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生率跌破1%，结婚人数创17年新低，人口学家建议用法律保护稳定的同居关系

天涯过客

楼主 天涯过客说：
近日，“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登上热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首次呈现为个位数，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也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此外，统计年鉴还显示，结婚登记人数已连续7年下降，2020年创17年来新低。在离婚数据方面，2020年共有433.9万对人离婚，较2019年减少了36.16万对。离婚率则是罕见回落，止住了多年来的上升趋势，降至3.09%。
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男女比例失衡与低生育率有直接的关系吗？婚姻制度是否发生了新变化？11月25日，时代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
陈卫指出，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加速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都会显著促进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全世界范围初婚年龄都在推迟，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对于结婚率、出生率下降的影响，陈卫表示，这会进一步加重少子老龄化。在陈卫看来，与结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未婚同居人数不断增长，与出生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工流产率的居高不下。
陈卫进一步解释道，在西方婚姻与生育之间是弱关系，而在中国则是强关系。西方国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为整体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于对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尝试像法律婚姻一样将其制度化。他建议中国也可考虑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以利于生儿育女。未来结婚率、出生率还将持续走低
时代财经：人们总爱祝贺新人“早生贵子”，结婚人数下降、出生率低的原因有哪些，两者是交织影响吗？
陈卫：中国出生人数以及结婚人数的变化既体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
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是一种周期性的人口变化趋势。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发现在1970年代、1990年代都出现了结婚率、出生率下降地现象，2010年代以来又出现这种下降。所以不能只截取一个小片段大加渲染，而忽视长期性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正在经历的结婚率下降与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有很大关系。1970年代和1990年代，初婚年龄推迟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而目前则是在生育政策不断放宽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代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时代财经：能具体谈谈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发挥决定作用吗？
陈卫：我们通过人口学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进行分解发现，从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即2013年11月以来，几乎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
其中包括，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的下降趋势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而婚姻加速推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2006年-201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5岁，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上升到27.3岁，均推迟了3年。而且2012年以来的推迟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年份。
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七普结果显示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
时代财经：这些原因是结构性的、难以逆转的吗？
陈卫：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巨大的流动人口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都会显著促进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
全世界范围初婚年龄都在推迟，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初婚年龄还将发生进一步、更大地推迟，因此对未来结婚率、出生率还将持续发生压低作用。
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
女性面临“母职+公职”双重压力
时代财经：除了上诉原因，文化也会影响女性推迟结婚生育吗？
陈卫：低生育率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这些附加条件包括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迟结婚、生育。
这个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
以生育二胎为例，根据我们的调查，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
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养育方式使得养育成本非常高。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普惠性的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体系，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帮忙辅助照顾。
市场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长期存在。女性为了在市场上获得跟男性同等的竞争力，只能选择推迟结婚、生育。
时代财经：除此之外，结婚人数下降与超常规的性别比例有关吗？男女比例失衡也与低生育率有直接的关系吗？
陈卫：应该是有关系的，但是不能确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最近我们在做婚姻的研究，农村的初婚年龄一直低于城镇，但是可能会掩盖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现象。
我们的研究使用一种新的方法，发现2015年前后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开始显现，因为受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影响的人群陆续进入结婚生育年龄。
虽然性别比例失调会对结婚率、出生率产生影响，但是其影响是比较小的，远远不足以解释近年来结婚率、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近年来的下降主要还是由于适婚人群规模的明显下降和初婚年龄的加速推迟。
时代财经：社会学上有关于婚姻制度的讨论，有研究或观点认为，婚姻制度终将瓦解，人们的心理、生理需求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得到满足。你认为，结婚登记人数已连续7年下降，去年创17年来新低。除了疫情的影响，是否在经济、社会等原因的推动下，婚姻制度已经发生新的变化？
陈卫：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
即使中国的婚姻制度长期比较稳定，但是也一直在发生变化，而结婚人数连续7年下降不能说明婚姻制度可能走向瓦解。
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初结婚人数也是一直在下降，但后来结婚率、出生率又上升了。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以及更多科学严谨的研究。
建议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
时代财经：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分别会带来哪些不社会影响？
陈卫：结婚率、出生率下降会进一步加重少子老龄化。但是与结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未婚同居的不断增长，与出生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工流产率的居高不下。
因此，这正反两面的现象和趋势都值得关注，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都需要在正反两面进行努力，减少和消除消极后果。
时代财经：自从三胎政策出台以后，相关配套政策也有陆续出台。政策除了发力鼓励保障生育，是否有必要鼓励结婚？如何通过一些政策鼓励婚恋？
陈卫：面对不断增强的初婚年龄推迟和初婚率下降趋势，应尽快制定和实施婚姻促进政策。
一方面，虽然世界各国实际初婚年龄都在不断推迟，但很多国家的女性法定婚龄都在20岁以下，我国女性的法定婚龄也可以适当调整，以适应更加自主的婚姻生育需求；
另一方面要加强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机构以及其他各种政府和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帮助年轻人联谊、恋爱、结婚等，同时国家也要在结婚费用补贴、结婚购房优惠或补贴、申请廉租房结婚、延长婚假等方面制定政策降低结婚成本，促进年轻人结婚。
另外，在西方国家，婚姻与生育之间是弱关系，而中国这两种之间是强关系。西方国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为整体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于对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尝试像法律婚姻一样将其制度化。建议中国也可考虑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以利于她们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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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涯过客

沙发 天涯过客说：
近日，“人口出生率首次跌破1%”登上热搜。
根据国家统计局公布的《中国统计年鉴2021》，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首次跌破10‰，首次呈现为个位数，创下了1978来的新低。同期，全国人口自然增长率(出生率-死亡率)仅为1.45‰，也创下1978年以来的历史新低。
此外，统计年鉴还显示，结婚登记人数已连续7年下降，2020年创17年来新低。在离婚数据方面，2020年共有433.9万对人离婚，较2019年减少了36.16万对。离婚率则是罕见回落，止住了多年来的上升趋势，降至3.09%。
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的原因是什么？男女比例失衡与低生育率有直接的关系吗？婚姻制度是否发生了新变化？11月25日，时代财经就上述问题专访了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
陈卫指出，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流动人口加速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都会显著促进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全世界范围初婚年龄都在推迟，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
对于结婚率、出生率下降的影响，陈卫表示，这会进一步加重少子老龄化。在陈卫看来，与结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未婚同居人数不断增长，与出生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工流产率的居高不下。
陈卫进一步解释道，在西方婚姻与生育之间是弱关系，而在中国则是强关系。西方国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为整体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于对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尝试像法律婚姻一样将其制度化。他建议中国也可考虑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以利于生儿育女。
图片来源：图虫创意
未来结婚率、出生率还将持续走低
时代财经：人们总爱祝贺新人“早生贵子”，结婚人数下降、出生率低的原因有哪些，两者是交织影响吗？
陈卫：中国出生人数以及结婚人数的变化既体现了人口再生产的周期性变化规律，也反映了不同时期生育政策和经济社会发展因素的不同影响。
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是一种周期性的人口变化趋势。如果把时间拉长，我们发现在1970年代、1990年代都出现了结婚率、出生率下降地现象，2010年代以来又出现这种下降。所以不能只截取一个小片段大加渲染，而忽视长期性的变化趋势。
另一方面也要看到目前正在经历的结婚率下降与初婚年龄加速推迟有很大关系。1970年代和1990年代，初婚年龄推迟与计划生育政策有很大关系，而目前则是在生育政策不断放宽的条件下发生的，这代表经济社会发展起着决定性作用。
时代财经：能具体谈谈经济社会发展如何发挥决定作用吗？
陈卫：我们通过人口学分解方法对近年来中国出生人数下降进行分解发现，从实行单独两孩政策以来，即2013年11月以来，几乎所有影响出生人数的人口学因素都在促使出生人数下降。
其中包括，育龄妇女规模和已婚比例的下降趋势在持续压低出生人数。2017年以来育龄妇女年龄结构促使出生人数下降，而2018年和2019年已婚生育率下降又进一步压低出生人数。
值得注意的是，育龄妇女规模下降和结构老化是由以往的生育政策和生育率下降决定的，而婚姻加速推迟则是经济社会发展的结果。
根据2017年全国生育状况调查，2006年-2017年，妇女平均初婚年龄从23.6岁上升到26.5岁，平均初育年龄由24.3岁上升到27.3岁，均推迟了3年。而且2012年以来的推迟幅度明显大于之前年份。
婚育年龄的显著推迟与城镇化的快速推进，特别是1990年代末以来高等教育扩张带来的女性受教育程度大幅度提高有很大关系。
七普结果显示城镇化率达到63.89%，比六普上升14.21个百分点。中国的高等教育程度人口大幅度增长，每10万人中具有大学文化程度的由六普的8930人上升为15467人。中国实行高等教育扩张政策，使得在过去30年中高等教育毛入学率增加了10倍，已经超过50%。育龄人群中高等教育比例上升，即使各类教育程度的生育率不变，整体的生育率也会明显下降。
时代财经：这些原因是结构性的、难以逆转的吗？
陈卫：教育水平的大幅度提高、巨大的流动人口增长和快速的城镇化都会显著促进结婚率、出生率的下降。
全世界范围初婚年龄都在推迟，这是经济社会发展和现代化进程中的必然趋势，中国的初婚年龄还将发生进一步、更大地推迟，因此对未来结婚率、出生率还将持续发生压低作用。
人口学家、中国人民大学社会与人口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陈卫
女性面临“母职+公职”双重压力
时代财经：除了上诉原因，文化也会影响女性推迟结婚生育吗？
陈卫：低生育率问题在亚洲国家尤为明显。
深受儒家文化影响的亚洲地区，结婚是一个带着很多附加条件的“包裹”，这些附加条件包括承担家务劳动、生孩子和照料孩子。家庭内部家务劳动分工的不平等使得很多女性推迟结婚、生育。
这个问题在中国普遍存在，社会对女性存在“母职+公职”的双重期待。
以生育二胎为例，根据我们的调查，生育养育孩子的经济压力和照料负担是目前阻碍家庭生育二孩的两大现实性限制因素。在不想生第二个孩子的女性中，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经济条件不允许”。
城市不断攀升的房价、越来越高的养育费用、市场养育服务的高成本让家庭“生不起”、“不敢生”。尤其是全社会高度重视下一代的教育，家庭对教育存在过度追求的现象，学区房、课外辅导等精养型的养育方式使得养育成本非常高。
“没人帮忙照顾孩子”是影响城市女性不想再生孩子的第二大因素。现阶段中国托幼服务体系尚不完善，没有普惠性的0-3岁婴幼儿托幼服务体系，孩子照料压力完全由家庭承担，目前的主流养育模式是夫妻自力更生、由父母帮忙辅助照顾。
市场环境对女性并不友好，对女性的各种显性和隐性的就业、升职等歧视长期存在。女性为了在市场上获得跟男性同等的竞争力，只能选择推迟结婚、生育。
时代财经：除此之外，结婚人数下降与超常规的性别比例有关吗？男女比例失衡也与低生育率有直接的关系吗？
陈卫：应该是有关系的，但是不能确定有多大程度的影响。
最近我们在做婚姻的研究，农村的初婚年龄一直低于城镇，但是可能会掩盖农村男性婚姻挤压的现象。
我们的研究使用一种新的方法，发现2015年前后农村男性的婚姻挤压问题开始显现，因为受出生性别比严重失衡影响的人群陆续进入结婚生育年龄。
虽然性别比例失调会对结婚率、出生率产生影响，但是其影响是比较小的，远远不足以解释近年来结婚率、出生率的大幅度下降。近年来的下降主要还是由于适婚人群规模的明显下降和初婚年龄的加速推迟。
时代财经：社会学上有关于婚姻制度的讨论，有研究或观点认为，婚姻制度终将瓦解，人们的心理、生理需求可以通过不同的形式得到满足。你认为，结婚登记人数已连续7年下降，去年创17年来新低。除了疫情的影响，是否在经济、社会等原因的推动下，婚姻制度已经发生新的变化？
陈卫：对这个问题我没有研究。
即使中国的婚姻制度长期比较稳定，但是也一直在发生变化，而结婚人数连续7年下降不能说明婚姻制度可能走向瓦解。
中国在1980年代后期到2000年代初结婚人数也是一直在下降，但后来结婚率、出生率又上升了。所以，这个问题需要更长时间的观察，以及更多科学严谨的研究。
建议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
时代财经：从当下的社会现实出发，出生率低、结婚人数下降分别会带来哪些不社会影响？
陈卫：结婚率、出生率下降会进一步加重少子老龄化。但是与结婚率下降相伴随的是未婚同居的不断增长，与出生率下降相伴随的是人工流产率的居高不下。
因此，这正反两面的现象和趋势都值得关注，人口政策和社会经济政策都需要在正反两面进行努力，减少和消除消极后果。
时代财经：自从三胎政策出台以后，相关配套政策也有陆续出台。政策除了发力鼓励保障生育，是否有必要鼓励结婚？如何通过一些政策鼓励婚恋？
陈卫：面对不断增强的初婚年龄推迟和初婚率下降趋势，应尽快制定和实施婚姻促进政策。
一方面，虽然世界各国实际初婚年龄都在不断推迟，但很多国家的女性法定婚龄都在20岁以下，我国女性的法定婚龄也可以适当调整，以适应更加自主的婚姻生育需求；
另一方面要加强共青团、工会、妇联等机构以及其他各种政府和社会力量，通过各种有效形式帮助年轻人联谊、恋爱、结婚等，同时国家也要在结婚费用补贴、结婚购房优惠或补贴、申请廉租房结婚、延长婚假等方面制定政策降低结婚成本，促进年轻人结婚。
另外，在西方国家，婚姻与生育之间是弱关系，而中国这两种之间是强关系。西方国家同居，即非婚生育成为整体生育的重要、甚至主要组成部分，很大程度是源于对非婚同居和婚外生育给予承认和保护，并尝试像法律婚姻一样将其制度化。建议中国也可考虑将稳定的同居关系或事实婚姻给予法律保护，以利于她们生儿育女。
本帖来自安卓秘书

天涯过客

板凳 天涯过客说：
　　2011年至今，我国生育政策已从“双独二孩”发展到“全面三孩”。历经10年嬗变，“让不让生”已不再是问题，取而代之的是“想不想生”和“生了怎么养”。 　　回顾政策历程，10年间，从2011年的“双独二孩”，到2013年的“单独二孩”，再到2016年实施“全面二孩”，2021年放开“三孩”，这表明政府提高人口生育水平的决心。事实上，生育背后还有诸多复杂的社会因素相互牵扯，“说生就生”并不容易。 　　在此10年之际，澎湃新闻推出“生育的细节”系列报道，精选国内外新刊发的人口研究，将后人口转型时期人们的生育决策及行为置于“显微镜”下，以人为本，探究细节。 　　今天，本系列推出第四篇，聚焦“80后”、“90后”的生育行为与意愿。 　　国家统计局官网近期公布了《中国统计年鉴2021》，其中，2020年全国人口出生率为8.52‰，创下了1978年来的新低；2020年814.33万对的结婚登记人数，也创下近17年中的新低。 　　当代年轻人，真的不愿婚育了吗？ 　　不同于“不婚不育保平安”的网络调侃，北京大学社会研究中心助理教授於嘉近期的一项研究给出另一切面：在家庭形成方面，我国的年轻人仍然普遍渴望进入婚姻，婚姻形成上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初婚年龄的推迟，而非主动不婚率的升高。 　　数据显示，在“90后”中，仅有约三分之一的男性和一半左右的女性在25岁之前进入婚姻。作者提出，中国未婚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非自愿单身，因为一些男女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匹配的伴侣。 　　此外，研究显示，在年轻人中，不育仍为极小众的选择，在“80后”与“90后”群体中，仅有1.1%和3.8%不想生育子女。 　　该研究题为《Union formation and childbearing among Chinese youth： Trends and socioeconomic differentials》（《中国青年的结合与生育：趋势与社会经济差异》），文章于2021年9月16日发表于《Chinese Journal of Sociology》（《社会》英文刊）。研究试图回应社会中对于年轻人不婚不育的探讨，并分析年轻人在婚育行为与观念上基于社会经济地位的分化。 　　“80后”、“90后”结婚年龄不断推迟，大龄未婚或非自愿 　　该研究试图了解年轻人对婚姻的态度。研究基于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China Family Panel Studies 2018，CFPS 2018）的数据，CFPS收集了有关受访者的婚姻和同居史、生育史、家庭观念以及其他人口和社会经济特征的详细信息。在该研究中，年轻人被定义为1980-1999年间出生的人。 图1 。（a）男性各出生群体初婚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b）女性各出生群体初婚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论文附图。 　　就不同年龄群体男女的初婚年龄而言，如图1（a）显示，男性的初婚年龄在各出生群体中有所推迟，尤其是“80后”和“90后”男性。对于1970年以前出生的男性来说，初婚年龄相对较早，他们当中95%以上在40岁之前结婚。 　　“70后”男性中，约三分之二在25岁之前结婚；“80后”男性中，超过半数在25岁时还没有结婚；对于“90后”男性来说，只有约三分之一的人在25岁之前结婚。“80后”男性未婚比例也有所增加，“80后”男性中到35岁还没有结婚的比例比前几代人都多。 　　与男性相比，图1（b）显示，女性初婚年龄推迟更为明显。“70后”女性大约80%在25岁之前结婚。然而，“80后”及“90后”女性中，超过30%的人在25岁时还没有结婚。此外，“80后”女性中30岁还没结婚的比例也显著增加，达到8%左右。 　　就婚姻态度而言，数据显示，在10-19岁的青少年中，只有不到4%的人不想结婚。在20-24岁的未婚人士中，分别有0.6%和1.7%的男性和女性不想结婚。 　　随着年龄增长，不想结婚的比例开始提高。对于25岁以上的受访者，就女性而言，25-29岁的未婚女性中不想结婚的比例为0.7%，30岁及以上的未婚女性不想结婚的比例为1%。在25岁以上的男性中，这一比例明显更高，25-29岁的未婚男性中，不想结婚比例为2.7%，30岁及以上的男性比例为5.2%。 　　在作者看来，对于30岁以上的未婚人士，不想结婚的意向可能是自愿，也可能是非自愿的。研究结果显示，在30岁以上未婚且不愿结婚的男性中，64.5%的人是小学及以下学历，受教育程度较低的大龄男子可能因为缺乏经济实力而被排除在婚姻市场之外，因此他们被动地选择未婚。 　　作者综述了此类变化：考虑到中国女性持续的“上攀”婚姻偏好，一定比例的社会经济地位较低的男性和社会经济地位较高的女性可能在一生中保持单身。因此，中国未婚率的提高主要来自于非自愿单身，因为一些男女在婚姻市场上找不到匹配的伴侣。 　　作者表示，总的来看，在家庭形成方面，我国的年轻人仍然普遍渴望进入婚姻，婚姻形成上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初婚年龄的推迟，而非主动不婚率的升高。 　　在婚姻观念方面，研究发现中国年轻人对家庭的重视程度非常高，即便是在“90后”群体中，对“家庭幸福”的重视程度也高于对“个体实现”的重视程度。相比之下，人们对“与配偶关系亲密”的重视程度则较低，但相比1980年以前出生的群体，“80后”和“90后”对此的重视程度有所上升。 　　作者认为，随着年轻一代越来越重视夫妻关系，中国家庭可能会从“子女中心（child-centered）”过渡到“以夫妻为中心（couple-centered）”的模式。 　　仅有3.8%的“90后”不想生孩子，不育仍是小众选择 　　作者提出了一个疑问：对大量的“80后”和“90后”群体，当他们进入生育周期后，我国已经逐渐放开了生育政策，受到政策的影响，其生育观念与行为是否会与之前的出生世代有所不同呢？ 图2。各出生群体女性生育第一个孩子的Kaplan-Meier生存曲线。论文附图。 　　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2018年的数据，约有一半“80后”女性在25岁时已经生育了第一个子女，到30岁时，80%以上的“80后”女性已经生育子女。相较于“80后”女性，“90后”女性的生育时间略有推迟。 　　前几代人中，1980年前出生的女性生育行为很普遍，95%在40岁以前已经生育。就生育水平来看，1950年以前出生的女性生育率较高，非农业户口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为2.6，农业户口女性的平均生育子女数为3.2。 　　对于1950年以后出生的女性，生育行为受到了计划生育政策的显著影响，“70后”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已低于替代水平，非农业户口女性平均生育子女数仅为1.3，农业户口女性为1.8。 　　就“二孩”情况来看，“80后”女性中，生育二孩的比例已经达到51.3%，考虑到“80后”女性育龄尚未结束，研究预计这一比例还会进一步增加。“90后”女性中，生育二孩的比例达到了18.2%。 　　在生育态度方面，平均理想子女数量逐代下降。对于1970年以前出生的人，平均理想子女数为2.3；对于“70后”和“80后”，平均理想子女数下降到1.9；而对于“90后”，这一数字下降到1.7，处于世界最低水平之一。 　　就“三孩”生育态度来看，对于“80后”，想要生三个孩子的比例为6.9%，对于“90后”，想要生三个孩子的比例仅为2.9%。 　　在所有出生群体中，最常见的偏好是想要生两个孩子，在“70后”、“80后”、“90后”中，想要两个孩子的比例都超过60%。同时，研究还发现，只想要一个孩子的倾向在年轻人中越来越普遍，在“80后”中，有21.4%只想要一个孩子，而在“90后”中，有28.0%只想要一个孩子。 　　作者表示，2018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进行时，是中国“全面二孩”政策实施的第三年，但计划生育政策的长期实施已经改变了社会对生育的态度，许多人将“只生一个好”的宣传内化。因此，尽管计划生育政策在年轻人中放开，但相当一部分人只想要一个孩子。 　　值得注意的是，即便在年轻人中，不育仍为极小众的选择。数据显示，在“80后”与“90后”群体中，仅有1.1%和3.8%不想生育子女。 　　该研究还分析了受访者的生育观念，主要涉及“延续血统的重要性”和“孩子拥有良好前景的重要性”两个问题。分析发现，与延续血统相比，中国人更加重视孩子的前景。对于1990年前出生的人，男性和女性对子女前景重要性的评价差别不大，这表明中国人对孩子的成就寄予厚望。 　　然而，在“90后”中，对孩子成功重要性的评价显著下降。作者认为，一方面，对孩子前景的重视程度下降，可能是因为大多数“90后”还未进入婚育阶段，因此对孩子还没有明确的态度。另一方面，“90后”的反应可能表明，其对孩子的态度正在发生实质性的改变，这值得进一步探讨。 　　作者表示，总的来看，尽管已婚女性普遍生育，但中国年轻人的理想子女数和生育观念已经发生了重大变化。独生子女偏好逐渐增加，但是不生育并未成为主流的态度。如果还是缺乏有效的家庭友好及生育支持政策，未来生育率可能会继续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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