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熙时代的农民，为何视土地为祸害?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两个农民不肯种粮食、甚至连土地也不肯再拥有的故事。



第一个故事发生在宋仁宗时代。


北宋大中祥符四年（1011年），宋真宗派人前往福建“取占城稻三万斛”，将这些耐旱的稻种，分发给江浙两淮的民众播种，且将种植办法写成榜文，由地方政府普及给江浙两淮民众。①


一般认为，占城稻来自越南，是一种高产、早熟且耐水旱的优良品种。自宋真宗以皇权之力推广占城稻开始，之后北宋的历代皇帝，都曾在皇宫后苑种植水稻，以示范天下。稻子成熟之日，皇帝还会“召近臣观刈占城稻”②，然后举办宴会庆祝。


然而，仅仅过去了四十年，北宋的底层百姓便已不愿种地了。宋仁宗至和二年（1055年），在并州做官的韩琦，给皇帝上了一道奏章，内中说：

“州县生民之苦，无重于里正衙前。……至有孀母改嫁，亲族分居，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规图百端，以茍脱沟壑之患。殊可痛伤。”③

大意是：州县百姓最痛苦的负担，莫过于担任里正衙前。为了逃避被官府指派去担任里正衙前，底层百姓们想尽了办法，比如守寡多年的老母无奈改嫁，同居已久的亲族被迫分家，还有人把自己的土地免费送人，只求官府做资产评定时不要被定为上等。还有人选择自杀，好让户下只有一个男丁。如此种种，都只是为了避免被选中去做里正衙前，进而遭遇家破人亡。这实在是一种见者伤心、闻者落泪的悲惨现象。

什么是“里正衙前”？简单说来就是一种被征发去为官府免费服务的劳役。按当时的制度，“里正衙前”这项职务，须由乡里的一等户（由官府按资产多少来评定，乡里分五等，城里分七等）来轮流担任。被选中后，便要负责替官府去运输物资、征收税粮，并承担其他杂七杂八的事情。运输物资的路费，须由“里正衙前”自己负担；物资有损失，须由“里正衙前”按官定价格赔偿；税粮征收不足，也须由“里正衙前”自己掏出钱粮来补足……
不难想见，这些来自底层民间的富户，没有力量来抗御官府的种种“行政成本转移”。他们最终只有一个结局，便是韩琦所说的“败亡”，许多人卖儿卖女卖妻子卖家产，也补不上因“里正衙前”而产生的债务窟窿。
为了逃避这种悲惨的结局，他们只好“或弃田与人，以免上等，或非命求死，以就单丁”——把土地送人是为了让资产缩水，让自己成不了上等户，从而免去“里正衙前”之祸；户下男丁选择自杀（比如年迈的父亲），是为了让家庭由多丁户变成单丁户（比如剩下壮年的儿子），从而免去“里正衙前”之祸。④
?韩琦关于百姓“弃田与人”的奏章
第二个故事发生在康熙时代。
叶梦珠是清朝初年的一位史学家，松江人（今上海）。他留心观察社会，将自己六十余年来的所见所闻写成《阅世篇》一书，内中详细记录了松江地区的许多时代变迁。

其中便提到，康熙初年的松江百姓有一种普遍认知，觉得田地是个祸害，谁名下的田地多，谁就要倒霉：
“康熙元二三年间，石米至五六钱。而差役四岀，一佥赋长，立刻破家。里中小户有田三亩五亩者，役及毫厘，中人之产化为乌有。狡书贪吏，朋比作奸，图蠧虎差，追呼络绎。视南亩如畏途，相率以有田为戒矣。往往空书契劵求送搢绅，力拒坚郄并归大户，若将浼焉；不得已委而去之，逃避他乡。”⑤
大意是：康熙元年、二年、三年那段时期，松江地区一石米（约合现在156市斤）只值五、六钱。朝廷摊派下来的差役极多，百姓一旦被任命为“赋长”，便要立刻破户亡家。百姓名下有三亩五亩耕地者，一毫一厘都要摊派差役，松江地区的中产之家全都完蛋了。再加上贪官污吏层层盘剥，松江百姓已将耕地视为极可怕的东西，互相告诫千万不要拥有田产。百姓们常拿着空白文书去找地方上的士绅，求他们把自己的田产收下，仿佛这田产被污染了有毒一般。若找不到人接盘，便只好干脆抛弃家园流浪他乡。

? 叶梦珠关于松江百姓“视南亩如畏途”的记载
所谓“赋长”，其实便是明代的“粮长”，也可以大体认为相当于宋代的“里长衙前”——他们的主要工作都是替朝廷征收税粮，主要作用也都是替官府承担行政成本。“赋长”的权势，对下不足以威逼百姓去搜刮他们，对上不足以抵御官府和胥吏的刁难盘剥，还得承担税粮征收与运输中产生的各种损害，以及垫赔逃亡民众的税粮。所以，在康熙时代，任何一个乡村的中产之家，一旦因资产充裕而被官府指定为“赋长”，无论是五年一轮换还是十年一轮换，他们都只有一个命运，那就是家破人亡。
这也正是松江百姓不愿名下拥有土地的核心原因。
传统历史叙事谈到中国古代的农业问题，常将重点放在兼并和反兼并的对抗上。殊不知，影响古代农业产量的主要因素，往往不是兼并，而是农民对土地的态度。当他们视土地为祸害、不愿努力置办更多田产、甚至抛弃田产去做流民时，整个社会的精耕细作便消失了，粮食产量也会随之大幅下跌——本文所讲的这两则故事，恰恰并非个案，而是一种常态。
? 康熙朝服像
比如，南宋的政策，与北宋没有本质区别——宋高宗绍兴三年，户部曾上奏朝廷，说百姓因负担太重，弃田流亡已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明朝的情况也是如此。明代人顾公燮说，当时对江南征收“白粮”，惯例是“用富民主运，名曰粮长，往往破产”——将征收、运输税粮的行政成本，转嫁给民间富民，让他们做粮长，这些人做了粮长便要破产。顾算了一笔账：二十万石税粮，算上“京仓耗羡铺垫明色吏胥需索”等费用，最后要花费相当于二百余万石的财富，才能完成。如果运输途中翻个船进个水，“则身家糜碎矣”，全家人被挫骨扬灰都不够。所以，每当五年一次的富户筛选工作启动后，那些被官府确定为富户者，便“争衣褴褛衣，为穷人状，哀号求脱”，他们穿上破布烂衫，把自己搞成穷苦困顿的模样，徒劳地哀嚎着乞求摆脱。⑥
有社会关系者，可以选择将自己的田产藏匿到本地的大士绅名下（有功名者可以免除差役，他们拥有的社会关系也足以使他们不会被指定为粮长），无社会关系者，便只能将自己的土地免费送给士绅，自己降格为佃户，或干脆离乡出逃做流民。据此，明朝人范濂说，“松赋正额，民已不堪，而额外又有均徭，……况兼凶荒赔纳，其利安在，而士民何乐于有田也？”⑦——松江地区的正规赋税已经很重，税粮之外还有徭役，加上灾荒和赔纳（指富户做粮长的沉重负担），种田根本就没利润可言。制度如此恶劣，当地士民怎么可能乐于拥有田产？
康熙时代那种视土地为祸害的现象，在晚清也同样能够见到。光绪三十二（1906）年九月，《华字汇报》刊载了一则陕西的新闻。里面写道，陕西将摊派下来的庚子赔款“全数加入地丁”，直接扣在陕西农民头上，百姓早就被压得喘不过气来；最近政府要修建西潼铁路，社会上出现传言，说这笔钱也要按田亩加派，于是：
“渭北各州县人心惶惶，以有地为累，争先贱售，甚至连阡累陌有不索一钱甘心送人耕种者。”⑧
慈禧太后“量中华之物力”保住了权位，代价是沉重的庚款摊派将民众压迫得喘不过气来，以至于这些农民再次拾起“两害相权取其轻”的传统智慧，离开了土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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