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几个故事。来源知乎付费专栏

李文东

41楼 李文东说：
给楼主翻个页。顺便把你看到的其他的觉得很不错的故事也转载上来,说起知乎，我还是挺喜欢这个客户端的。在里面认识了泪痕春雨。还有丧心病狂刘老师。还有边舟听雨。因为本人特喜欢历史。所以对这三位的印象倒是很深，对他们的读到的观点也很喜欢。只不过付费的内容我未看过。倒不是舍不得钱，只是消费的观念。有时候习惯了多年免费的东西，感觉收费了就是别扭，就是不习惯。说到这里，我又想起了我心爱的小爱同学。只要你喜欢某首歌曲，连续听几天要不到多久。他就会加入VIP，你不开就只能试听一分钟。真感觉挺窝火的。楼主转发的这些故事。说句实话作者也是费了心的。因为这些真实流露出来的文字，确实对于读者来说有很好的心理疗伤作用。也许看了很多故事之后，在买某些会员的时候，也就会觉得无所谓了。只要对自己有好处，花点钱又算得了什么。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温故而知新

42楼 温故而知新说：回沙发cyec
好故事，留个脚印以后慢慢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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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

43楼 温故而知新说：
这故事真心不错，谢谢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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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44楼 cyec说：回41楼李文东
可以的，我想的是一个专栏一个专栏的发。要不然会看起来很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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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45楼 cyec说：
第七个故事


出院前夜：一个医生的「卑微时刻」

2008 年春天，我们妇产科收治了一位病人。

她的病情已经到了癌症最危险的时候，癌细胞扩散至脑部，随时都可能出血、丧命。

这么紧要的关头，她却硬生生被拖了 10 天没有治疗，因为她的家属只准备了 1000 元。

钱不够，医生也没办法救人。我们手拿账单，却催不到费，只能眼睁睁看着病人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

这是我医生职业生涯中，最为卑微的时刻。


1.

这个病人第一次来我们医院时，28 岁，绒癌四期（癌症分期的最高级别），住 5 床。

5 床所在的病房，是我们科室的危重病房。那间房很大，抢救车就靠墙放着，准备随时待命。

当时已经是暮春，天气开始渐渐热了，她还穿着一件大红色的厚毛衫，头戴一顶医生用的那种白帽子。在我们这里的农村，戴这种帽子意味着要特别注意卫生——要么是少数民族，要么是产妇，要么就是重病的人。

因为左侧肢体无力，5 床病人很少下床活动，经常是半躺着。她瘦弱，皮肤细腻，脸上没有一丝血色，衬得一双大眼睛分外的黑。有时，她和旁边的病人家属聊天，笑起来，一口白牙。

虽然重病，还是可以看出她是个漂亮的女人。

听王医生说，她是因为突然左侧肢体瘫痪，去省医院检查才发现绒癌的。

绒癌，是一种继发于正常或异常妊娠后的滋养细胞肿瘤，大多数的患者都是正处于生育年龄的年轻人。

这种癌症的恶性程度极高，转移发生得早且广泛。最常见的是肺转移，其次是阴道、盆腔、肝、脑等。它破坏血管，转移的部位容易局部出血。

在没有化疗药物之前，绒癌患者基本没得救。但随着诊断技术和化疗药物的发展，生存率也达到 90% 以上。

尽快开始化疗，5 床病人还有被治愈的希望。

但有一个前提——看病的钱要够。

王医生第一次见完 5 床家属，就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他是一个大约 30 岁左右，中等个子，瘦削的男人，穿着一件不合身的咖啡色西装，里面的衬衫颜色也可疑。他的头发蓬乱着，脸好像也没洗干净，整个人显得黑黢黢的。

王医生耐心地对 5 床家属说：「等检查结果出来了，咱们就上化疗。而且，她要加强营养，每天最好喝一斤牛奶。化疗很耗人的，一定要吃好一点。」

王医生在我们科里是出了名的温暖，5 床家属不断点头。

「你尽快交上住院费，这样不影响她的治疗，一千块钱肯定不够的。」王医生继续说。

第二天，我又看见王医生在和 5 床的家属谈话。

5 床家属还是半低着头，有些难为情，「钱，钱还，还没拿来哩，全都交了住院费咧。」

「就 1000 元？手头再没钱了？」王医生有点懵了。

「把所有钱都交咧。」说着，5 床家属从裤兜里掏出几张皱巴巴的毛票，伸给王医生看。

我瞟了一眼，那些凌乱的毛票里，最显眼的是紫色的。一张红、绿、灰的都没有。



2.

当医生，最怕碰到的不是疑难杂症，而是那些嘴里说着「钱不是问题」，却又拖着，迟迟不肯缴费的家属。

不是他们有钱任性，而是这句话背后，大多别有深意。

要么真是经济困难，「钱不是问题，可没钱才是最大的问题」；要么就是在算计，「钱不是问题，但病人就像个无底洞，花冤枉钱才是最大的问题。」

手拿账单，却催不到费，只能眼睁睁地看着病人错过治疗的最佳时期。

于是，「催费」成了医生临床工作中绕不过的一部分,有时候难度甚至超过了治病本身。

而 5 床，入院第 3 天，账上的住院费只剩下 400 多。

更糟的是，5 床的情况比较紧急，她之前在省医院接受过一个疗程的化疗治疗，只要化疗开始，中途就不能停药。一旦中途停药，很容易造成耐药性，就算后边再治疗，效果也不会好。

她的住院费所剩无几，只要化疗一上，一取药，立马就会欠费。

王医生叹口气，一下斜靠在椅背上，呆呆盯着面前电脑上打开的临时医嘱界面。

「怎么了，没钱的？」我关心她。

听到这，平时好脾气的王医生像找到一个发泄口一样，着急地说：「绒癌呀！四期呀！脑转移呀！带 1000 块钱来住院，还死活交不上住院费，这不是难为人吗？」

这时，护士长过来说，5 床的病人来自山区。她生了 4 个女儿，大的 7 岁，老二 4 岁，小的是双胞胎，才 1 岁多。

当时农村已经有新农合，但这家人由于意识不足，考虑自己还年轻，就没有买。

「如果不是因为突然偏瘫，她都不会去医院检查。」护士长叹气。

「住院什么都不做，光喘气都要钱的。不喘气，花的更多。」护士长调侃，「咱们是三甲医院，一天怎么也要几十块钱呀。」

护士长的一番话，让王医生的压力更大了。

王医生的担心不无道理，再不交钱，谁也没办法给 5 床治疗。可这样拖下去，再想活命，只能花更多的钱。

家属没钱，医生贸然开始诊治的话，会承担很大的风险。

几年前，我们接诊了一个急诊来分娩的产妇，她的住院费缴纳不足，我们给她开辟了绿色通道。谁知产后没两天，她就欠费逃逸了，后来主管医生发现她就在我们医院不远处卖水果，去找她，她装糊涂，最后医生也没讨回欠费。

三年后，这个产妇又来我们医院妇产科生孩子，还是那个主管医生接诊。听说，她没有丝毫的不好意思和愧疚。

在医院，一旦病人欠费逃逸或需要医疗赔偿，那全科的同事都要跟着倒霉，所有的欠费就得从全科人员的绩效工资里扣掉。

经历了这件事后，那个医生不仅要面对同事们或明或暗的白眼和抱怨，更难躲过自己对自己的质疑。

在医院，想要救人的命，有时候真不是医术高超就行。



3.

5 床入院第 4 天，科室晨交班会上，王医生向主任汇报了情况。

主任的指示很简单：多和病人家属沟通。

不过，他多补充了一句：「重点找家属谈，别给病人太大压力，她病情危重，不能有心理压力。」

王医生只能被迫把每天的工作重点，放在 5 床的催费上。

她写好谈话记录，又把 5 床家属叫到办公室，语气温和，把好话歹话说了一箩筐。男人保持着弯腰、微笑、搓手、点头的姿势，看起来那么淳朴、谦卑。我在一旁看着都觉得有火发不出。

顶着这么大的压力，王医生一边着急，一边尽力地帮 5 床省钱。从他们住院到现在，只做了化疗钱的常规检查，特殊点的检查全用省医院的复印件。偏瘫病人，护理级别只给下了二级，根本没什么其他的收费项目了。

可是，家属还是没动静。

几天后的晨交班会上，主任终于忍不住了，下了最后通牒：「如果再交不上费用，就让他签字出院吧，总不能住在医院里等死。」

王医生的压力一下子到了顶峰，听到这句话，她沉默了很久。

我理解主任的难处，5 床病人绒癌已经脑转移了，CT 片上显示，她脑部光肉眼可辨的癌灶就有 5 处。一旦脑部的转移灶增大或周围组织出血，形成脑疝，她就会死亡。

如果再不治病，她随时会有死亡的风险。

而且，她之前在省医院化疗了一个疗程，左侧肢体肌力已经有所恢复。再拖下去，不仅疗效都会被抵消掉，还会产生耐药性，情况会更加复杂。

5 床病人的第二次化疗迫在眉睫。

领导施压， 5 床病人成了我们科室的重点监测对象，她成了大家口中的「定时炸弹」，每个医生都怕她在自己的班上「爆炸」。

向 5 床催费的队伍变得越来越庞大，办公护士每天都在给 5 床发催款单，甚至当着病人的面，去催家属交费。

那天晚上我值班，按照惯例，我和当班护士一起晚查房。

走进危重病房，我就看到一个 6、7 岁模样的小姑娘。她趴在 5 床的床边，个子比床高一些。

她的下巴尖尖的，大眼睛又黑又亮，像极了 5 床。头上两个羊角辫扎得一高一低，细碎的绒发散下来，显得乖巧又可爱。

她两手撑在床上，两条小腿不停地踢踏，对 5 床似乎有说不完的话：「老师都表扬我了……」嘴里的门牙都没长齐。

5 床的女人怜爱地看着面前的小人，满脸幸福的微笑。她抚摸着小姑娘的头发，问：「你还在学校学什么了？」

「我们学跳舞了，我站第一排，六一儿童节要上台表演。老师都说我跳得好哩，我跳给你看……」看到我们进来，小姑娘忽然有些害羞。

「别怕，跳给我们看看，跳得好，我们给你鼓掌。」护士弯腰鼓励她。

小姑娘看看我们，又看看 5 床，犹豫了一下，然后嘴里哼起调子，一板一眼地跳了起来。

她挥动着手臂，弯下腰，旋转着……舞姿稚嫩，但看得出，她很卖力。

我们都给小姑娘鼓掌，5 床女人的脸上出现了少有的光彩，苍白的双颊泛出了微微的血色。

「你女儿？」我问。

「嗯。」5 床躺在床上，满脸骄傲，「今个儿她达达（大妈）进城办事，带她来看看我。」

离开病房，护士还在感叹小姑娘的美丽可爱。走到西病区的大门口的时候，我们突然看到一个人影。

那人蜷缩着，蹲在墙角的阴暗处，把头深深地埋进臂弯。一只手在脚边的地上慢慢来回划着，另一只手插进蓬乱的头发里。

我和护士走了过去，听到脚步声靠近，那人抬起头来，原来是 5 床的家属。

「哎呦，是你呀。」护士叫到，「你女儿来了，在他妈那儿呐。我们都看见了，你女儿真漂亮，舞跳得真好。」

5 床家属又憨憨地笑了起来。

「你女儿让人心疼得很。」我也忍不住夸。

在我们当地的方言里，「心疼」几乎是对孩子的最高赞赏。它包含了漂亮、乖巧、聪敏、懂事、招人喜爱等等美好的含义。

男人抬头看我，脸在黑暗中熠熠闪光，「我娃都乖滴很，特别是两个小的，彭医生，你是没见，更心疼人。」

我仔细看才发现，这个男人有一张年轻而英俊的脸。浓眉大眼，直鼻梁，嘴唇棱角分明。

忽然，他脸上的神采黯淡了下去，「真的心疼人得很，彭医生，你要有认识的好人家，要娃娃的……就，就抱养了吧。我娃都心疼人得很。」

说完，他颓然地垂下头，那一瞬，我看到他的眼里有东西在闪光。

我和护士好像都受到了重重的一击，沉默着，转身离开了。接下来，我俩一直无言，直到查完所有病房。



4.

一天中午，我去看术后的 4 床病人，5 床的家属买饭进来了。

他一手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了几个馒头。另一只手拿了一包简装牛奶，8 毛钱一袋的那种。

他见我就打招呼，依然是习惯性地弯腰、点头和微笑。科室里的医生护士都说，5 床家属对他们的态度都超级好。每当有护士抬病人，搬东西的时候，他总是主动帮忙跑前跑后，是真心卖力。

我发现，他还有一项「特异功能」——我们科室里的每个医生护士他都能一口叫上名字，绝不会喊错。

只见他凑到 5 床面前，满脸堆笑：「我给你买了包牛奶。」

「我不想喝。」5 床的女人慢慢地说，她脸色祥和，没有丝毫的不悦。

「要喝哩，你有病哩，医生说要加强营养。我给你热。」

5 床家属不急不躁，往两个碗里倒热水，他把牛奶袋放进一个碗里热着，又撕了一块馒头放进妻子的口中。他端起另一碗热水，轻轻地吹……

我走出病房，去阳光大厅买了两份盒饭，让护士送给 5 床。

下午，护士长拎着一个鼓鼓囊囊的塑料袋来找我。

「老彭，你别再给 5 床买饭了，我已经告诉全体护士了，不论在谁的班上，到了吃饭时间就去给 5 床买份盒饭。」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还是让我来吧，我的工资总比她们高些。」

我们医院地处西北的一个四线小城，虽然是三甲医院，但在 2008 年，普通护士的月工资只有 480 元，低年资执业医师的月工资是 800 元。

所以，大家基本都是靠那点绩效工资生活。

护士的绩效系数是 0.75-0.8，医生的绩效系数是 1.0，就是说，如果科室全绩效是 1000 元的话，护士能拿到 750—800 元，医生是 1000 元。

绩效不好拿，哪怕病历上有了一个标点符号错误，都会被扣绩效的 5—20%。

可是，护士长告诉我：「不能让你一个人承担，大家分担点，负担轻些。」

「护士要顾不上，还有我们呐，谁要不忙都可以去帮忙。」办公室里的几个年轻医生都在附和。

护士长打开她手中的塑料袋，说：「5 床到现在了还穿毛衫，也没有换洗衣服。我觉得她个子和我差不多，就找了几件我的旧衣服，你看看合适不？」

我翻了一下，袋子里有几件洗干净了，叠整齐的衬衣、裤子和外套。

护士长还跟护士们交代，5 床如果需要一次性的耗材，便盆什么的，只告诉家属价格，不记账也不收钱。

「不象征性地说一下也不行，别的病人知道了会有意见，说不定会给咱们惹麻烦。」护士长摇着头。

她忽然靠近我的耳朵，神秘地放低了声音，「你知道吗，早晨主任给 5 床交了 300 块的住院押金，刚把押金条给我。」

我俩心照不宣地暗笑了一下。



5.

5 床就这样住在医院里，没有任何的用药和治疗。

她的住院费只剩 300 多了。晨会上，主任对王医生更加不留情面。

那时，我一直想不通这个男人为什么要骗我们说，钱快到了。

很多年后，我才明白，那只是他心存幻想。

他像孩子似地幻想，老婆的病突然有奇迹出现，亲戚们借的钱会很快到账，或者医院让他们欠费治疗。

好像只要住在医院不离开，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然而，什么都没有改变，除了他们账面上不断减少的数字。

5 床住院的第 10 天，账上只剩下 100 多元了。午夜 12 点，电脑自动扣费后，余额最多只够支付次日的常规费用了。

那天，我值晚班，大概 7 点左右，5 床家属忽然慌乱地来找我，「彭医生，你去看看，我屋里……我屋里……」

我当时只觉得头皮一紧，耳朵都要竖起来，立即冲出办公室，直奔重危病房。

只见 5 床的女人躺在床上，半抬头挣扎着，似乎已经用尽了全身的力气。看见我进来，她停止了用力，突然平躺下去。

她结结巴巴地说：「我胳膊……腿，不、不、不听使唤了。左、左面……」说着，她的面部扭曲起来，像在使很大的劲儿。

女人又瘫了。我心头一凉，但尽量控制着自己的五官，想不露出一丝表情。

我故作镇静地托起 5 床的左胳膊，「用劲儿，用劲儿，保持住。」可我一放下手，她的左胳膊立即软绵绵地跌落在床上。

怎么办？怎么说？该安慰，指责，还是鼓励？那一刻，我的大脑在飞速抛出问句。

我边想边托起女人的左腿，做了同样的检测，还用棉签划了她的皮肤，询问她的知觉。

明知道做这一切都是徒劳，但我需要这段时间整理思路。

5 床一脸恐惧地看着我，拼尽力气地配合。家属站在床尾脸色惨白，双目空洞，显然已经被眼前的景象吓傻了。

一切都做完了，我还是没有想出合适的措辞，只好尽量控制自己的面部表情和语气，说了一句：「好的，知道了。」

说完这句话，我逃似的几步窜到病房门口。就在我的手接触到把手的那一刹那，5 床的女人发出了一声长长的，尖利的，近乎绝望的哀嚎。

如果说，那晚 5 床家属想把孩子送人的话，是在我心头重重一击。那这次 5 床的哀嚎声就像是一把大刀，直接朝我的后背砍来。

我飞速地打开门，闪出去，又立即拉上门。好像这扇门能帮我挡住那把大刀的砍杀。

我逃回医生办公室，靠在办公桌前喘气。

定定神，平复了一下心情，我拨通了主任的手机。

主任静静听完我的汇报，沉默了好一会儿，她问我：「向家属告知了吗？」

「没有。」我迟疑了一下，咽下了最想问的话：我该说什么？怎么说？

「10 天了，这个王医生呀，每次都是关键时候用不上力。面情太软，碰上棘手的事下不了狠心，难为自己，难为科室。」

「你今天务必要跟家属谈清楚，让他一定要交费，明天就化疗。」

「那，那要交不上费呐？」我有些没底气。

「那就让她出院！」主任语气严厉，「今天晚上，你一定要敦促这个病人做最后的决定，不管用什么方法。也算是帮王医生的忙，帮全科室的忙。」



6.

医生办公室里，还能听到 5 床女人的哭嚎声。我叹了口气，让护士去叫 5 床家属。

见他犹犹豫豫地走进了医生办公室，我没让他坐，两个人就这么站着谈。

这一次，他没有笑，脸上只有还没缓过神的呆滞。

「她的情况你看见了吧？」我语气严肃地开头，「病情加重了，癌细胞在繁殖，越长越多。上次化疗的效果已经被耽误抵消完了，如果再不治疗，她随时可能死。」

我停了几秒钟，5 床家属似乎还没缓过神来。

「现在你要马上交费，哪怕是先交一部分，我们明天就要上化疗。」我单刀直入。

5 床家属似乎清醒了一点，我继续加码，「你呀！你呀！已经把医生，把你媳妇逼到绝境了，没有一点点退路了。这是最后的治疗时机。」

我一再逼问他，5 床家属就一直低声告诉我没借到。

「这些我不要听，我现在只要结果。她的命掌握在你手里，只有你交了费才能救她的命，你不能再逃避了，自欺欺人没用的，你现在还能逃到哪里去？」

5 床家属被我彻底击败了。

「我们商量商量……」说完，他神情恍惚地走了。

9 点多钟，我再次叫来了 5 床的家属。还是不能交费。

「赶紧继续找，一定要找下钱。」我没松口，「你们在市里有亲戚没有？」我一边说，一边观察他的反应。

「她好歹和你夫妻一场，给你生了四个娃。你就算不为她考虑，也应该为娃娃考虑，娃娃那么小，没妈了咋行？」

5 床家属已经完全被我的气势压住了，走的时候拖着两条腿，腰更弯了，背也更驼了。

10 点半过了，他深深地弯着腰，「我给你们签字，签字……」

我再也没办法继续看着他。最后，我转过身，撂了一句狠话：「说句不好听的，你这样住在医院白白耗钱，还不如回去给老婆给娃买点好吃的。」

等我再转过身，发现 5 床家属已经走了。



7.

凌晨 1 点多，我还在想着 5 床的病人。

她的哭嚎声断断续续响了一天，此时终于没有了声音，估计是哭累了、睡了。

我开始写出院前的谈话记录，一边心不在焉地敲着键盘，一边留心听着走廊里的动静。

到了半夜，5 床家属来找我了。

「彭医生，我们过一哈儿就走了，车快来了……」

我打印好出院谈话让他签字，他很痛快地签了。

「你们去哪儿？」我很意外，忍不住问了一句。

5 床家属怔了一下，「去、去省城……附属医院。」

「哦，一会儿走，天亮前就能到。」我算了一下时间。

不一会儿，我就听见远远传来的停车，开关车门的声音。脚步声和说话声越来越近，进了 5 床的重危病房。

过了一会儿，这些脚步声，说话声还有其他悉悉索索的声音从医生办公室门前穿过，越来越远了。

我忍不住放下了手头的工作，走到护士站。从护士站往外望，夜色很黑很黑，化都化不开。

楼门外停着一辆惨白的小面包车，车门大开。借着医院大楼的灯光，我看见几个模糊的人影正往面包车里拖拽用棉被裹着的 5 床女人。

「彭医生，他们去哪儿？」护士问。

「家属说去省城。」说完，我们都不说话了。

回到医生办公室，我开始逐字逐句地敲打着 5 床的出院小结。在最后一项出院医嘱上，我写：赴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停了一下，我又在那句话前面敲上了「及时」两个字。

「及时赴上级医院进一步诊治。」

我静静地看着这句自己写的出院医嘱，慢慢的，那字迹在我眼前模糊了。

我放在键盘上的手不由自主地颤抖起来，我把双手抱握，双肘支在桌上，用额头紧紧抵住手，想尽力遏制住这种颤抖。然而，这颤抖越来越剧烈，慢慢由双手向全身蔓延，我开始浑身颤抖，泪流满面……

我哭了，无声的，在这个漆黑的深夜。

我父亲也是医生，记得 1993 年选报专业的时候，他的同事们都来问我：「为什么选妇产科呀？又苦又累还高风险。」

我的回答很文艺，也很真心：「妇产科，是唯一可以笑着跟病人说恭喜的地方。」人总要生孩子吧。

当时我意气风发，还曾把希波克拉底誓言抄写在课本的扉页上，不时读一读，也把悬壶济世当作自己最高的人生理想。

可现在，我只觉得这个雨夜无比地寒凉。

我上一次这样大哭，还是在我父亲去世的那个夜晚，他久病，而我作为一个医生却无法阻止死神的到来。

而现在，我为医生另一面的无奈和残忍而哭。



8.

我一夜没合眼。

不知从何时开始，天亮了，雨也停了，周围的声音越来越嘈杂。

医生小李第一个来到办公室，「梁老师，5 床走了？！」显然他已经去过护士站，得到了消息。

「你和 5 床说了什么，她居然真的出院了？」小李好奇地拉住我的衣袖。

这个大男孩的追问，像一根刺一样，扎在我一整夜都不曾平息过的心上。我没有立刻回答，而是低下头，整理着手边的病历。

再抬起头时，我认真地看着小李说：「说实话，我现在很想抽自己两嘴巴。」

小李怔住了，他想说什么，却没开口。最后，他一脸同情地看着我，坐回了自己的桌前。

这段时间，大家都很关注 5 床，得知她出院的消息，所有人都很意外。同事们陆续都上班了，不断有年轻护士和医生跑来问我 5 床的情况，我一概不理，偶尔回头，就会看到小李在对他们轻轻摇头，欲言又止。

大家对我的追问，像是一声声扣在我心里的重锤。

最后，我对问我的一个护士说：「说句实话，我真的希望昨晚说动他的那个人不是我。我也希望，你们都不要再碰见这样的情况，不要做这样一个神通广大的人。」

对此，高年资的医生和护士全都反应平平，好像这件事没有发生过。他们没有惊呼，没有询问，大家都是心照不宣的沉默。

沉默的背后，是沉重。

下班时，护士长闯了进来，拉着我走了出去。

她把我拉到了医院后边的小花园，说想要剪几枝桃枝。「压在 5 床床垫下，就当是祈福。」

看着桃枝纷纷脱落，我忍不住问出了那个叩问了自己一整晚的问题：「护士长，你说，我算不算一个好医生？」

问出了这个问题之后，我没感到丝毫轻松，而是一直盯着护士长。

一直剪着桃枝的护士长也停下了手中的动作，叹了口气，对我说：「老彭，说实话，咱们除了有限的技术能力外，其他一无所有。」

说罢，护士长拍了拍我的肩。

护士长不再说话，而是细致地用几个红色的小皮筋，把那几枝桃枝扎成了两把。

我俩来到重危病房，把桃枝压在 5 床的床垫底下。一把压床头，一把压床尾。

我压得很小心。放桃枝的时候，我想到了护士长说的那句话。医生是站在死神和病患之间的战士，面对强大的死神，试图挥动手中医疗的剑。可是，每个医生背后，也插着无数后方射来的箭，有来自道义的、制度的、还有人性的。

或许，面对强大的死神，我首先能够做的，是不让自己在病人前面先倒下去。

桃枝压好了，希望这把开在暮春的桃枝，能保佑下一个住在 5 床的病人，生机勃勃、充满希望。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46楼 cyec说：回45楼cyec
有时候医生也会很无助吧。
本帖来自pc秘书

金泉

47楼 金泉说：
感谢楼主把这么好的故事分享给我吗？我代表个人对您表示非常感谢，感恩您的无私，谢谢。
本帖来自微秘视障助手

cyec

48楼 cyec说：
第八个故事


新手主刀医生：本想切个肿瘤，却让病人变了性

在医院，医疗事故的发生有很多原因：医生的责任心、技术水平、对风险的评估、医疗器材。

但也有一些情况，一个医生技术好、有担当，于是风险高的手术都由 TA 来做。看似的事故背后，是医生的「再试一试」。

妇产科医生梁镇恶，给我讲过自己作为新手主刀时一台「失误」的手术。她说的第一句话就是，「很多事外行看不出来，法律也没有规定这是错的，但只有自己的良心知道」。
当了 18 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人疯了。

那天，我让自己的病人——「少女」小欣坐在诊台对面，她显得局促不安，手指互相交缠着，不知该放哪里好。

「你已经满 18 周岁，是个大人了……」我脑中回想起，自己还第一次见小欣的情景。这个浓眉大眼，及腰长发的小姑娘走在爸妈前面，朝屋里探头，看见我们一办公室的白大褂，还有点不知所措。

18 岁，是个多好的年纪啊。

而现在，随着我对病情的叙述，小欣的眼睛越睁越大，不可自制地缓缓摇头，一只手指指着自己，脸上带着难以名状的奇怪笑容，「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

我知道，无论放在谁身上，这件事也不可能一下子接受。

但残忍的是，染色体不会说谎。

妇产科是个埋藏秘密的地方，每天都有形形色色的女同胞，来跟妇产医生们诉说那些她们父母不知道，丈夫更不能知道的秘密。

然而小欣到来时，我们整个妇产科都忽略了一点，某些秘密，就连患者本人都不知道。

她今年 18 岁，这个年纪的女孩，住院大多因为卵巢上长东西。她也一样，卵巢上长了个囊肿，术前检查都考虑是良性病变。

小欣的父母就站在女儿身后。我想着该怎么措辞，告诉他们小欣卵巢囊肿的情况。我的目光在这一家三口身上扫来扫去，最后落回到小欣的父母身上。

「除了卵巢囊肿，她子宫小的事情门诊医生和你们说了吗？」

小欣的父母刚要开口，小姑娘就自己小声说：「我知道的，主任说了，先把卵巢上长的东西切掉，然后再继续吃药。」

没过多久，我们确定了手术方案，也提醒了他们：「小欣以后可能无法生育」。

讲完以后，我问他们有什么不明白的地方。小欣的父亲攥紧笔，盯着眼前的纸沉默了好一会儿，「我们也不懂这些，都听你们医生的，你们医院是最好的了，我们都听你们的……」小欣的母亲也跟着点了点头。

我最怕听到病人这样说，医生喜欢的是对手术风险有认知的病人，他们能通过和医生的对话，自己再思考利弊后做决定。

小欣的父亲显然不够冷静，他迷茫地看着我，脸上黑黑的，眉间的褶皱和指缝里深深嵌入的泥土，让他握着签字笔的手看起来更加游移不定。

一直安静坐在一旁的小欣突然起身，接过父亲手里的笔：「我听懂了，我来签吧」。

我看着这个小女孩，在风险通知单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发现这个小姑娘身上有一种超出年龄的勇敢。

我有些庆幸，遇到这种病史简单，心里清楚的病人，对刚做主刀没多久的我来说，是最理想的。

在妇产科 4 年，我总算当上了主刀医生，小欣的手术，是我当上主刀医生的第二场，尤其重要。

主刀不是谁都能当，只有经过严格的训练，能扛得起这份责任，才有机会。

每一场手术的背后，都是主刀医生不可控的风险：曾经有一次，我们缝好患者的切口，却发现缝针的尖端少了一截。一刹那，所有人动起来，在整个手术室翻找那一小截针尖，手术台上、仪器上、病人腹腔。

我们掏出吸铁石，蹲在地上，一遍又一遍。

我已不记得那一次具体找了多久，只记得找不到谁也不能离开。

这种级别的手术事故，可以葬送主刀的职业生涯。出了任何问题，主刀就是法律上的第一责任人。

小欣大概率是卵巢的良性囊肿，这样一个小毛病，主任让我主刀了。

手术准备就绪，只差一份术前检查结果——染色体检查，这份报告要再等一个星期。

因为卵巢囊肿总归要处理，我决定不等了，先给小欣做术前准备。我眼前的小欣，长了眼的都知道是女孩儿。

我拿着她的报告反复看，发现她的子宫特别小，人已经成年了，子宫还停留在儿童时期。

其他检测结果都很正常，只是几个卵巢功能的指标让我们摸不着头脑。一边的数据显示卵巢的功能非常好，另一边的数据却很不乐观。

我和几个同事讨论了一下，他们都是比我要更资深的老前辈，但大家也没得出什么结论，只是说：「可能就是激素紊乱了吧，所以子宫也没发育好。」

我当时天真地想，激素紊乱而已，这对手术没什么影响，术后再复查就可以了。

沉浸在即将给「主刀史」再添一笔的我，并没有看到，伴随着这个宁静午后到来的是一场怎样的暴风雨。

小欣的手术如期进行。

她躺在手术台上，眼睛时不时瞟向我，可能比我更紧张。

我把她的手轻轻握在我两手之间，「你想想你最开心的事，等下睡着了就能梦到了。」

看着小欣的心率慢慢恢复正常，麻醉师把半透明的面罩扣在这张年轻的脸上，随着胸腔的起伏，氧气和麻醉药物一起缓缓进入体内。小欣刚牵起一半嘴角，便沉沉地睡了过去。

手术开始时和预想的一样。没有手术史的小姑娘肚子里非常「干净」，像一片雪地，还没被人走过。

直到看见她巨大的卵巢囊肿，以及小小的一颗子宫，我才默默叹了一口气。

但是，就在我朝卵巢划下去第一刀，就感觉到了异样。这触感不对。

按理来说，切开卵巢表面就能看到囊肿出现在眼前，可小欣的没有。她的卵巢里反倒出现了一些糊状的东西，稍微扩开一点切口，还能看到像剥开的蒜瓣一样的组织。

那一刻，我满脑子只剩一个想法：这东西怎么看都不是卵巢，倒是有点像睾丸。

「囊肿送冰冻，叫主任过来！」我急忙喊。

主任来之前，我尽量先把病灶清理出来，每取出一小块「蒜瓣」，都感到头皮发麻。

手术室的自动门缓缓开启，我看到主任戴着口罩的脸，觉得一阵安心。主任在妇产科工作 30 年了，处理过很多疑难病症。

我赶忙把病灶亮给她看。主任仔细地检阅，正面，反面，拨开，我的心也随着她不时皱起的眉头揪紧。沉默了很久，主任才缓缓吐出一句，「看起来不像是良性的东西，你先尽量清理干净。」

几乎是一瞬间，我就听懂了主任的意思——她也没有见过这样的情况。

我的脑子轰隆作响。我下意识地去看小欣的脸，她睡得那么安详，不知道正做着什么梦。

手术室里出奇的安静，助手、护士、麻醉师都默契地一言不发。

原来「主刀」这两个字，不是手术台上的位置，不是手术成功的赞扬，而是有一个人把生命托付在你手上，她毫无保留地睡去，相信你能带给她更好的明天。

可我把小欣的明天切坏了。

当时手术台上的我并不知道，这一刀不仅没有割去病症，反而将我和小欣往后的生活彻底连在一起。

手术仍在进行中，大门再一次打开，这次被送进来的，是那块囊肿的检测结果：无性细胞瘤考虑。

我刚刚那一刀，只剥除了囊肿的一部分。小欣的囊肿破了，癌细胞可能已经扩散，目前的情况，最好也是癌症等级里的 IC 期了。一般情况下，病人需要接受化疗。

越年轻的癌症患者，往往恶性程度越高。如果小欣是卵巢癌，别说成家立业，就连大学毕业都可能会成为奢望。

但无性细胞瘤，虽然非常罕见，但预后很好。小欣可以活下去！

没有时间留给我整理纷乱的思绪，我走出手术室的门。

手术室外的等候区坐满了家属，我在人群中搜索着小欣的父母。

他们面前的只有两个选择：一是相信这份病理报告，直接做保留生育功能的手术。

但因为这份报告是临时做的，准确性只有 70%，现在直接开大刀，万一以后出来更准确的检测结果，这个 18 岁的小姑娘可能得白挨这一刀，还永远地失去一个卵巢。

另一个选择，就是等准确的病理结果出来以后，再决定治疗方案。这意味着小欣得再做一次手术，把该切的都切掉。

「医生，你是说我们女儿得了癌症？」这个中年男人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希望从我这里得到否定的答案。

我点了头，又赶紧补上一句「但还要等最后的病理结果。」

最后，手术终止，小欣被推出病房。所有人都陪着她，等待那份牵动命运的病理结果。

和小欣同一天手术甚至比她更晚手术的病人一个个都出院了，小欣开始时不时地跑来问我，什么时候可以出院。

开始几天，我会说：「还得多观察一下，肚子有胀气，还不能回去。」

可是毕竟年轻，术后四五天，小欣已经可以活蹦乱跳了，我只好说你得等病理结果出来才能回去呀。

小欣躲开我的眼神，盯着自己的脚尖若有所思的样子，转身乖乖回了病房。

接到遗传科打来电话的那天，我的最后一丝希望灭了。那份缺席的染色体报告，让所有人都出乎意料。

我捂着嘴，强撑着走出办公室，在科室走廊的尽头蹲下。那里有个小窗户通向天空，远处还能隐约看到湖泊的一角。

我把小欣父母叫来了办公室。「现在的情况有点复杂，我想先和你们说一下，再商量下怎么和小欣说。」

情况比预想的更糟，更离谱。我只能用最直白的方式告诉他们，小欣的染色体检查结果是 46，XY。

「Y 是男性才有的染色体，所以从基因上来讲，小欣是男性。」

小欣的父母完全懵了，他们就像是没听到我说话一样。

只有检测为男性这个结果，才能完美解释此前所有反常的状况：术前自相矛盾的检查报告，术中长得像睾丸一样奇特的病变「卵巢」，以及罕见的肿瘤类型，一切都因为她是男的。

这种性别反转的染色体报告，实验室会反复核查，确保万无一失才发出来。

小欣的情况实在太特殊，我们科最德高望重的老主任都说，她从医生涯也就遇到过一次类似病例。

一般这种病人，多少会有些男性化的地方：比如体毛较重，身高特别高，或者没有阴道没有子宫等等。可小欣除了子宫没能发育完全，和正常女孩一模一样：中等个子，匀称身材，微隆的胸部，发育完好的外阴和阴道，怎么也没法通过外表让人相信，她实际上是个「男生」。

从这一点上看，甚至可以说，小欣是「幸运」的。

因为要二次手术，小欣那里肯定是瞒不住的，我只能征求小欣父母的意见，商量怎么跟小欣说明情况。

小欣的母亲啜泣着望向丈夫，可这个平日里的主心骨也不知所措。这对夫妻互相搀扶着，慢慢向女儿病房走去。

学医之前，我总觉得医生无所不能。可现在，我觉得「健康所系，性命相托」的誓言太重，像小欣这样美好鲜活的生命太重。

我一遍又一遍刷新着病理页面，开始做噩梦。

梦里，小欣躺在无影灯下，腹部切口随着心率的脉动，一股一股涌出鲜红的血液，瞬间浸透了手术台的床单。

她的身上布满血污，我疯狂地扑上去，死命地按住她的切口，可是没有用，血从我的指尖喷涌而出，我的手上、身上、脸上沾满了她的鲜血。我在梦里哭喊，喉咙却发不出声音。

有时候同事会问起，「听说你把一个卵巢癌搞破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解读他脸上的表情，也许就和无数的办公室八卦一样，只是随口一说，可我却觉得心口一震。

我有千万句话想解释，到嘴边却只能微笑着回答一句，「是啊，我手术做得太差了。」在生离死别轮番上演的医院，这样的情绪，多说一句都是矫情。

我怀疑自己，5 年本科，3 年研究生，3 年规范化培训，1 年正式工作……可我真的适合走这条路吗？

我决定自己去告诉小欣实情。不是出于勇气，而是情况过于复杂，由我来说明或许对小欣的伤害能降低一些。

看到我，小欣多数时候都是腼腆地笑笑，一双灵动的大眼睛，像是想从我这儿探听到更多自己的病情，但和我目光相对时，她又很快低下头，像是偷吃糖果被发现的小孩子。

小欣父母告诉我，小欣是家里的大姐，父母在外打工时，家里的一双弟妹都靠小欣带着，她从来就是最照顾人的那个孩子。

「你说我是男的？怎么可能！」小欣的反应很大。当了 18 年的小姑娘，某天突然有个人告诉你，其实你是个男人，你一定会觉得那人疯了。

我赶紧解释，「人的性别分为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如果你决定以女性的身份生活下去，谁也不能阻拦你！除了需要治病，你和别的女孩没有任何区别。」我尽可能用坚定的眼神看着她，希望她能感受到我的信心。

她没有再说什么，也没有再看我，像是深深地陷入到另一个封闭的世界里，机械地对我说了一句谢谢，默默往病房走。

回到办公室，同事打趣道：「听说你手上有个男人啊，你说要是病房里其他患者知道，睡在她们隔壁床位的是个男人，会不会吓到啊？」

平日里，我们也会关起门来开玩笑，可小欣的事却像是扎在我心头的一根刺，谁也不能碰。

我大声喊了一句：「病人的隐私别乱说！人家好好的小姑娘！」

只是，我强撑的自尊并不能改变结果。主任主刀的二次手术很顺利，术后病理也给我下了最后的判决书——如果我主刀的那次手术术中囊肿没有破裂，小欣本身的病情只是最早期，可以不用化疗的。

最后一根稻草终于也落在了我的身上。

从那天之后，我一到手术室就会莫名地感到害怕，脑海中回想着那句话：你不行，你根本就做不好手术。

我开始不由自主地避着小欣，我害怕看到她开心的样子，又害怕见到她情绪低落，更怕她刨根问底地追问我那场手术。

小欣是病房最靠近门的一张床，每次我路过病房门口，都会看到她那双大眼睛追着我的身影，我只好加快脚步，三两步掠过这道门，也掠过小欣那双欲言又止的眼睛。

直到有一天，我路过病房门口的时候，余光没有瞟到小欣，我的心顿时不安起来，三两步退回到门口，站定往她病床的方向看过去——

她蜷着腿，把自己裹在被子里，整个人缩成小小的一团，就像未出生的宝宝在母亲子宫里那样。我想她大概是刀疤痛了，赶紧走到她床边。

被子里的她一抖一抖的，我的心也跟着颤动，我掀开被子的一角，小欣像被突然的光亮吓了一跳，惊慌地抬起头。大眼睛红红肿肿的，脑袋旁的床单上留下了湿哒哒的一小块。

看清了是我，小欣张了张嘴，哽咽着说，「姐姐，我会死吗？」

看着她的眼睛，我心里的某个地方突然钻心地疼起来。她才 18 岁啊。

性别反转的情况已经极少，再加上罕见的无性细胞瘤，即便是在我们这样全国数一数二的妇产科专科医院，小欣的病也没有可以参照的前例。

了解她病情的只有我，后续的手术方案都没有定论，如果连我都躲着她，她还能依靠谁？

小欣后面要走的路不仅难，而且会很长。这个孩子在和病魔战斗，我不能逃。

主任问起我小欣的情况，我说着说着眼泪便不争气地滚下来。我赶紧擦掉，不想表现得更软弱了。

「哭吧，你就该哭。」主任这句话彻底击穿了我伪装的平静，所有的情绪翻滚而出。

「没有人能不犯错，知道痛就好，这次痛狠了就长大了。」主任告诉我。

我把自己的电话给了小欣，还和她加了微信，这是我第一次主动给患者联系方式。

「害怕了就告诉我。放心吧，你一定不会死的。」听我这么说，小欣将信将疑地点点头。

这也是我第一次这样「不专业」地回答患者的问题。

作为一个医生，我比谁都清楚没有什么是一定的，但我的懦弱和逃避已经够多了，接下来，我要打起精神，陪她打完这场仗。

只要她活着，我就有机会被原谅。

有机会去做一个医生该做的事。

之后的日子里，我开始直面小欣一家。

他们总是很安静，从不给人添麻烦。

好几次，小欣父母都是在办公室门口偷偷看我。我招手让他们过来，他们才会小心地询问一些小欣的情况。

我从没听她父母抱怨医疗费用，但能看出这个家庭不宽裕，偶尔看两口子默默地吃着简陋盒饭，甚至白饭配些咸菜，就尽可能帮他们删掉一些非必要的费用。

小欣这一边，我会时不时把查到的和她相似的病例、报道发给她看，把医学期刊上最新的指南标注出相关的部分。

「你看，这些人都活得很好啊，有的都随访十几二十年了，基本都没有复发。」每当查到和她一样的存活得很好的病例，我都会第一时间告诉她。

小欣半靠在病床上侧身转向我，她的眼神里又期待，又害怕，「姐姐，我可以不做化疗吗？我听说化疗会掉头发……」

其实入院以来，如果不是我主动开口，小欣几乎不会先和我说话。这次能先开口，想必这个问题已经在她心里翻来覆去很久了。

我站在她床边，双手攥紧想借点力给自己。我决定告诉她在心里搅了这么多天的话。

「你的情况比较特殊，因为我的经验不足，术中你的肿瘤破裂了。为了将来能好好活着，我建议还是化疗。我，我想跟你说……」

「对不起」这三个字早在心里滚得透熟，但到了嘴边我却再也没有力气。我没有看她，也不敢看她。

小欣思索了一会儿，叹了一口气，「姐姐我听你的」，她的反应出奇的平静。我不可思议地看着她，尽我所能读取那里面的信息——

有害怕，有担忧，可是没有怨恨。

我一时间竟不知道该怎么回应， 只是说，「乖，听话」。我转过身，大颗大颗的眼泪控制不住地掉下来。

即使是这样一个我，她依然愿意继续跟我走下去。

化疗的第三天，这个腼腆又坚强的小姑娘明显蔫了，无法控制的呕吐让这双大眼睛里的光渐渐黯淡下去了，圆圆的脸蛋也变成了暗黄色。

用了好几种止吐药效果都不好，我没了办法，只能多去看看她，陪陪她。

不管多难受，看我来，小欣还是会冲我笑。

我跟她开玩笑说，明星为了瘦和漂亮，很多还要靠吃减肥药催吐呢，你这两天吐一吐，回学校就是漂亮的瓜子脸了。我摸着她的头发，「会好的，我保证。」她也总是弱弱地跟着我说：「会好的，会好的。」

出院后一周，小欣给我发来微信——

「姐姐，我开始掉头发了，一把一把的，感觉我要变成光头了，好可怕。」我的脑海中一瞬间毫无预兆地出现了肿瘤科化疗病人那一张张苍白绝望的脸。因为脱发，那里的每个病人都戴着帽子，大大的帽檐尽量压低，用来挡住脸。

我不想小欣也变成这样。

我安慰她，「你长这么好看，秃头了也很帅！真正的美少女都经得起秃头的考验！」还给她发了张自己戴假发的照片，结果反被小欣嘲笑，「姐姐，你太臭美了！」

小欣不在的时候，每次经过她的病房门口，我都会不自觉放慢脚步，忍不住想，小丫头此时在干什么呢？

到她的化疗周期我就给她发微信：小妞儿啊，又到了紧张刺激的化疗时间了，快来投入我的怀抱吧。她则会娇嗔地骂我：变态！

我一直觉得，小丫头比我想象的坚强。

小欣最后一次化疗时，正好赶上我下乡 4 个月，我问同事，发现小欣没有按时来住院。

「光头美少女，你怎么不乖乖来化疗啊？是不是忘记了？」

「家里出事了。」看到「出事」两个字从小欣的对话框里跳出来，我心里「咯噔」一下。

小欣告诉我，她的舅舅出海翻了船，人找不到了。

「你说我这样的人，会不会有一天也突然就不见了？」小欣的话让我的心一瞬揪得紧紧的。

看到这句话，我一瞬又觉得无力。

我最怕夜深人静的时候收到小欣的微信，脱下白天坚强的外衣，她会短暂变回那个茫然无措的孩子。

她总会说：「我觉得我也活不长久，感觉对一切都提不起兴趣，有时候看着身边的人就像是看着另一个世界。」和朋友们聊天，聊着聊着她就会抑制不住地失落，「他们把我当做一个正常人聊天，可我并不是。」

这个时候，我就会坚定地站到她一边，用不容质疑的语气告诉她，「正常人也会生病，你就是正常人。」

从小欣拔掉手臂上的 PICC 管那一刻起，她终于可以像其他同龄的孩子一样继续自己的大学生活了。

恶性肿瘤只要 5 年内不复发，就相当于临床治愈了。现在我要做的，就是陪她走完接下来的路，我由衷地替她开心。

小欣出院后，反倒是我越来越婆婆妈妈了，总是会想，小丫头在学校还适应吗？落下的课程跟上了没有？有没有要好的朋友？有没有和男孩子交往？

她时而和我分享追剧的心得，时而抱怨某个老师疯狂点名，还会郁闷自己毫无运动细胞，打死也学不会游泳。我常会在聊天中恍惚，忘记手机那头跟我嘻嘻哈哈的小姑娘曾经历过怎样的巨变。

只有在每月复查的时候，小欣会跟我闹脾气，「每天吃药都要偷偷摸摸的，反正吃了月经也不会来，我干嘛还要吃！」

每月一趟的复查，开药，每个环节似乎都在提醒她，自己还是个病人，自己和别人不一样。

在她看来，即便病好了，自己的身份也是一道怎么都跨不过去的坎。

对于小欣这样的病人，吃药是必须的，因为她身上既没有卵巢也没有睾丸，维持女性或男性外貌，全靠外来的药物补充激素。

我明白她的心情，无论表现得多乐观，这样的孩子心里总是敏感而脆弱的，身边人的一个眼神、一句话，就能对她们的心理造成致命的打击，甚至放弃治疗。

我开始像个真正的姐姐一样，安慰她接受治疗后的心情，甚至做人生以后的安排。

「你可以买两瓶维生素，把药放进去，就当天天补充维生素嘛。其实很多人都在每天吃药的，包括我啊，我有时候吃起药来也是好几个月不停的。你和大家没什么不一样。」

劝她吃完药，我还关注她的情感生活。她说自己既没有喜欢的男生，也没有喜欢的女生。我不知道该不该感到高兴。

我常常陷入矛盾，既希望小欣能有人爱，有人陪伴，又怕她去追求幸福反而遇到不珍惜她的人，让这个已经遍体鳞伤的孩子再添一道伤疤。

我只能督促她一定要留在大城市。没说的是，我希望她千万不要回农村，毕竟小欣这样的情况在农村的生育观念下，一定会吃很多苦。

为了让小欣成绩好，留在城市里。我只能不间断督促她学习，对她说：「开学还得补考生病落下的科目呢，化疗也把书背来，休想偷懒！」

小丫头回了我五个字：你是魔鬼吗！

我就像多了个妹妹。不知怎么的，又感觉，是这个小女孩支撑我更多。

在小欣出院之后，我每遇到一个经验丰富的医生，都会问对方，卵巢囊肿手术有没有什么技巧可以分享，一有时间，我就去手术台仔细观摩。

我有时会跟小欣说，觉得自己做不好一个医生，好多时候都觉得无能为力，不知道自己的努力有没有用。

然而小欣很郑重地对我说：「姐姐我觉得你很好啊，我爸妈也说你特别好。」

化疗以来，小欣一直表现得坚强乐观，她的懂事总让人忘记，这其实是个突遭变故的孩子。我突然觉得，小欣的「乐观」或许只是因为不想让身边的人担心。

她还是会在没人的时候，跟我讨论生与死的问题。关于存在的意义，关于怎么面对自己，我其实和小欣一样，一边怀疑，一边摸索。

我们唯一能为对方做的，就是相互打气。

小欣吃着她的「维生素」，给我分享她大学生活里的点点滴滴，不知不觉，我心里的某个地方也慢慢愈合、结痂，我也终于再一次站在了主刀位上。

一个偶然的机会，我知道小欣也喜欢看科幻小说，她是我身边第一个把《三体》这种「艰深难懂又绝望」的真科幻小说看完的女生。

「二向箔飞向太阳系，把三维的世界降维成二维空间，此间的一切三维生物瞬间毁灭，但即使是这样，所有的信息依然印刻在了二维世界里，宇宙间的旅人依然能从中读出一句话：人类曾经存在过。」

「我们来过，就该留下一些什么，让这短暂而渺小的一生对得起自己的内心。」

那一天，我把这句话讲给她听，又好像是在说给自己。

我们都度过了自己的成人礼。

本帖来自pc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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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楼 cyec说：回47楼金泉
不用客气的，好东西大家一起分享吗。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50楼 cyec说：
第九个故事


我在医院里经常会遇到这样的父母：孩子住在昂贵的病房，父母就在地上铺几块泡沫板，睡在医院的楼梯间、走廊里。

当孩子生了重病时，很多家长为了治疗，不惜倾家荡产。

护士付嘻嘻，就遇到这样一对父母。为了让儿子安心，他们在他面前穿名牌、开豪车。背地里为了省钱，只吃 5 块钱一份的盒饭。

他们为治好儿子的病，竭尽了全力，却在漫长的过程中，发现孩子的举止逐渐产生异样。

直到有一天，这对父母崩溃了——他们发现儿子写出了一封遗书。
2012 年 9 月清晨，住院部，我第一次见到那个背着吉他的男生。

我跟他打招呼，他回了一个露八颗牙的标准微笑，「护士姐姐好！」

奇怪的是，他像是意识到了什么，硬生生往下撇嘴角，一副不爽的表情。

这小男生年纪不大，让我想起《流星花园》里的花泽类：眉眼清秀，却是一副硬拽拽的样子，好像球场上正准备三分投篮，却被上课铃拉回教室那样子。

我忍不住偷偷在心里称呼他「阿泽」。

但阿泽走路的样子一瞬间把我点醒：住进这里的人都是病人。

他划着不怎么协调的顺拐步伐走进了病房。父母紧紧跟在他身后，怕他随时会摔倒。

阿泽妈妈告诉我，13 岁时，刚上初一的阿泽发现自己手指有点不听使唤，她带阿泽上医院一检查，发现了颅内占位，诊断为脑胶质母细胞瘤。

这是一种预后差又极易复发的恶性肿瘤，平均生存期仅为 14 个月。

阿泽的妈妈递给我一叠厚厚的就诊记录：从国内顶尖医院到大洋彼岸的医疗机构，从中文到英文，一应俱全。

每页纸翻起来都哗哗作响，像钞票正刷刷划过数钞机。看得出，阿泽家境不错，父母极尽所能想治愈他。

最近，阿泽发现自己又提不动笔了，而且症状比之前还要严重，走起路像方向盘失灵的汽车，总朝一边拐。

复查结果显示，阿泽脑内的肿瘤原位复发。

这个消息犹如重磅炸弹，把阿泽家的希望炸碎。尤其是少年阿泽，他手术没哭，放疗化疗没哭，拿到磁共振报告时，一下就哭了。

「活下去」对阿泽来说更难了。

阿泽父母准备好了百万存款，想再带儿子去国外看一次，阿泽不肯；说要回家，阿泽也不肯。

我听说，阿泽最后拿着自己的病例，默默翻了两天两夜，然后告诉父母，一定要来我们这家当地的医院，其他任何方案免谈。

没人知道，这个少年心里是什么盘算。

阿泽到底看上了我们这里啥，一直到住院，他的父母都没问出来。

最后他们也只能接受这个事实——儿子危在旦夕，却铁了心要在一个小医院安营扎寨。

其实我能看出来，阿泽父母对此很不满意，毕竟他们家境非常好，完全可以负担更好的治疗条件。

阿泽父母是做外贸生意的，总是一副财大气粗的模样，来到医院，他们直接奔向神经外科 VIP 病房：全套家具家电、电动病床、原木陪客床、定制寝具、配套沙发、落地窗。与其说是贵宾房，不如说是高档公寓。

房好，价钱也好，单日价格 500 元，月租就是 15000 元。

因为价格的问题，这间病房时常空着。这对中年夫妻仅仅进病房看了 3 分钟，就大手一挥，VIP 病房开张。

有没有钱，对于看病来说很关键，我暗暗替这家子庆幸。

但很快，我就发现这家人都有点怪。

好几次我下班的时候，撞见阿泽父亲在路边停好他的大奔驰，钻进附近的民工排档。

我之前在那家踩过雷，那里的米饭会掺着隔夜的卖，菜又油又咸，硬要说优点就俩：量大、便宜。

阿泽父亲一身笔挺西装，戴着块大金表，每次都是打一份全素套餐，5 块钱，挤在一众背心汗衫迷彩服的民工里快速解决，最后仔细地擦净嘴巴，扮出一副酒足饭饱的模样，走进医院大门。

我起初没在意，以为他只是赶时间，在吃上不讲究。

但接下来我发现，阿泽母亲的行为更可疑：白天拎着一只香奈儿包包走来走去，化着精致妆容一副随时要出席宴会的贵妇模样，晚上却趁着阿泽睡着了，爬起来躲进护士站做手工活，给一大堆商品做包装。

一打听才知道，如今外贸生意难做，货款拖欠已成常态，阿泽父母的工厂资金链断裂，厂子难以为继，可维持工厂运转需要钱，阿泽看病也需要钱，夫妻俩只能咬着牙死撑，私底下恨不得一毛钱掰成两半花。

香车宝马既是为了生意场上装点门面，也是不想让阿泽起疑。夫妻俩商量好了，儿子面前绝不能露怯：钱，你随便花；卡，你随便刷；旅游，想去哪？好吃的，要哪家？

在儿子醒来后的每分每秒，这对夫妻都在称职地扮演着过去的形象，甚至特意装作一副土豪的样子。

但阿泽母亲告诉我，为了给儿子争取时间，这些年攒下的家业已经消耗一空。从治病开始，就已经卖了 3 处房产，如今手里所剩的筹码不多了。

阿泽才住院没多久，我就发现，他对父母为自己做的那些事，要么不知道，要么根本不在意。

他似乎对一切都不满意，天天和父母闹情绪：不吃药不打针不检查，处处和父母对着干。任凭父母如何好脾气地哄，他也不答话，自顾自地看书，书页翻得哗哗响，把病房里的气氛搅地躁动不安。

小护士总对我咬耳朵，「帅是帅，脾气不好也不可爱！」

时间一长，阿泽的性子越来越孤僻。

那天，妈妈怕阿泽寂寞，特意挨家挨户上门请同学过来。结果同学们到了，却被他拒之门外。几个孩子围在病房门口小声地喊，房里的他一声不吭。

阿泽妈妈只能一边点头哈腰跟同学家长们道歉，转头还要哄阿泽，「都是妈妈不好，没照顾好你」。

即便如此，阿泽母亲还是没有怨言，她觉得儿子只是暂时心情不好，还总跟我强调，「这孩子心细，特体贴懂事。」

我看她讲起自己的儿子，脸上总有一股骄傲的神情：「之前治了两年，无论有多难多疼，我儿子都忍着一声不吭，就是不想让我难受。」

我觉得阿泽妈妈对儿子的印象也太跑偏了，这能是那个成天在病房瞎闹的阿泽吗？

如果她说的是真的，那个乖巧懂事的阿泽哪去了？

事出反常必有妖。我开始暗暗观察，果然发现了异样。

例如每日晨间护理，他虽然冷着脸，但总会帮我们护士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查房的时候，他在会站起来打招呼，再故意绷着一张苦瓜脸；自己都走得磕磕绊绊了，还会帮病区里上了年纪的病人拿东西。

最拧巴的，莫过于他常常笑着发现不对头，又匆忙换回那副冷脸。

很快，我从他这些怪异的举动里，找到了一个规律：只要父母在场，他一定是熊孩子附身，摆出一副无赖相来刺激父母。但等到父母一离开，他就恢复正常。

而且，如果当场没刺激到父母，反而被宽容的话，阿泽就很不开心，好像受了挫折。

我悄悄告诉护士长，阿泽是个藏着事儿的孩子，大家等着看吧。

就在我觉得已经摸透了阿泽的小心思时，他却憋了个「大招」。

那天早晨，我刚换好衣服准备上班，病房里忽然爆发出一阵哭声，锐利得像把剪刀，划破了病区里安静的空气。

我凝声一听，拖着抢救车就往病房冲，那是阿泽妈妈的声音。

护士们纷纷冲向病房，生怕是阿泽病情突变，不敢耽搁一分一秒。

结果到了病房，发现阿泽好端端的，手上攥着一支笔和一个本子。

地上满是细碎的纸片，阿泽妈妈坐在地上大哭，阿泽爸爸则两手颤抖地杵在正中，一边撕扯着本子，一边语不成调地咆哮着，「我让你写！让你写！」反反复复就这么一句话，眼泪大颗大颗地砸向地面。

那些撕碎的纸片上，我注意到两个字：遗书。

小护士们拥着阿泽父母离开病房冷静一下，我这才感觉到刚刚跑过来时的一身冷汗。

老远还飘来阿泽妈妈的哭声，我站在病房里，瞥见旁边的阿泽一副吓坏了的模样。

我拍拍胸口定了定神，问他，「你是成心的对吧？你住进来以后成天和你爸妈对着干，就是为了惹他们生气，这回你的目标真的达成了，恭喜。」

阿泽踉踉跄跄地走过来，拉住我的手，死紧死紧地，像是抓着一根救命稻草，还小声地哭了起来，「怎么办，姐姐，我是不是做错了？」

眼前这个少年显然没有意识到，自己这一招有多大的破坏性。

我坐在床边拉着他的手，「阿泽啊，你爸爸妈妈哭得多伤心啊，你真的希望他们这么伤心吗？」

阿泽红着一张脸，摇了摇头，「姐姐，我去道歉行不行？」

看他知道自己错了，我一瞬间「原形毕露」，凶巴巴地展开他的手掌，抄起桌上的尺子敲在他手心上，「玩大了吧？收拾不了了吧？」

尺子打在手上，啪地一声脆响，吓得阿泽一哆嗦。

我接着揍，「你装什么坏孩子啊，演那么差！还写遗书呢，你有啥遗产？你玩这么大，到底想怎样？」

我一条一条数他的罪状，阿泽瑟缩着脑袋一声不吭。

「新仇旧恨」都报完了，我才得意洋洋地告诉他，「姐姐这把尺子，上打昏君，下斩佞臣，中间教训熊孩子，以后可不许犯浑了啊！」

阿泽乖乖地点头，表示一定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再不胡闹了。

但阿泽反问我：「姐姐，你知道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吗？」

阿泽说，自己看过账单，也查了很多资料，知道这病治不好，干脆不配合治疗了。父母只要厌恶自己，就不用再做无用功了。「我都知道的，爸爸还要养活厂里的工人，我能少花一点是一点。」

这对父母在儿子面前装大款，儿子则扮演不良少年，我不由得感慨，真是一家人啊。

在最亲近的人面前，坦率好像很难。

我以为，只要跟阿泽把话说开了，事情就到此为止。没成想，这个少年的心事远远没有那么简单。

那段时间我正怀着宝宝，干不了重活，护士长就发话，让我多陪陪阿泽。

也许是不打不相识，少年被揍了以后，总是围着我打转，喊我姐姐。我也很开心多了这么一个帅气的弟弟。

阿泽特别爱热闹，自从恢复和兄弟们的邦交之后，病房里总能听见阵阵少年的爽朗笑声。

有时阿泽也会直接拎着吉他，闯进护士站，坐在椅子上现场卖艺。或者替护士姐姐们抄写病历，铁画银钩的瘦金体，颇见功底。

这个孩子总能想办法把场子撑得热热闹闹，但我总觉得他有心事。

我观察了好几次，发现他和喜欢的小女生见面过后，总是一副沉重的模样，好像在考虑什么大问题。

其实我心里也有疑问：为什么他既不出国救治，也不愿意回家，非在一个小医院空耗着？

阿泽爸爸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存了笔钱，可以再次出国寻求更好的治疗。但阿泽的态度特别坚决，没得谈。

面对我的问题，阿泽掏出了一张卡，他偷偷告诉我，「里面有 200 多万，是我的『救命钱』。」

阿泽父亲为了让儿子安心，早早存了一张卡给他。

「平时治疗和日常花销再大，爸爸都不会动这张卡，都是先卖房子。」阿泽眼见着家里的房子一套接一套卖了，「安心卡」拿的越发不是滋味。

一旦谈到家庭，阿泽就有一种超出年龄的成熟和懂事。

我好想把这些话转述给阿泽的爸妈听，但是我和阿泽有君子约定：我是他的树洞，得替他保守秘密。

「那你为什么不愿意回家呢？」很多绝症病人都会选择在家度过生命的最后阶段。

「我不能死在家里啊，」阿泽用一种嫌弃的眼神看着我。

「姐姐你好笨哦，我治又治不好，万一死在家里，我家就成凶宅了！以后都不值钱了！」他为自己的深思熟虑洋洋得意。

我看着这个把一切安排妥妥当当的少年，只觉得命运特别残酷，还残酷得特别认真。

陪伴阿泽的那些天，他的身体正在慢慢衰弱，而我的肚子却在一天天显怀。那时我怎么也没想到，自己怀里的新生命，会让阿泽在人生困局里，执着地下出最后一步棋。

那是我换上孕妇服的第一天，阿泽惊讶地张大了嘴，「你有小宝宝了？不是胖了吗？人家孕妇都是小心地挺着肚子，你怎么跑得跟飞毛腿似的？」

我不知道该难过，还是该挺下肚子验明正身，最后想了想，抓住他的手贴在肚子上，「你可不许说姐姐的坏话，小宝宝听着呢。来，跟他打个招呼。」

阿泽用手贴着我的肚子，感受一个小生命正在使劲折腾，嘴巴张得更大了。

「姐姐！你疼不疼？他就这么在肚子里翻来翻去的吗？真好玩！」阿泽一边问，一边好奇地屈起指头在我肚子上四处敲敲，就像一只啄木鸟。

阿泽妈妈在一旁准备阻止，我笑了笑表示不介意。

这个 16 岁少年，可能是第一次感受到一个小生命的存在。

我对阿泽说：「你也是这么长大的啊，每个小宝宝都是在妈妈肚子里揣上十个月，从花生豆大小一点点长出小手，小脚，最后变成你这么大的熊孩子的。」

听见我又提「熊孩子」，阿泽吐了吐舌头，不好意思地低下头，「难怪我怎么捣乱爸爸妈妈都不生气呢！」

阿泽像是想到了什么，扭头去看妈妈。

「妈妈你当时也是这样的吗？」他似乎是从我身上，看到了自己妈妈当年怀他时的影子。

一瞬间，他的眼睛亮亮的。

他后来悄悄附在我耳边说：「原先我知道自己会死的，我怕他们难过，就想着犯点儿错误让他们讨厌我，这样我走的时候，他们就不会那么伤心了。」

我懂，我当然懂。只是一个少年这么单纯的心思，有时还真让人招架不住。

「以前我觉得爸妈无所不能，什么都能办到，后来我生病了，看见过妈妈偷偷哭，也看见过爸爸站在门外一支烟接着一支烟抽，我才发现，原来他们也有脆弱的时候。」

阿泽陷入了自言自语，他反复说着，「我脆弱时有他们撑着，他们脆弱时我必须强大起来，变成他们的支柱。」

阿泽知道，自己的时间不多了，他决定，在自己离开之前，为父母们找到新的「支柱」。

那次谈话过后，阿泽就变得神神叨叨的，总爱问我一些奇怪的问题，「姐姐，你是独生子女吧，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看我点头，他又紧接着抛出问题，「独生子女的父母——如果他们的孩子不在了，他们孤独不孤独，寂寞不寂寞？」

我三两下就被阿泽绕晕了。他成日在病区里晃荡，估计是看多了孤苦伶仃无依无靠的老人，有感而发了。

可阿泽却非常严肃，一本正经地告诉我，他最近看到一则新闻——失独家庭。

他自己百度了很多「失独家庭」相关的资料，还去查了这方面的政策，最后得出了自己的结论，「政策再多，政府也不管发孩子，我得让我爸妈生个妹妹！」

他摆事实讲道理，一口气说了好几个理由。「你看，我现在动不动就头疼，走路都走不出个直线，说不定过两天就得瞎，然后一命呜呼，我爸妈怎么办？我死了以后，他们怎么安度晚年？老了会不会上敬老院？」

阿泽缩了缩脖子又补上一句，「想想都觉得可怕！」

他决定跟父母谈谈。

他把父母叫进病房，关上了门。

我在护士站里静静等待着——

阿泽父亲的声音断断续续从门那头传来，像在发毒誓，很响，很坚决，「这是不可能的！我只有你这一个儿子，之前就你一个，之后也就你一个！你现在想这些，是不是想气死我们？」

他的声音抖得厉害。在阿泽面前，这个曾经无所不能的父亲，第一次慌了。

隔着一条长长的走廊，我都能感受到阿泽爸妈的坚决。

我不知道他们有没考虑过这个问题，但从这夫妻俩硬是将儿子原本短短一年的生存期，努力拉长了一倍多，就能感受到：他们没想过给自己留后路。或者说，他们不容许自己去想。

我强迫自己也不去想，此时此刻的病房里，阿泽的表情。

阿泽的提议就像一个诅咒，成了他和父母之间的禁区。每每被提及，都会让那间小小的病房房门紧闭。

里面的人出不来，外面的人也进不去。

阿泽实在难受了，就会气鼓鼓地找我吐槽，像只炸着刺的河豚。

「姐姐，这明明是一个好办法啊！我活不了几天了，可人总要朝前看嘛！」

「姐姐，我爸爸妈妈这么大年纪了，现在再不想生小孩的事，以后怕是生不出来了，到时候我又不在了，他们怎么办？」

「姐姐，你知道吗，我为什么不肯回家去？因为我怕我万一在家里死掉了，以后爸爸妈妈真有了小妹妹，妹妹会害怕我的房间，不敢进去……」

我惊讶于这个 16 岁少年心里揣了这么多事，还每一件都不轻。

虽然我当面把阿泽打击得不轻，但背地里我总想帮帮他，除了时不时教他一些劝服父母的「话术」，碰到阿泽妈妈的时候，我也会装作不经意地样子旁敲侧击一下。

渐渐地，话题传到了我这里，阿泽妈妈跑来护士站，主动聊起儿子让人头疼的提议，忧心忡忡，「你说阿泽现在想这些事，是不是想放弃了啊？」

我赶紧宽慰这个爱子心切的母亲，「阿泽这么积极主动地想办法，正说明他心里还有念想，没有放弃自己。」

阿泽妈妈略微点点头，脸上的表情还是很犹豫，「我现在的目标就是陪着儿子，怎么能分心想二胎呢？而且我要是表现出这种想法，阿泽会不会觉得我想放弃他？」

我劝慰了她好一会儿，一家人最不该计较这些。阿泽是个心胸开阔的好孩子，大人们应该认真考虑这个问题，至少让儿子放心。

也许都是做母亲的人，我的劝说让阿泽妈妈的表情稍稍缓和，她答应再和阿泽爸爸说说。

过了一阵子，阿泽没再和我聊过劝父母生二胎的事。

我猜想，八成是少年郎有了新策略，不告诉我。

他开始提前熟悉角色，操着做哥哥的心了。

有时跟我出去看到路过的小女孩，阿泽就会说：「我妹妹将来也要穿这样的裙子，一定很好看。」还跟我预约，「姐姐，等你的孩子出生了，我要当你孩子的哥哥。」

我告诉他辈分错了，你得当叔叔。他一脸神气，好像已经当上了哥哥。

我还观察到一个好现象：阿泽的病房不怎么关门了，一家人一起聊天的时间多了很多。

阿泽妈妈会时不时带着笑抱怨一句，「我生你一个都累死了，再生一个我可不干！」

阿泽的胆子也越来越肥，不光安排好了要生二胎，还给爸爸妈妈提出了「指导性意见」——「一定是妹妹！」

他当着父母的面，跟我商量将来的妹妹要叫什么名字，还说妹妹的名字要跟自己特别配才行。

每到这时，阿泽妈妈就会点点阿泽的小脑袋说：「我怀胎十月费老半天劲，名字还得让你做主？」

看着这一家人如释重负的样子，我知道，阿泽可以放心了。

做阿泽的专职陪聊其实很愉快，但陪聊的时光也非常难熬，因为我会第一时间看到阿泽病情的进展——

那个曾经能写一手好字的小帅哥现在没法握笔了，雷打不动的练字时间被迫停止。

他的眼睛开始重影，走直线会偏移，一块糕点递给他都不能准确地放进嘴里。

突然来袭的头疼会让他蒙起脑袋闷声不响。头疼的次数和频率也多了起来，降颅压的药从一天 1 次增加到了一天 4 次。

当初的阿泽有多美好，现在的阿泽就有多糟糕。并且我和他都明白：这种糟糕一旦开始，就不会回转。

你会心疼这个一声不吭的少年，也会谴责自己目睹这一切却无能为力。

阿泽察觉到了我的情绪，他笑笑说：「姐姐，说不定再过些时候，我会看不见东西，还会出现吞咽困难。唉，我好惨啊。」他自我调侃着，三言两语就将这个疾病最后阶段的症状说得明明白白。

他对自己的结局了如指掌，清醒得可怕，又懂事得吓人。

「你挺有勇气的啊，还敢掐指算自己能活几天，要我才不呢，先哭几天再说。」我试着调节气氛。

少年得意地昂着头，「姐姐你多陪陪我吧，我爸爸妈妈看我这副鬼样子，会哭的。」

我很愧疚，觉得自己如此消沉，还要这个 16 岁的小鬼头来安慰。这对他不多的时间来说是一种浪费。

我答应他，不仅要帮他达成心愿，还要陪他开心地度过剩下的每一天。

那段时间，我和阿泽最关心的，就是太阳升起来以后，我们今天要干什么。

在阳光照射的病房里，他喜欢学电视剧里金三顺的口气跟我宣言：「去爱吧，就像不曾受过伤一样。跳舞吧，就像没有人欣赏一样，唱歌吧，就像没有人聆听一样，干活吧，像不需要钱一样。」

天气多好，也总是有日暮西垂的时候。

渐渐地，阿泽的颅内压增高到甘露醇也不能控制了，他总是躺着跟我念叨：「姐姐，唐僧又开始念紧箍咒了。」

我说你要是疼，可以摸姐姐的小宝宝。他小心翼翼地抬起手，又放下，说：「不行啊，头太疼了，我怕我手劲儿大，一不小心碰疼了姐姐。」

他头疼的时候，父母总是抱着他，陪着他，一遍遍地抚摸着他，希望能帮他缓解一点。他缓过来了就会说：「姐姐，我们来唱首歌吧。」

有那么一段时间，我俩总是一遍又一遍地唱着五月天，从《温柔》到《倔强》再到《突然好想你》。

科室里谁都知道，我是绝不开口唱歌的人，因为跑调跑得着实吓人。但面对阿泽的请求，我没法拒绝。

「就唱《温柔》，那首好听，我陪你一起唱。」

「走在风中今天阳光忽然好温柔，天的温柔地的温柔像你抱着我……」刚开始阿泽起个头，我轻轻地和，唱着唱着就变成了我的独唱。

我发现阿泽没了声音，一眼看过去，原来是他的力气跟不上了。即便如此，他依然抬起手，勉强为我打着拍子。

阿泽父母可能在心里排练了无数遍这个场景，一家人默默地帮儿子打理着日常生活，头疼的时候冷静地询问要不要吃止疼药，或者要不要用甘露醇。等阿泽头不疼了，他俩又像什么都没有发生一样谈天说地，还时不时地调侃起阿泽小时候的糗事。

这时候的病房，笑声比往常还要多。

阿泽的妈妈曾经私底下告诉我，陪伴阿泽治疗的这两年，她因为看过极少数生存期超过 5 年的病友而心生羡慕，也因为看过这个星期还计划着手术，下个星期就离开的病友而感到幸运。

一路同行过来的病友，三三两两都在术后一年左右的时光里离去，阿泽已经算是一个奇迹了。

「我觉得难过，又觉得幸运，至少我儿子多陪了我那么久。」阿泽妈妈说。

这一家人，总是在关键时刻活得分外清醒，又分外努力。

很快，阿泽的生命开始数倒计时了。

肿瘤剥夺了阿泽的意识，他一句话说得含含糊糊，我弓起身子凑近使劲听。

阿泽一字一顿地说：「姐姐，对不起，我再也没法和你一起唱歌了。」

我告诉他没关系，「姐姐唱给你听就好了。」

阿泽父母彻底将家里的生意搁置，每时每刻都陪在阿泽的身边。我不再长时间呆在阿泽的病房里，把最后的时光都留给这一家三口。

阿泽持续高热，呼吸变得急迫，所有指标都显示，肿瘤像潮水一样蔓延开来，破坏了阿泽的大脑。

再过两三天就是圣诞节了，我月初时给阿泽准备了好看的帽子和围巾作为圣诞礼物，不知道有没有机会送。

我趁着记录生命体征的时候，拉起阿泽的手，悄悄说：「阿泽啊，你可要争气，至少陪姐姐把圣诞节过了，姐姐给你准备了礼物呢！」

阿泽就那样静静地躺着，用力地呼吸着，给不了我一点儿回应。

2012 年 12 月 25 日圣诞节，大晴天。阿泽安安静静地躺在病床上，已经陷入了深度昏迷。

我知道，这个圣诞夜，阿泽就要划着他生命里最后一根火柴了。

他深深地，慢慢地呼吸着，头一点一点，我陪在旁边，看着心跳从 140 逐渐下降到 110，再慢慢到了 80，眨一眨眼，就断崖似的下降到 20，直至一条没有太多波动的线。

我替他拉出了心电图，上面准确地记录着阿泽离开的时间。那条线，像他渐渐走远的背影。

他走完了一生，有点短暂的一生。

我替他拔掉身上所有的东西，给他戴上我送的帽子和围巾，阿泽又回归了初次见面时那个酷酷的「花泽类」。

我轻轻地拉起阿泽仍有余温的手，放在我的肚子上，说：「阿泽，跟姐姐说再见，也跟宝宝说再见了。」

我一直看着工作人员离开病房，迈入电梯间，离开我的视线。

我原本以为我会哭出来，为这个无端闯入我生命的少年。但是眼睛干干的，我摸了摸脸，一点儿泪痕也没有。

我长长地松了一口气，我知道，再回忆起他，我的欢乐远多于遗憾。也许在另一个世界，里面依旧有他的吉他，他的毛笔，他的青草地。

我忽然想起了阿泽曾经在许愿卡上一笔一划写下的字：天上星，亮晶晶，永灿烂，长安宁。

那是一手好看的瘦金体。

时光过得很快，快到我几乎忘记我曾经肆无忌惮地唱过那么多歌，就为了搏一个少年一笑。

我只是默默地希望，他们能过上阿泽想看到的那种生活。

这个城市说大不大，时隔多年，我竟然在街上碰见了阿泽的母亲，她一脸慈爱地牵着一个三四岁的小女孩，说：「叫姐姐。」

我一瞬就笑开了。女孩的眼睛和阿泽好像。

我无需开口多问，这些年阿泽一家一定过得很幸福，就像阿泽想的那样。我甚至笃定女孩的名字是什么，因为那是我和阿泽商量过的名字。

我和阿泽妈妈相视而笑，然后互相告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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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淑林

51楼 伍淑林说：回楼主cyec
继续支持

李文东

52楼 李文东说：
再盖一楼，希望楼主继续发。同时也希望这样的好帖子不会沉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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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人取代

53楼 无人取代说：
感谢楼主，故事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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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泉

54楼 金泉说：
感谢楼主，看着非常感人啊，很好，谢谢。
本帖来自微秘视障助手

cyec

55楼 cyec说：
感谢大家的回帖，大家喜欢我就会接着发。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56楼 cyec说：
第十个故事


基因的力量有多可怕？临死前只想「争口气」的人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段子，病人问医生，自己的病到底有多罕见。医生回答：「这种病，可能得用你的名字来命名。」

作为医生，我却完全笑不出来，因为在我的工作中，这种情况很有可能发生。

有一次，一个叫朋朋的病人，就得了这种罕见病中的罕见病。朋朋发现自己感染了一种特殊的病菌，他的肺部积满白色渣子，就像灌了一层厚厚的水泥。即使四周都是空气，他却难以呼吸，时刻体验着被活埋的感觉。

如果说，罕见病是几百万人里有一例，朋朋的情况则少见到根本无法统计。全科所有医生都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讨论了很久，得出了同一个意见：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没有大夫敢冒这个险，为他洗肺。

最终，我收治了朋朋。为了给他手术，还签订了一份生死状。

经过病人及其家属的授权，这篇文章我们使用了真实姓名。
3 个月前的一天，我端坐在医院办公室，大脑混乱，焦灼等待。

整整一个小时过去，两位律师如约而至。

在我的面前，出现了一份「手术生死状」——这薄薄的文档，上面一条条列举十几项这场手术可能的后果，任何一条都意味着直接死亡。

「生死状」结尾一句很冰冷：医生已详细告知所有风险。最后一栏：同意，或是拒绝，然后签名。

在外科，医生和病患签订「生死状」已经是家常便饭，甚至还有医务处在场全程录像。除了提醒病患，这也是医生面对不得不做的高危手术时，最后一道保护自己的措施。

而我在内科干了 11 年，手术量不多，更没接过高风险手术，看着眼前这份「生死状」，我很茫然。

两位律师郑重告知我——如果你敢接这场手术的话，签「同意」。如果病患和家属敢让你接这场手术，也是签「同意」。而她们律师会代表第三方会见证整个过程。

两位律师的身后，是这份「生死状」的主角——病患谭朋朋。

朋朋坐在轮椅里，脸上紧扣吸氧面罩，旁边一个氧气瓶。家属在他身后。

朋朋抬起手，慢慢接过这份「生死状」。我当时还有些担心，要知道，有些病人读到最后，甚至会被这些风险直接吓走，更何况是朋朋这样的病，这样的选择。

但朋朋显然是个例外。他没提任何问题。直接签名。

放下笔，他还是什么也没说。他戴着呼吸罩坐在那，就那么直视着我。气氛凝滞了，他的呼吸罩上，蒸腾起一阵阵白雾。

「有什么要问的吗？」我觉得生死大事还是谨慎得好。

朋朋的爱人拿起同意书，想让一旁的父母看看。但朋朋却抢先说：「不用看了。」 朋朋的声音透过面罩，短促而沉闷——呼吸，对于他太重要了。

他的爱人与父母都签下名字。

现在「生死状」上的同意栏，只剩一个空格，那是留给我的。

我拿起笔，郑重签下名字。四周只剩笔尖在纸上的摩擦声。

我突然意识到，要动真格的了。




朋朋，这个看似冷静的男人，必须时刻把自己扣在呼吸面罩里。透明呼吸面罩后面不断升腾起来的白雾来自他的口腔、气管、胸腔——来自他被「侵占殆尽」的双肺。

他那本应通透呼吸的双肺，不知从哪天起长出了一种罕见的「白色渣子」，然后越来越密，面积越来越大，像蚂蚁要占领食物，像水流要铺满河床。他的肺简直就是马上要被「水泥」 糊上、砌住、填满了。

朋朋根本脱不开氧气瓶，自由呼吸很久很久以前就是不可能的事了，连去距离病床十米之外的洗手间上厕所，都变成了一种奢望。

面罩中那些白雾是如此晶莹、鲜活，更是如此宝贵、稀缺。朋朋的每一口「呼」都极其费劲，因为呼不出什么东西。朋朋的每一口「吸」都更费劲、心痛，因为吸不进去什么东西。朋朋说，「我有力气，但怎么吸都吸不了气。」他只能眼睁睁看着那些日益稀少的白雾，看着自己日益虚弱，垮下去，而后窒息而死。

朋朋很快就要在空气中被活埋。

不能「洗肺」吗？——理论上可以，往肺里面灌生理盐水，像大浪淘沙，把渣子冲出来，这种手术就俗称「洗肺」——这也正是朋朋现在强烈盼望我帮助他做的手术。

但没有医院和医生敢接。因为对于朋朋，洗肺后那些「白渣子」依然会卷土重来，甚至加速蔓延，而且更有可能的是，朋朋还没靠自己呼吸到一口空气，就倒在手术台上了。他的肺已经衰竭了。

早在同事找到我之前，全科所有医生曾重点研究过朋朋的手术。专家教授们慎重讨论了很久，难得的意见一致：风险太大，不建议手术。

这几乎是板上钉钉的结论了。

教授们的担心是有确凿道理的。虽然在全国最权威的医院排行榜上，我们医院历年来都蝉联综合排名第一，很多罕见病患者慕名而来。可朋朋的这种罕见病，却是迄今为止，我们见过的唯一一例。

这是罕见病中的罕见病。不断自我复制生长，无法彻底根除的「白色渣子」其实是「肺泡蛋白沉积症」。

如果说罕见病的概率是百万人中的一个，那么朋朋的状况，几乎就罕见到根本无法统计。

之前，朋朋已经辗转去了全国几家大医院，毫无悬念地遭到了一次又一次拒绝。理由很直接，第一，手术风险实在太大；第二，「全国最好的医院都不给你洗肺，我们就更不可能做了。」

洗肺，手术风险极高，仅仅有可能自由呼吸，而很快又面临「白渣子」的进攻、占领，然后死去；不洗，就只有戴着面罩，看着白雾日渐稀少，也就只有等死。

没有人想到，4 个月后，朋朋再次出现在我们医院的大门口，并找到我。

朋朋说话困难，但异常坚决——

「我只想，好好吸一口气。」




手术前，我来到急诊，在患者中寻找朋朋的身影。

「这里，在这里。」不远处传来此起彼伏的招呼声。

理着平头、圆圆脸的朋朋坐在一张狭小的病床上，说不出话，但正竭力冲我招手。四周环绕的家人大声呼唤着我。

环境太嘈杂，没办法细聊，我就问了一个问题：「想好了吗？」

朋朋没有丝毫犹豫：「想好了，付出任何代价都愿意。」

没有痛苦地呼吸一口新鲜空气，就是他最大的心愿——但代价呢？

很久以后，偶然翻看他的微信朋友圈，我才知道当他得知我愿意帮他完成这个心愿时，心情有多雀跃。

当时我让他先躺下休息，朋朋艰难地说很久没躺下过了，躺着更喘不上气。

我找了一个安静的角落，跟他的爱人和父母谈了很久，再次告知手术风险：如果一定要进行手术，最坏的结果是连手术台都下不来。

父母最先流泪了。「孩子生病这几年过得实在太难了，现在就剩一个最后的要求了，无论如何都要实现，我们劝不住。」

两位老人一看就是朴实的农民，他们乡音很重，怕我听不懂，用不标准的普通话努力地说。

「如果下不来手术台，朋朋因为处在麻醉状态，死亡的瞬间是不会受罪的。」我没有过多强调自己需要承担的风险，只是反复告诉他们，「但家人只能在外面等着，连他活着的最后一面都见不到。」

「开弓没有回头箭。」朋朋的爱人很瘦弱，但却是最冷静最坚定的那一个，「之前全家开过会，已经想好了，都支持他的决定，无论什么后果都接受。」

我远远地看了一眼朋朋，他坐在床边，正在往我们的方向张望。

所有人里，我唯独没有叮嘱他要好好再想想。因为他此时看向我的眼神，如同写着四个大字：破釜沉舟。

只是谈到后面，朋朋的父母仍然有些犹豫，我让他们好好想想，再做决定。

我冲着朋朋远远挥了挥手，转身离开。

第二天大清早，朋朋全家人找到我，他们昨晚一夜没睡，最终做出了要手术的决定。朋朋对我说，他已经交代好了后事，包括财产分配……

手术前一天，临近下班时，朋朋的爱人再次找到我。我以为手术还有什么没交待清楚的细节，甚至他们有什么变化。

没想到，她告诉我，朋朋要捐献器官。

朋朋说自己才刚刚 30 岁，万一在手术台上死去，那些有用的器官，还可以再帮助其他人。

她说朋朋说服了每一个家庭成员，除了奶奶坚决不同意，奶奶说自己的孙子连一把骨灰都留不下，就一点念想都没有了。

我专门找了一趟朋朋，安慰他：「这个手术在我们医院，目前还没有死亡的先例。无论如何，我都会尽最大努力让你平安下手术台。」




第二天，一大早，我特意戴上开过光的护身符。

虽然洗肺手术我做过很多次，但这一次根本不一样。

此前我的准备工作其实已经很扎实了。我一边通过私人关系，请来了资深麻醉师。另一边，我的查房教授是呼吸危重症方面的专家，那个帮朋朋跟我取得联系的同事，是研究呼吸罕见病尤其是肺泡蛋白症的教授，他们都答应来手术室坐镇帮我。这是我能请来的最强阵容了。

那一早，朋朋的亲弟弟也从老家赶过来了，一家人围在接朋朋的平车四周，来到手术室门口。我让他们放心，还顺带指了指天花板：「有事会通过那个喇叭叫你们。」

其实手术室外，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

很快，手术台上，平躺、麻醉、插气管插管。

麻醉之前，我握住他的手告诉他：「等听到有人喊『睁眼睛』的时候，你努力睁开眼，就又能看到我了。」

他因为紧张而呼吸急促，紧紧抓着氧气面罩大口喘气，一句话都说不出来。白雾继续升腾。

朋朋很快进入麻醉状态。

「洗肺」跟外科手术不一样，不需要动刀见血，是往肺里灌入无菌的生理盐水，再让水流出来，顺势把填充在朋朋肺里的渣子带出来。

但是，「洗肺」的难度在于，灌进去和流出来的水量都必须精准控制，还要时刻密切注视着监护仪上的各种指标。

生理盐水开始流进朋朋的肺部。

我们先洗的是左肺。现在左肺就是不通气的，只能依靠右肺通气呼吸，也就是我们把氧气只送到右肺，而把水灌进左肺清洗。朋朋的高风险在于双肺功能极差，手术中又始终只能依靠一半的肺来呼吸，另一半肺还要不停的往里灌水、再流出来。

进出的水量完全靠人工——也就是我来控制。一般一次性灌入 500 毫升，一瓶矿泉水的量，如果顺利的话，也会达到 1000 毫升。

我慢慢操控，让水流缓缓流进朋朋的身体中，流进那个布满「白渣子」的地方。

我们灌进去 500 毫升，至少也要放出来 300-350 毫升，否则水留在肺里出不来是很危险的，必须寻找原因。而原因可能有很多，比如气管插管的位置不合适，水就可能误流到另一侧肺里。

不多久，「水流」从朋朋的肺里出来了！

那根本不能叫水，而是像豆浆一样。

水很粘稠，几乎乳黄色，那是因为一开始洗出的渣子很多。我松了一口气。随着肺被洗得越来越干净，渣子越来越少。

水真的越来越清亮了。

这说明肺洗干净了。每洗一侧肺大约需要一万毫升水，大概 20 多瓶矿泉水的量。其实整个过程是挺枯燥的，但每次冲洗出来的一点点，就说明生，说明存活的时间又多了一点点。你不得不狠狠盯着。



水流依然顺利地流进流出。

躺着的朋朋其实是一名血站护士，是我的同行。

第一次见面，我原本以为，他一定会问我，为什么所有的不幸都要发生在自己一个人身上？

我害怕被问到这种问题，甚至专门打了草稿，把所有一切归咎于命运——比如说你已经做得很棒了，只是人有的时候就是这样，不得不认命……

然而朋朋没有提问，他只是反复感谢我。他说自己确实很绝望，因为「空有一身力气，却使不上劲儿。」

他说现在一心想要洗肺，就是想使出这最后一把劲儿。

我其实不太能理解这种执念，为了「争一口气」，可能要付出生命代价，值得吗？况且洗肺手术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朋朋的病，即使一切顺利，个把月以后，肺部又会被白色渣子填满。

「我一直在被动承受命运的安排，自己完全无能为力。现在生活中再没有什么可争取的了，能争的就是这口气。一个月的自由呼吸，值了。」他对我说。

很久后，直到冷静下来，我才意识到，自己接下这起罕见病手术有多冒险。也是这次谈话后，我思考了很久，既然帮他的决心已定，我打算独自承担风险。

几个小时过得很慢，好在目前为止，朋朋的洗肺手术进行顺利。

洗完一侧的肺以后，已经到午饭时间，教授说有他盯着，让我先去食堂。我匆匆吃完午饭，突然想到朋朋的家人还在提心吊胆地等待，虽说没有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我还是拿出手机，给他的爱人发了一条微信：「目前一切都很顺利，不用担心。」

没想到，这句一切顺利，反而变成了一语成谶。





意外发生在下午，手术进行到 2/3 的时候。

我们麻醉机的氧气无论如何也送不进朋朋的肺里去了。

变故来得太突然。气管插管其实有两个气孔可以往肺里送气，两个气孔都送不进气的概率很小很小。正是朋朋最最需要，最缺的氧气，现在供应不上了。

手术瞬间变成了抢救。

「所有麻醉科二线、三线，速到 XX 手术间支援！」我们医生的内部喇叭高声响起，反复在我的耳边回荡。

一瞬间，整个手术楼，所有不需要值守在手术台第一线的麻醉科医生，全都从四面八方飞奔而来。

此时的朋朋，因为缺氧整个人开始发紫。

我默默地把位置让了出来，让更有经验的麻醉科医生们赶紧上前。

以往的「洗肺」手术从来没有病人下不来手术台，这也是我敢于接手的重要原因之一，但万万没想到却会发生这种突变。此时此刻，医生们希望病人活下来的愿望，其强烈程度不亚于任何一位病患家属。

赶来的麻醉医生越来越多，小小手术床周围聚集了十几位医生。我已经无法看到朋朋了，我只能紧盯着监护屏。

朋朋血氧饱和度断崖式地下跌，随后血压和心率开始哗哗往下掉。

朋朋露在外面的两只脚，越来越青紫。

我慢慢退到了屋子角落，无力地背靠着墙壁，大脑一团乱麻。

疾病走到尽头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但我还是想让朋朋在家人的陪伴中，走完生命最后的日子，而不是一个人孤零零、浑身青紫地躺在冰凉手术台上。

看着眼前忙碌的同事们，我的内心很快陷入无尽的愧疚中。虽然在律师公证下签了手术同意书，也把最坏的结果都反复交待了。但毕竟我是手术医生。而万一病患家属接受不了意外，我这一腔孤勇的热血，还会连累很多同事。

监护仪的报警声越来越刺耳，朋朋的生命迹象迅速消散，有些数字已经测不出来了。

教授说：「咱们把家属叫过来，交待一下吧。」

我实在不甘心，如果朋朋就此醒不过来，这将成为我永远的心理阴影。我咬着牙慢慢挤出三个字——「再等等」。

此时朋朋仍然被十多个同事抢救着，人影重重，我越来越看不清里面的样子。

终于，同事通过有效调整呼吸仪器，又把氧气送进了朋朋肺里。监护仪器上开始测出数字，并在缓慢而坚定的回升。

抢救过程大约三分钟，却像一个世纪那样漫长。

朋朋在鬼门关徘徊一圈，掉头往回走了。

手术不可能再继续进行了。教授让我把家属叫到门口，简单交待一下。我让他等我一会儿，先去个洗手间。

洗手间里，我不断擦拭眼泪。

回病房 3 个小时后，我们决定给朋朋拔出气管插管。这是有点风险的，毕竟才第一天，我和教授商量了一下，想让朋朋舒服一些。

拔下来的瞬间，朋朋就在大口喘气，是嘴和鼻子都竭尽全力用上的那种喘气，发出很响的声音。那种姿态让人印象深刻——

朋朋就像在猛嗅一朵花。

「认识我是谁吗？」 我的第一句话没有问朋朋感觉如何。

「林医生。」 朋朋回答。

至此，我的一颗心才算彻底放下了，他并没有因为那几分钟的缺氧而大脑受损。后来朋朋告诉我，听到我第一句话的时候，特别开心。

自由呼吸，让朋朋立即开心了。

朋朋以为自己手术成功了。我的心情却再次复杂起来，一是因为他能呼吸而高兴，但又担心手术意外中断，没有为他争夺到更多自由呼吸的时间。

我唯一欣慰的地方就是，虽然手术提前终止了，但朋朋肺里绝大部分的「白渣子」都被洗出来了。

朋朋这种罕见情况，手术后维持时间会很短，我的参考文献很少，我只能在心里说——自由呼吸，希望能维持一两个多月吧。

朋朋说太久没有感受到这样的呼吸了。当时他的肺里，大概还有 30% 的残渣，虽然不是正常人，但是呼吸已经比从前轻松太多了。以前扣个面罩，全方位送 100% 纯氧，现在只需要鼻导管。这一刻，朋朋呼吸起来的感觉，相当于普通人跑了 800 米，有点喘，但能成句说话。

做完手术后第 2、3 天，朋朋一直处于特别亢奋之中。他仿佛要拼尽全力在这生命的最后一两个月里多呼吸几口。

我觉得他挺好的，甚至把他转到普通病房，因为重症病房晚上也会开灯，机器轰鸣，清醒的人住进去是很难受的。

转进普通病房，朋朋的家人就可以进来陪护了。

朋朋和家人聊，和护士聊，感觉想和见到的任何人说话。他一口气能说半小时。这在以前根本不可能，那时他一句话都说不完整，根本没心情和别人聊天。

也就是在这一周，我和他聊了特别多。他一边大口呼吸，一边大口讲，似乎想要把此后的一两个月用话语填满，他连绵不断地呼吸，连绵不断地对我说话。

其实，围绕朋朋身体的秘密，他和医生花了 8 年才知道，不过那个谜底上帝已经埋了三十多年。

2008 年，朋朋在一次体检中被检测出免疫力低下，相关的「单核细胞」几乎降到了零。

作为在血站的护士，朋朋知道不对劲，但去医院没查出病症，也就随便了。

整整 8 年后，2016 年，朋朋突然陷入了一场「诡异」的发烧，三月不退。

辗转求医到北京，转入我们医院。主治医生发现这不是普通肺炎，朋朋的肺部及血液里，都充斥着一种「特殊菌」（鸟胞内分枝杆菌复合体）。

大家以为终于找到了罪魁祸首，接下来挑选药物治疗就行。但主治医生很不安心。她在网上搜索，看是否有类似的病人。

一次，她把朋朋的两种病症——「单核细胞减少症」与那种「特殊菌」——同时输入检索框，居然跳出了一个闻所未闻的疾病——MonoMAC 综合征。

——这个复杂的名词其实就是一种「基因突变」！

那就好比街上的红绿灯中有个颜色的灯出了故障，开始乱闪，进而引发大规模车祸。

此时此刻，朋朋身体内就是这样一个「大型车祸现场」——免疫力低下、发烧、肺炎、特殊菌等等，就是一桩桩车祸的表象。它们都是死神的烟雾弹，那个坏了的红绿灯「基因突变」才是真凶。

朋朋体内的基因染色体不多也不少，但是其中一条出现了错乱。这也像一串洁白的珍珠项链，其中一粒居然是黑色的，还是橡皮做的。

然后，「黑色橡皮珍珠」开始「融化」，项链随之「断裂」。

在我们这所全国一流的医院，罕见症不可怕，但你要说「基因突变」，谁也没辙，无药可治。严重者的寿命很短。

这种情况下，医生与家属的努力无用，成吨的钞票也无用。或许这样说，是命运压根就不打算让你好好活下去。

不过主治医生告诉朋朋，还有一种办法「逆天改命」——骨髓移植，也就是拆掉坏的「红绿灯」，装一套全新的。

但要「逆天」是有代价的。

这个代价就是融入新骨髓前，会对患者进行体内清除，一瞬间人会丧失全部免疫力。但朋朋现在身体里都是特殊菌，清空了免疫力，这些菌很可能会立即吞噬掉他。

朋朋很幸运地遇到了骨髓匹配的捐献者，但反复权衡后，他选择了放弃。

最终，耗时 2 年半，朋朋体内的特殊菌被清除。主治医师甚至让朋朋一度回到家乡的献血车上，继续他热爱的工作。但医生知道，朋朋体内的定时炸弹一刻也没离开。

当朋朋再次联系中华骨髓库与医院时，所有医院都婉拒了——因为此刻朋朋体内又出现了一起更严重的「车祸」——那些日益填满朋朋双肺的「白渣子」，那种能不断生长直接要窒息朋朋的「白渣子」。

新找到的骨髓捐献者在最后关头也悔捐了。

那段时间，朋朋开始录短视频。视频里，他问儿子：「昨天你来看爸爸，高兴不高兴？开心不开心？」短短几句话，他需要不停地喘气。

「白渣子」吞噬着他的肺，越来越快。见到我的时候，朋朋已经是不想着活了，他只想大口自由呼吸。

现在，病床边，朋朋已经开始那术后可能仅有的一两个月的自由呼吸、自由谈话。

不过谈话都是我问他答。只有说到一个话题，他是主动讲的，那就是帮助过他的每位医生，他都记得名字。

不过我发现，在他简述自己一生的时候，聊到骨髓志愿者「悔捐」这件事，是低下头闷着说话的。

看着他呼吸，听着他讲话，我总在想，早在 30 多年前，上帝残忍地埋下了一道判断题，答案都判定朋朋死去。但抗争 3 年后，朋朋硬生生将这道判断题做成了选择题——

他要自己在「多活一段时间，但在痛苦、直至窒息中死亡」与「自由呼吸一两个月」之间做出选择。

朋朋选择了后者。

术后第七天，朋朋肺里残留的水终于吸收干净了，该拍 CT 复查了。

我还是有自信的，即便是两个月，虽然手术意外中止了，但最多也就剩余 30% 的白渣，朋朋的肺里应该干净很多。而新的即将生长的「白渣」也得长一阵子吧。

老天总爱开玩笑。

拿过 CT 片子，朋朋的肺里依然白茫茫一片！满是白渣！

我几乎肯定是拿错了手术前的片子，白渣占据了肺部 80%。我反复确认上面的拍片日期，才不得不相信这真的是洗肺手术后新拍的。

因为基因突变，因为上帝的选择，朋朋肺里的白渣再次卷土重来。仅仅 7 天，「白渣」从 30% 又翻番到 80%！这怎么可能！

几乎付出生命的代价，才换回来的「争一口气」，难道仅仅能维持一个星期？！

我很沮丧，几乎要变得迷信了，基因突变造就的天命，它难道就这么强势不可逆转吗？

我接受不了这样的结果。

按理来说，没有基因突变的人，肺里有蛋白沉积这样的「白渣子」，洗一次肺，能维持将近 16 个月。而我和专家们预估，朋朋这次至少能维持一两个月，当初跟他反复说的，也是这个时间。

事后来看，术后第 3、4 天，朋朋精神状态很好的时候，其实他的肺部的沉积物应该就又返还到 50%，他可能觉得呼吸会困难一些，但因为躺在床上没活动，显不出来。

只能实话告诉朋朋。

「不想活了！」朋朋直接崩溃。他的爱人吓到了，赶紧找我劝他。

我和朋朋聊了近两个小时。

朋朋就坐在那里，但和之前几天完全不同，原先见到我很高兴，现在一点反应也做不出来了。他的「心气儿」没了，他说自己突然觉得呼吸很困难。确实，他现在不是跑完 800 米的喘气，而是站在喜马拉雅山上喘气。

他说，自己输得一塌糊涂。

他问我，这不过就是自己的最后一个心愿，用生命才换回来的畅快呼吸，怎么那么快就没了呢？不是两个月吗？！

我并不是很擅长安慰人，想了很久，无法给他虚假的安慰。我决定实话实说：「朋朋，你知道手术过程中发生了一个小插曲，还很惊心动魄吗？」

我坐在病床边，详细讲述手术的全过程，并给朋朋看了我拍的一张照片——医生们围了好几层，正在全力以赴地抢救，中间是躺在手术床上的他，只露出来一双青紫青紫的脚。

「当时稍有耽搁，就有生命危险。现在的情况虽然绝望，但比起那时，还是好了很多。你现在的每一天，其实都是赚来的。」

「抢救的时候，我作为你的主治医生，对你最大的期望，就是你能走到最后，还有家人的陪伴，而不是一个人躺在冷冰冰的手术台上，再也醒不过来。」

朋朋沉默了很久，叹了一口气。看得出来，他有些埋怨自己刚才的情绪失控。

我安慰他，你已经很勇敢了，不需要再苛责自己。我看见他那张曾经圆圆的面孔，已经消瘦成另一个样子。

几天后的一个周末，朋朋准备回家了。他说本想给我写封感谢信，却实在不知道如何落笔，这份感恩，只能埋藏在心里了。







分别时，我和朋朋很默契地都没有提再见面的话。

奇迹并没有发生，朋朋回到当地的医院后，身体越来越差，呼吸也变得愈加困难。

他实在坚持不下去的时候，会给我发微信。我每次都第一时间回复他，虽然我知道自己解决不了什么实质问题。

我是个不喜欢发朋友圈的人，即使已经在「天才捕手计划」写了好几个故事，但从来没有在自己的朋友圈里分享过，因此知道我的朋友也不是很多。

有一天，我发现朋朋竟然在我写王澍医生那篇故事下面点了「在看」！我非常兴奋，马上发消息问他：「你也是『天才捕手』的粉丝吗？」

当他知道我就是文章的作者的时候，静了很久，问我——

「你能不能把我的故事也记录下来」。

「万一有跟我一样病的人看到，会少走很多弯路。回想起来，我真的太难了。」

我答应帮他记录，但也提了一个条件——

「你也要答应我，一定要等着看自己的故事。」

他的身体肯定又差了很多，肯定连打字都极其费劲，但从那天起他开始非常努力地为我补充自己的各种细节，不论是生病前三十年的还是生病后抗争这三年的。我感觉他是在把希望赋予进这些文字里。

然而，连这个小小的心愿，也变成了奢望。

他的病情越来越重，始终只能靠坐着，几乎完全无法睡觉，哪怕只是咳嗽一小阵，都有很强烈的濒死感，需要缓一个多小时才能恢复过来。他太难受了。

有一天，他给我发来一条微信：「林医生，我坚持不住了，可能看不到你写的故事了。」

这时，我现在写的这个故事只写到一半。

我立即将这一半的故事提前发给朋朋——我刚刚写到手术后，拔掉气管插管，朋朋像嗅花一样狠狠地吸进第一口空气。

朋朋说自己看哭了。此前我从来没见他掉过眼泪。

很快，当地医院的医生开始准备输送大剂量镇定剂，帮朋朋减轻痛苦。后来他的爱人告诉我，在朋朋意识清醒的最后一刻，没有直接插上气管插管，反过来叮嘱他爱人，记得去登记器官捐献。

插上气管插管的第二天，他猝然离开。

朋朋离开以后，有关于他的故事，我写了很久。老是有一种错觉，似乎只要故事只写到手术那时，只写到一半，朋朋就一直都在那。

直到今天，我总不自觉想象着朋朋深夜在病房里，脸上扣着氧气面罩，升腾起一阵阵白雾，独自看着那半篇故事的样子。

我时常翻出和朋朋的聊天记录，还能看到他当时读完那一半故事时的反应——

那时等他哭过之后，我问他，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没有了，想说的话已经都在这里了。」他说。

本帖来自pc秘书

cyec

57楼 cyec说：
第十一个故事


ICU 里的「战斗奶奶」：我要鸣金收兵了

康复科护士付嘻嘻遇到过一位病人，明明 85 岁，记忆却会重回 30 岁的某一天。

这种怪异的处境，源于阿尔兹海默症。得这个病的人，每次醒来都会回到一个特定的时间。

那偏偏是老人最难熬的一天：那段日子里，为了保护女儿，她要时刻准备与人斗争。
我是一名康复科的护士，但康复，并不等于复原。很多东西是不能回到当初的，比如身体，比如记忆。

如果一个人的记忆只有 24 小时，会怎么样呢？

我就遇到了这样一个病人，忘记过去，忘记现在，被困在人生的某一天无止境地循环。

她叫邵老太。


1.

第一次见邵老太的时候，她正仰面躺在 ICU 的病床上。

一根长达 30cm 的透明塑料管，连接着嗡嗡作响的呼吸机，剩下的 22cm 左右插在她的嘴里，死死压住她的舌头，贴伏着气管，吞不下吐不出。

远远看上去，邵老太就像一条被甩在岸上，还未脱钩的鱼。

她的记忆也像一条鱼。

此时此刻，她正安稳地沉睡。不过病床边的一群护士们可不敢放松——一不留神，邵老太就要跑了。

我们用固定胶布将她的呼吸管牢牢固定在脸上，还给她上了约束带，防止她在意识不清的情况下拔除身上的管子和线路。

但这可能无济于事。

要知道，邵老太虽然 85 岁了，但身高有 170 厘米，体重也有 170 斤，手脚灵活，力大无比。不久前，她竟然生生扯断了两根约束带。那是成年男子都难以做到的事儿。

在护士们提心吊胆的注视下，邵老太渐渐苏醒了。

刚一睁眼，还没来得及打招呼，她剧烈的反应就吓了我们一跳：拼命左右摇晃脑袋，想看清我们是谁。

她发现身边一个人都「不认识」，又在不大的床上来回扭动身体，妄图找个合适的角度伺机逃跑。惊恐的表情活像被绑架了的人质。

面对惨白的灯光，她并不明白自己是在 ICU，只是一门心思和周围陌生又让她害怕的一切对抗着。

她不断对我们发起「进攻」。一旦有人靠近她，她就会「突突突」地发出气声，试图用她的壮硕的身板和气势吓退对方。

这个 80 多岁的老太太，正在不断从 30 岁醒来。

邵老太患有阿尔茨海默症，她的记忆以 24 小时为限，天亮时分自动混乱或遗忘，不会累积。

在 ICU 的这些天里， 只有在女儿来探望时，她才会镇定下来，放下防备的姿态，反复询问女儿：「闺女啊，你什么时候订婚？」

她的女儿，今年已经 50 多岁了。

邵老太的女儿告诉我，患病后的邵老太回到了年轻时的脾气，暴躁、不讲理，还「六亲不认」，每天都要挥舞拐杖，叫嚣着将曾经疼爱的孙子孙媳赶出家门。

30 岁那年，邵老太时刻准备着与人发生冲突，因为她要从别人手里保护下女儿。

邵老太的脑袋里，就像下了一场雪，大部分记忆都是白茫茫的一片，只有女儿好似一株小松树，枝干上盛满雪花，却定定地站在雪地里，没有倒，也没有被雪埋住。

2

在以前，ICU 从来没有病人会和医护人员作对。但邵老太不喜欢 ICU。从住进 ICU 的第一天，她就认准了一个目标：逃出这里。

因为在这里，她每天只有 1 个小时可以见到女儿。

邵老太对我们不理不睬，随时摆出一副抗拒的姿态。她的双手被约束带牢牢地固定着，动弹不得，就把嘴里的管子顶得咔咔作响，偶尔赏我们几个白眼，也仿佛在说：走着瞧。

只有女儿来探视时，邵老太才真正地「活」起来。她靠坐在床上，女儿女婿一左一右地拉着两根约束绳，邵老太像牵线木偶一般挥舞着双手，一会儿指指窗外，一会儿指指女儿，一会儿又指着操作台上的我，痛心疾首地告状。

女儿安抚着手舞足蹈的邵老太，「妈妈，你坚持七天。只要坚持七天，我们就可以拔掉管子回家。」

但我和邵老太的女儿都知道，这大概率是一个无法兑现的承诺。

邵老太的诊疗单上列着长长一串病症：慢阻肺、肺心病、高血压、高脂血症、腔隙性脑梗......这些名目，哪一个都可能致命。

尤其是慢阻肺，这个病没有彻底的解决办法，病人的肺会慢慢堵塞，无法呼吸，最后活活憋死。

那些邵老太拼命想要摆脱的仪器，正在把她的生命线一点点拉长。

可邵老太根本不屑于配合我们的治疗。她每天醒来，都在用一种怪异且防备的眼神打量着一切，能板着脸，守在床位上，摆出一副生人勿近的防御姿态。

情绪激烈的时候，但凡有医护人员靠近，她就会挣扎着起来，亮出枯干的双手，一把抓住对方，上下一通又掐又挠。

我们穿着夏装，短袖也遮掩不了手臂上的伤痕，邵老太的女儿目睹了邵老太的「残暴」，决定亲自上阵，劝说老妈「放下利爪，化敌为友」。

可惜邵老太摆出一副六亲不认的架势，铁了心地让女儿把她弄回家，无论孩子们如何哄劝安慰，邵老太只认定一个事实：只要你把我丢在这里，你就是我的敌人！

隔着玻璃，我远远地看着邵老太的巴掌一下又一下，朝女儿和女婿身上招呼，而 50 多岁的女儿女婿夫妻俩，就那样双双站着，一动不动地挨揍。

我心里挺不是滋味。但也知道，这对邵老太的女儿来说可能反而舒服一点。

邵老太的女儿曾告诉我，母亲一辈子都是个要强的人，大半辈子都是母女两人相互支撑挺过来的。

她还小不记事的时候，母亲邵老太就带着她经历了「大跃进」和「大饥荒」。

邵老太女儿有时也会想，母亲要多努力，才能带着自己生存下来，还没让自己心里留下任何糟糕的回忆。

邵老太的女儿拿出一张照片给我看，照片里的邵老太眉目清秀，眼神里有几分倔强，好像随时要从照片里跳出来念叨你两句的爽利模样。

这个出生于旧社会的老太太，小的时候吃过很多苦。她不识字，只能做繁重的工作，但是好在非常聪明，又能打得一手好算盘，解放后当了供销社的社员。

谁知婚后没几年，丈夫生了一场大病离世，好端端的一个家只剩孤儿寡母相依为命。

邵老太女儿唯一记得的是，母亲在那段时间变了，变得将泼辣和凌厉刻在脸上。

邵老太不仅要带着女儿吃饱饭，还要在那个时代里，争取孤儿寡母难以获得的尊严。

由于没有父亲，学校的熊孩子会围着女儿嘲笑她是没爸爸的孩子，女儿哭着回家，邵老太会拉着女儿上门要求熊孩子道歉。

总有一些家长梗着脖子不肯道歉。体型壮硕的邵老太为了给女儿出一口气，堵着熊孩子家的大门骂个不停，骂到对方家长赔礼道歉为止。

邵老太为了让女儿有保护伞，总是善待女儿的朋友，在那个吃喝都缺的年代，时不时地给女儿朋友几块糖果，一个头绳等小玩意。她想自己对小朋友们好，这样才能让他们保护女儿。

那个仗着自己身高体重比别人高大的邵老太，像只鹰一样，拼命挥动翅膀，顶风冒雨地给女儿辟出一片晴空。

女儿回忆起那段时间，似乎邵老太的英雄事迹，怎么也说不完：「我妈每次都是抱着我，跟我保证，她一定会陪着我长大。我还和她拉钩，要陪她变老。」

说到这里，女儿很难过，「她现在一定觉得我把她一个人留在这里了。」

或许是那个年代在邵老太身上留下的印记太沉重了，她患上老年痴呆后，记忆虽然不断在遗忘，却一直停在了那段岁月。

3

女儿是邵老太记忆的主角，也是她记忆的守门人。

虽说邵老太的女儿没能成功劝服母亲，但我们却借此机会结成了同盟，经常回顾邵老太的彪悍人生。

女儿听说邵老太的激烈反抗，一脸感慨，说当初她们孤儿寡母被人欺负的时候，母亲就是这副凶悍的模样，把自己护在身后，一个人冲上去动手。

邵老太女儿看到我们的伤，满怀愧疚地双手合十，弓着背连连道歉。我突然想出了一个法子。接下来每天短短 1 小时的探视时间，邵老太女儿硬是拿出十几分钟，给我们这些小护士挨个儿道歉。

邵老太起初像看戏一般，乐颠颠地看女儿一个个赔礼道歉，可慢慢地，邵老太觉得不对劲了。

她开始计较起女儿在我们身上花费的时间，那宝贵的一分一秒都应该属于她才对。邵老太不满地拍着手，恨不能下床把女儿一把薅过来陪着她。

可一向孝顺的女儿不为所动，执意花费时间来赔礼道歉，还会认真看着母亲的眼睛说：「这是你伤害过的医生和护士，我作为你的女儿，应该给他们赔不是。」

邵老太一下就慌了，眼睁睁看着自家女儿整日对我们这群小辈点头哈腰。她脸上渐渐显露出几分心疼，几分疑惑。

她忍不住上下晃动着脑袋和手臂想阻止女儿，发不出声音，嘴张得大大的。我们都看得出邵老太那份焦急与不解。

我趁热打铁对邵老太说：「奶奶，你打我们，阿姨就要给我们道歉，你打得越厉害，阿姨道歉时间越久。你不心疼我们，也要心疼阿姨和宝贵的探视时间，对不对？」

邵老太眼睛横了横，又妥协地点点头，像是在许诺我。

这个世界规则真的很公平，就是一物降一物——女儿是邵老太的铠甲，也是她的软肋。

沾邵老太女儿的光，我们惊喜地发现，邵老太对我们「温柔」了。

像是经过了深思熟虑一般，邵老太依旧张牙舞爪，但对护理操作不再又抓又挠让我们见血，而是挥舞着拳头象征性地威慑一下。

我们也趁热打铁，在邵老太心情好的时候陪她聊天。她是个极有手语天分的老太太，我们起初半蒙半猜她的手势，猜对了，邵老太竖起大拇指，猜错了，邵老太翘起的小拇指，明目张胆地嘲讽我们。

渐渐地，我能一眼就看懂她那「专业八级」的手语在说啥，时常和邵老太凑在一起「聊得」热火朝天——我用嘴，邵老太用手。

我总是刻意地向她强调「配合治疗」与「回家」的关联性，一下击中了邵老太的心思。她的病情逐渐稳定，从 24 小时上呼吸机，到每天能够脱离机器 2-3 小时，再到允许床边短距离轮椅推行。

这种一日好过一日的变化，让邵老太看到了回家的希望。

她不再摆出一副剑拔弩张的样子，有时还会在忍耐了让她很难受的治疗流程后，露出一副「我乖吧？快夸我」的讨赏表情。

就像在过去一样，她想要讨好女儿身边的小朋友。只为了让他们对女儿好一点。

4

我们满心希望邵老太能够脱机、拔管、安全出科，但邵老太几十年的肺部疾病根本不容许我们随意乐观。

监测一周之后，邵老太的肺功能依旧没有恢复，只要脱开了呼吸机，她的胸部就像被人踩着，一呼一吸都会受到极大的限制，这正是她的最终走向——一步步走向窒息。

呼吸师告诉邵老太女儿：邵老太需要拔掉嘴里的气管插管，立即进行气管切开手术，继续留在医院，用呼吸机维持治疗，否则生命会有危险。

邵老太女儿毫不犹豫地点了头，「我知道会有这么一天。」

女儿做好了心理准备，可满心憧憬着要回家的邵老太并没有。

邵老太再次见到女儿时，她努力操纵着面部肌肉，想调整出一个喜悦的表情，但就在听到女儿说「还不能回家」时，她出离地愤怒，哐当哐当地拍着床栏，恨不能当下就扯断约束带逃回家。

女儿在床边缓缓俯下身，凑近母亲和她头抵着头，耐心轻柔地解释着。

邵老太没有用她擅长的手语给出任何回应，只是用自己的脑袋恨恨地，一下一下，撞着女儿的脑袋。

女儿不躲不闪，只是一遍又一遍，用轻柔的语调重复着那些话，「你要听话啊，乖啊......」

邵老太的动作渐渐慢了下来，也轻了下来，她满脸泪水，疲惫地闭上了眼，然后微不可闻地冲女儿点了点头。

站在旁边的麻醉师一拥而上，将邵老太麻醉，又利索地在她的脖子上装了另一根短短的气切套管——这根套管将代替取出的长塑料管，继续维持邵老太的正常呼吸。

麻醉醒来的邵老太迷迷蒙蒙地睁开眼打量四周，头顶的天花板好像和家里的颜色不太一样？

她又用力眨了眨眼睛，表情随即变得惊恐：天花板还是 ICU 的天花板，日光灯还是 ICU 的日光灯，就连四周围着的人都还是 ICU 里的那群医生护士。唯一不同的是，自己脸上交错的宽胶布和嘴里那根长长的塑料管，没了。

邵老太砸吧砸吧嘴，准备开口说话，突然惊悚地发现，自己的嘴可以一张一合，却发不出任何声音！这下邵老太彻底慌了，她用力拍打着床栏，扭动着身体想要挣脱约束带。整张床都发出咯吱咯吱的响声。

我们赶紧请邵老太的女儿来安抚，可女儿刚一走近，邵老太凌厉的眉眼就挑起来了，两片嘴唇上下翻飞，手指还不住地指指戳戳——八成是在骂人，一边骂女儿，一边骂我们这群讨厌鬼。

女儿来到邵老太的床边，边微笑听着，边点头哈腰地给母亲道歉，说自己不该骗母亲。

我希望能平息她的怒火，尝试去握邵老太的手。谁知，她用大拇指灵活地掐了下我的手背，留下一个深红的指甲印。

我抬起头，愣住了。

邵老太射向我的眼神，凌厉地像把手术刀，里面写满了质疑与抗拒。我从未在老人身上见到过这种眼神。

我和这双眼睛对视着，突然能想象到，邵老太 30 岁那年，是如何保护她的女儿，捍卫母女尊严了。

但这也说明，之前辛苦建立起来的信任就像邵老太的记忆一样，被一朝清零。她又回到了 30 岁那年，对任何事物都充满防备的状态。

谁也不知道，该如何让她走出来。

5.

邵老太回家的梦破灭了，她不知道自己还要在这个不喜欢的地方待多久。更糟糕的是，她在那段记忆里越陷越深。

她会比划着问我：我是不是要死在这里了？

还没等我们回答她，她又比划着说：「我能不能回家？我女儿还小，还没有订婚，家里总有一对占便宜的小年轻蹭吃蹭喝，我能不能回去？」

她一刻不停地比划着，带着央求，带着讨好，一点儿也不像女儿口中那个当年威风八面的老太太。

休假前的一个夜班，给邵老太抽血，她突然攥住我的手，一上一下地拉扯着，在我胳膊上掐出来一道道红肿的痕迹。

我的两只手火辣辣地疼，邵老太却在一旁露出得意的表情。我看着自己的胳膊，各种情绪涌上心头：明明我是为了邵老太的身体着想，得不到理解就算了，还要受这样的委屈。

忽然，我咧开嘴，在病房里嚎啕大哭。

她惊呆了，拉起我的手，轻轻碰了碰那些血道子，比划着问我：这是我挠的？

我边哭边把胳膊举得老高给邵老太看，「就是你干的！让我妈妈看见了要来找你报仇的！」

邵老太一听到「妈妈」这个词，立刻反应过来，捧着我的胳膊，小心翼翼地摸了摸伤口，给我擦了眼泪，然后伸出一根手指放进嘴巴，沾了下口水，作势就要涂在我的胳膊上。

我立马跳开，连哭都顾不上了。

以前的人，总是有着各种各样的土方子。女儿有时磕了碰了，邵老太会忽扇着胳膊，嘴里念叨「痛痛飞走咯」安慰女儿。给伤口涂口水，也是老人家常用的方式，邵老太想替我消肿止痛，就像若干年前，在女儿被人欺负以后，她曾为女儿做过的那样。

只有亲近的人才会想着这么做。

这是我接触邵老太以来，第一次看到她真的像一个 85 岁的老人一样，温和、慈爱地照顾小辈。那一刻，那个下意识的动作，就是一个母亲的反应。

此时她摸着我胳膊上的伤口，反复念叨着什么，好像在说：「痛痛飞走咯。」

她还是那个母亲，那个会把女儿护在身后，一个人担下外面世界所有风暴的母亲。不管她记不记得。

很快，邵老太的病情又有了新进展：她患上了消化道溃疡。

可怜的邵老太成天躺在床上，只要她肚子咕噜一声响，我们就会忙不迭地围上去帮她清理，再让护工阿姨打水给她擦身，为了避免皮肤破损，时不时还会用防潮灯照射她的皮肤。

这下邵老太坐不住了。

邵老太不像其他的老太太，会随便让人清理身子，连换衣服都不想让其他人帮忙。

看着邵老太羞涩地举起拳头，我突然理解了，她记忆还停留在自己最好的年纪，连头发都一丝不乱地抿在耳后，怎么可能随便让人看身子。

我们也想出了逗邵老太开心的法子。每天给她翻身照防潮灯的时候，我们摆各种「造型」，就像闺蜜一样和她开玩笑。

渐渐地，她也放下了包袱，慢慢开始配合我们。直到有次我发现，换衣服时，她举起拳头打在我身上，那力度就像捶背一样。

原来，要让一个人走出过去，最好的方式就是先理解过去的她。

6.

相比起换衣服，让邵老太更难受的事儿来了——我们不让她吃饭！

消化道溃疡的患者需要禁食，但邵老太的记忆还停留在自己那个没有吃穿的年代，看向我们的眼神总是「绿油油的」。

要知道，邵老太是经历过大饥荒的人。她这一辈子，对「吃饭」这件事非常有执念。

邵老太女儿不止一次说过，就算后来日子好了，大家也是吃不饱穿不暖，眼巴巴望着供销社。

而邵老太担任的供销社社员，是一个「高端职位」，可以有些小便利，例如私下不凭票交易一些物件。但邵老太耿直，不懂得用这一套给自己谋福利，不拉关系也不愿意靠别人。丈夫去世后，她用自己的死工资养活家里四个老人和一个孩子，一家六张嘴只能节衣缩食。

后来，邵老太把女儿送去读书，需要的额外开支更多了起来，但给女儿买书邵老太从不犹豫。代价就是，邵老太更加「克扣」自己，布票肉票什么的，都攒起来给老人，肉票留着给女儿补充营养。菜里成天见不到一丁点荤腥，一周吃个鸡蛋就算是开荤了。

那时候的邵老太堪称「吝啬」，恨不得不吃饭用西北风把自己喂饱，却在女儿订婚前，爽快地拿出一把把供应票据：米、面、油、肉，让女儿嫁得风风光光，衣食无忧。

但邵老太落下的「病根」就是，那段时间真的饿到怕了，现在禁食，她再次次陷入当年的无米无粮的恐慌。

ICU 里，一个昏迷的病人躺在她旁边，她突然很严肃，跟我们一下一下比划：「这个人住进来好几天都没吃饭，应该是被饿死掉了！你们得把他抬出去，不然会发臭的，我保证不告发你们。」

她甚至会在禁食期间不断产生各种「幻觉」：有时指着科室的药品冰箱，愣是让我从里面给她拿根冰棍。在我们给她输状似牛奶的「脂肪乳剂」时，指着旁边的除颤仪说，牛奶要放进微波炉里，热热更好喝。

邵老太经历了一周的幻想，终于等到解除禁食的日子。我等不及她女儿送来的饭，先给她泡了一碗藕粉。

邵老太丝毫不晓得何为矜持，一把抢过，两三口囫囵吞完，然后指着我比划：太少了！是不是觉得我打不过你了，不给我吃饱？

那段时间里，邵老太只要一有机会，就想要吃的。

而我们也在控制量以内，尽量满足她的要求。对经历过那个时代的人来说，当下最需要填补的，就是曾经缺失的安全感。

7.

治疗就快要接近尾声，邵老太的情况越来越好。

只是住院时间一长，她忽然关心起自己的医药费，心血来潮地问我：自己花了多少钱，还抓着女儿问：家里还剩多少钱，会不会因为她住太久，家里已经吃不上饭了？

我意识到，她的记忆交错在一起，时而清晰，时而混乱，但总离不开她的小家，和她一点一点熬过来的那些日子。

女儿听完笑了出来，告诉邵老太：「老妈你享受退休职工的医保，有报销的。」

邵老太松了一口气，但随即又摆出一副不赞同的表情：工会的钱也不能浪费，家里和组织的钱总是花一天少一天的。

后来，为了让邵老太安心，她女儿探视时带来了一沓红红绿绿的钞票。

从那以后，邵老太多了一个乐趣：每天晚上定时清点账目，把每张钞票都捻得哗哗作响。就像她年轻时做供销社销售员时一样。

那些来自过去的记忆总能给她最大的满足感和安全感。

数完了钱，邵老太会把钱缝进自己的被子或枕头里，然后幸福地睡着，第二天起来就忘个精光。

于是，我们也配合着邵老太，交接班的时候一人放哨，一人悄悄拆开邵老太的被子枕头，把红红绿绿的钞票取出来，清点一遍之后交还给送早餐的女儿，让她下午探视时再送来一遍。

这个场景每天都会在 ICU 里上演——女儿每天都不厌其烦地送，邵老太每天也会不厌其烦地点。女儿送来的钱一直没少，邵老太很开心，她得出了自己的结论：钱没少说明自己没有地方需要花，那么病情一定是在慢慢好转。

对于这样的「小游戏」，女儿和邵老太之间已经心照不宣。

罹患老年痴呆之后，邵老太总是喜欢到处找旧版人民币，喜欢找各种票据。女儿问她干什么，邵老太一脸焦急地说：「我存的那些粮票布票哪去了？你马上要结婚了，我得给你准备起来。」

女儿只好每天都拿着新版人民币带着邵老太去买旧币，还会把结婚证给邵老太看，告诉邵老太，她已经成了婆婆，你每天赶走的小两口是我生的娃，你的外孙。

女儿不停的重复，希望邵老太即使活在过去，也能找到安全感。

因为曾经的母亲，也是这样为了她一意孤行的。

女儿初中毕业时，很多人说让邵老太的女儿顶替邵老太进厂当工人，赶紧赚钱补贴家里，但邵老太最懂女儿的心思。她对女儿说：「我一辈子不识字，但妈知道你爱读书，我希望你能做个有文化的人。」女儿知青下放时，邵老太邮寄各种书籍给女儿，鼓励她不要放弃文化课。女儿知青返城后，谁也没有想到，邵老太没让女儿进厂子，而是让女儿去参加高考。

女儿成了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批大学生。

为此，邵老太非常骄傲，她不止一次地告诉女儿，唯有读书才能改变生活。女儿也很感念，「都是母亲，我才是现在的我。」

一眨眼，邵老太从夏天住到了秋天，病情也趋于稳定，她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需要使用的药物也逐渐减量。主管医生开始重新考虑让她彻底脱机的事。

一切都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

邵老太脱机的时间越来越长，活动半径多了一些，每天像巡洋舰似的在病房里散步一圈。把自己和周围仪器包裹着的病人比比，脸上竟然隐隐浮现了一丝优越感。

或许她是觉得，和其他吊着挂瓶的病人比起来，自己还有的吃。

我们都做好了邵老太出科的准备。我给邵老太的女儿推荐了一款家用无创呼吸机，邵老太也向我们保证，按时吃药，避免复发。

她那快活的神情，会让我觉得，即使她 30 岁那年再艰难，如今度过了一遍，可能也是充满甜味儿的岁月。

8.

临出院前，邵老太已经获准在 ICU 内短距离活动。

她隔壁新收进来一个车祸伤的小男孩，双腿裹着石膏动弹不得，整日哭喊着要回家，像极了刚入院时的邵老太。

邵老太对这个新来的小邻居很好奇，慢慢踱到小男孩身边。

她摆出自认为最好看的笑脸，摸摸小男孩的脑袋，掏出女儿留给自己的点心放进男孩的嘴里。

饼干、橘子，邵老太像一个变戏法的圣诞老太太，笑眯眯地一口接一口喂小男孩。

不多会儿，嘴里鼓鼓囊囊的小男孩就不哭了，甜乎乎地冲着邵老太喊「奶奶」。

邵老太嘴里无声地应着，摸着小男孩脑袋的手更温柔了。那段时间，来往经过 ICU 的病人和家属总能看到这一老一小凑在一起乐呵呵的身影。

在这个连空气都异常凝重的屋子里，从没有过这么多欢乐和温馨的气息。

小男孩出科那天，一步三回头地挥手跟邵老太告别，大声冲邵老太喊着，「奶奶，你好了记得来看我！」

男孩的背影消失在了走廊的尽头，邵老太依然倚在 ICU 的门口，定定地站着，很久很久。

突然，她转头问我：「男孩呢？」

我愣了一下，随即反应过来，告诉邵老太，「男孩回家了。」

「他回家了？」

「嗯，回家了。」

一遍又一遍，邵老太重复问了我很多次，我就陪着她回答了很多次。

我不知道邵老太答应去看小男孩的事她能记着多久，但是看到她的记忆里开始出现新的角色，我由衷地开心。

我以为邵老太是要强，不停地鼓励她：「邵老太诶，你这么厉害，咱们也努努力，争取早点儿出去呗？」

邵老太没应我，只是一个人若有所思。

下午孙子孙媳来看望邵老太，之前，他们在邵老太眼里是经常闯进家里的小偷。但那一天，邵老太整个下午都是笑嘻嘻的，也没有赶人，只是看着孙子说：「我再坚持两年，重孙子都来了，我一定要出去，给他包红包！」

当时我以为，邵老太的愿望肯定能够实现，因为接下来只剩试堵管了。只要成功，她就能出院。

让所有人没想到的是，准备试堵管的前一夜，邵老太病情再次出现变化。病情变化之快，预后之差超出我们的想象。

靠着呼吸机和各种药物，邵老太还有最后一丝呼吸。

我深知慢阻肺病人的最终走向，也深知 85 岁高龄，多种病缠身的病人病情反复是一种常态，但我总觉得，邵老太那么威武彪悍，完全可以再打一场胜仗。

邵老太穿着粉色的小碎花睡衣，双眼紧闭，空前安静地躺在床上，身上缠绕着各种管道和仪器线路——这是邵老太最讨厌的状态，她讨厌这些仪器把她像困兽一样困在这张小床上，让她回家的路越来越远。

所有仪器上的参数都在告诉我们：这个老人战斗了一辈子，现在要鸣金收兵了。

邵老太的女儿从容镇定，不管医生告诉她什么不好的消息，她都只是点头，微笑致意。

只有在面对母亲时，她会俯下身，靠近母亲的额头，语带哽咽，轻轻说着告别的话。

她说过，邵老太患病二十多年，年龄也一日大过一日，这些年进进出出医院无数次，她已经想过了任何结果。现在这一种结果，她觉得未尝不好。

至少邵老太不是孤零零地缩在旧时记忆的角落里，默默承受最苦难的那段时间。

她不再挨饿，她有数不清的粮票布票，她的女儿每天都在告诉她，自己嫁给了一个好人。

这些日复一日的喜报，就像一块「橡皮擦」，每个人将它高高举起，在邵老太生命的最后一段时光，擦去那些过去不好的记忆，让她尽可能沉浸在幸福里。

邵老太走后的很长一段时间，我会不自觉地在一拨拨病人里找邵老太的影子。

恍惚片刻后我才意识到，邵老太已经离开我了，而且，是带着美好的记忆。她战胜了过去。

无论是 30 岁还是 85 岁，她都记得自己是幸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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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yec

58楼 cyec说：
刚才发的是这个专栏的最后一篇文章。接下来我继续发一些其他专栏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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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文东

59楼 李文东说：
继续支持，多谢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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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故而知新

60楼 温故而知新说：回8楼cyec
好故事，谢谢楼主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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