来自于《道德经》中的这句话，“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罗教的教义虽然显得粗糙，但简单清楚，言之成理。上层的知识分子对它表现出了应有的鄙夷，但下层民众却对它大感兴趣。创教后不久，罗教便迅速地在社会的底层蔓延。从明朝后期开始，越演越烈。仿佛一列在地底高速行驶的列车，轰然一声，和同样正在向社会下层扩展的道教——尤其是正一天师道——撞个正着！
　　
　　    这一时期的龙虎山张家，在民间是享有非常崇高的地位的。纪晓岚在讲完张天师借朝珠的故事后，还特意提到了另外一件事。说，他当年在福州当官的时候，有一个叫魏成的仆人，不知怎么回事，夜夜被当地的妖物骚扰。魏成是个年老持重的仆人，一开始是忍，打算“以德服妖”。但很明显的，此妖既没有读过《四书》，也没有翻过《朱子家语》。游戏玩上了瘾，一点住手的意思都没有。
　　    终于有一天，魏成被惹急了。这一急便急中生智，想起了纪晓岚和张天师的交情，便大声喝道：“吾主素与天师善，明日寄一札往，雷部立至矣！”此言一出，“应声而寂”。——连偏在福建的妖怪，都害怕一个朝珠也摄不来的人，可见当时张天师的赫赫威名。
　　
　　    张家对这一点相当清楚，这可是祖宗积攒千年留下的宝贵财富呀！正好，此时的皇帝对张天师很不够意思，于是，张家的眼光，便越来越喜欢往下看了。哪曾想到，当他们往下看时，却看到了不知什么时候冒出来的，一堆又一堆稀奇古怪的民间“土宗教”，仿佛刚从土里冒出来的异种昆虫，正张开嘴巴，大口大口地蚕食那些本来应该属于张家的地盘呢！

铁鞭01

101楼 铁鞭01说：
                　　　（一〇四）
　　
　　    乾隆、嘉庆、道光皇帝的一系列禁令发布之后，正一道天师惯常走的上层路线，便从此宣告关闭了。后来，天师们为了恢复这一条黄金铺就的通道，曾经下了很多功夫。但最后都毫无例外地宣告失败，甚至最终还沦为了笑柄。
　　
　　    那么，这一时期的天师们在干什么呢？
　　
　　    据《清朝野史大观》记载，清末“张氏子孙乃犹有僭用极品仪制，舆众舄奕，声气招摇，游历江浙闽粤诸省，沿途以符箓博金钱，並勒索地方有司张馈赠”——为什么偏偏要坐一品大轿呢？估计是因为这轿子比张天师家的那顶三品轿宽敞，空间大。除了塞进一个张天师外，还可以装不少货物，如符箓、神水、驱邪挂件、各种防鬼手册、全尺寸仿真天师剑、令牌、龙虎山商标特制道教乐器等等。这些东西，一路走来，便是花差花差的银子！
　　    从江西开始，在东南沿海绕一个尽量大的圈子之后，张天师往口袋里一摸，便和发财归来的阿Q一样，手中满把都是铜的和银的。张家在下层民众中的声望极高，便是那些地方上的小官，一见他们那神气活现的架势，也都个个先吓软了脚。所以，张天师敢大胆地坐不应该坐的轿子，而且，还可以理直气壮地问“有司张馈赠”。——不给可以吗？可以！但要先问问俺的那些随从答应不答应。——您总该听说过雷公奉茶的故事吧？
　　
　　    当时，中国最有钱的地方在江南，江南最有钱的地方是江苏，江苏最有钱的地方是扬州。古人有云“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这是唐朝时候的旧账。如果是放在清朝那会儿，这十万贯是花不了几天的。说不定到时还得把鹤给卖了，才能够凑得够路费回家。扬州城中有一寺一观很有名气，这寺便是著名的禅智寺。唐朝时期就很有名了，诗人张祜有诗云：“人生只合扬州死，禅智山光好墓田。”到了清朝，禅智寺就更厉害了，厉害得让和尚们个个都生就一双高高在上的势利眼，韦小宝韦大人当年小时候没少受欺负。众所周知，长大后，他差点把这寺里有名的牡丹花都割去喂马了。
　　    另一个有名的道观便是琼花观。扬州早年其实不是以禅智寺的牡丹闻名的，闻名的是隋朝的琼花。读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隋炀帝为了满足自己的爱美之心，硬生生地挖了一条千里大运河，直通扬州。劳命伤财，天怒人怨，结果过不了多久，项上的大好头颅，便被人硬生生地割去。历史的教训总是发人深省的，一个馒头可以造成了一出人生的悲剧，一朵花也可以导致一个庞大帝国的彻底灭亡！
　　
　　    清朝的时候，琼花观和禅智寺一样热闹。进进出出的，除了各级地方官员，便是大大小小的盐商了。这些人是真正的有钱人，花起钱来可以把比尔.盖茨吓得掉进运河里去。卖盐赚了大钱后，他们先是一阵不要命的胡吃海花。久而久之，这种暴发户式的花钱法玩腻了，他们便开始玩起风雅来。不仅养了些落魄文人当清客，还特意把筵席摆到了那些“风雅”的地方，例如禅智寺和琼花观。——顺便说一句，中国八大菜系之一的淮扬菜系，便是被这伙人这么硬生生给吃出来的。现在看来，这可以说是盐商们所做出的所有事情中，唯一让人想得出的正面贡献了。
　　
　　    张家和扬州的关系，在清朝那时候似乎相当的密切。六十回本《儒林外史》中，曾提到张真人以法术勒索盐商钱财的故事。当然，我们不用去管它，小说家言，不足为信。不过，十里歌吹的扬州，的确是张家近几代天师都喜欢去光顾的地方。很巧合的是，第五十二代天师张应京、第五十四代天师张继宗，都死于扬州琼花观。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张祜先生“人生只合扬州死”的诗句。遗憾的是，他们毕竟是道士，不好意思进禅智寺，所以张祜的后半句“禅智山光好墓田”，便最终落了空。
　　
　　    张天师这样东奔西走，说起来也有其不得已之处。虽然后来乾隆皇帝把他家的品秩提到了正三品，但这其实是一个空头官职，只有顶戴没有俸禄的。就算是有俸禄，那区区几块碎银子能派上什么用处？龙虎山上下上千张嘴巴，都是要吃饭的。“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那是因为别人处在要害职位。张天师的正三品头衔，像一座没有香火的寺庙，连贪污受贿的基本条件都没有。
　　    更令人气愤的是，大清朝廷对张家越来越吝啬。明朝时候，虽然皇帝对张家时好时坏，但还是多次拨款整修上清宫。到了清朝，屈指一算，仅仅只有两次。一次是康熙年间，另一次是雍正年间。张天师住的地方，可不像咱们老百姓住的三室一厅，照旧例都是由各朝皇帝拨国库的银子来整修的。最早开修的，是唐朝那位灭佛的唐武宗，后来各朝便基本形成了惯例。这不仅是替张家省银子，也是象征着朝廷的一种认可。
　　    雍正时期的国库远比康熙时候来得充实，这位皇帝爷也恰好是清帝中，唯一一位对道教稍有好感的。所以，他拨的银子数目不少：十万两。——恰好是知府级官员贪污三年的总数。此后，清代皇帝再也没有给张天师赏赐银两，更没有拨款修过宫观。除了对道教小气之外，另一个原因是越到后来，花银子的地方就越多了，尤其是在1842年之后。
　　
　　    张家也发现需要花银子的地方越来越多了。如果是早期的天师们，靠着那些田产也完全够用了。可惜，“由俭入奢易，由奢入俭难”，花钱花惯了的人，你突然要他把口袋捆起来，他哪里愿意？这个时期的张天师，见惯了北京、扬州等地的大世面，生活习惯已经远非当年筚路蓝缕的先人可比了。
　　    还好祖宗传下来不少田产。前面说过，张家的庄园大得吓死人。但农业毕竟是一项低产出的行当，那土块里刨出来的几个铜钱，哪里够张天师花用？没办法之下，张天师便把注意力转向了高效益高产出的商业。他们的商业活动很简单：卖田！于是，从清朝后期开始，张家的田产就像春天河面上的冰层，一块又一块地消逝于无形。
　　
　　    嘉庆十九年，第五十九代天师张钰实在是没有钱花了，便借口龙虎山宫观祠宇倾坏，恳请皇上赏借银两修整。嘉庆皇帝当时抄和珅的钱估计还没有用完，心情还算不错。他决定给这笔钱，但条件是：只给借不赐赏。答应借出二万两银子，但要张钰每年还一千两，二十年内还清。
　　    这位天师银子一到手，根本没有修什么“宫观祠宇”，只是拿出少量银子稍微检修了一下住房。另外，他还在天师府外立了两座木坊，意思是说：“看好了啊，咱们这可真的是在修房子哟！”
　　    其余的银子，便统统都被他挥霍了。这位天师还摆明了欺负清朝皇帝事忙，顾不过来。一直赖着皇帝的帐不还。这笔债足足拖欠了七十六年，直到光绪十六年，朝廷缺钱缺得实在厉害，由中央财政部（潘司）出面讨债，第六十一代天师张仁聂才不得不还清了这笔债。我们可以推断，张仁聂先生一定没有把利息算在内，否则他非得把龙虎山卖了，才可以把这笔债还得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