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培尔，没有祖国你什么都不是

高富帅的烦恼

楼主 高富帅的烦恼说：

纳粹上台之初，德国的收音机普及率不高，一时间也没法让家家户户都很快拥有一台收音机。
于是当局从实际出发，创造性地下达了集体收听广播的命令。这样一来，即使没有收音机的人，不也就可以及时听到元首的最新指示，了解纳粹党和政府的最新方针政策了么？大伙在一起收听广播，谁也不能把耳朵塞了起来。因此，国民们连耳根清静的自由都没了。
也亏纳粹当局想得出来。一般成年人总得养家活口，要养家活口就得上班工作，纳粹当局正是抓住了这一点，把许多广播节目安排在上班时间播出，在播出的时候，人们必须放下手头的工作收听广播。这样一来，整个德国上班的人不就都能够收听到广播了么？
即使广播的时候你是在咖啡厅或者餐馆，那也不会成为漏网之鱼，因为像餐厅、咖啡馆之类的所有公共场所，都必须配备收音机。而对于行人来说，街头的扬声器，照样会把纳粹党的声音传送到你的耳朵里。
纳粹当局强行这么做，难免会损失大量的工作时间。这种广播往往不是一两分钟就能够完事，因为希特勒这些人的演说，动不动就长达两三个小时。如果把全国的人因此花费的时间累计起来，那会相当于浪费多少个工时！
可是戈培尔并不因此改弦易辙，在他看来，“灌输纳粹党学说比工人们的生产更重要”。
可是无线电波跟报刊不同。如果一份外国报纸或杂志禁止在德国发行，一般人是无法看到的，而电台就不一样了，如果不能进行有效的技术干扰，一家英国电台的广播，柏林人也可以收听得到。如果不能解决这个问题，戈培尔和他的宣传部的努力就可能事倍功半。为此，第三帝国就把收听外国电台视为一种严重的刑事犯罪。
美国著名记者夏伊勒在1940年2月的日记里提到这样一件事：有一天，一名德军飞行员的母亲接到通知，说她的儿子已经失踪并被认定为死亡。可是几天后，英国广播公司公布的德国战俘名单里却有她的儿子。次日，有八个朋友和熟人来信告诉她这个信息。可是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这位母亲向警察告发这些人收听敌台，于是他们全都被捕了。
在这样的政治环境里，还有几个人敢轻易接受和传播戈培尔们不喜欢的信息？在恐惧中自我收敛，就会自然而然地成为一种生活常态。如此一来，戈培尔就可以肆无忌惮地随意操纵舆论了，而他的西洋镜永远不用担心被人公开戳破。
被希特勒轻蔑地称为“小蛆虫”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下台了。1940年5月10日，丘吉尔出任英国首相。戈培尔指使部属：“在口头上和图画中，应该把邱吉尔介绍成是英国人民的典型：一个品行不端、龇牙咧嘴的家伙，长着类人猿一样的前额，是制造谎言的嗜酒狂，总是与有钱人、犹太人、布尔什维克人为伍，将工人踩在脚下……”这样炮制和筛选出来的消息除了可以误导德国人之外，还有什么用呢？
而国外到底是怎么回事，比如人家是怎么看待希特勒德国的，这类的信息是否可以传播，以怎样的形式传播等等，都是纳粹当局说了算。1940年11月11日，罗斯福的停战日演说在德国被严禁播放。夏伊勒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希特勒说的每一句话我们都会在全美国播放，但是罗斯福的讲话德国人却一个字也听不到。这是民主的一个弱点，我想；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正是民主力量之所在。”
俗话说，不怕不识货，只怕货比货，可现在就第三帝国的新闻报道而言，只有纳粹党一家在王婆卖瓜了，她想怎么夸就怎么夸。英国驻柏林大使内维尔·安德森爵士曾这样评价过戈培尔：“对他来说，没有什么胆汁是太苦的，没有什么谎言是太过于明目张胆的。”这话不错。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是德国犹太人的噩梦，可是过后，戈培尔却信誓旦旦地声称：“关于所谓洗劫和捣毁犹太人财产的一切说法，都是令人厌恶的谎言，我们没有动过犹太人的一根汗毛。”也许有人会说，世上哪有诚实的政客？但第三帝国可能跟美国英国有所不同，罗斯福的一句话可能招来一万句的反驳，而戈培尔和纳粹党睁着眼睛说瞎话，没有哪家德国报纸电台可以唱反调戳破它。
即使是明知帝国已经日薄西山，戈培尔依旧把德国人民当猴耍。在1945年3月27日的日记里，戈培尔这样写道：“晚上放映每周新闻。电影里的西线情景真令人吃惊。我们根本不能让公众知道。”这自然是从大局出发——纳粹统治不可动摇的大局。没过几天，明知许多人在准备将卐字旗换成白旗，戈培尔又在1945年4月1日的日记里说自己“打算大大强化我们整个宣传通讯政策。在目前的战争阶段，调子最高的语言即是最好的语言”。
想必戈培尔部长心里也清楚，谎言重复一千遍，那也不会成为真理，但这位跛子还懂得，谎言如果重复一千遍而又不许别人戳穿的话，许多人就会把它当成真理。因为谎言的陷阱到处都是，人们不掉进这个陷阱，就会掉进那个陷阱。
不过，第三帝国宣传部炮制的那些政治谎言，到底真正征服了多少德国人的内心世界，只有天知道。因为在政府欺骗人民的地方，人民往往也会用欺骗政府来保全自己。1943年2月8日，戈培尔在柏林体育馆的演讲，赢得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当戈培尔对听众们说：“你们愿意打一场总体战吗？如果有必要的话，你们愿意打一场比我们今天所能想象得到的更为全民化更为极端化的总体战吗？”听众报以狂热的回应：“愿意！”在这种场合，这自然是戈培尔愿意听到的标准答案。不想进集中营就不会说“不愿意”。可在离开讲台时，戈培尔却对心腹说这些听众真是一群白痴：“假如我对这帮家伙发问，是否愿意从哥伦布大厦的楼顶上往下跳的话，他们也同样会吼‘愿意’的。”
这可真是一语道破了第三帝国的天机。
至于戈培尔是否真的说过这句话，并不重要。那些掌声里有多少是逢场作戏，也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都必须欢呼雀跃，一副十足的脑残模样。戈培尔视他们为白痴，其实，对戈培尔那激情四溢的精彩演说，何尝就不可能也有听众会心里讥笑他：真是个白痴！我们一鼓掌他就以为我们真的支持他！
在极权政治的世界里，有时候你很难分清到底是谁在骗谁。
为了更好地蒙人，纳粹德国有一套冠冕堂皇的说辞。比如，对于隐瞒和掩盖真相的一个理由就是，如果如实地公开披露，会损害国家的威望，为英法等西方国家提供了攻击德国的口实。
哪家报纸公开披露第三帝国的阴暗面，那就是为反对德国的敌人提供宣传资料。当然，人们接受这种论调的原因，恐怕也有希望什么都不知道的心理在作祟，因为这样就可以免去了良心上的不安，免去了真相所带来的心理压力。
家丑不准外扬的另一面，一定是家丑也不准内扬，通过实行严厉的新闻出版管制，尽可能把更多国民蒙在鼓里。要不然，《柏林日报》可以自由报道和评论的话，外国人不也照样可以获知，从而家丑不也就外扬了么？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当时的德国人就像是着魔了一样。1935年，美国大学生克雷格在慕尼黑街头看到，商店门面高悬的横幅上写着：“谁在犹太人商店里买东西，谁就是人民的叛徒！”在饭店或者小酒馆里，克雷格偶尔跟人攀谈，那人可能会暗示他并不赞同反犹政策，可就是这样的人，也会辩白说，希特勒毕竟解决了失业问题，或者说希特勒的对外政策恢复了德国的自尊，或者说过火的反犹措施都是希特勒的下属所为，而希特勒并不知道，等等。如果这位初来乍到的美国毛头小伙子要加以反驳的话，话题就很容易引导了美国也有私刑，或者大西洋彼岸也没有真正的文明等等上去。这个出过康德、黑格尔和歌德的地方，似乎一夜之间，整个民族都不会讲道理了。
这样的国家，不疯，那才怪呢。
“宣传只有一个目标”
瘸子部长戈培尔有句名言：“宣传只有一个目标：征服群众。所有一切为这个目标服务的手段都是好的。”一个生活在第三帝国的德国人，会被他“征服”成啥样呢？
在1940年的日记里，夏伊勒记下了一个生动的案例。
1940年8月28日晚，英国轰炸机首次在柏林炸死了德国人。第二天，戈培尔命令报纸声讨英国飞机“攻击手无寸铁的柏林妇孺的‘野蛮暴行’”。他让报纸向德国人灌输，德国战机只攻击英国的军事目标，可是“英国海盗”却根据“丘吉尔本人的命令”，专挑德国的非军事性目标攻击。
还别说，戈培尔的忽悠还有人真信。
1940年8月31日，护士就问得了流感的夏伊勒：“为什么他们要这样做？”夏伊勒告诉她：“因为你们轰炸了伦敦。”可这位护士小姐却反驳说：“是的，但是我们攻击的是军事目标，而英国人却轰炸我们的房子。”
这位普通的柏林妇女，用夏伊勒的话来说，“简直就是戈培尔宣传有效性的活广告”。
实际上，这位护士小姐之所以会这么看，并非只是戈培尔宣传的力量使然。这位妇女难以接触到纳粹当局反感的各种信息，就是因为有强权的存在。当年《纽约时报》驻柏林记者说过这样一句俏皮话：“如果希特勒完全受人欢迎，戈培尔就会失业；如果戈培尔完全成功，希姆莱就会失业。”
希姆莱是何许人？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宣传的成功有赖于暴力的配合。在谎言重复一千遍也不管用的时候，还有集中营、死刑和流放等发挥作用。对于德国人民，不仅文攻心，而且还武攻身。
谁敢公开不跟纳粹党一条心，就没有好果子吃。1936年12月，纳粹当局不仅没收了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托马斯·曼的财产，而且还剥夺了他的国籍，波恩大学甚至将他1919年获得的名誉博士头衔也取消了。纳粹对付异己分子有的是办法，可以监控，可以秘密抓捕，可以关押，可以驱逐，可以不让回国，可以判处死刑，可以劫持，可以谋杀……大名鼎鼎的卡尔·施密特教授振振有词地声称：“在判决政治犯罪时，规范和程序的运用只能意味着束缚元首的手脚，有利于反抗者。”
当然，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多数人感受不到纳粹专政手段的直接伤害，但他们要在第三帝国活下去，就得心里清楚，马王爷几只眼。而在宣传征服群众之前，得先征服宣传者。1933年9月22日，成立德国文化协会，总部设在柏林，戈培尔任协会主席。该协会下设德国美术协会、德国音乐协会、德国戏剧协会、德国文学协会、德国新闻协会、德国广播协会、德国电影协会。凡是在相关领域中工作的人，都必须加入相关协会，并且这些协会的决定和指示具有法律效力。不听话者不得食。对于“政治上不可靠”的人，协会可以拒绝接受他们为会员，已经取得会员资格的，可以开除他们。这样一来，通过德国文化协会对整个文化活动的集中控制，就可以“纯洁”出一支效命于纳粹政权的文化队伍。这支队伍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宣传的主力军，不能不充当纳粹政权有组织的忽悠事业的马前卒。
文化艺术成了权力的婢女。几千万德国人能够看到什么样的美术作品，可以欣赏到什么样的文学作品，可以观赏到什么样的戏剧电影，能够收听到什么样的广播，看到什么样的新闻，等等这一切，都取决于纳粹党的好恶。马克·吐温可以在美国经济腾飞之际出版《镀金时代》，可托马斯·曼这些人在纳粹德国却没有容身之地。现实题材中，满是荆棘和陷阱。对于不少人来说，惹不起，那就想法子躲呗。不让写现实，我就写点历史；不让写真实生活，我就写田园牧歌……只要不肉麻给纳粹统治唱赞歌就行。第三帝国一个有趣的现象就是，历史题材的作品一枝独秀。俗话说，太阳底下无新事。历史题材的作品照样会触犯纳粹的禁区。1933年柏林焚书，为什么要把艾米尔·路德维格和沃纳·黑格曼的作品付之一炬，堂而皇之假借的旗号就是：“反对伪造我们的历史，玷污历史伟人，捍卫我们往昔的尊严！”
一旦文艺成为政权的附庸和工具，退化就不可避免。不过，希特勒、戈培尔们并不是笨蛋，他们也不想德国的文化艺术“退化”得无人问津。相反，他们希望艺术性和纳粹化能完美结合，不仅德国人喜闻乐见，就是全世界也喝彩。希特勒亲自邀请德国著名女导演里芬施塔尔出马，就是例子。1934年，纳粹在纽伦堡召开党代会，女导演里芬斯塔尔拍摄了《意志的胜利》，成功地将纳粹政治艺术化。该片在柏林乌发剧场首映时，戈培尔称赞它“成功地摆脱了陷入简单宣传的危险”，将伟大时代的激越旋律“提升到了前所未有的艺术高度”。
“各家报纸都受到指示”
纳粹德国常常被人贬为极权国家。
何谓极权？最通俗的诠释就是上管天，下管地，中间管空气。换言之，权力无所不管，一切事务都要以权力意志为转移。
不过，就媒体而言，纳粹政权的无所不管，并不意味着第三帝国的文化事业都是国营或党有。恰恰相反，报刊电影等等，可以私人经营。
私有不见得就等于自由。纳粹政权可以利用私人的钱为自己的事业服务。比如对于私营电影公司而言，一切投资都是民间的，可是影片是否可以公映，审查权却牢牢地攥在戈培尔的教化与宣传部手里。不是有钱而是有权才是大爷。这样一来，不仅国库的钱可供纳粹政权使用，就是民间资本，也间接地为纳粹当局所用。至于是否叫座，用不着纳粹党操什么心，因为它没有自个掏钱赔本赚吆喝的风险。
自然，因为这种管制，难免会有纳粹电影上映观众未必买账的情况发生，而戈培尔战前许可引进的好莱坞影片却门庭若市。但是，这并不意味着纳粹德国的电影业一片萧条。毕竟，投资者在商言商。为了利润，他们会竭力在纳粹当局容许的框框之内发挥自己的才干，尽可能地迎合观众的欣赏口味，换言之，会有管制之下的畸形繁荣，畸形创造。也会有票房业绩不俗，戈培尔和投资商都皆大欢喜的大片。
同样地，纳粹德国也不是像《民族观察家报》之类的纳粹党报党刊一统天下。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纳粹党或党内个人拥有或控制的报纸，只占全部报纸销量2500万份中的三分之二。控制报业，并不需要所有的报刊都是纳粹党办。即使是报刊为私人创办和所有，但是，通过购买、清洗、控制股份、审查、停刊等手段，都可以有效地达到操控的目的。
俾斯麦或威廉二世的第二帝国，相对于英美国家，德国人的政治自由只是个多少的问题。而到了第三帝国，连这一点，都俱往矣。《伏斯日报》是德国最主要的报纸，地位有如《泰晤士报》之于英国，《纽约时报》之于美国，它创刊于1704年，可是在1934年4月1日，这家发行了230年的自由主义报纸，被迫停刊。
而另一份世界驰名的自由主义报纸《柏林日报》，虽然不像《伏斯日报》那样被直接要了老命，可是它的老板却在1933年春被迫出让自己在这家报纸的股份。《法兰克福日报》是德国第三大自由主义报纸，与前两家报纸的境遇有所不同，它在清除了犹太老板和编辑后继续出版。躯壳尚在，魂魄已殁。
那些在纳粹淫威中幸存下来的报纸，知道小命捏在纳粹当局手里，它们为纳粹党服务的忠心程度，甚至比纳粹党有的报纸都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样一来，纳粹党不用把所有的报刊都一手统到自己的名下，无须为所有的报纸的亏盈付费，就能够做到，所有的编辑记者都得先当纳粹党的文奴，所有的报刊都得跟纳粹党保持一致，否则编辑记者没法在新闻出版这个行当干下去，报刊就没法存活。
戈培尔对新闻的管制，细致入微。当过驻德记者的夏伊勒这样写道：“每天早晨，柏林各日报的编辑以及德国其他地方的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聚集在宣传部里，由戈培尔博士或者他的一个助手告诉他们：什么新闻该发布，什么新闻要扣下，什么新闻怎么写和怎么拟标题，什么运动该取消，什么运动要开展，当天需要什么样的社论。为了防止误解，除了口头训令外，每天还有一篇书面指示。对于小地方的报纸和期刊，则用电报或信件发出指示。”
第三帝国的宣传部把每天规定的这也不能报道那也不能评论的指令，当成纳粹党国的秘密。按照纳粹德国刑法典的规定，“着手泄露国家机密者，处死刑”；“以泄露为目的，而着手取得国家机密者，处死刑或无期重惩役”。
纳粹当局的这两项规定，可不是两个虚张声势的稻草人。1936年，夏伊勒在日记里就提到，因为偶尔把戈培尔每天向新闻界下达的一些密令副本给过外国记者，德国《波森日报》的一位先生被判处死刑，后来又被减为无期徒刑。其实，密令的内容无非是用谎言代替真相的指示罢了。
在这样严厉的新闻管制之下，一份份报纸势必在舆论一律中变得索然寡味。戈培尔跟他的教化和宣传部并不希望第三帝国的报刊被读者不喜闻，不乐见。1934年，戈培尔和德国新闻协会主席阿曼，曾要求步步紧跟的编辑们，不要把报纸编得那么单调划一。他们是希望看到德国奇迹：编辑记者们戴着镣铐也能够跳出世界上最美的舞蹈。阿曼对“目前报刊完全单调划一”的现象深表遗憾，可他说，这既不是政府的措施造成的，也不符合政府的意愿。
那是谁之过呢？埃姆·韦尔克是《格鲁恩邮报》的编辑，他指责说，报刊之所以变得那么干巴巴，是因为宣传部的官僚主义和高压手段。可是，大人物嘴里的那些漂亮话，不过就是说说而已，哄哄没有头脑的人，怎么能够当真呢？如果不要单调划一，还要宣传部干吗？媒体的存在，不就是为了让纳粹党满意么？哪能各唱各的调？韦尔克这下是摸了老虎屁股。这份周刊受到停刊三个月的处罚，而韦尔克自己不仅被戈培尔撤了职，还被送进了集中营。
不仅如此，新闻媒体还成为纳粹震慑德国人的杀人不见血的利器。即使是帝国的末日迫近，戈培尔还把新闻报道当成一种制造恐怖氛围的工具，一种对自己的人民进行心理战的手段。
因为战火连年，德国人的生活难以为继。有一天，200人冲进两个面包铺，抢走了面包，戈培尔立即决定采取“严酷的措施”镇压。他要求临时法庭立即审讯“首恶分子”。当天下午，人民法院就从重从快地判处了一男两女死刑。
因为戈培尔认为其中一个女的案情要轻一些，决定饶她不死。对于这事，戈培尔在1945年4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关于审判和处决这两个首恶分子一事我打算张榜公布……我还打算用有线广播加上适当的评论，将这件事通报柏林居民。我相信这是一帖清醒剂。总而言之，我以为在近期内柏林不会再发生面包铺被抢的事件。”
换言之，戈培尔自信柏林的群众就会这么被他征服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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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沙发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楼主高富帅的烦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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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培尔的名言:
1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须粗犷、清晰和有力。
2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
3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
4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得令人相信。
5群众对抽象的思想只有一知半解，所以他们的反应较多地表现在情感领域。情感宣传需要摆脱科学和真相的束缚。
6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地歪曲事实极其荒唐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它已经被查明之后。
7大众传播媒介只能是党的工具，它的任务是向民众解释党的政策和措施，并用党的思想理论改造人民。
8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手段。
9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
10即使一个简单的谎言，一旦你开始说了，就要说到底。
11
谎言重复千遍就是真理。
12报纸是教育人民的工具，必须使其为国家而服务。
13
报纸上的言论，应当趋于一致的目的，不能被出版自由的邪说所迷惑。
14报纸的任务就是把统治者的意志传递给被统治者，使他们视
地狱 链接
为天堂。
15人民大多数比我们想象的要蒙昧得多，所以宣传的本质就是坚持简单和重复。
16必须把收音机设计得只能收听德国电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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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萢ㄣ沫oοО

板凳 ╭萢ㄣ沫oοО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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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鞭01

地板 铁鞭01说：回复楼主高富帅的烦恼
同样地，面对境外的批评，纳粹的行话称之为“恶意宣传”。于是，第
三帝国就出现了这样一种现象，那些并不是纳粹分子的德国人，却在起
劲地捍卫纳粹的言行，反对别人的批评。他们认为，对纳粹的抨击就是
对德国的抨击。作为一个德国人，他们“感情”上接受不了，揭露和批
评德国这样那样的问题就是伤害他们的“感情”。


  同样爱国的那些人也不是党员。更不可能是公务员。却表现的比党员更爱党，比公务员更爱政府。你说对党和政府不好的话，他的感情是受不了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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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5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地板铁鞭01
假如当年德国民众能清醒的意识到纳粹的危害，那么德国也许就避免了战争。假如德国人谁都不加入纳粹，那么德国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惧和担心中，也不必为此极权的奢侈和其属下的盖世太保机构负担如此庞大的开支。遗憾的是，德国人被谎言蒙骗，最终整个德国卷入了灾难。可见，纳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国国家稳定和损害德国民众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没有了纳粹的德国，获得了新生，民众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强国。
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有清醒头脑的爱国人士，反对纳粹极权操作国家机器愚弄民众，却被盖世太保诬陷是“卖国贼”。这些真正的爱国者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眼中钉”，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危害国家的稳定”，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二战结束，德国民众重新审视了历史，才明白爱国不等于爱纳粹，真正的爱国是要维护国家不被纳粹操作，真正维护民众的权益为根本的。
希特勒统治德国期间，整个德国陷入了暴力与谎言。为了维护极权，希特勒采用了两个手段：利用盖世太保，监视民众的一言一行，一旦有“风吹草动”，便将人拉入监狱，甚至很多人被秘密处死。另一个手段，便是动用国家机器，不断的利用媒体宣传“纳粹思想”，不断制造谎言，达到洗脑的目地。
在这种恶毒的媒体宣传下，大量的德国民众被欺骗，思考问题的方式都发生了扭曲，完全陷入了思维怪圈。
一、混淆了“国家”与“纳粹”的概念：
被洗脑后的德国民众普遍认为：没有纳粹就没有德国的存在，德国的发展要依赖纳粹的统治。甚至很多民众陷入了一种误区：认为离开了纳粹统治，德国就会发生动乱。事实上是，德国并没有因为纳粹而变的强大，反而因为纳粹被卷入了二战。二战后，没有了纳粹统治的西德迅速进入了真正的稳定状态，经济不断发展，民众生活富足。
二、分不清是谁在养活谁：
虽然希特勒在统治德国期间，搞了不少的经济项目，表面上德国的经济是因为希特勒的改革而取得了一定的发展，事实上是德国民众的财富被大量的变相掠夺。为了维持自己和情妇的奢侈生活，为了维持庞大的盖世太保机构，只能从民众那里进行掠夺。
由于希特勒上台前恰恰是德国经济低迷的时期，于是希特勒紧紧抓住了德国人怕失业的心理，大量的引进军工业，利用廉价的劳动力为自己赚来了大量的财富。可怜的德国人竟然认为是希特勒和纳粹改变了自己的生活，对希特勒产生了感激之情，完全没意识到这完全是因为自己的辛苦劳动所得。事实上是德国民众用自己辛苦的劳动养肥了希特勒，养活了一大批以监视民众为乐的盖世太保。
三、认敌为友
在希特勒的洗脑下，德国民众将墨索里尼视为“德国人最好的朋友”，很多人认为除了意大利外，其他的国家都是“对德国虎视眈眈的敌对势力”，结果是这个“最好的盟友”加速了德国的悲剧。
四、处处防人
在盖世太保无孔不入的监视下，德国民众即使对纳粹有意见，也不敢发表自己的意见。为了保护自己，德国人觉的谁都可能是盖世太保，甚至亲朋好友之间也充满了戒心。
五、真正的爱国者反而成了民众的“眼中钉”
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有清醒头脑的爱国人士，反对纳粹极权操作国家机器愚弄民众，却被盖世太保诬陷是“卖国贼”。这些真正的爱国者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眼中钉”，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危害国家的稳定”，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二战结束，德国民众重新审视了历史，才明白爱国不等于爱纳粹，真正的爱国是要维护国家不被纳粹操作，真正维护民众的权益为根本的。
在希特勒统治期间，出现了一批有清醒头脑的爱国人士，反对纳粹极权操作国家机器愚弄民众，却被盖世太保诬陷是“卖国贼”。这些真正的爱爱国者被不明真相的民众视为“眼中钉”，甚至认为他们是在“危害国家的稳定”，这种错误的认识直到二战结束，德国民众重新审视了历史，才明白爱国不等于爱纳粹，真正的爱国是要维护国家不被纳粹操作，真正维护民众的权益为根本的。
假如当年德国民众能清醒的意识到纳粹的危害，那么德国也许就避免了战争。假如德国人谁都不加入纳粹，那么德国人就不必生活在恐惧和担心中，也不必为此极权的奢侈和其属下的盖世太保机构负担如此庞大的开支。遗憾的是，德国人被谎言蒙骗，最终整个德国卷入了灾难。可见，纳粹的存在才是真正危害德国国家稳定和损害德国民众利益的最主要因素。没有了纳粹的德国，获得了新生，民众的收入大大增加，生活越来越好，成为了真正的世界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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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鞭01

6楼 铁鞭01说：回复5楼高富帅的烦恼
  全民发疯的时代，那是控制不住低。但现在德国起码说是，公开不敢支持纳粹了。而我们的小粉红和毛左们，还在为文革招魂，还在为官府的错误拼命地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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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9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8楼键盘侠
明白就可能会掉脑袋，你去朝鲜试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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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中的承诺

10楼 风中的承诺说：
请问一下各路神仙，纳粹是怎样上台的，不是一人一票选上去的吗？最近听到一句话，自己约的泡，含着泪也要坚持打完，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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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1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6楼铁鞭01

拍摄于2004年的电影《帝国的毁灭》，是一部高度纪实的影片，它逼真地再现了希特勒在柏林的最后12天。影片是从希特勒的秘书，记录过他的政治遗嘱的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回忆开始的，时间是1945年4月，俄国人的军队已经进逼德国首都柏林，整个德国已陷入了战争的火焰之中。
希特勒的部下希望他考虑一下柏林平民的生活。希特勒说：“此刻德国人民的生活所需不应该再考虑，我们最好自己销毁他们，我们的人民这么懦弱，根据自然法则，他们应该灭亡。”
“战争结束后，剩下的将只有劣等人群，因为优等人群已经灭亡。”
希特勒的这个念头，绝对不是一个精神病人的呓语，而是他精心构筑的计划的一部分。其实，对德国人民的屠杀，早在1944年就开始了。
1944年8月，希特勒在对地方纳粹领袖的一次演讲中就说：“如果德国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威廉·夏伊勒著《第三帝国兴亡史》，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第1版。下引不注）
对人民的屠杀，首先是从被征召的士兵开始的，因为战争，德国“15—18岁的孩子和50—60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都在搜寻入伍者。”
为驱使这些征召后就被送上战场的士兵投入战斗，1944年9月10日，纳粹二号人物希姆莱下达了一道命令：“某些不可靠的分子都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这命令带着威胁与恐怖的意味，它把被迫在前线作战的每一个士兵，与他们在德国的家人绑在了一起。这种“连坐式”的命令，已开始透露出，为了实现纳粹的理想，要把所有德国人绑上死亡战车的最终企图。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落入敌人之手。
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不同意这道命令。他给希特勒写了一个备忘录，提出“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原始状态的基础，使这个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后来，在纽伦堡的法庭上，斯佩尔述说了这个“焦土命令”的详细内容：“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一旦这个命令得到全部落实，德国将回到中世纪。
但希特勒给斯佩尔的答复，便是电影中的那一段话：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没有必要考虑为这个民族维持一个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
所幸的是，战争推进的速度太快，加上斯佩尔的拒绝执行命令，那些要化为焦土的设施，很多被保留了下来。即便那样，在战后很长的一个时间里，德国人依然度日如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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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2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
现在有一种观点，认为希特勒之所以能上台，上台后又能够很快实现独裁，是被民主制度成全的。我认为这种观点不能成立，成全希特勒的并不是民主制度，而是当时德国实行的民主制度在几个关键方面的不够健全和完善。
德国在1918年11月一战结束之前，长期实行的是君主专制政体，整个社会缺乏民主的根基和土壤。一战中德国战败，德皇被迫退位流亡国外，德国面临着下一步怎么办、该向何处去的问题。当时帝国议会多数派的社会民主党的几个领导人，在讨论和决定这个问题时，有人想让德皇威廉二世的儿子继承皇位，继续实行帝制；也有人想按英国方式成立君主立宪政体。最后，只是为了遏止传言可能出现的共产主义革命，他们才宣布成立共和国，实行宪政民主政体。用《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威廉·夏伊勒的话来说，宣布共和这件事，“完全是个偶然的事件”。①
正因为民主制度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仓促建立的，所以决定了它先天不足，有许多不完善、不健全之处，并最终成全了希特勒，为他的上台和实现独裁提供了可乘之机。
这种不完善，首先表现在当时德国的民主制度对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缺乏有力和有效的保护。
表面看来，希特勒自1923年发动啤酒馆政变失败后，就总结教训，放弃了用暴力手段夺权的想法，转而采取了通过合法竞选来争取掌权的策略。这种新的策略看起来也非常成功，在1928年5月20日的全国选举中，纳粹党只得到了81万张选票，在国会491个席位中只占了12个席位。②而在1930年9月14日的选举中，纳粹得到的选票增加到了640.96万张，得到了国会中的107个席位，成了国会中的第二大党。③而在1932年7月31日的大选中，纳粹更是得到了1374万张选票，占全部选票的37.3%，从而获得了国会608个席位中的230个席位，成为了国会中的第一大党。④
纳粹在选举中为什么会得到那么多的选票？
不可否认，他确实是得到了一部分人的真心支持，他宣扬的日耳曼种族优越，所有的日耳曼人应当统一在一个大德意志国家内，要废除凡尔赛条约，重整军备，恢复大国地位、实现民族复兴的论调，迎合了相当一部分自战败以来久受压抑和挫伤的德国人的民族自尊心。他提出的“建立一个强大的中央集权的国家”，由国家强力干预经济，以及根本不打算实施、也从未实施过、纯粹是为了欺骗和争取底层群众选票的一些主张，如：取消不是靠工作而得到的收入；将托拉斯收归国有；取消地租和禁止土地投机；对卖国贼、高利贷者、投机分子判处死刑；将垄断性的大百货商店收归公有，廉价租给小商人等等。⑤在1929年全球经济危机，3500万人口的德国竟有600多万人失业，相当多的人对民选政府拯救经济危局、解决民生问题的软弱乏力感到不满的情况下，也自然引起了相当一些关注生计的人们的注意和兴趣，从而使他的支持率在经济危机发生后有了大幅度的增长。
同时，当时德国政治舞台上非常有影响和实力的社会民主党，在竞选中的策略失当，没有注意团结其他党派，把斗争矛头对准主要的威胁和对手纳粹，反倒对准了德国共产党，造成左翼势力不团结，力量分散，也在客观上成全了希特勒。
但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不注意到，纳粹党的选票并不都是靠投票人的真心支持得到的，其中相当一部分选票是用舞弊和胁迫的下流办法得到的，这方面的详细资料现在能看到的不是很多，因为记录这些不光彩情况的资料，纳粹在上台实现了对国家和人民无孔不入的全面控制之后，为了维护自己的“光辉”形象，肯定是要销毁的。但我们仍然可以得到一些这方面的信息，美国作家威廉·夏伊勒写的《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史学界公认是一部内容详实非常权威的著作，这部书，是作家在研究了数不尽数的美军缴获的纳粹德国机密档案，并结合自己在那一时期作为美国环球新闻社和哥伦比亚广播系统驻德记者的亲身经历写成的。据书中提供的资料，希特勒早在1920年建立他的“国家社会主义德国工人党”后不久，就组建了由一批拳大臂粗的流氓组成的“纠察队”，专门对自己政治上的敌人进行“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恐怖手段”，1921年这个武装团体正式定名为“冲锋队”。后来还进一步组建了纳粹元首的个人卫队——党卫队。到1929年前后，冲锋队已经拥有了几十万队员，它的任务就是保护纳粹党举行的集会，捣乱其它政党的集会和活动，恫吓、甚至暗杀那些反对希特勒的人。⑥冲锋队经常在街头寻衅滋事，与其它政治派别和不支持他们的人殴斗。⑦1932年7月10，也就是在即将举行的大选前20天，仅在汉堡郊区的一次游行中，就有19人被打死。⑧我们可以想象，在这样的一种暴力和恐怖的气氛中，选举怎么可能会有真正的公正和公平。在这样的选举中，选民怎么可能会有安全感，个人的意志和选择权又怎么能不受干扰、不受支配、不受左右的去独立地自由行使？
当时德国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就表现在，它竟然能够允许纳粹在许多年的时间里组建和发展自己的武装，而党派和私人拥有武装，这在完善的民主制度下是不可想象、决不可被允许的。它的宪法虽然规定了公民享有非常广泛的权利和自由，但当许多人的公民权利和个人自由在受到纳粹流氓邪恶武装势力的侵犯、干扰、恐吓的时候，这种民主制度中却没有一种机制和力量来进行干预，来对民权加以有效保护，来对邪恶进行打击和惩处。以至当时甚至有人认为在从前德皇的帝制时代，人民享受到的自由和安全都比在民主制度下得到的多。
所以，表面看来，希特勒是以合法的手段赢得的选票，而实际上，相当大的一部分选票是用舞弊和胁迫的办法很不光彩地得到的，说希特勒是通过合法的途径由人民选举上台的并不恰当，持这种观点的人，不是无知糊涂、不善分析，就是极端功利、为了追求结果可以不择一切手段的毫无良知之徒。
第二、当时德国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还表现在军队没有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恰当的位置。在健全的民主制度下，军队应该超越任何党派利益，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处于一种超然的地位，不应干涉内政，不应介入任何党派的政治活动。军人不得参政，若想参政，必须退出军界若干年之后才行。而当时德国的国防军在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并不是这样一种超然的力量，由于军官团基本是从帝制时代延续下来的，并没有受到改组和重建，他们中的很多人，对限制他们的作用和发展的民主制度一直心怀不满，而对专制时代的军人荣光却始终充满着怀恋。在民主制度建立以后，他们中的一部分人（其中就包括了陆军司令冯·西克特将军和对陆军和海军有广泛影响、并能左右兴登堡总统的决策、后来还担任了共和国总理的施莱彻尔中将），一直在暗中进行着破坏，他们秘密提供装备，在德国各地建立了许多的武装自由团，并在一段时间里还建立了秘密的“黑色国防军”，进行推翻共和政体的活动。1920年3月，柏林的一个这样的自由团，就发动了一场后来被称为“卡普政变”的失败了的武装政变。希特勒的纳粹冲锋队和党卫队建立之后，军方也对其大力支持，1923希特勒搞的啤酒馆政变，就有部分军人的支持和参与。后来随着纳粹势力的壮大，军方给予了更多的支持。1932年，共和政府本来宣布要解散对国家和人民日益造成威胁的纳粹冲锋队，但却由于军方的抵制和干预而未能办到。⑨
军队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如此活跃，参与和介入了这么多的内政事务，甚至在进行着逾演逾烈的违法乱纪活动，最后更与邪恶势力合流，但却看不到有任何一种机制和力量来对它进行约束和惩处，这是希特勒得以上台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也是民主制度不健全不完善的最致命的一点。后来在许多第三世界国家，民主制度命运多舛、一波三折，也多是由于军人干政这同样的原因。
第三，当时德国民主制度的不健全不完善还突出地表现在，它在权力分立和制衡的设置上有很大的漏洞和隐患。它赋于了总统过大的权利，特别是宪法第四十八条赋于了总统在紧急状态下有独裁权：只要总统认为是在紧急状态下，他就可以授权政府总理不需议会多数支持而仅凭总统紧急法令来行使职权，⑩并可以暂时停止宪法中部分规定的效力。这就为勃鲁宁、巴本、施莱彻尔几位总理破坏民主原则的滥权行为，[11]更为以后希特勒的独裁专制埋下了伏笔、提供了方便。
同时，三权之间的相互制约似乎也不太严密，当施莱彻尔、巴本这样一些政客大耍阴谋和权术，贱踏民主共和原则，从而为希特勒的上台铺平道路的时候，根本没有遇到来自立法、司法方面的任何抵制。
正是由于当时德国民主制度的不完善，才使得纳粹邪恶势力日益膨胀，并在他们违法乱纪、恶形昭彰的情况下，仍然未能受到遏制和惩罚，所以才能使他们不择一切下流手段得到选票，并与政权内部的野心分子、阴谋势力相勾结，使希特勒得以表面合法的方式上了台。
而希特勒在得到了总理职位后，能够实现独裁，更是与当时德国民主制度的不完善，特别是他充分利用了宪法赋于总统的紧急状态下的独裁权有莫大关系。
希特勒1933年1月30日担任总理，2月28日，他上台还不足一月，就以头一天他们蓄意制造的“国会纵火案”为借口，利用兴登堡总统的老迈糊涂，让总统根据宪法赋于的紧急状态独裁权，授权他颁布了“保护人民和国家”法令，全面停止了宪法中保障个人和公民自由的七项条款。规定：“限制个人自由，限制表达意见的自由，包括出版自由；限制结社自由和集会自由；对邮件、电报、电话进行检查；对搜查住宅发给许可证件；发出没收及限制财产的命令。” 此外，这项法令还授权总理在必要时接管原本长期处于半自治状态的各邦的全部权力，对某些罪行，包括持有武器的人的“严重扰乱治安的行为”判处死刑。[12]
希特勒上台伊始就如此迫不急待地取消和禁止公民的权利和自由，说明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是独裁的最大障碍，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声音，本身就是专制独裁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有言论和出版自由，不同的声音能够公开存在，专制独裁必定很难实现。因此，一个健全的民主社会，要防范独裁，必须切实保障公民的各种权利和自由，特别是言论和出版的自由。而当时德国的宪法居然为他取消公民的权利和自由提供了依据和可能，反映出这个民主制度是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的。从这项法令中我们也能看出，希特勒自己对党派和私人的武装会“严重扰乱治安”也是很清楚的，从他这个法令对这种武装的防范和惩处的力度之大，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更加理解他的冲锋队和党卫队以前对社会、对公民的自由造成了多么大的威胁和伤害？他所得到的选票究竟是怎么来的？其中有多么大的猫腻和水分？
希特勒的纳粹党这时在国会中控制的席位只是三分之一多些，还远不能满足他独揽一切权力进行独裁的要求，为了达到控制国会的目的，1933年3月5日，纳粹主持了民主制度下德国的最后一次选举，为了保证得到足够的选票，当时担任普鲁士邦副总理兼内政部长的戈林，更是公开肆意贱踏民权，他命令已被冲锋队和党卫队控制的警察，要无情地对付那些“国家的敌人”，还要求警察要“使用武器”，这等于公开号召占德国三分之二面积的普鲁士邦的警察开枪打一切反对希特勒的人。为了保证对选民的控制，戈林在2月22日还成立了一支人员来自冲锋队和党卫队、人数达5万人的辅助警察部队。[13]
但尽管使用了这么多卑鄙下流的手段，3月5日的选举结果纳粹得票仍然未能过半数，只得到了44%的选票，在国会的608个席位中只得到了288个席位，说明大多数德国人并不支持希特勒，而是反对他的。[14]
为了造成纳粹在国会占三分之二多数，他们一方面拉拢愿意向他们妥协的其它政党，一方面又采取逮捕共产党议员、不让社民党议员入场等卑劣手法制造“缺席”，[15]1933年3月23日，纳粹在场外有冲锋队员“交出全部权力”的鼓噪，场内旁听席上又坐满虎视眈眈的冲锋队的恐吓气氛中，强制让国会通过了剥夺国会立法权的《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这项法律规定，把立法权（包括国家预算的控制权）、宪法修正权、批准同外国缔结条约权全都从国会手中拿过来移交给了内阁，并且规定，内阁制定的法律由总理起草，可以不同于宪法。[16]这样权力就都集中到了希特勒一个人的手中，开始了他把国家和民族引向灾难、引向深渊的专制独裁。
民主制度，必须确保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确保国家权力的分立和有效制衡，这是它的根基，是在任何情况下、用任何借口都不得剥夺和随意更改的。而当时德国的宪法居然为希特勒以合法的面目公然剥夺公民权利和国会权力提供了可资利用的条款，提供了依据和可能，充分说明当时德国的民主制度是很不健全很不完善的。如果对照一下1787年的“美国宪法”和1791年的“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我们对这一点的印象就会更加深刻。“美国宪法”规定：“全部立法权，均属于由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合众国国会。”而宪法第一修正案则明确规定：“国会不得制定关于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国教或禁止宗教活动自由；限制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和向政府请愿申冤的权利。”
当然，民主制度也不可能一经建立就完美无缺，总会经历一个从初级到高级、从不完善到逐步完善的过程。但希特勒这个恶魔得以上台并得以实现独裁的历史告诫世界：在任何国家，民主制度在建立和发展的过程中，必须特别致力于以上三个关键方面的建设，并使之不断健全和完善。特别是公民的基本权利和自由，必须从一开始就注意建立有力和有效的机制切实加以保障，当然，在民主的初级阶段，个人自由的标准不可能定的太高，但在保证公民的生存权、财产权这样一些最基本的生存权利的基础上，最起码的，还应当保证公民思想、言论、出版的自由，保证它永远不被剥夺，即使是在某些特别紧急的情况下，比如战争时期和防范恐怖主义的非常时期，如果确实需要对这些自由加以部分限制，也必须经由严格的程序审议和授权，而在紧急情况消失之后，限制必须立即解除。公民拥有不可任意限制、更不可随意剥夺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只要不是宣扬暴力和鼓动一部分社会成员对另一部分成员或对政府进行暴力对抗等极端言论，就应当无条件允许并加以保障。这是宪政民主制度最基本的一点，也是民主社会（不论是初级阶段还是高级阶段）存在的一个必要前提。历史的经验证明，只有保障了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公民的其他权利和自由（包括基本的生存权利）才有可能得到保障，即使受到了不法侵犯，也才有可能得到有力的维护。否则，限制和剥夺了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公民其他方面的权利和自由很容易被侵犯、限制和剥夺，甚至会被一些独裁的骗子们用各种花招和伎俩让你在心甘情愿、备感幸福的状态中被他们侵犯和剥夺。只有一种思想、一个声音，本身就是专制独裁的基本特征和必要条件。人类的历史已经证明，在一个公民始终享有不可剥夺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的社会，不同的声音能够公开存在，是很难形成独裁专制的，而在一个专制的社会，公民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肯定会被首先剥夺。因此，民主制度建立和形成的第一步，必须首先保证公民享有不可剥夺的思想、言论、出版自由，只有这样，才能逐步培养起整个社会的民主土壤和根基，才能促使民主制度逐步发展不断走向健全和完善，才能化解和抑制各种极端思潮的泛滥成灾，才能防范和遏止任何专制独裁的企图，也才能够保证人民始终都拥有选择的权力，在一旦选择错了之后还能有重新选择、有改错吃后悔药的机会。否则，民主制度就不可能真正建立，即使勉强建立了，也会随时被野心家们打个粉碎，或者被骗子们在民主的形式和表象下，假民主之名而行专制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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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3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11楼高富帅的烦恼
二
然而，这个没有必要生存下来的民族，在希特勒创造第三帝国时，又是何等地高贵呢？
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写道：“我确信上帝选择了亚利安人，特别是日尔曼人做主宰种族。”做“地球主人”。在这部第三帝国的“圣经”中，希特勒自豪地宣称：“我们今天所看到的一切人类文化，一切艺术、科学和技术果实，几乎完全是亚利安人的创造性产物。……只有亚利安人才是一切高级人类的创造者，因此是我们所谓‘人’这个名称的典型代表。他是人类的普罗米修斯，他的光芒四射的额头，永远飞迸出神圣的天才的火星，永远燃着知识的火焰，照亮了默默的神秘的黑夜，推动人类走上征服地球上其他生物的道路。……就是他，为人类文化中每一伟大建筑奠下基础，树起墙垣。”（转引自《第三帝国兴亡》，下同）
我想，希特勒对于亚利安人的描述，可能是把夸赞一个民族的词语，推上了极至的形容词。所以，夏伊勒在他的著作中说，在二十世纪一个正常人看来，这个世界观（《我的奋斗》）一望而知是一个一知半解，没有教育的神经病人所想出来的荒诞可笑的大杂烩。可德国人为什么会狂热地信奉它呢？这看上去确实是一个让人费解的问题。然而，越是精神虚妄的民族，越是自己认为“祖上曾经阔过”，后来却受到了羞辱的民族，就越是容易被这种“荒诞可笑的大杂烩”所吸引，所能带来填满虚空的满足感，甚至是自豪感。刚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经历失败的德国，这个历史上曾经出过不少哲人，有过铁血将军，并为此一直感到自傲的民族，正在精神上经受着难以忍受的挫折感。而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的疯狂呓语，岂不正搔到了德国人的痒处？何况这个“神经病人”还允诺，要给他的日尔曼人一个诱人的“新秩序”。
这个“新秩序”是什么呢？尽管它十分诱人，但希特勒从来没有向他的德国拥护者们明确地描述过。威廉·夏伊勒在《第三帝国的兴亡》中，还是“从缴获的文件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中”，为我们拼接出了希特勒心中的“新秩序”的模样：“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许多斯拉夫民族，特别是他们中的知识分子。”“不受欢迎的分子”还有另外一个名称，即“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看来，不论是“不受欢迎的分子”还是“劣等民族”，根本无权活在世上，他们所占用的资源，都将归主宰民族，即日耳曼的德国人所用。对于困顿于历史与现实中的德国人来，这又是何等诱人的前景呢？
可是，要实现这个“新秩序”，仅仅依靠动人的宣传，即使是有天才的宣传家戈培尔，也还是不够的。不论那些美丽的宣传，有多大的力量，还是无法建立这个“新秩序”。试想一下，有哪一个“劣等民族”会在“真理”的号召下，自愿灭绝，为“新秩序”做出贡献呢？所以，建立这个“新秩序”的另外的办法，还得依靠暴力，使用暴力去征服、屠杀和管制。而这，就是第三帝国，就是希特勒所描绘的，将会带来“永久和平”的第三帝国。
但是，当希特勒的这个梦想破灭时，他却是要屠尽曾经狂热地信奉他、追捧他的“优等民族”了。其中的原因，也正是这个“新秩序”。既然“新秩序”不复存在，“优等民族”自然也就没有了用武之地。再看一看处在东方的，他的另一个伙伴——大日本帝国，等到这个帝国即将寿终之时，它不也是高喊着“一亿玉碎”，疯狂地走向灭亡的么？
三
所以，在创造帝国的权力者的眼里，除了他的创造物，也就是指挥帝国运作的极至的权力之外，没有其他。它身外的所有事物，人的生命，地上的资源，都是构筑帝国大厦的砖瓦石块。在帝国的心中，最主要的东西是它的权力，它的无所不能、无所不包、无所不至的权力，它的要把这个世界玩弄于股掌之中的权力。
在帝国兴盛时期，权力化身为理想，被无数的、不断被创造出来的、美妙而又诱人的词语包装、描绘。这些词语有时极尽媚态地歌颂人民，把它所需要的人民描绘得灿若天花，激动得忘却了自我。当然，它也会把另一些人民描画成恶魔，十恶不赦，死有余辜。它歌颂一伙，妖魔化另一伙，为的就是让这一伙去屠杀另一伙，帮助它实现自己的目标。
约翰·密尔说，所谓民众，是少数智者与多数愚人的混合集体。密尔这样说，对于很多人来说，也许有些残酷。但戈培尔在临死前，面对德国人在战争中所受到的苦难所说的话，也许会使人在残酷中得一点清醒：“我不同情他们，这是他们自己选择的命运。对有些人来说也许很吃惊，不要再自欺欺人了。我们（纳粹）没有强迫德国人民，是他们给了我们的权力。现在，他们要为此付出代价。”（电影《帝国的毁灭》，2004年）戈培尔不愧为宣传家，他明白真相，但更明白怎样掩饰、包装、扭曲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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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迈尔

14楼 思迈尔说：
有了祖国。我仍然什么也不是。 你们呢？ 呵呵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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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鞭01

17楼 铁鞭01说：回复11楼高富帅的烦恼
  军队没有彻底国家化；政党可以自己组建武装；没有防止多数人的暴政。这样的制度下产生希特勒真的是很正常的。也包括文革的时候，产生了那个四个伟大的尸体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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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鞭01

18楼 铁鞭01说：回12楼高富帅的烦恼
看了你的这一层楼，我觉得很多的小粉红估计是肯定不懂一个很重要的知识点，那就是现在的成熟的民主国家。一般都会有一个制度上的设计，那就是防止多数人的暴政。什么叫多数人的暴政呢？比如说现在我们可以用选票决定一切，那么我们投票，现在说把，马云的全部财产拿出来，按人均分给全国人民，那么你可以看看，肯定会有很多人愿意的，为什么呢？我有钱了，我可以分到好处啊。
  但是这样显而易见是不行的，所以现代的民主化国家企业制度设计是有防止多数人暴政的制度设计的，比如美国的参众两院的设计及方案大周有大周的权利，小周也有小周的权利，这样才能保证其稳定的运行。而二战之前的德国，显而易见它的民主制度是缺胳膊少腿的民主制度。所以说他产生了像希特勒这样的魔王和暴君。同样在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之后，为什么会产生像那个尸体标本一样的暴君？其实这里我们要说一句的是，即便是那个时代全国人民很拥护那个人，这也和当年的德国人民拥护希特勒是一个道理，也就是全民发疯似的这种拥护，而这样的一种拥护在没有相关制度的设计限制下，就是一种很危险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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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富帅的烦恼

19楼 高富帅的烦恼说：回复15楼键盘侠
不得不说，传销的洗脑确实很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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