短篇小说 在应县的十七天

桃源公子

楼主 桃源公子说：
第一节  北上的列车
    1978年12月12日晚上的10点05分，在从太原发往大同的一列火车上，一个23岁的又黑又瘦的青年男子和另外三个人一起登上了这趟列车。十天前，山西的大地上刚刚下了一场厚厚的雪，在太原市大街小巷的墙根底和房顶上，还有厚厚的积雪没有溶化。那时候太原市楼房还很少，只有政府一些办公楼和一些大的商店，还有宾馆酒店是比较高的楼房，但是也没有超过6层以上的。寒风在吹着，发出了尖利的哨子声音。
    乘坐这趟列车的人们，有些人以军大衣裹身为主要服装，那时的人们很少有人穿秋衣秋裤，更谈不上保暖的内衣内裤，基本上是背心裤衩绒衣绒裤，然后就是棉衣棉裤。一个个臃肿而拖踏，没有几个精干利索的。因为大家都是这样的穿着，所以彼此也只看清脸面就行了，不作什么形象的顾及和猜测。人们在上火车的时候，都是一哄而上，从狭小的火车车厢门挤向车厢内，按照自己的小长方形的硬板车票找到了自己的座位。等坐定之后，一个安详的心理状态便战胜了忐忑不安的、纷乱复杂的心绪。车厢里乱糟糟的，人们操着各地的方言，有的在寻找座位，有的在寻找亲人，还有的为把东西放在行李架上找不到地方而发生了争执，甚至于吵架。还有些人把一些用麻袋装的物品，装的鼓鼓的，因为放不到行李架上，或者是行李架上没有地方了，而塞在了座位下面。这趟火车要途经山西的忻州、原平、轩岗、宁武、朔县、山阴，怀仁，经过9个多小时的运行，大约在第2天早晨的7点十几分才能到达终点大同，也就完成了这趟列车的全部行程。
    列车开动了，那个23岁的青年男子，1米70的个头，又黑又瘦，留着一头很少梳理的长发，带着一顶厚厚的棉帽子，穿着一双笨拙的翻毛皮鞋，这是那个年代的人们经常穿着的御寒的棉鞋，里面有毛茸茸的里子和厚厚的鞋垫，外面是比较硬而粗糙的翻毛皮。他和另外三个人都坐在第1号车厢里，因为第1号车厢离火车头最近，火车头是蒸汽机的车头，就是烧煤的相对原始的那种火车头。
    一声汽笛长鸣之后，火车便开动了。由于火车的铁轨安装在间隔每100米或者200米，就留有一个热胀冷缩的缝隙，所以当成吨的火车每经过一个缝隙的时候，就会发出一个铿锵有力的声响，这样在火车的连续运行当中，便形成了一种很有节奏感的声音。火车在行进当中会不时的排出汽体，以此来调节火车头锅炉的压力。这种蒸汽火车头就是利用锅炉烧制的蒸汽压力，为火车的前进提供源源不断的动力。
    不一会儿，由于众多的人体温暖和体力的热量，车厢便暖和了起来。坐车的人们特别是靠窗户的人们，便慢慢的进入了梦乡。这个青年男子叫付夏，和他相跟的另外三个人是闫俊英，是一个46岁的中年妇女，她是太原市柳巷公社福利厂的采购员。这次出行就是她带领着三个男青年到应县纺织厂去装车拉运厂里所退下来的废旧棉纱，拿回到福利厂做墩布所用。他们带着32条麻袋，这次是要搬运大约4吨的棉纱。另外两个男青年叫赵六和杨志。在火车开动之后，他们便坐在了自己的座位上，也没有什么过多的语言，便靠着座位的靠背慢慢的迷糊睡着了。这趟列车到应县的时间是凌晨4点10分，当火车到了应县车站时，这4个人将座位下面放着的32条麻袋，从一个正在座位下面枕着麻袋香甜熟睡的人，从他的脑袋下面抽了出来，随便说了声我们要下车了。那个在座位底下睡觉的人是50多岁的一个老农民的样子的人，他从座位下面钻了出来，拍了拍身上的灰尘，坐在了这4个人要下车的空座位上。紧接着又从车厢两边立即窜过来三个人，立即将这4个空座位占满了。那4个人拎着麻袋包，向车门处晃晃悠悠的走去。当火车停稳后，列车员打开了车门，便有一股雁北大地的寒风，吹到了他们的脸上，他们下意识的将帽子的长边拉了下来，罩住了脸。因为火车停顿的时间很短，容不得慢慢去做寒冷的思维和体验，便匆匆的下了火车。那个年代下火车的时候，在火车的门口是要下4个台阶才能到站台的地面上。站在站台上，回头看火车的时候，是那样的巨大，火车的车身像长龙一样的连接着，真有让人对这庞然大物产生一种敬畏的心理，能制造出这样笨拙的交通工具，实现了人们远行的愿望，又给人们带来了快捷和方便，节省了多少体力和有效的时间，来达到自己的出行目的。走出了火车站台，他们便在应县火车站那非常简陋的，空旷而寒冷的候车室坐等到天明。
    在应县火车站候车室里，那冰冷的长条座櫈和冰冷的环境，更加深了他们对寒冷的体验，冻的根本睡不着。那会儿天气7点多才能天亮，三个小时在寒冷中的等待是那样的漫长。所以付夏便离开了那冰冷的座位，将这32条麻袋摞成高高的像凳子一样高度的形状，他便坐了上去，而相跟的另外三个人还在地上不停的徘徊，偶尔说着一些闲话。而当地的下了火车的人们便是扛着沉重的行李或者是包裹向各自家中走去。列车行驶的时间和有限的车次，使的人们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这样痛苦的等待着。因为这32条的麻袋的笨重，使这4个人同样没有选择的余地，只能在候车室里等待天亮。而当时人们对寒冷的抵御和时间的漫长，只能默默的承受着。那时人们的耐受性非常强，饥饿、寒冷、寂寞、痛苦，仿佛都是应该的，而没有主动的选择和抗争。
    天亮了，这四个人告别了没有遮挡的寒冷的候车室，在广阔的空旷的刺骨流动的寒风中，走到火车站小广场，坐上了一辆三轮机动车，向应县纺织厂行驶而去。到了纺织厂门前，工厂还没有上班，他们便将这32条麻袋寄放在传达室，转身向一里地以外的卖早点的小摊上走去。在那里一人买了一碗丸子汤，买了一块窝头和一小碟咸菜，一共花了3毛4分钱。那时人们的工资也就是20块钱左右，大学生的工资才32块，技术工人的工资大约有50多块，工厂的科长也就是60块钱左右。县长90块钱左右，省里的厅长也只是150到220块钱左右。人们的贫富差距很小，生活的优越与贫困基本上是和家庭夫妻双方有无工作，以及子女多少的家庭有所区别，而不是像现在的人，有的上亿元有的只有几百块几千块钱，贫富差距天壤之别。

第二节  进厂办手续
    应县纺织厂在应县来说就算是一个占地面积比较大的工厂了。就说纺织车间它的长度就有将近260米，宽度约有70米，还有一些其它的辅助生产车间。这个厂子里有厂部办公室、有库房、有材料供销科，有保卫科，厂子的面积是比较大的。
    这四个人拎着32条麻袋穿过厂里的一些比平房高比楼房低的一些建筑，到了供销科，他们在门口站定后，闫俊英进去办相关手续，在找到了供销科长后，将介绍信和购买废旧棉纱的批复文件交给了科长，科长便指派了一个女同志领着闫俊英去财务科。在财务科闫俊英交了270元的购棉纱款，便返回到了供销科门口，由另外一个同志带着他们四个人准备去库房，由于麻袋在传达室放着，所以他们返回到传达室，将32条麻袋四人分开拿着去了库房。
    这个库房比较高，它的大多半面积是垒挆着织好的布匹，一匹一匹的整整齐齐的从地面摞到了房顶。当中是人们可以走动的，纵横交错的通道，当人们走进通道的时候，和那高高堆摞起来的布匹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仿佛你是个多高大的人在这堆物品的当中都被淹没显得那样的渺小。试想一下，如果哪一摞布匹倒塌下来，会把人就像埋个小狗小猫一样而找不见踪影。而在这个库房最里面的一个比较小的角落里，堆放着像山一样的废旧的棉纱，这四个人看着这堆棉纱，虽然他们都不能带走，他们只能带走4吨，可是这长长的棉纱都是纠缠在一起的，必须用剪刀剪断或者是用力气拉断才能装进麻袋，想一想这是多么大的工作量啊。
    严俊英将这32条麻袋分散的放在棉纱旁边的地面上，让库房的管理人员借给他们三把剪子，这个人转身就去拿剪子去了。赵六和杨志看到这乱糟糟的棉纱，并且看到这些棉纱上粘有油污，又在地上拖拽的粘上泥土，还有一股很浓的机械油污的味道。只要你移动棉纱，那股油污的味道很快就更加浓郁的呛得让人窒息，显示出了非常厌恶的样子。因为他们来的时候，他们的穿着是按太原年轻人的那种装束来到县里的。从面部表情上闫俊英就看出了他俩不愿意装麻袋，可是他们又不敢说，因为他们就是专门来干这个工作的。此时剪子已经拿来了，他们开始工作，严俊英拿着一把剪子，简单的说了一下剪断废棉纱的要求和装麻袋的要领，第一废棉纱必须剪成两米以上长的段节，因为是要做墩布，所以不能太短。第二装麻袋必须装实，不能装的空虚。工作开始了，闫俊英和付夏一组，赵六和杨志一组，付夏撑开麻袋口，闫俊英把剪好的棉纱段放入麻袋里，由付夏用手压实。一个小时过去了，一条麻袋装好了，靠着墙放好等待封口。这时闫俊英走到了离他们有一定距离的赵六和杨志跟前，看到他俩已经装好了两条麻袋，便用手提起一团棉纱看了看，发现都剪成了长度不够的段节，而且装的都很虚，其中一条麻袋还拦腰打折，便严厉的批评了他们，说：“像你俩这样的装法，第一拿回去的都是废料，不能做墩布，第二你俩装的这样虚，32条麻袋根本不够用。”接着又感慨的说：“人不能光长的精干，做事也应该精干。”说着便提着一条麻袋到了废棉纱堆的另外一侧，招呼着付夏将麻袋掏空，扔给了赵六，并严厉的说：“重装！”赵六非常不高兴的坐在废棉纱上说：“累的出了一身汗，还不合格，我不想干了。”闫俊英说：“你去找厂长去，写封信，他让你回你才能回，不然就按旷工算。”说着赵六便拎起来他的皮夹克，掏出烟和火柴，正准备点烟的时候，从他的右侧身后不知道从哪里跑过来三个人，其中一个人一把将火柴和烟打落在地，拎着他的耳朵说：“你们是从哪里来的，敢紧滚出去！这里是库房怎么能抽烟呢！？”赵六的耳朵被拽疼了，一拳把这个人打倒在地，这个人在地下滚了一圈便站了起来，跟身后的另外两个人说：“把他们几个带到保卫科，这里那敢抽烟，着了火不是要人的命吗？”就在此时，库房突然停电，硕大的库房伸手不见五指，只有库房门口还有些亮光，顿时也听到了厂里头人声吵杂，还有尖叫和哭泣声。严俊英他们三个人本能的向着亮光跑去，丢下付夏一人呆呆的站在那里不知所措。因为付夏是个半盲人，只通路只能看见物体的大概。他听见这三个人往外跑，他也向着那个微弱的亮点摸索走去。可是这条路不是直通那个亮点，而是有拐弯儿的，他碰了几次布匹的挆和停放的运输部匹的平车，将腿和胳膊都碰疼了，可是也顾不上那些，只是一心向着那个亮点走去。当他快到门口的时候，想起他的闫俊英才返回身来接他，拉着他的手冲出了这个库房。这时赵六和杨志早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只有闫俊英在这危急关头像姐姐一样的牵着付夏的手，在厂里的通道上向人多的地方跑去，他们不知道出了什么事儿。

第三节  悲惨的工伤
    纺织厂的女工，特别是织布车间的女工，女中的最优秀的人，她们不论是从长相身材到机敏的程度，都不是一般女同志能够比的。他们在织布车间一天要行走三四十公里，用一双敏锐的眼睛看着每一个织布的梭子和缠有棉纱的纱坠，在机器不停的转动中，不能出现断线缠绕这些小事故的发生，否则就影响了这批布的质量，那一双精细和敏锐的眼睛，在巨大的机器轰鸣声中，都不敢偷懒和怠慢。当这个车间正常运转到上午10点多钟的时候，有一个女工的长头发从她的帽子里露出了一撮，当她低头给一根棉纱做打掐工作的时候，她的头发被工作的梳子卷住了，顿时整个头部便紧贴在了机器上。强大的机器仍然在工作着，凭她个人小小的力量哪能挣脱？在电动机器的驱动下，顿时整个的头发都被卷了进去。她尖叫着并且仰躺在机器上，此时同时工作的20多个女工乱了手脚，有一个机敏的女工跑到了门口的墙上，将总电闸拉了下来，但是机器的惯性仍然在运转着，稍后才慢慢的停了下来。另有一个女工拿着剪子想把受伤女工的头发剪断，却在下剪子的时候穿透了这个女工的头皮，这个受伤女工的头发被机器牵扯的疼痛中又遭受了头皮被穿破的巨痛，她便惨叫着昏了过去。头发还是被剪断了，人和机器才分离开来。这时从外边冲进来几个男工，将这个受伤女工抬到了车间的外边在等待着，有人拿着门板过来了，将这个受伤的女工放在门板上准备往医院抬。全场全部都停电了，车间里的黑暗使许多人在往出跑的时候把衣服扯破，有的把脸把身体碰伤。躺在门板上的女工被这疼痛又惊醒了过来。大声的爹呀妈呀的哭喊着。那哭泣的声音划破了天空，传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闫俊英牵领着付夏去到了那个女工的旁边，看着这个因为疼痛而将面部扭曲的女工，看到地上从车间门口到她躺着的这个地方，有流在地上的一滩一滩的血。这时一个男工看着这个受伤的女工头在门板上来回蹭怕引起感染，便跑过去将她的头扶起离开了门板。那个女工疼痛的用脚使劲儿跺着门板，用手抓住了保护她的另外一个女工，将手指甲嵌入了那个女工的胳膊，顿时也疼痛难忍，但是又不能躲闪和挣脱，只好这样忍着。这个受伤人身体的疼痛和观望人心理的疼痛，是当时最悲惨的局面，好像空气都凝固了，没有人在说话，没有人在走动。等待着厂里的一辆拉布的车开过来，才将门板和受伤的女工一起抬上了车，还有陪同她的人上了车向医院驶去。
    这个受伤的女工叫邓美凤，她能来到这个纺织厂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还经历了一番挫折。在那个计划经济和招工指标缺乏的年代，能找到一份工作，就等于这辈子端上了铁饭碗。邓美芬家里比较穷，又在一个比较大的村庄里，小时候因为家里穷没有上多少年的学，后来又因为文化大革命学校也不招生，所以便在家里做起了农活。由于她身材好，长得漂亮，她在的这个村，是由四个小生产队组成的大村。由于她出落的亭亭玉立，被村长的儿子看上了。在村长把儿子的工作办到应县城里的时候，也将她送进了纺织厂工作。这本来是个非常如意的事情，就在她在这个阴县纺织厂工作了四年，一直工作的很好，和那个村长的儿子也一直在恋爱着，村长的儿子还带她去过当时雁北最大的城市大同市，分别住过好几个月。他们的婚期关系也基本上确定了下来，准备在1979年的“五一节”前后进行完婚。就是这个春风得意，一帆风顺的喜事，让邓美芬在上班应该做严密防护的工作中忽略了一些细节，把头发中抹了过多的头油，没有全部塞在了帽子里，在上班的三个半小时的来回走动中，由于出了汗，在汗液和头油的华润下，将一撮头发滑出了帽子外边，在她给一个断线的棉坠打掐的时候，流淌在帽外的头发被机器卷了进去。邓美凤被厂里的车子拉到了医院后她已经是疼的昏死过去。县医院的外科大夫都没有让她进医院，赶紧说去大同吧，要不就去太原。这种情况咱们县医院根本治不了，没有这样的技术。于是向县医院借了两床被褥，垫在了这个昏死过去的女工身体下面，汽车掉头就走，风驰电掣的把她拉到了大同医院。去了大同医院做了外科手术。后来听说她的头皮由于做了植皮手术，不长头发，当时那个年代又没有假发，她变成了一个光头，每天戴着大大的帽子，面部也由于植皮的原因变得扭曲，不再那么漂亮了。因此村长的儿子也抛弃了她，又和其他女人结了婚。邓美凤由于此次事故也被纺织厂除名，回到了村里。由于在村里找不下合适的男青年作为伴侣，后来嫁到了山里头的一个聋哑人，在生孩子的时候，由于难产大出血死去了，孩子活了下来。
    人生就是这样，得意的时候不要忘了失意，顺利的时候不要忘了崎岖。在人类的发展过程当中有多少人在上升的路途上，因为车祸没有完成自己的意愿。在创业的路途上因为贪心不足，而被算计导致失败。在成长的路途中，因为交友不慎而被受到牵连，阻碍了前行和发展。而又有人事业和仕途马上就要登到顶峰的时候，因为贪婪，因为玉欲难填，而嘎然止步。诗人杜甫有一句诗是这样写的：“壮志未酬身先死，常使英雄泪满襟。”

第四节  困留县城
    受伤的女工邓美凤被汽车拉走了，整个工厂的人们都站在了院子当中，心里和脑子里还停留在那个痛苦的哭声和尖厉的惨叫声中。厂长站在院子里，对着中层干部们说：“停产三天进行整动。”转头又对站在他身边的生产科长和销售科长说：“尽快把库房里积压的物品销售掉，尽量清空这个库房。”这时站出来一个健壮的男子，闫俊英一看这个人，就是刚才把赵六手里的烟打掉的拽着赵六耳朵的那个人，原来他是生产科长。他在检查库房里准备存放一批新的布匹的时候，正好看见赵六在车间里准备抽烟，他迅速制止了这个让全场毁灭性的动作，正准备做进一步处理的时候，生产车间发生了这个惨烈的工伤事故。他转身对保卫科长说：“从哪里来的几个人居然敢在库房里抽烟，这样的最简单的安全知识，怎么这些人都不懂？以后保卫科人员要站在大门口，对陌生的男人要进行搜查，不允许把烟和火柴或者是打火机带入场内。”搜查身上的这种作法大概就是最原始的安检吧。销售科长看见了闫俊英和付夏，对他俩说：“这两天工厂要进行停产整动，你们就不要再装废棉纱了，三天以后再说。”说着便转身和厂长一行人进了厂办公室。
    闫俊英扫视了一下周围的人，没有看到赵六和杨志，便领着付夏走出了厂门。此时已是中午了，这是个工厂的一条街，前后左右没有饭店，也没有旅店，他们便向工厂东边的方向走去。大约走了一里多地，看到了一个小门面的饭店便走了进去，推开门儿后看到赵六和杨志正在这里坐着。他们已经要了两盘儿菜，要了一小瓶儿酒，翘着二郎腿在那里一边吃一边喝着，看见闫俊英和付夏走了进来，只是用眼神打了个招呼，身体连欠都没有欠一下。闫俊英就在他们旁边的桌子跟前坐下，对他俩说：“工厂决定停产三天，而且不让咱们继续装棉纱，咱们也不能回太原，只能在这里静静的等着。”赵六和杨志也只是干笑了两声，没有做出什么反应。闫俊英便自己要了两碗面，和付夏俩个一人一碗。她低头吃着饭，同时心里也在想着这三天怎么办？
    他们四个各自吃完饭后走出了饭店，想找一个旅店住下，旅店都是在城里比较热闹的地方。他们一边走一边看。那时的旅店都是平房，他们看到一个院子里，正面有一排房大约有六七间，东面的房子大约有四五间，西面的房子大约有四五间。闫俊英他们一行人走了进去，到了南面一个可以登记的房间里，问了问价格和看了看离他们最近的一个房间，用眼睛扫视了一下这个房间的设施干净程度。这几套房间它的价格是不一样的，正面一排的那里的房间最贵，一天1块2，东边和西边的房间比较便宜，有6毛钱的，也有8毛钱的。闫俊英问赵六和杨志说：“你们住哪个房间？”赵六说：“住正面的一个房间吧。”严俊英犹豫了一下说：“咱们要在这里不干活的住好几天，正面的房子有点儿贵，咱们就住6毛钱一晚上的房间吧，你们三个住一个家，我自己住一个家。”赵六回应说：“那就住吧，但我和杨志住一个家，让付夏自己住一个家。”那时的旅店不像现在是包间一样，一个人住也得出整个房间的钱。那时的旅店是按床位算，不管这个家有几张床，你只需要出你的那一张床的钱就行了。换句话说，你在这个房间里居住，店家有权还要往进安排新的人来入住。闫俊英给办完入住手续后，他们便各自进了各自的房间。这天下午便都在午休和闲逛中度过。
闫俊英是山西太原柳巷公社街道工厂的一个管销售的副厂长，这个厂只有30多个人，而且大多数是残废人，这就是当时的叫法，现在叫残疾人。有些侏儒症症、自闭症、肢体残疾、智力残疾的，还有些正常人基本上都是社会闲散人员。柳巷公社让一个叫赵堂英的把这些人组织在一起成立了个工厂，自负盈亏，自产自销，不向国家纳税，所经营的业务是收烂货，现在叫废品回收。换句话说就是他们拉个小平车，在交通要道的接头处，坐等那些来卖烂货的人。所经营的项目有铜、铁、废纸箱、破烂旧衣服，还有一些废旧书籍和报纸。赵六和杨志就是这滞留在城里没有工作，但又找不下更好的干的，而且还长大了还得生活。便临时委屈的进了这个工厂，做了收烂货的工作。他俩和另外两个师傅各守一个摊子，早晨出去晚上回来。闫俊英在厂里基本上是做外边的工作，所以对厂里的工人，也只能是混个面熟，更详细的情况他不太了解。这次来应县纺织厂拉最旧的棉纱，因为有体力活，其他的残疾人又不能来，来了也干不成，所以厂长就把赵六和杨志还有付夏给她作为工人派了过来。赵六和杨志收烂货，每天在街上抛头露面，他作为年轻人也很不习惯，也很不愿意干。这次听说有出差的任务也很高兴，所以他们来的时候穿的也比较好，实际上就是把干活的工作想的太清闲了，把闲逛的旅游的事情想的却很美好。所以进了车间进了库房，一看见那一大堆的破棉纱，就皱了眉头，发愁上了。因为他们收烂货，同时也卖烂货，这里面的一进一出的跟钱打交道的事情，这里面还是有一些出入的。所以他们虽然每个月只挣20块钱，但是他们的黑色收入不止20块，甚至于能达到百十块钱，只不过是你不说我不语心知肚明而已。他们又是年轻人，长得又精干，在穿着上是非常讲究的。在应县当时这个小县城里一下来了这么两个漂亮的小伙子，还是很引人注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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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瑞

5楼 桑瑞说：回复板凳桃源公子
你这话从何说起，你也没贴出来啊，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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桑瑞

地板 桑瑞说：回复板凳桃源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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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公子

板凳 桃源公子说：
大家看看，在上世纪七十年代末，一个十三级干部，也就是一个省的副厅长，按当时的规定可以乘坐火车软卧车厢的高级干部，他的孩子，因为眼睛不好，就有以上这样的遭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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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源公子

沙发 桃源公子说：
第五节  县城的夜晚
    1978年的县城并不大，这里有一个全世界文明的应县木塔，在古代应县是叫应州。闫俊英一行人午休起来之后，在这个不繁华的街道上闲逛。冬天的天气黑的很早，5点多便落日，隐藏在西边的远山中。他们走进了一个饭店，是一个很简陋的桌椅板凳都是很粗糙的小饭店。那时饭店里的饭是非常便宜的，就是你给他50块钱他都做不出来。比如说一碗面是3毛钱，炝锅面就算是好一点儿的，连汤带水的面，才3毛5分钱，过油肉是5毛4，炒个鸡蛋才2毛5。但是人们的收入也很低，所以这个市场价与工资收入还是可以成正比的。他们四个围着一张很旧很油腻的桌子坐下，看墙上的菜单，都点不出什么菜来。赵六便捅了捅杨志，两人站了起来。跟闫俊英说：“我们到其他地方走走，你们俩吃吧。”实际上他们是没看上这个饭店，说着便一前一后的走出了这个小饭店。
    闫俊英和付夏便一人点了一碗大同刀削面，俩人用筷子随便拌了拌，便吃了起来。饭虽然不贵，但还是很好吃的。在那个缺衣少粮的时代，而且是以粗粮为主的时代，吃碗纯白面是很难得的。生活是不能比较的，是不能细想的，如果你认为是不好吃的东西，难以下咽，那么它就能难吃到极点，如果你觉得这顿饭还可以，那么这顿饭你就会吃的很香甜。吃完饭，闫俊英和付夏便走出了小饭店，在昏暗的路灯下，在街上随便溜达。当他们走到离县政府不远的一个门面很漂亮的饭店门口的时候，看见那里头又干净又整齐，灯光又明亮。闫俊英看见在饭店里的一张铺着白桌布的长方形桌子旁边，坐着赵六和杨志。一个很精干，很漂亮的女服务员站在他们旁边，听着他们点菜。闫俊英和付夏便又继续向前走去，没有多长时间，便走到了这个街头的尽头，那是一片庄稼地，有往返的马车拉着各种各样的货物，或者是空马车在路面上相向而行，行走的马匹崛起尾巴随意大便出粪便。驴、马、骡子的粪便不像人的粪便那么臭，是有一种粪便和草木的味道。闫俊英看了看前面再没有什么可看可走的地方了，便招呼着付夏转头往回走。
    当他们再次路过那个饭店的时候，看见了赵六和杨志，点了三四个菜，还有酒瓶子，在畅快淋漓的吃喝着。那个女服务员又给他们端出了一盘儿菜，微笑着向他们介绍着这道菜的名称。闫俊英经常出差，凭她的经验，这桌饭最起码也得8块多钱。因为是人家点的菜，进去也不合适，所以他们便匆匆的离开了这里，径直向旅店走去。闫俊英回到旅店之后，和付夏在一个房间里头坐着闲聊着天儿，说着厂里的一些事情。闫俊英因为在外边跑采购，所以对厂里的情况不太了解。她就问付夏这个厂的人员结构和厂里的业务情况。付夏给她讲：这个厂的人员主要是以残疾人为主，它的业务范围有收纳旧货，做墩布，在宁化府还有一个缝纫厂。赵棠英厂长是个平遥人，长得也很漂亮，她原来是二四七厂的一个工人，有一个很幸福的家庭，但是在1969年，因为和厂里的另外一个工人搞男女关系，被二四七厂里头开除了，很多年没有工作，又因为家里头经济状况每况日下，所以便向柳巷公社申请了工作。因为她能干长得又好，所以柳巷公社的当时的书记，或明或暗的支持了她。从上级单位那里批了一个办工厂的指标，便让她当了厂长。
    这个残疾人的工厂在刚刚创业的时候确实很艰难，赵棠英也受了不少白眼和委屈。厂房就是用铁皮围成的一个可以遮雨的棚子，夏天晒得比太阳地底下都热，冬天在敞篷里比外边还冷。这里收烂货的是最能有说不清的工作中的猫腻，他们从外边收回来的铜，比如说两块2一斤，他们卖给国家的废品回收是卖2块8。在收铜、铁这种受国家控制的物资的时候，卖这些铜铁的基本上都是小偷小摸的人，或者是一些没有被逮住的坏分子。所以这些收烂货的人抓住了这些人的心理，在秤上做鬼，在价格上压价，比如一块儿本应该是三斤一两的铜块，他们非要说是二斤七两。在价钱上明明国家规定是两块二一斤，他们就说是1块9一斤。这样的一出一入便成了他们的生财之道，时间长了中饱私囊。有一个收烂货的人，后来当上了副厂长叫梁宗生，就是因为收烂货，家里头在1982年盖起了小二楼。
    闫俊英和付夏说的累了，便走出了旅店的房间，各自上了个厕所准备睡觉。应县旅店的厕所是和农家的那种厕所一样，是个大四方坑子，人们就蹲在坑边儿上进行大小便。这种没有任何防护措施的厕所太吓人了。第一次上这样厕所的人都吓得拉不出来尿不出来，可是入乡随俗有什么办法呢？就地解决了便提起裤子出了厕所。当闫俊英和付夏准备转身进入各自的房间准备睡觉的时候，看见赵六和杨志回来了，后面还跟着那个饭店的服务员。闫俊英没有吱声，站在房间的暗处看着他们三个人。只见赵六和杨志说：“你回房间去吧，我重新登记一个一块两毛钱的房间。”说着便向南面的那个登记房间的地方走去。一会儿便拿着钥匙进了正房的一间1块2的房间，那个女服务员也跟了进去，随手关上了门儿。闫俊英真是怕出了事儿，但是也没有办法，她的任务主要是来做装卸工作，对于管理似乎她也没有信心，所以便听之认之。

第六节   应县木塔下
   很漫长的三天时间，本来有事情做日子会过得很快的，但是由于厂里出了事故，厂里需要整动，所以既不能进厂里头工作，在这小县城里又没有好的地方可逛，所以就这样三天在艰难漫长的度过着。闫俊英对赵六和那个女服务员的事情，是既害怕又关心。害怕的是赵六是来这里做装卸工装棉纱的，却勾引一个饭店的女服务员，万一被人家追究了，是很难说清楚的，俗话说强龙不惹地头蛇，走到哪里也不能犯忌讳。闫俊英劝了赵六几次，赵六只是敷衍着说：“我会处理好的。”闫俊英又和杨志聊起这个事情，让杨志帮助帮助他把控一下局面。杨志说：“没关系，赵六是知道深浅的。”所以三天就这么过去了。
    白天他们经常到应县木塔下转着圈玩。1978年那时的应县木塔，人们还可以接近，在塔基上转圈儿，还可以登到塔的顶端，站在塔上可以俯瞰整个应县城。这个伤感的座落在应县城的有山有水的风水宝地，在几千年的古代，劳动人民的生活和劳作中经历了怎样的沧桑？
    应县木塔以壮丽的雄姿屹立在北岳恒山脚下的桑干河畔旁边，真是一块很好的风水宝地。在1000年的屹立中经历过地震、雷击和侵略者的炮轰，仍然顽强的屹立着。木塔的高度相当于现在高层建筑的20多层。当攀登到木塔顶端，通过窗户往外眺望的时候，真有一首《登鹳雀楼》的感觉。“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是唐代诗人王之涣写的一首诗，是一个具有宏大气魄的诗人，才能够写出这样的壮丽的诗篇。唐代还有一个伟大的诗人杜甫，在登泰山的时候，写下了这样的诗句：“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不论你是一个诗人还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当你登上应县木塔的最高处时，真有一种气吞山河的感觉。心灵的净化，气质的提高，文化的丰富，世俗的转换，真是一种荡气回肠的净化心灵的攀登。
    三天就这样过去了。闫俊英他们开始进厂做着继续装棉纱的工作，不管有什么变化，闫俊英他们一行人都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认识，就是知道自己是来干什么的。一切的美好都是插曲，一切的寂寞都是忍耐，一切的幻想只是想往，一切的行为只能成为记忆。雁北的冬天是很冷的，应县也不例外。闫俊英和付夏都穿着厚厚的棉衣，虽然形象差一些，但是在身体的保暖程度上没有受多大的罪。而赵六和杨志就不同了，他们为了显示自己的富有，穿着显示自己精干身材的着装，却每天都忍受着被寒冷所赋予的痛苦。所以他们俩经常在房间里睡大觉，就连观赏应县木塔这样的雄姿建筑物也没有任何兴趣。似乎每天就是想着去哪个比较好的饭店里，炒上几个菜，喝上一杯酒，日子就这样过过来了。

第七节  情况变化
    应县纺织厂经过工伤事故痛定思痛，整顿了三天，第四天恢复了生产。闫俊英带着他们三个人早早就来到了厂门口，准备进厂继续装棉纱。当他们从厂门口走进厂院子的时候，已经走了近100米的样子，突然被保卫科长叫住，命令他们退回到厂门口，并且让保卫科的其他两个工作人员，在闫俊英的身上搜了一遍，问道：“你们带烟、火柴或者打火机吗？”闫俊英和付夏都说：没有，我们不抽烟也没有这些东西。”那两个保卫干事便又转向了赵六和杨志，从他们身上搜出了打火机、火柴和烟，并且说：“你们两个不能进厂。”闫俊英说：“把烟和打火机放在传达室还不行吗？”保卫科长说：“不行，上一次生产科长看见你们的人在棉纱堆旁边儿抽烟，那是一个非常危险的事情，如果引起了火灾，整个纺织厂都会完蛋的。这里都是易燃的物品，你们再不懂事儿还不知道这个火柴能够引起火灾吗？我们不管你们是干什么的，你们这样是不符合我们厂里规定的。所以我们拒绝这两个人进入厂区。”说着便把栅栏的门儿给关上了。闫俊英隔着栅栏门儿和赵六杨志俩人说：“那你们看怎么办呀？”赵六说：“那不让进，我们只能回太原了，这三天就白等了。”其实他们本身就不想干，因为上一次那油腻脏污的棉纱和那些带有浓厚机械味道的环境，他俩早就不想干了，只不过是没有一个合适的借口，这下他们就理所当然的可以回太原了。闫俊英看着他俩脸上露出了喜悦，便对他俩说，你们俩不能做，装卸棉纱的工作就剩下我和付夏，我俩怎么能装好这么多的棉纱呢？便和保卫科长说：“那我也先出去和我们厂里联系一下，看看怎么办？”转身又对付夏说：“你一个人先在车间里装吧，中午我们过来接你。”
    一个人装棉纱还是很难的，因为棉纱要截断装在麻袋里，还要有一个人撑开麻袋口，一点儿一点儿的往麻袋里装，还要把它踩实。只有没有缝隙的把棉纱装进麻袋，才能使这个麻袋圆圆滚滚的，即占有空间小，又瓷实又有重量，才是一个标准的麻袋包。可是一个人要想完成这件事情，不是没有可能，但是这个可能是很费力的。付夏在这严寒的冬天里，却干的满头大汗，全身湿漉漉的，不到中午就已经饥肠辘辘了。他把借来的三把剪子留下了一把，把其余的两把剪子还给了车间的管理人员后，疲惫的走出了库房。在雁北寒冷的冬天，冷风的吹拂下走向了厂门口。传达室的人给了他一个凳子，他一边晒太阳一边等候着闫俊英。
    中午闫俊英过来了，她跟付夏说：“和厂长赵棠英联系过了，厂长表态说只有这样了，那就让赵六和杨志回太原吧，厂里再派两个人过来帮助咱们一起装棉纱。”说着便领着付夏出去吃午饭去了。他们在一个很小的很破旧的饭店里吃了一碗大同刀削面后，便沿着大街向他们住的旅店走去。当他们路过了一个很漂亮的饭店门口时，这个“漂亮”也只是和当时的其他饭店相比，看见赵六和杨志正在饭店里面翘着二郎腿吃着喝着。还有他们上次去过的那个饭店里的服务员，不知为什么不在那个饭店上班儿了，却坐在他们旁边和他们一起吃饭。闫俊英便走进去和赵六说：“我和赵厂长联系过了，同意你们回太原。”赵六说：“我们出来五天了，我们出来的补助，厂里还给不给？”其实那时候的补助一天才8毛钱。闫俊英说：“这个回去再说吧，我现在也说不清楚。”杨志说：“我们俩走了就剩你们俩能行吗？装那么多棉纱，32条麻袋，我听见就发愁。”闫俊英说：“厂里可能还要派两个人过来。”杨志说：“能派谁呢？不是拐子就是背锅子，派他们来能干吗？”闫俊英没有吭气，便对赵六说：“那你们多会儿离开应县？”赵六说：“我们吃完饭就去买火车票。”闫俊英听了之后，便转身领着付夏走出了饭店。回到了旅店，各自在各自的房间做了一个午休。
    下午他们继续进厂装棉纱，快到下班儿的时候，生产科长带着一个副厂长又来库房里检查工作。他们一边走一边说着：这棉纱是废旧的物品，必须从这个成品库房里搬出去，不能把成品和废料这样的混放在一起，不符合库房安全存放物品的规定。说着他们便策划了另外一个比较矮小的库房，准备将这些废旧的棉纱搬过去。闫俊英正在这里装着棉纱，看见他们走了过来，便直起腰对着副厂长说：“你们厂里头能不能派两个人或者多派几个人帮我们把这棉纱装起来？这也就等于是给废旧棉纱搬家了，再一个我们的工作效率也提高了。”厂长说：“我们准备用打包机将这废旧棉纱打包成一个个的麻包，然后再摞放在另外一个库房里。你们不是要四吨棉纱吗？到时候你们只管搬麻包，搬够你们的数量就行了。”说着便带着一行人转身向其他地方走去。他们主要是想将这成品的一批一批的布匹处理掉或者是销售掉。当年这个小厂生产的物品不是那么好销售的，只有大城市的纺织厂，生产出来的物品才能有好的销路，小县城里的纺织厂生产出来的物品，都要靠销售人员亲自到市场上去销售才能完成这个任务。

第八节  独立工作
    应县纺织厂恢复工作的第二天，闫俊英带着付夏走进了工厂，他们在库房里装着棉纱，接近中午的时候，厂里的保卫科长带着三个公安人员，那时的公安人员还是穿着白色的上衣和蓝色的裤子，不像现在有大沿儿帽。保卫科长指着闫俊英对公安人员介绍着说：“他们是从太原一个小工厂来这里购买棉纱的，他们一行四个人，有两个人因为在车间里抽烟，虽然烟还没有点着就被及时制止了，但是他们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厂里的《库房里严禁携带打火机和火柴进入车间》的管制规定，我们将那两个带着火柴和打火机的人，关在了车间厂门外头。”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问闫俊英说：“这两个人去哪了？”闫俊英直起身子说：“他们俩昨天晚上坐火车回太原了。”穿公安制服的人说：“你知道他们带走了谁？”闫俊英说：我不知道，他们下午就把房间退掉了，我只是在晚上吃饭的时候看到他们在一个饭店里，打了个招呼我们便分开了。”穿制服的公安人员说：“他们把那个饭店的
服务员带走了，应该是带到太原了吧？”闫俊英说：“这个女服务员能随随便便跟他们走？”那个穿公安制服的人说：“从现在来看，可能就是跟他们走了。这个女孩儿的父母来我们公安局报了案，我们又不知道那两个男青年的具体情况，所以只能来找你。现在你跟我们到公安局走一趟吧。”闫俊英执拗的将头昂起来说：“我又没有犯错，我去公安局干什么？你们有什么话就在这里问吧。”纺织厂的保卫科长说：“那就到我们办公室说吧。”于是他们便把闫俊英带到了保卫科办公室，付夏继续在车间库房里装着棉纱。
    到了中午，闫俊英都没有回来。付夏便一个人走出了工厂，在附近的饭店吃了碗面便回旅店睡了午觉。下午当他走进工厂准备继续装棉纱的时候，闫俊英被两个穿公安服装的人一左一右的领着到了付夏的面前，非常委屈的说：“我还是被他们带进了公安局，被他们拍着桌子训了一个多小时。那个女孩的父母在我面前哭哭啼啼的诉说着，他的女儿叫岳悦山，初中毕业后就在那个县政府的饭店做服务员。前几天认识了从太原来的这两个人，便像丢了魂一样连家都不回。从昨天晚上开始都不知道去哪了，他们满县城的找都没找见，便找了在公安局工作的舅舅，让这个舅舅帮助寻找一下。公安局的这个舅舅通过别人的诉说，知道岳悦山跟着穿着很洋气，长得很精干的两个男青年上了火车。他们在纺织厂见过这两个男青年，又到了旅店登记部，看到了这两个男青年留下的地址，知道他们是太原的。所以当公安人员他们找到了闫俊英之后，这些情况基本上落实了。他们训斥闫俊英说：“你不好好管理你的员工，让这两个男青年在县里沾花惹草，拐骗漂亮女青年，这是犯罪。”闫俊英告诉付夏说：“今天下午我要坐着公安局的警车去太原，首先要找到赵六和杨志，然后才能找到岳悦山。所以装棉纱这个工作只能先放下你一个人去干了，你能干到什么程度就干到什么程度。”说着便从身上掏出了十块钱说：“这个钱你先用着，我过两天就回来。”付夏接过这十块钱顿时感觉到了十分的孤独。这个第一次出远门的眼睛又不好的付夏，原来还有闫俊英的照顾陪伴和领导，这下却成了一个人。这既要工作又要住宿，还要往返车间和旅店。这几天真不知道该怎么度过。闫俊英交待说完后，便随着公安人员向厂门口走去。付夏又赶紧追上去跟闫俊英说：“如果你回到太原，到我家和我父母说一下我在应县的情况，不要让两个老人担心和操心。”闫俊英说：“可以的，我会做到的。”
    接下来的几天付夏便在旅店、车间、饭店三点一线的生活工作着。这里的人说话方言很重，许多地方话付夏都听不懂，只能听个大概。他从厂门口往库房走的时候，在所经过的路上，见到他的人们都奇怪的看着他。因为他身上穿着一件很厚的，当地人都不穿的那种棉衣，脚上穿着一双翻毛皮鞋，头上带着一顶大大的厚厚的帽子，仿佛就像是个从东北过来的特别古怪的人。和赵六杨志相比，简直就是两个时代的人。付夏他也完全不顾及这些，只要自己不冷就行了。到了车间后，他把这些棉衣和帽子脱下放在棉纱堆的角落里便开始了工作。厂里头原来说要把废棉纱搬到另外一个库房，也只是说了说并没有行动，付夏只能继续在这个库房里一个麻袋一个麻袋的装着。一天过去了，两天过去了，三天过去了，闫俊英也还没有回来。那时候的通讯手段不像现在这么方便，写信往返得五六天，甚至于七八天，要想和太原的家人或者是单位尽快联系上，只能去邮局拍电报，但是拍电报的费用又很贵，一个字就得三分钱，要想说清楚事情，最起码也得20多个字，还得用最简单的语句像文言文一样，一个字得代替好几个意思，既要少花钱又要能说明问题，真是难为了没有文化的人。但是这些都不是问题，最关键的是孤独。
    第四天、第五天也过去了，付夏身上的十块钱也花完了，就只能把自己身上带的20元钱，拿出来用来吃饭和住宿。他也不知道闫俊英哪天能来。如果再把这个钱花完了，这里又没有亲戚去哪儿借呢？于是付夏就把旅店退掉，到了县城边边上的大车店，在那里是一晚上两毛钱登记了住宿。

第九节  大车店   
    大车店在1978年左右的那个时候，许多地方都有。它就是一个很大的长方形的一个房间，房间的当中是人走的通道，两边都是睡觉的火炕大通铺。登记大车店住宿的人，都是一个一个的挨着睡觉，从门口向里边排列着。小一点的大车店里头，一条炕有十来个二十个人，大一点的大车店里约有三四十个人，一间房里两条炕就会有六七十个人，甚至于80个人。这80多个人在同一晚上住在同一个大房间里，那个条件那个环境就可想而知了。
    付夏进了大车店登记的房间，那个店主看见付夏眼睛不好，便把他安排在了靠门口的这个铺位。想的是这里上厕所方便，出入方便，但是没想到这个位置靠着门口是很冷的，因为不断的有人进来出去的，都要开门儿关门儿，掀那个门帘的时候，就把家里热气带走了，把冷气带了进来，所以一晚上也休息不好。由于来大车店住宿和离开的人时间不定，有的人为了早晨赶路，所以晚上早早的就睡下了，而有的人半夜才来到这个大车店住宿，所以做出来的动作把睡着的人或者是睡眠不好的人都惊醒了再难以入睡。特别是那些赶马车的人，他们半夜还要起来喂一次骡马。所以这个大车店的住宿氛围很遭很乱，晚上睡觉打呼噜的、说梦话的、咬牙的、放屁的、臭脚的比比皆是。还有就是冬天穿的衣服厚，再加上时间长不洗衣服不洗澡，所以身上的味道也很浓。最难受的就是上厕所，有些住店的人为了自己方便推开门儿就小便。到了晚上房间里店主会隔开距离的放几个尿盆儿，这尿盆儿只容许小便，不容许大便，但是有些喝了酒吃了肉的人便把那些呕吐物也吐进了尿盆儿，甚至还有的人在这个尿盆儿里大便，这个尿盆满了，住店的人是不会到的，还是店主第二天早晨进来才去倒掉，然后再洗刷干净，放在厕所的墙头上以备再用。住过大车店的人都有这样的体会，住在这个大车店里必须有一个好的睡眠，好的身体，好的心态，否则这一晚上过的就像过一年一样非常的难熬。特别是冬天，空气不流通，有点儿味道出不去。所谓的看下面又是通过火来取暖。那儿更是。真疼的和憋气的房间太难受了。
    付夏是在太原市长大的人，从来没有住过这样的大车店。头两个晚上真是没有睡着，第三个晚上实在是太累了太困了，这才呼呼的睡去。在这个大车店里有一个取暖的方式，就是两个熟悉的人睡在一个被窝里，把两个人的两张被子都盖在身上。一个是靠被子的重量来取暖，第二个就是靠两个人的体温来互相取暖。付夏住在这个大车店里，有不相识的人过来钻到他的被子里。付夏从小比较怯懦，反抗了推诿了几次没有效果，也便又让人家钻进了被窝里，还做了些现在叫性侵的动作。由于他的坚决反抗才幸免于一难。
    有一次付夏拒绝了一个人的亲密动作，这个人便怀恨在心，在付夏睡着的时候，他便把付夏的鞋踢到了旁边，把尿盆儿放在了付夏放鞋的这个地方。许多人在这个尿盆儿里头尿尿，还有一个人在那里拉了屎，付夏半夜起来上厕所，因为看不见，在准备穿鞋的时候，两个脚一下踩进了尿盆里，连屎带尿的臭熊熊的味道顿时充满了整个房间。付夏的袜子和裤腿全被尿和屎弄脏了，他便大哭了起来。这样惊醒了好几个人，有些人便掀起身来说：“半夜三更哭什么？嚎的我们都睡不着。”付夏说：“是哪个缺德的把尿盆儿放在了我的头前？让我上厕所的时候没有看见，一脚踩在了这个尿盆儿里。这脚和袜子都湿了，怎么上床睡觉呀？”在付夏的哭声中，有一个人起来，搀着付夏走出了这个大车店，找店主要了一个盆儿，从水缸里舀了半盆水，从暖瓶里又倒了点温水，才让付夏把脚和袜子都洗了一下。又把付夏的鞋拿过来让他光脚穿上，把他领进了大车店，又把那个尿盆儿拖到了另外一个地方。
    付夏经历了这样一次又脏又臭的，非常痛苦的经历，吓得晚上都不敢喝水。即使下地尿尿的时候，也是先把手探在炕沿的下面，先用手摸清楚地面的东西，找见自己的鞋，才敢再下来穿好鞋到外边去上厕所。这个厕所还在离大车店比较远的地方，还要经过两边都是拴着驴马的那个牲口棚子。应县的厕所是很可怕的，它是一个四方形状的大坑，而且没有任何护栏，能看见的人站在边缘上就可以进行大小便。付夏因为眼睛不好，只能用脚来探索着，找见厕所的边缘后，他才能解开裤子进行大小便。所以在白天吃饭的时候都不敢乱吃，怕拉肚子。有一次付夏在上厕所的时候，不小心掉进了厕所粪坑里，那天正好他起的早，大车店的尿盆儿还没有倒进这个厕所。由于冬天天气的寒冷，厕所坑里的粪便已经被冻成了硬的，所以他在掉下去的时候，才没有被更多的粪便弄脏鞋子。但是他又一次被吓得哭了起来，还大声的呼救。有前来上厕所的人发现后，才把他从粪坑里拉了上来。
    这些痛苦的经历和痛苦的感受，让付夏有了不想在这里干活儿的念头，想买个火车票回太原。可是老实规矩的付夏，没有得到厂里的指示，只能在这里继续呆着。但是由于情绪的影响，工作效率非常的低，只是在这里一天一天的应付着、忍耐着、等待着。

第十节  闫俊英回来了
    付夏在大车店住了九天，把身上的钱也都花完了，他气生生的走进了厂长的办公室。因为这个穿着不如实的。太原的装卸工。每天上午下午都在厂里出入。所以厂长也知道有这么一个人。当厂长看到付夏走进他办公室的时候，便用浓重的地方语言问着说：“你来干什么？”付夏说：“厂长，我们那个带队的走了好几天了也不回来，也不知道是个什么情况，我现在带的钱已经花的没有了，身上剩的一块钱只够吃两三顿饭，你能不能借给我点儿钱？“厂长说：“你快点儿把棉纱装好，把棉纱运回太原不就有钱了吗？”付夏说：“我一个人装麻袋很艰难的，我经常是由于装不好，再掏出来返工重新装，所以进度很慢很慢。厂长，我在这里没有亲戚，我身上的钱又没有了，吃饭住店都成了问题，即使我今天晚上回太原，我都没有买火车票的钱，你能不能借给我点儿钱？等我们领导来了就还你。”厂长笑了笑说：“你跟我个人借钱肯定是不行的，我个人是不会借给你的。完了我跟财务上打个招呼，让他们借给你点钱，你要借多少？”付夏被没有钱的困境吓坏了，所以就说道：“我借50块钱吧。”厂长嘲笑着说：“你一个月才挣多少钱？一张口就要借50块，你和我们这里又没有关系，将来你还不起，我们到哪儿找你去？所以不能借给你那么多，就借给你20吧。”付夏想了想，20就20吧。转身便拿着厂长的条子进了财务科借了20块钱。
    又过了一天，闫俊英早晨4点多下了火车来到了厂里。后来又去了旅店找付夏，旅店的人说付夏早就不在这里住了，也不知道他住在哪里了。闫俊英吃了点早餐便在厂门口等着付夏。付夏从大车店往厂里走的时候也吃了点儿早饭，当他见到闫俊英的时候，尽然委屈的哭了起来。按说一个已经23岁的男子汉真是没有出息，可是对于一个能力比较弱的人，哭就是他的表达方式，闫俊英牵着付夏的手向库房走去。到了库房里他们俩坐在一个装好棉纱的麻袋上，闫俊英和付夏说着她离开应县后回到太原的情况。
    严俊英和公安局的人乘坐着警车，回到了太原时已经是晚上10点了。闫俊英本想回家和家人团聚一下，却被公安局的人强硬的留在了旅店住下。第二天他们一早到了厂里，找到了赵堂英厂长，叙述了在应县发生的事情。赵棠英厂长听罢，便派人领着公安局的人去了赵六家，把赵六和岳悦山挡在了家里。赵六家在当时的大南门儿的那个东南角上住着平房。这里地势很低，每年夏天下大雨的时候家里都能灌进去水，家里的条件是很差的。赵六很容易被人猜到他是家里的排行老六。他虽然长得精干，但是家里由于子女多，那个贫困的局面是可以想象到的。他是在收了烂货之后，由于偷秤漏秤才积累了一些钱财。他的这些钱财不是为家里的生计而付出，而只是为自己的穿着打扮而花销，所以家里的贫困局面一直没有得到改善。当公安局从这个低矮破旧的房子里把赵六和岳悦山叫出来的时候，岳悦山的舅舅上去便给了岳悦山两个耳光。并且骂道：“你这个下贱的女孩子，你也不了解一下这个男人家里是个什么情况，就跟他来了？你看他家这个样子，你能嫁给他吗？你能让你父母放心吗？”说着便给赵六戴上了手铐，带他上了警车到了太原市公安局。
    当时的1978年，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为了安定团结，全国进行了严打，赵六便被列入了严打的对象之内。因为是跨区域的人员拘留和逮捕，所以应县公安局必须到太原市公安局进行交接。所以在太原就待了四五天。由于是严厉打击对象，所以闫俊英每天都得到太原市公安局去说明情况。就这样过去了八九天，赵六和岳悦山，坐着警车回到了应县。闫俊英坐着火车回到了应县纺织厂。付夏见到闫俊英后，就像见到亲人一样，把自己生活的艰难和怎样住进大车店以及所受到的委屈，还有怎样向纺织厂里借钱的事情通通的叙述了一遍，同时也询问了一下自己父母的情况。闫俊英说她每次从公安局回来都要到厂里头走一圈儿，其中有两次去看了付夏的父母，并告知了付夏在应县的情况，让两位老人尽管放心。他们俩坐在麻包上，互相感叹着人世间的不容易，感叹着赵六和杨志被应县公安局带回了应县。今天一上午他们俩都没有干活儿，闫俊英说：“咱们俩去应县公安局看看赵六和杨志吧。
    他们俩走到了厂门口，向传达室的人打听了一下公安局的所在地方。传达室的那个人告诉他们说就在县政府的后边。因为当时应县县城全是平房，没有一座高楼，公安局就在县城后面的一条街上。他们走了大概有一公里的样子，找见了公安局。首先进去向传达室的人询问了岳悦山的舅舅，通过传达室人员的通知，岳悦山的舅舅出来接见了闫俊英和付夏，岳悦山的舅舅他是一个刑侦大队的队长。闫俊英问队长说：“赵六和杨志现在怎么样？”这个大队长说：“赵六在我们这里准备被判刑的。”闫俊英问：“他是什么罪？”队长说：“拐卖妇女罪。”闫俊英又问：“杨志是什么罪？”队长说：“他是协同罪。”闫俊英说：“我们能不能见见他俩？”队长说：“可以的。”说完便把闫俊英和付夏领到了公安局的后院里。走进那个院子套院子的最里头，在几间低矮的房子门口，队长隔着栅栏敲着门框喊着说：“赵六过来，太原有人来看你们了。”只见赵六一瘸一拐的走了过来，看见了闫俊英便哭诉着说：“闫厂长，我什么也没干，就让他们把我关进来了。又打又闹，还不给我吃饱饭。你快救救我吧！”闫俊英这时候也不能说什么，只能安慰他说：“你要好好的配合公安局，把事情弄清楚，你就能回到厂里。”说完转身向队长问道：“我能不能给他和杨志送两顿饭？队长说：“可以。”于是闫俊英和付夏便转身走出了公安局，到饭店买了两碗面给他们送了进去。其实杨志是最委屈的，他什么都没有干，就是随同了赵六一下，却被关进了看守所。人生就是这样，一定要认清楚好赖人，知道事情的深浅，知道事情该怎么做，什么人可以交，什么人不能交，只有把握好了这个尺度，才能让自己清白。
    下午，闫俊英和付夏又开始装麻袋，这个时候厂里也开始给旧棉纱进行打包了。闫俊英把装好的24个麻袋称了称重量，把剩余的两吨棉纱经过打包凑够了四吨后，就办了出库手续，并雇了一辆车，也就是最简易的那种拖拉机。将这打包好的棉纱和装好的麻袋装在了拖拉机上，用绳子绑扎固定好，准备第二天大清早拉到怀仁火车站，再通过怀仁火车站发货到太原火车东站，然后再运到闫俊英所在的工厂里。       下午，闫俊英和付夏又开始装麻袋，这个时候厂里也开始给旧棉纱进行打包了。闫俊英把装好的24个麻袋称了称重量，把剩余的两吨棉纱经过打包凑够了四吨后，就办了出库手续，并雇了一辆车，也就是最简易的那种拖拉机。将这打包好的棉纱和装好的麻袋装在了拖拉机上，用绳子绑扎固定好，准备第二天大清早拉到怀仁火车站，再通过怀仁火车站发货到太原火车东站，然后再运到闫俊英所在的工厂里。

第十一节  别了应县古城
    在1978年12月份的一个早晨的6点30分，天还没有亮，闫俊英和付夏他们和旅店结了账，徒步走到了拖拉机所在的那个大车店。开拖拉机的师傅已经在那里等候着他们，因为昨天下午就已经把车装好了。他们到了大车店以后，又检查了一下捆绑棉纱的那些绳子，确实牢固了以后。闫俊英便坐进了拖拉机棚子里的副驾驶座上，付夏则坐在了拖拉机的顶棚上。那个师傅看见付夏在拖拉机顶棚上坐的连个放脚的地方也没有，便爬到棉纱堆上，给他腾出一个放脚放腿的空间位置，又把他的大衣扔到了上面，让他裹着。这些准备工作都做好后，司机师傅便发动了拖拉机，向着怀仁县的火车站驶去。
    他们沿着一条公路在应县城转了一个90度的弯，在拖拉机突突突的噪响声中，朝着远方径直驶去。这时太阳升起来了，付夏坐在拖拉机顶上向太阳升起的方向看去，正好看到应县木塔。太阳从塔底向塔尖升起，金色的朝阳和远方淡淡的朝霞，给这个1000多年的应县古塔，罩上了一层金黄色的灿烂的光辉。应县在五六天前下了一场大雪，那时的应县城外没有什么建筑物，全是一望无际的荒野，雪后的大地一片洁白。冰封的地面和金黄色的应县木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真是一幅动人的图画。
    付夏在应县17天的日子里，他真真切切的体会到了雁北大地的寒冷。尤其是应县地域那个地方，它的地理位置正处在一个巨大的风口上，所以显得更加寒冷。而勤劳勇敢的劳动人民，在应县这块土地上，耕耘和生活了几千年，给付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1946年到1948年之间，中国有个著名的女作家叫丁玲，她写了一篇小说叫《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是反映土地革命时期，应县人民的斗争历史。当时中国在东北有一个作家叫周立波，他写了一部也是描写土地革命的故事，这部小说叫《暴风骤雨》。山西晋城还有一个作家叫赵树理，他是写了一部小说是《李家庄的变迁》。这三个作家写的三部小说，轰动了当时的中国大地，因为在那个时代，在中国的文学作品史上，还没有长篇小说的出现。这三个作家和三本长篇小说，真是照耀在中国文坛史上的一颗璀璨而不可磨灭的星星。
    上午10点30分，闫俊英和付夏他们一路上忍饥挨饿的，到达了怀仁县火车站。拖拉机开到他们准备发货的那个站台上，往下卸车又是一个大问题，拖拉机司机是不会帮我们搬运的。严俊英和付夏他俩只好连拖带拽的把这30多件的麻包，从拖拉机上拽下来，再一件一件的搬运到货场的泵称上，过完称以后再拖到一边，把标签一个一个的写好系记在麻包上。当他们忙完这些事儿以后，已经到了下午4点30分了。肚子是饥肠辘辘的，头上却是大汗淋漓。他俩找了个地方吃了点饭便进了候车室，把回太原的火车票买上后等待出发。当他们等到晚上11点20登上火车的时候，已经是疲惫不堪了，随便找了个空座，靠着椅背便睡着了。
    他俩回到太原后，怀仁发的那批货五天以后才来到太原。赵棠英找了一辆大卡车，准备把那些麻包从太原火车东站拉回到厂里。赵棠英也没有另找装卸工，又是付夏和其他的几个残疾职工去火车东站，把这些麻包由库房搬运到大卡车上，拉回到了厂里头又从大卡车上搬到厂里的库房。付夏当时背着150斤的麻包，真是把他累坏了，腰也扭伤了。可是他硬是咬着牙，心里头想着苦就苦点吧，只有经过些艰苦磨难，才能把人生经历体验的更丰满一些，把人生的这本书写的更好一些。这件事儿完成了之后，付夏便请假休息了十天，把他的腰伤养好后才上了班。
    在应县装运麻包的这段事情上，付夏只是受了身体上的痛苦，而对他的人生却记录下了一个比较安顺的比较好的结果。他在1979年被厂里评为先进职工，后来被借调到了太原市盲人聋哑人协会，做了半年的文书工作，也发挥和锻炼了自己的一些才智。1980年10月，他又考上了山西省的一个盲人学校。随之他的人生经历也得到了巨大转变。
    在本文即将结束的时候，作者还想提及一下赵六和杨志。是他们的心高气傲，也由于当时他们挣了一些钱，没有把握好自己，在应县勾引了一个女服务员带到太原。因为这事被应县公安局带回当地受了一些体罚和被审讯的经历，最后赵六被判了十年的徒刑，杨志也被判了四年的徒刑。这就是当时严打斗争时期，对一些刑事犯罪分子的严厉打击。赵六后来在一些亲戚的通融下，只坐了四年监狱便保外就医。最亏的是杨志，他也没有形成什么大的事实，却在监狱实实在在的坐了四年。事后他俩刑满释放后都进了一些小工厂，这些工厂在2000年左右，由于厂里破产和倒闭，他们便流向了社会。再说说闫俊英这个能干的女副厂长，工作风风火火急急躁躁的，在1979年秋天的一个上午，在太原市开花寺的一条街上，她骑着自行车被后面开过来的一辆卡车撞倒前轱辘下，从她的躯干上压了过去，以致当场致命。人生的这种不确定的不可预测的结果，多么的悲惨啊！
    应县这段不平凡的经历，让付夏这个如今已是69岁的老人，回忆起过去在应县17天的过往，是一段极不平凡的经历，尽管他以后也有过更加丰富而坎坷的人生，但他依然不会忘记：应县那座高耸入云的木塔，它那傲然屹立的塔身，它那高大壮丽的雄姿，是每一个成功人士的榜样和写照。

作者：郭晓夏
写作于：2024年5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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