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一二点波到二四点波，曾经历了怎样的心路历程？

贝多芬

楼主 贝多芬说：
盲文专栏：忆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
内蒙古包头董秀阁
视障者学习园地
2023-07-24 07:03
编者的话：董秀阁先生是参与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研究和试学试用的盲文改革亲历者，对《汉语双拼盲文方案》以前的《带调双拼盲字方案》、《汉语盲文七五方案》等方案都有所了解。文章较为详尽地介绍了《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诞生前后的各方面情况。本文经黄乃审阅后，曾以《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为题分多次刊登于2002年的《盲人月刊》。现经作者授权，本公众号将分多次全文刊发该文章。以下是文章正文。
我国盲文的再改革已走过了30年的历程。今年，是“汉语双拼盲文”的最初方案（草案）问世27周年，是“七五”方案诞生16周年，是最后修正案设计完成10周年，是中央五部委正式发文批准在全国盲人群众中试行推广《汉语双拼盲文方案》7周年。作为一个盲改的拥护者，我有幸经历了改革工作的大部分过程。回顾在黄乃同志的领导下，我们走过的一个个曲折历程，自有许多感慨。
盲文改革是关系到我国盲人群众的一件大事，它牵动着千余万盲人同胞的文化生活，对于大幅度提升广大盲人群众的文化科学水平必将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但是，直到今天，还有相当多的盲人朋友对这次改革的重大意义缺乏足够的认识，推广工作并不顺利，改革进程步履艰难，甚至在一些单位出现了暂时的挫折。我想，要使广大盲人群众对这次盲改的重大意义有充分认识，首先应当让大家对改革基本过程有一些大概的了解。作为一个过来人，愿将自己所知道的一些有关情况做些片段的介绍，希望能对大家有所启示。
一、暗夜里的晨星
在迷茫的徘徊中探得了一条通往目标的道路，在暗夜里寻到了一颗明亮的晨星。朋友，您曾感受过这样的喜悦吗？
我自幼就读于盲校，在校期间正值‘文革’时期。那时，“文革”前的各种出版物都被视为禁书，只有毛选“雄文四卷”可供学生阅读。在通读过程中，常遇到一些难懂的词或人名或地名，由于读不准声调，向老师请教时，老师也无法解答。也就是从那时起，我就感到了现行盲字在声调问题上的不足。盲校毕业后，无法继续求学，无奈开始学习按摩。由于当时的盲文医学书籍很少，只得靠抄书学习。为节省纸面和节约时间，抄写中很少标调；当过后复习时，竟连自己抄写的许多内容也无法准确地读出了。当抄写医古文时，即使字字标了调，由于现行盲字没有表意系统，理解起来仍然很困难。学习中，几乎每日都受着这些因素的困扰。
1977年，我在北京按摩医院进修时，一次偶然的机会听说，原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领导人黄乃，又设计了一套新的盲字方案，这个方案，可以在两方音符内写出一个带调的字，而字的平均总点数，并不比现行盲字多，用它书写，比用现行盲字省纸。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为之振奋。
提起黄乃这个名字我并不陌生，虽不曾见过，但早已从文革时期广泛传播的他的“反动罪行”的材料上和一些为他鸣不平的群众的口中有所了解。他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民主革命家黄兴之子，三十年代曾留学日本，在那里，因参加进步的世界语活动而身陷囹圄。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毅然返国奔赴延安。到了延安不久，毛泽东还亲自会见了他。在延安，他专门研究日本问题，并有很多卓越的建树。1942年5月5日，毛主席在马列主义学院建校纪念大会上发表讲话时赞扬了他，说：“在日本问题上，黄乃同志是有发言权的。”据一些“老延安”说，青年时代的黄乃才华横溢，他懂得日语、俄语、英语和世界语。有一位解放后担任高级领导职务的干部曾对我回忆说：四十年代初，他在中央党校学习，是世界语协会的会员，在延安世界语协会曾见过黄乃，他戴着一付深度的近视镜，为大家讲授世界语。那时，不知是谁曾半开玩笑地列了一张延安“十大公子”、“十大才子”的排行榜，据说黄乃都被列入其中。
早在读高中二年级时，黄乃的右眼就因外伤失明。留学日本、奔赴延安，他都是凭着一只左眼进行学习和工作的。在延安，它超负荷地工作着，大量的研究和思考都是在昏暗的油灯下进行的。积劳成疾，已经高度近视的左眼视力更日渐下降。由于工作紧张，加上延安医疗条件的简陋，病情更愈见加重。但他仍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他曾担任延安《解放日报》副刊《敌情》的主编，并以“付秘”为笔名，发表过大量文章。据说，当年《解放日报》上许多有关日本问题的精彩的社论和评论，就是出自他的手笔。解放战争时期，他的眼病虽已相当严重，但在党中央撤离延安后，仍随“昆仑纵队”转战陕北，在毛主席、周副主席身边工作，为解放全中国做出了贡献。
1948年春，党中央迁入河北省平山县。这时，他的左眼也完全失明。开国大典的节日，他是在沈阳的一所医院里度过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对他的病情很重视，周恩来亲自批准送他去苏联莫斯科治疗。但已经太晚了，他的眼睛没能复明。在苏联治疗期间，他并没有停止工作，他要利用这个机会向苏联人民学习，以便回国后更好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当知道自己的眼睛已没有复明的希望时，他首先考虑的是今后的工作。于是，他参观了莫斯科盲校，并在那里第一次见到盲文。大概也就是从那时起，他就打定主意，要为中国的盲人同胞做点儿事。
回国后，他开始致力于研究和思考中国盲人问题。从何着手呢？
黄乃认为，要想从根本上解决中国盲人问题，关键在于首先要提高广大盲人的文化水平。教育是基础，而作为教育的工具——文字，又是基础的基础。解放前，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非常落后，即使在少有的几所盲校里，所使用的盲文也不统一。为发展我国的盲人教育事业，为尽快地在盲人群众中扫除文盲，黄乃决定用尽短的时间设计出一套统一的全国盲胞通用的盲字方案。对于方案设计的具体过程，我并不了解。但可以想象，一个刚刚跌入黑暗，又只是初次接触了盲文的人，要想设计出一套盲文方案，并使之成为全国盲胞的通用文字，那将是一件多么艰难的事啊！然而，他终于战胜了常人难以想象的困难，只用了一年多时间，就完成了方案的设计。周总理得知消息后，握着他的手，向他表示祝贺。当毛主席看到了用黄乃设计的新盲字出版的新中国第一本盲文刊物——《盲人月刊》时，高兴地说：“黄乃同志我知道，有创造性。”
新盲字的诞生，给我国广大盲胞带来了福音，为盲人打开了一扇感知世界的心灵之窗。成千上万的盲人掌握了盲文，有了文化，走上了工作岗位。几十年来，在他们中间涌现出了许多优秀人才。然而，无论是高明的按摩医师、生产能手，还是著名的音乐家、作家、诗人或教授、专家，他们的成功攀登，哪一个又能离开作为文字工具的盲文呢？人们称黄乃是“给盲人带来光明的中国的路易·布莱尔”。难怪一些盲人同胞将这位心灵之窗的开凿者称为“盲人心中的太阳”、“盲人的救星”……。虽然对这些赞誉他是绝不接受的，然而这发自广大盲胞内心的感激，在文革中却成了他反党反社会主义的罪证。在原内务部，他第一批被揪斗，并被封为“中国盲人中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又因为，1955年，刘少奇主席曾嘱托他说：“中国盲人的问题你要多想，要时常向政府敲警钟。”于是他便又多了一顶贵冠“刘少奇的黑干将”。
黄乃对自己工作中存在的缺点和错误，毫不掩饰地做了一次次认真的检讨，但在原则问题上，他决不让步，重压下从未屈服；而面对周围一片“打倒黄乃”的喧嚣声，他镇定自若地说：“黄乃是打不倒的，你们打不倒黄乃。”当大批干部下放劳动时，作为“走资派”的他，也被发配到了“五七”干校。他住进了简陋的牛棚，做着繁重的劳动。
那么，他什么时候又设计出一套新的盲字方案呢？我急于想知道这个方案的内容。
不久，我去拜访北京盲校的一位教师，想从他那了解一些这个方案的有关情况。然而，当我一见到这位老师，他便严肃地对我说：“这个方案不行，他不仅是错误的，而且是反动的。因为毛主席和周总理都说过，我国的文字改革要坚持世界共同的拼音化方向，《汉语拼音方案》可以作为我国各少数民族创制文字的依据，当然盲文也不该例外；而这个方案却彻底摈弃了《汉语拼音方案》另搞一套。甚至黄乃还敢公开地说：‘中国的盲字改革，汉语拼音化、字母国际化的道路走不通。’这在政治上是要犯大错误的。”
那时，虽然“四人帮”已被打倒，但极左思想仍然紧紧地禁锢着人们的头脑，人们常说四个字，就是“心有余悸”，我真的被吓住而不敢问津了。接着，这位老师拿出一份由他自己设计的《汉语拼音盲文方案》，这个方案在现行盲字基础上做了些调整，使之更接近了字母国际化的原则。他希望我试用一下，并说：“这是符合毛泽东思想的一个方案。”
几天后，我用这个方案给这位老师写了一封信，他打来电话高兴地说，我的信比他这个设计者写的还规范。受到鼓励后，我开始用这个方案做笔记。用了一段时间，除感到方案中的一些简写符号确能起到书写时节省纸面，节约时间作用外，其它与现行盲字没什么差异，只是字母符形的变动而已，在文字效能上毫无提高。
也许是出于年轻人的好奇，或许正是那位老师所说的“反动”二字引发了我的兴趣，我设法从当时北京盲文印刷厂叶耀增老师那里借到了一本手抄本方案。我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本很旧的，相当于小号盲文纸大小的本子，显然已经过了不少人的传阅。封皮的方框里用现行盲字写着这样几个字：《声韵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设计者：黄乃、扶良文。后来我才知道扶良文是一位热心盲字改革的某研究所的高级工程师，在方案设计的某个关键步骤起了重要作用。
开始，方案定名为《声韵调双拼盲字》后，为了突出其特点，又更名为《带调双拼盲字》。方案共有35个字母组成，在声、韵两方盲符内拼出一个带调的音节（字），声方在左，韵方在右。方案打破了现行盲字“一母一符”、“一调一符”的旧模式，将声母、介母、声介合母融入声方；韵母和调号融入韵方，韵方内上四个点位——１、２、４、５点的变化组成韵母，下两个点位———3、6点的变化组成调号。方案不仅能准确地反映出汉语的阴平、阳平、上声、去声，而且还能反映出汉语中的轻声，韵母下降一个点位就是轻声。
方案还设计了“哑音定字法”，架起了盲字与汉字间相互沟通的桥梁。“哑音”是原文中的外加成份，是为了明了词意的一种简便的文中注解，诵读时不必读出，故名“哑音”。出版物或个人笔记中，采用“哑音定字法”，可使盲人明白地辨别某音节是汉语中的哪个字，目的是为了帮助盲人对汉文中的疑难词、生僻词的理解。
方案还有一个缩写系统，规定了若干常用词的缩写或简写符号，并提供了缩写的几种形式。根据设计者研究，方案蕴藏着巨大的缩写潜力。若用方案提供的方法做笔记，缩写量可达35%，将大大节省纸张、节约书写时间。
我一口气读完了方案，心中非常兴奋，在叶老师的指导下，开始了学习。虽然方案的内部结构较复杂，但由于它的绝大多数字母编排得很有规律，并且字母数量比现行盲字少得多，所以学起来并不觉得太难，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完全掌握了方案的拼法，并能用慢速进行摸读。
我很快用新字取代现行盲字做各种笔记，感到以往的困扰迎刃而解了。在这之后的25年里，我先后继续使用了几经改进的新方案，读完了两个三年制函授大专和一年大专单科班，做了大量的笔记，还翻抄了几本中医古籍文献，特别是在学习医古文时，运用“哑音”定字法，大大提高了学习效率，远远优于使用现行盲字。我还先后辅导数十名盲人学会了新字，绝大多数人认为新字有现行盲字所无法比拟的优越性。
未完，待续。
本帖来自微秘安卓版

贝多芬

8楼 贝多芬说：
盲文专栏：忆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五）
视障者学习园地
2023-08-19 07:55
五、海内外华人盲胞对《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充分认可
? ? 在我国台湾省，至今仍延用着一种叫“新目克明”的盲字，现称“国语点字”；香港盲人使用的是“粤语盲文”；而一些东南亚华语国家则使用现行盲字。由于盲字的不统一，严重阻碍了中华民族盲胞间的各种交流。为使中华民族的盲字得到统一，大陆、香港、台湾三方曾先后三次召开了盲字学术研讨会，以求达成共识。台湾代表对我方提出的《汉语双拼盲文方案》表现了极大的兴趣，他们返台后，对我们的方案进行了认真的研究。有关人士致函黄老，表示愿意以此方案为基础进行切磋、交流。一些专家预言，《汉语双拼盲文方案》很有可能将成为中华民族盲人同胞统一的通用文字。
? ?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新加坡的盲人组织——新加坡视障人士独立协会，对我们的方案表示完全赞成。他们专门派人到北京学习新方案，回去后成立了“华语盲文教育组”，并根据这个方案于1999年编写出版了《新加坡华语盲文教程》在他们的倡导和组织下，新加坡的盲人群众也开展了汉语双拼盲文的学习。据盲文教育组负责人杨诗翎小姐介绍，学用者对新盲文反应良好。
? ? 有人把盲文称为盲人开启科学殿堂之门的金钥匙，还有人把它称作盲人攀登科学高峰的银手账。我们可以相信，21世纪的中国盲人将比上个世纪的盲人幸运得多，他们将使用着黄老为后代精心锻造的金钥匙和银手杖，开辟更广阔的学习、工作和生活领域。黄老期待着的一大批高层次盲人科技人才一定会诞生。
? ? ?在此，我们衷心地祝愿敬爱的黄老健康长寿！看到这一天的到来。
全文完。

来自 畅游助手

繁星

7楼 繁星说：
留个脚印。
本帖来自微秘安卓版

感恩的心

6楼 感恩的心说：
好家伙，在这里被上了盲文拼音了。
本帖来自微秘安卓版

无人取代

5楼 无人取代说：javascript:void(0)
哎，黄老的心血啊

来自 畅游助手

贝多芬

地板 贝多芬说：
盲文专栏：忆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四）
内蒙古包头董秀阁
视障者学习园地
2023-08-12 06:28
　　　四、黄老背后的高尚女性
? ? 一个平凡的女性——一个敢于牺牲的女性——一个高尚的女性—这就是她。
? ? 如果说，在许多成功者的背后都站着一位高尚的女性，那么这话对黄老来说也不例外。黄老的夫人安琳（年轻人都称她安阿姨），一位当过处长、做过科教电影片导演的延安“鲁艺”培育出的文艺战士。是她，在黄老最困难的时候，挽起了他的臂膀；是她，放弃了北京的舒适和安逸，来到黄老身边，与他相依为命地度过了最艰难“牛棚”生活。也许她的名字注定不会被列入盲改功臣的排行榜里，然而，在这次盲改工作中，她却扮演了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替代的重要角色。除了要协助黄老处理来自国内外的各种信件，应酬海内外的来访者及各种社会活动外，她还要帮助黄老阅读和抄写各种资料和文章。黄老的研究工作需要翻阅大量的参考资料，这一切，离开了夫人的帮助，几乎是无法完成的。她为黄老无数次地查阅着《
新华字典
》和《现代汉语词典》。在黄老为盲校教师讲授新方案之前，她需先将教材和各种测试材料译成汉文，其中的盲字，要一个点一个点地描出来。这对一个并不懂盲文的人来说，是一项多么枯燥无味的工作啊，要需要多么地细致和耐心才能做到的啊！
? ? 她既要协助黄老的工作，又要保证他的健康。为了这些，她要经常对黄老没有规律的生活加以“管束”；而黄老是个工作起来什么都不顾的人，他从早到晚除进餐和午睡外，总是不离案前，他很少听从夫人的劝告。为此，两个人常发生争吵，有时竟吵得火光冲天。当安阿姨向我们谈起这些时，不免也有些伤感；然而，她毕竟是黄老的夫人，她不仅深深地爱着和关心着黄老，她更能理解黄老那“以天下事为己任”的博大胸怀。
　　其实，黄老也深感对夫人的歉疚，他不止一次地说过，盲改成功后，他要专为夫人写一篇文章，介绍她对盲改工作的贡献，以示对夫人的谢意。我们期待着这篇文章的问世。
本帖来自微秘安卓版

贝多芬

板凳 贝多芬说：
盲文专栏：忆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三）
内蒙古包头董秀阁
视障者学习园地
2023-08-05 06:12
　　　　　三、“七五方案”的出台和词形的不断优化

　　如果说这位中国的汉语盲文之父曾经拥有两个宠儿，那么，次子的诞生则是以长子被打入冷宫为前提的。
　　客观地说，对黄老的这次重大改革举措，最初一段时期真正理解其苦心者并不多。有人说：“这是黄乃吃饱了没事儿干，自己想出来的。”对此，黄老大声疾呼：“绝非无病呻吟！”有的人武断地说：“新方案已超出了普通盲人的接受能力，无法推广。”对此，黄老的回答是：“让群众的实践去检验好了。”更有不少的盲人群众认为，盲人有点儿文化就足够了，盲字无需再改。黄老几乎是在学术的偏见、习惯势力的阻挠以及人际关系的纠葛的包围中，孤军奋战的。在给我的一封信中，他这样写到：“这是一场韧性的战斗。”他利用各种机会向盲人群众、盲教工作者和有关领导耐心地宣传、解释、做工作。
? ? 经过艰苦的努力，在当时任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同志的支持下，《带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汉字本于1977年春正式出版；78年6月又出版了盲文版，自77年秋季开始，在7所盲校用新方案进行了实验教学。同时，一些地区的校外盲人也有组织地或自发地开展了试学试用活动。无论是实验学校的师生，还是校外试学试用的盲人，对新盲字反应都很好。特别是学过现行盲字者，经过对比，更能体会到新方案的优越性。
实践证明，新方案并没有超出盲人的接受能力，学者乐于接受，识字阶段所需时间与现行盲字基本相符或略长。新盲字能大大提高使用者的理解能力，他终于赢得了一批拥护者。
? ? 黄老总是不加休止符地工作着，奔波着。初战告捷，他并未止步。经他多方努力，在民政部领导的支持下，当时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同国家教委、国家文字改革委员会等有关部门，于1986年2月26日召开了第一届全国盲文改革学术研讨会，当时定名为“《带调双拼盲字》学术研讨会”。这在我国百余年盲文发展史上是第一次，引起了包括新闻界在内的有关各方的一致关注。
　　在隆重的开幕式上，民政部副部长杨琛、国家教委副主任
柳斌
分别发表了重要讲话。领导同志在讲话中，高度评价了黄老对我国盲改工作的卓越贡献。杨琛同志有这样几句话，至今我还印象很深，他说：“一个人否定别人并不难，但由自己否定自己确是很难做到，而黄乃同志做到了，他全盘否定了由他自己创造的旧的盲文体系，并创制出新的体系，这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黄老做了题为《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而奋斗》的历时4个小时的长篇学术报告。报告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盲改工作的重大意义和改革的基本思路，堪称是我国盲改工作的第一篇纲领性文献。
? ? 会议围绕黄老的报告展开了讨论，对新方案的科学性、实用性和可行性作了多方面、多角度的论证。几位知名度很高的专家对方案发表了建设性的意见。会上还交流了各地经验，并对方案的进一步完善提出了建议。
? ? 与会的多数同志对方案表示拥护，并同意对个别符号做小的调整，但唯有中国盲文出版社的商荣杰同志对方案中存在的“后单行问题”提出了异议。所谓“后单行问题”，既是指方案中韵方的第4、5点位上安排的一个符号。商荣杰同志认为，当这个符号与声母相拼时，容易使盲人在摸读中产生误解，而影响摸读速度和认读的准确性。他主张“取消后单行字母。”但是，由于与会的盲人代表大都有熟练使用盲文的经历，虽在会前各实验学校也做了各项指标的测试，但由于参加测试的学生多数是先天失明者，触觉较灵敏，故词形测试结果在数据上也无明显差异，因此，代表对这个问题缺乏足够的认识，商荣杰同志的正确意见在会上未被采纳。
? ? 整个研讨会的始终都充满了学术气息，大家本着对当代和后代盲人负责的精神，认真地思考、研究和争论着，无论是某个标点符号的安排，还是方案的表述都是经过了极认真的推敲后才最后定夺。记得，仅为了顿号这一个点位的安排，大家竟争论了半个多小时。
? ? 会下，无论在宿舍里还是餐桌旁，大家谈论的主题仍是盲改。我还清楚地记得为新方案重新定名的前后。
? ? 那是一天晚饭的餐桌旁，黄老和国家文改会的敖小平老师——一位极赋学者风度的中年文字专家，正在热烈地谈论着一个什么理论问题。稍后，他们又回到了盲字改革主题，敖小平同志谈到了新方案的定名问题，他说：“《带调双拼盲字》定名似有不妥，调是汉语语音结构中重要的组成部分，用“带”字以削弱了它的重要性，把调放到了一个附属地位；同时也没有反应出这个方案的整个内涵，是否可改一下名字？黄老立即表示同意他的意见，并让我转告其他代表，考虑一下定什么名为好。
? ? 第二天下午，当讨论这个问题时，众说纷纭，有人主张叫《中华盲文》，有人提出叫《汉语点字》，还有人表示希望用两位设计者的姓氏命名为《黄福盲字》。黄老连声说“不好，不好”。他提出是否可叫《汉语新盲文》，大家还是认为不妥。争来争去没有结果。最后，还是黄老提出定名为《汉语盲文“七五”方案》。他解释说：“汉语盲文反映了这个方案的基本内涵，而“七五”两字有两个含义，其一，这个方案的草案是于75年问世的；其二，这个方案又是在国家“七五”计划的头一年召开的学术研讨会上通过的。”大家听后，一致表示赞同。于是，从这时起，《带调双拼盲字方案》定名为《汉语盲文“七五”方案》。
虽然会上原则通过了方案，但大家都有一个共识，就是：方案的进一步完善工作还远没有完成。
? ? 商荣杰同志并没有因为自己的意见未被接受而气馁。会后他通过一封封书信，向大家继续陈述着自己的观点，态度之诚恳，说服工作之耐心细致，至今仍给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努力下，一些同志对此问题逐渐有所认识，黄老经过反复研究、思考后，认为商荣杰同志的观点确有一定道理，他根据自己对盲人摸读生理、心理规律，盲字布点的合理性及词行优化等理论问题的研究成果，结合商荣杰同志的意见，对“七五”方案做了新的改进。在会后短短的三年时间里，黄老曾先后5次对方案做了重大调整，后来，终于决定将韵方的3、6点调式改为5、6调试，使词形的优化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这个方案于19８9年9月，在张家口召开的全国第二届盲改学术研讨会上通过，后被称为“七五修正案”。
　　采用5、6调式的“七五修正案”与过去相比，在词形优化方面有了大的进步。然而，在其它方面又带来了一些新的问题，主要是由于
调号
点位变动给初学者的认读增加了困难，延长了熟练掌握的过程。究其深层次原因，5、6调式不符合盲人的摸读心理。此外，对轻声的处理增加了学习者记忆的负担，使用起来也很不方便，难以熟练掌握。不仅如此，这个方案包含的缺陷词形还是相当多的。经过一段实践，不少同志提出，希望能再找到一个既坚持了3、6调式，又能使词形进一步得到优化的更好的方案，优化词形的研究仍然在3、6调式或5、6调式这两个方面的争论中进行着。
? ? 这期间，张德辉、唐娣、李辛等同志也都先后提出了各自的方案，特别是李辛同志曾设计出多种方案。
? ? 黄老对所有提出的方案都做了认真的研究。在对每个方案进行研究前，他总是要先把字母表熟背下来，掌握了拼法后，再做各种测试和权衡，以从中找到其优点和不足。他总是耐心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将其中有益的思想加以综合、提炼，并上升到新的高度，以为方案改进所用。他不止一次称自己为“加工厂厂长”。一个年愈古稀的老人，整日从事着大量繁重而枯燥的工作，其艰辛令人难以想象。
? ? 当然，黄老绝非“完人”和“圣贤”，他的思想认识也常受着各种客观因素的影响和制约。在一些具体问题上，有时他也会错的。在和他的接触中，我感到黄老是这样一个人，他认为是正确的东西，就一定坚持；然而，他一旦认识到什么东西是错的，即使是他曾坚持过的，他也毫不犹豫地加以纠正，并从不掩饰自己的失误。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谈起商荣杰同志在进一步完善“七五方案”工作中所做的重要贡献和自己在“后单行问题”上曾有过的失误，以及对标调问题认识上的否定之否定的深化过程。
　　1991年7月，全国第三次盲改学术研讨会召开。会上，多数代表反映了群众要求将5、6调式改回3、6调式的呼声，会议采纳了李辛同志对方案的调整建议，使同时恢复3、6调式和取消后单行结构成为可能。又在词形的优化和布点的合理性等方面达到了一个新的更高水平。这个方案在本次会议上获得通过，因会议在北京香山举行，故本案被称为“香山案”。
会后，根据大家实践结果，反馈回的意见，黄老对方案的字母表先后做了4次“微调”。
? ? 1992年6月在京召开的全国第四届盲改学术研讨会上，绝大多数同志认定“香山修正案”可作为我国盲字改革方案的最后修正案。方案于本次会议正式定案，并最后定名为《汉语双拼盲文方案》。
? ? 后来的实践和科学的测定，都充分证明了这个方案的各项指标均优于以前各案，相比之下，堪称最佳，用黄老的话说就是：“最大限度，综合平衡地实现了四条标准。”
? ? 我做了一下估算，这个方案从设计之初到最后定案，连同先后被淘汰的几十个方案及方案的雏形诞生以后的几十次大的调整、小的改进，总计至少经历了百次以上的变动，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它的每一个字母和符号的安排都是经历过多少次的反复推敲，根据使用频率、词形优化和使用者的实践结果等方面权衡后，才最后确定的。这个方案实在是来之不易的啊！当您学习和使用它时，希望能想到这一点。
　　黄老在文章和谈话中，多次谦虚地说，这个方案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他本人只是充当了“加工厂厂长”。然而，大家知道，这条具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的带调双拼之路是黄老为我们开创的；指导盲改的四条标准是他制定的；方案的基本框架是他亲手缔造的；盲改工作始终是在他的基本设计思想的指导下前进的。方案的每次重大调整和改进，也都是在他的亲自主持和领导下完成的。在盲改进程中，他始终发挥着主导作用，他是当之无愧的中国汉语盲文之父，《汉语双拼盲文方案》的总设计师和盲字改革的领头人。
? ? 对这次盲字的再改革，我国一位很有权威的著名特殊教育学专家曾这样评价：“根据我所掌握的各国盲字的研究情况来看，世界上任何一个国家，对盲字的研究，也没有像我国这次盲改工作这样，耗用时间之长，参与面之广，理论研究之深入、细致和多方面，数以百次的方案调整，在世界盲文史上，当属首列。”他预言到：“这次盲改工作，不仅会给我国盲胞带来巨大福音，而且对世界各国盲文的发展，也将会提供有益的借鉴，而作为我们这次盲改的总设计师和“加工厂厂长”的黄乃同志，他的名字也将会铭刻在世界盲文发展史的史册上。”
本帖来自微秘安卓版

贝多芬

沙发 贝多芬说：
盲文专栏：忆我所经历的盲文改革（二）
内蒙古包头董秀阁
视障者学习园地
2023-07-28 07:11
? 二、我第一次见到了中国的“
路易·布莱尔
”
他既是一个大人物，又是一个普通人；他既是一个盲人，又是中国盲人的领袖。他深切理解和同情广大盲胞的痛苦，但促使他呕心沥血为盲人事业奋斗的绝不只是出于感情上的原因，他是站在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高度去看盲人事业的。
　　在初步尝到了新字甜头之后，我按捺不住喜悦的心情，壮着胆子给
黄乃
写了一封信，谈了自身的感受，并表达了希望能拜见他的愿望。一位为几百万盲人造字的人，对一个普通的使用者能理睬吗？我并没抱什么希望，只是想表达一下心情而已。
　　　　几天后，我意外地收到黄乃同志用新字写的简短回信。他表示欢迎我休息日去他家“畅谈”。我高兴极了。
　　1977年11月16日星期日，我第一次拜见了黄乃同志，同去的还有另外一位老师。在开往三里河的13路公共汽车上，我记起了11年前的一幕。那时，我还在呼和浩特读书。1966年7月初的一天，也是星期日，全市盲人被召集到市盲聋哑人俱乐部开会，连我这个9岁学童也没有例外。会议的内容只有一个：“传达黄乃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反动罪行”。一连四个“反”字，其罪行可谓大矣！一位刚刚从京城取经回来，浑身散发着火药味的干部，先简单地介绍了一下黄乃生平简历，然后便历数了他的累累罪行：其一，在延安他曾担任当年日本共产党领导人野坂参三的秘书，解放后又多次出访东欧各国，故有里通外国之嫌；其二，他要求政府对盲人实行各种优惠政策（其中包括盲人乘车免费），挫伤了广大盲人群众自力更生的积极性，是修正主义的
福利主义
；其三，在他写的一本书中，发现了一句攻击总路线的什么话，这本书变成了一棵大毒草……会议结束时，会场上响起了惊天动地的口号声，以表示对这位“反革命”的义愤，我们唱着“擦亮眼睛，投入战斗，斩断牛鬼蛇神的反党黑手”的战歌，走出会场。
　　晚上，同学们躺在校舍的大土炕上，议论着上午的会。一位年龄较大的名叫张玉良的同学拍着摞在炕角的一摞《
毛选
》说：“这《毛选》也是用他发明的字出版的，打倒了他，那这书还能不能用？不，我看他对国家贡献太大了，他倒不了。”
　　下午05:30，我们到了黄乃的寓所。给我的第一印象，他像个学者，一个典型的知识分子。他对人并不显得那么热情，但谈起话来却是滔滔不绝。那时，他已过花甲之年，一些同志已称他为黄老。但从他谈话的语调、语气中，却丝毫感觉不到老态的痕迹，那口操着湖南音的普通话，更给他的言语增添了几分高雅的气质。
　　黄老惯于用慢频率讲话，没多寒暄几句，他便转入了正题。黄老说：“文革十年，我虽然被打倒了，但并没有停止思考问题。我始终关注着国家形势的发展，对“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我相信他们不会长久的。因为，违反社会发展规律，违反人民意愿的人的垮台，是历史的必然。我坚信一点，社会是要向前发展的，我国的盲人事业是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部分，它也必然随着社会的发展而向前发展。特别是当周总理提出实现四个现代化宏伟目标，我更坚信我国的盲人事业在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将会随着四化建设的飞速发展而有一个大的进步。盲人要跟上社会前进的步伐，首先要求我们自身的文化科学水平必须要有一个大幅度的提高。然而，20多年的实践和观察，使我明确地认识到，要想进一步提高我国盲胞的文化科学水平，现行盲字是远不能胜任的。
　　五十年代初诞生的现行盲字，它的主要历史贡献是采用了分词连写法，并在长期的实践中逐步完善起来，把我国的盲字由汉字的附属地位提高到了拼音文字的水平。其次，是用普通话统一了盲字的拼法，使之成为全国盲胞的通用文字。但由于历史的局限，现行盲字又是存在严重的先天缺陷的。主要在于它对声调问题处理得不好，采取的是一般不标调，需要时才标调的原则。这样做的结果，一是使盲字长期处在低级形态的发展水平上；二是使方言区的盲人不能更好地掌握普通话。因为是“需要时才标”而这个“需要”没有一定的标准，因为词形的不固定，越是文化程度低的人越是需要多多标调，因为他们难以根据上下文的制约，来猜测词义，一旦声调念错，就不认得是什么词，意思也就不理解，这种念不准、猜不透的难处正是现行盲字给广大盲人带来的共同烦恼。”
? ? 黄老谈到声调在汉语中的地位时这样说：“声调有区别词义的作用。从声、韵、调三者载负汉语语音信息的比例来看，声调约占20%，而在现行盲字出版物中，一般平均只有5%的音节标调，那么，就有95%的音节丧失了20%的信息。因而词意就不够明确，这是一个不小的损失啊！诚然，现行盲字也可以字字标调，但那样就会使词形延长1/3，将大大增加文章的用纸量，不符合节约原则，既给书写者增加了负担，又延长了书写时间，还会由于词形长而影响摸读速度。”
? ? 黄老接着谈到：“现行盲字还有一个缺陷，就是拼音文字和汉字之间的矛盾没有得到妥善解决。这些矛盾，由于标调可以减轻一些，但不能完全解决。比如，一些生僻词或从文言文转来的词语，即使念得准声调，但却仍说不出是什么汉字，盲人向明眼人请教，别人也无法帮助解释清楚，有的盲人甚至一生都不知道自己的名字是汉语中的哪几个字，任凭别人乱写同音字。”
? ? 黄老说：“国外的盲人可以当记者、律师、在普通学校做教师、在大学里任教授，还有盲人音乐家、数学家、作家以及计算机等等领域的专家，随着时代的进步，我们中国的盲人可以学习的专业和可涉足的领域也一定会越来越多。中国的盲人也要受高等教育，这不仅是盲人自身发展的需要，也是民族振兴的需要，是整个社会文明进步的需要。如果说，现行盲字过去还可以凑合着用的话，那么对将来向着更高层次攀登的盲人来说，作为文字工具它是绝不能胜任的。
鉴于这些问题的存在，我认为盲字的再改革，是非常必要的。”
? ? 那么，究竟应当怎样去改呢？
　　早在58年，我们就曾有过盲字改革的尝试，那时，为了盲字与汉语拼音在形式上的统一，部分盲校曾进行过《盲文汉语拼音方案》的实验教学。采用音素式教学，不仅拼法复杂，词形太长，书写起来费力、费时、费纸，而且文字效能毫无提高，广大师生不愿接受，实验以失败而告终。黄老从实践中得出结论：我国的盲字改革《汉语拼音》化，“字母国际化”的路子走不通。
? ? 黄老说：“之所以走不通是因为如果按照这两条设计方案，那就限制了设计者按照汉语拼音的特点，安排字母表的自由。另外，如果这样做，那就必须用一方独立的盲符，单独标调，仍不能兼顾节约的原则。”
? ? 黄老说：“文革初期对我的批判，很多事情我想不通，但唯有说我搞汉语拼音实验教学是‘劳民伤财’，我很愿意接受。”其实，《汉语拼音方案》是国家批准的方案，受到过毛主席和周总理的肯定。推行盲文汉语拼音实验教学，也是遵照上级的指示精神去做的，黄老完全可以以此为由推卸自己的责任，但他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尊重的是群众的实践，是客观反映的事实，这使他开始了对盲字改革的新的思考。
黄老停顿了一下，接着坚定地说：“群众的实践证明，盲字改革绝不能搞教条主义，汉语盲文必须要根据自身的特点走独立自主的路，这条路就是‘带调双拼’。”这是他长期的观察、研究和思考后得出的结论。
　　1969年秋，他被下放到“五七”干校，离开了轰轰烈烈的运动和政治喧嚣，使他能安静下来思考一些问题。对盲字改革的正是思考，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上述的基本思路也正是在70年代初期逐步形成的。
? ? １９72年秋，黄老回到北京，见到了我国文改老前辈
黎锦熙
先生，从他设计的一个文改“双拼方案”中受到了启发，这时，采用“带调双拼”进行盲字的再改革这一设计思路，在他的头脑中已基本形成。
　　要搞“带调双拼”，首先就要打破旧的“一符一母”、“一调一符”的传统设计思想模式的约束，创制一种新的结构体系，黄老在寻找着突破口。
? ? 1973年，黄老认识了扶良文同志。交谈中，他们一拍即合，很快就开始了愉快的合作。经过研究，他们认为要做到两方内标调，就要允许声韵同形，采取声介合一、韵调合一的方法。于是，他们进行了科学的计算，结果证明，在有限的63种符形变化范围内，将字母安排进去，是完全可行的。
? ? 黄老回忆起当时的情景，他曾经这样说：“突破了旧模式，采取声韵同形以后，我们就能够自由地安排字母表，就是说，孙悟空在如来佛的掌心里，还可以大翻几个筋斗了。”黄老还对日语盲文中以点位反应语音要素的特点进行了认真的研究，并将其融汇于设计思想之中。
? ? 方向明确了，他还为新方案的设计制定了四条标准，这就是：“词形清晰，音译准确，少方少点，好用好学。”
纲领有了，为创制一套在两方盲符内，既能拼音又能标调，全面符合盲字的经济性和明确性两项重要要求的方案，黄老在“六点王国”里开始了艰难的跋涉。
　　要想在两方盲符内解决标调问题，首先要解决的是汉语语音的多样性和盲符形状的有限性之间的矛盾，及1200多个汉语实有音节同63种盲符符形变化之间的矛盾。方案的设计是一项非常复杂、细致而严谨的工作。四条标准要全面兼顾，有时要克服一个小疵点，也许就会牵动方案设计的整个全局而带来新的问题。
? ? 方案的设计是从1973年秋季开始的，在一年半的时间里，黄老废寝忘食，日以继夜地工作着。在他的时间表上，没有节假日，春节的大年初一也是在工作中度过的。他每天都要研究到深夜甚至第二天凌晨。有时在睡梦中突然想起方案的某一种结构问题，便立即起床，甚至来不及穿衣服就坐到桌前开始工作。没有规律的生活，高度的精神紧张，使他患上了心脏病和脑血管硬化症，有时心脏病发作，他也不休息，常常是边吸氧边工作。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失败，不知有过多少次反复。黄老回忆说：“我们当时想的是，现在我们多吃点儿苦，免得后代盲人受苦。”最后，通过对先后设计的几十个方案的认真筛选，终于找到了一个最佳设计方案。
? ? 1975　年“五一”节，我国盲字改革的最新方案的雏形诞生了，这就是我前面提到的那个《声韵调双拼盲字方案（草案）》。黄老为自己又一次给全国盲胞创制了更佳的文字工具而兴奋不已，已将近60岁的他，竟像孩子般地在屋里双脚雀跃不止。连续两天，他都处在高度的兴奋状态之中。
　　方案是为广大盲人群众设计的，需要盲人群众去体验。但当时还带着“走资派”帽子的黄老，就连方案的印刷问题都无法解决。于是，他亲手操作着当年为支持他设计现行盲字方案，我国驻苏大使馆的同志为他特购的那台苏制盲文打字机，打出了十几份方案，散发到一些盲人知识分子手里征求意见。
　　黄老在谈话中还特别提到了太原盲校教导处主任张德辉同志，他是方案的最早支持者，并为方案的实验教学做了大量的工作，对方案进一步的完善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黄老说：“这次改革不仅是关系到当代盲人的一件大事，而且也是在为后代盲人造福。方案还需要在盲人群众的实践中进一步检验，从而不断地改进和完善；同时还要在群众中做工作，让大家理解这次盲改的重大意义。”
? ? 当谈到将来方案定案后的推广工作时，黄老表示，他不赞成用行政手段强迫盲人群众接受这次改革。他主张要根据广大盲人群众的接受程度，采取逐步过渡的方式去解决。在这个过渡期，要有一个现行盲字与新盲字同时并行，最后新盲字取代现行盲字的过程。
? ? 谈话的最后，黄老预言道：“如果这次盲改成功了，那将对我国几百万盲胞的文化科学水平的提高有一个大的促进；如果设计合理，那么这个方案完全有可能一直沿用到我国盲人能借助于电子仪器阅读普通文字时。但即使到那时，盲文也不可能完全淘汰。
未完，待续。
注：本文中提到的“大毒草”，是指黄乃同志在二届四次全国政协会议的大会发言。后来，该篇发言被收录在黄乃的著作《建设有中国特色的汉语盲文》中，题为《盲人同胞的呼声》。文革期间这篇发言被视为“大毒草”和“漏网右派”的“罪证”。点击下面链接阅读该文章。
? ??
纪念黄乃专刊：盲人同胞的呼声
纪念黄乃专刊：盲人同胞的呼声
本帖来自微秘安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